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嬖诹恕４耸钡牡胤焦伲蠖嗍悄昀系乃旯被蛏蔚慕坦伲卑竦木偃艘巡欢嗉砍錾淼脑蚋欠锩虢恰＜词古级薪砍錾淼墓僭备叭危餐珧唑训闼俚魉ΑＳ腥嗽酝蚶⑻炱簟⒊珈�3朝陕北宁州、安塞、延川、安定、安化、真宁等六州县官的出身作过统计，结果是该6州县130位州县官，只有5人是进士出身，而举人、贡生出身的却占95％以上。
这样的官员结构，是不利于吏治的。在明代，科举的身份是被十分看重的。像这些举人、贡生们都是多年场屋失意，没有进一步晋升的机会，才不得已而去补缺的。这些人年老力衰，日暮途穷，已没有什么进取的志向，因此多持得过且过的态度。事实上，朝廷对这些人也不甚重视，甚至会因他们的出身低微而歧视、排挤他们。而地方上的那些豪贾富室，也根本不把这些出身不高、威望不够的地方官放在眼里，照样我行我素，武断乡曲，违法犯禁。“官轻俗悍”的局面也就在所难免了。
既然没有晋升的机会，又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那么，这些被放逐到陕北的地方官们自然也就自暴自弃起来，贪污腐化，不问政事，也就是明末陕北地方官的普遍行为了。这对于本已地瘠民穷的陕北，自然是一种灾难。
不过，这仅仅是明末陕北多灾多难中的一面而已！明季的陕北，灾难不断，尤其以旱灾为最重。在万历朝48年间，陕北有记载的旱灾年份达25年。在天启朝，更是旱灾、蝗灾不断。到了崇祯年间，更是年年旱灾。如崇祯元年春夏，陕北滴雨未下，庄稼全被枯死。到了崇祯二年，旱情更加严重，延安、庆阳一带，便是灾情最重的地方。此年四月，有一位叫马懋才的陕北人给崇祯帝上了一疏，描述了陕北的惨状。
马懋才是陕北安塞县人，天启五年进士，备员行人。他先后到过关外、贵州、湖广等地执行过公务，对各地惨状比较了解。但他认为，各地情形，“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即最惨烈的是陕北。其实际情形远远超出有些大臣所描述的那种“父弃子，夫鬻其妻”、“掘草根以为食、采白石以充饥”之程度。他说：
“臣之家乡延安府自去年以来，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份，百姓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像粪糠皮，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勉强延以不死。到十月以后，蓬草已无，只得剥树皮充饥。榆树皮的味道稍好，所以百姓以此与其他树皮相杂而食，可稍缓其死。到年终树皮啃尽，百姓只得掘山中石块而食。石头性冷而且味腥，稍稍吃点便觉饱胀，几天后便腹胀下坠而死。那些不甘饿死的饥民，便开始相聚为盗，抢掠财物。政府也不能禁止。偶尔有被捉捕的饥民，也毫不在乎。他们称：饥饿而死与为盗而死都是死，与其坐而饿死，还不如为盗而死，因为做强盗而死，犹能做饱鬼！”
马懋才接着说：
“最可怜者，是在延安府安塞城西某处。此地每日必有弃婴数人，啼哭号泣，呼喊父母，甚至吃食粪土。到次日凌晨，这些弃婴已无一活者。而新弃者又至也。
更可怕的是，孩子以及孤身独行之人，只要一出城门，便无踪影。后来发现，城外之人以人骨为薪，煮人肉为食，才知原先失踪之孩童，都已被吃掉了。那些吃人的人，也于数日之后变得面目赤肿，燥热而死。因此，遍地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在县城之外，挖了几个大坑，每坑可埋数百人，被用来收拾骸骨。我到之时，已葬满三坑，而数里之外来不及掩葬者，又不知有多少了。小县尚且如此，大县则可想而知了。”
最后，马懋才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黎民百姓只能逃亡，成为饥民、流民，最终沦为盗贼。这就是秦中遍地是盗的原因！
据后来方志的叙述，崇祯朝初期，陕西几乎年年有大旱：
崇祯元年，全陕旱灾、霜灾，陕北尤重，人食蓬蒿。
二年，陕北又大旱，人相食。
三年，全陕旱灾，米脂县夏、秋颗粒无收。
四年，北起榆林，南至延安，大旱。
五年，陕北大饥，人相食，僵尸遍野。
六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
饥荒之年，粮价飞涨。如崇祯二年陕北粮价每石4两，至三年米脂每石4两，府谷已涨至每石6两。崇祯四年，延安等地涨到每石6至7两，安定等地竟涨至每石12两。粮价居高不下，其危害十分严重，而拿饷银购粮的兵卒更是首当其冲了。
由于陕北驻有重兵，而本地却没有多少余粮可供军用，所以边军供应历来就是件头痛的事情。在早期，明政府通过屯田、民运等办法，尚能勉强维持。但至明中期以后，税制改革，屯田崩溃，朝廷改用饷银之制，即由政府拨银给边军，边军关饷后在当地购买粮食。这种供应制度很不稳定，受粮价波动的影响很大。
士卒每月拿到的饷银就那么多，如果粮价上涨，就购买不到足够的粮食充饥。陕北长期大旱，根本无粮供应军队，外地如无粮调运进去，军队即使有钱，也无处购粮。更何况自万历末年以来，朝廷把注意力放在东北，对西北军队无暇顾及，陕西诸镇长期欠饷，士卒根本关不到足额饷银，入不敷出。到天启年间，西北士卒已普遍陷入困境，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甚至到了卖妻鬻子、变卖兵器的地步。
既然连最起码的生活都不能维持，军纪自然就要败坏，加上将吏的克扣、虐待，积怨日深，士兵们便开始思变了。聚众闹事、结伙溃逃便不可避免了。这些士兵，原本就是职业军人，家无私产，也没有什么谋生本领，除了做强盗外，别无他法。在天启年间，这种情形已很严重，到了崇祯初年，更是发生了大规模的临阵溃逃、哗变。这些边军最终都汇入了农民军的行列，成了朝廷的掘墓人。
崇祯帝上台后，还做了一件蠢事，那就是裁驿。裁驿之举，对本已恶化的陕北局势，无疑是雪上加霜。
陕西、山西之间千里有余，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因此公私都须依赖驿站、驿道。明廷也依照一定的标准予以补贴。在晋陕一带，有相当多的民众依赖驿站生存，他们虽度日艰辛，但也还算有一个固定的饭碗。
不过，至崇祯帝上台后，突然有一个裁驿之举。有一位名叫刘懋的兵科给事中向崇祯帝提出建议，要求裁撤驿站，节省费用。崇祯帝本就对驿传系统中的腐化深有不满，计划痛革，刘氏之举，正合己意，便于崇祯二年五月正式议裁，变革万历以前的旧章，重新规定驿传章程，并裁撤了一大批驿站，每年大概能省下60余万两白银。
裁驿之举是针对全国的，但受影响最大的是陕晋之地。许多藉此生存的民众，从此失去了谋生的来源，最终投到了农民军的行列。如明末农民军首领李自成，就是其中的一员。
也正是因为裁驿之举影响面很大，所以当时有很多官员对此坚决反对。被裁之人都把仇恨集中到刘懋身上，呼其名而诅咒之。图其形而丛射之。刘懋受此刺激，不久便郁郁而死。他的棺木运到山东后，再也没有人肯运，以至于只能寄存旅舍，经年不得归葬家乡。
后来也有不少人认为，崇祯帝此举，得不偿失。更有人认为，崇祯帝没有能理解祖宗设立驿站之意。他们说，祖宗设立驿站，就是为了控制年轻力强之人，使他们肩挑背负，耗其精力，销其岁月，糊其口腹，而不能惹是生非。崇祯帝却未能知其妙用，而刻意裁削，真是驱民为盗。
平心而论，崇祯帝改革驿递、节省国用，原本也无大错，事实上明末驿递，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问题在于，崇祯帝此举，过多地考虑了朝廷的利益，而置百姓利益于不顾。说到底，像驿递之类的衰败，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势者，百姓并不是获利者，甚至往往是直接受害者。他们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一责任。然而，在现实中，百姓却几乎没有例外地总是为那些并不是由他们造成的过错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明末朝廷的举措，基本上都是如此。百姓们被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也只有走官逼民反的绝路，作最后的一搏！
因此，明末的大动荡爆发于陕西，并最终导致了王朝鼎革、外族入侵，这固然有陕北方面的特殊因素，但最根本的症结正是在中央王朝。即使陕北不乱，其他地方同样会乱，并最终也会酿成大动荡。因为像明末这样的政局，已没有不乱的理由！也只有通过一次大动荡的洗涤，中国才会重新出现由乱至治的局面。
第七章 深谷寒风李自成受挫（1）
崇祯八年（1635）十月崇祯帝第一次下“罪己诏”，可以说是局势严重恶化的标志。于内乱而言，农民军成功逸出山西，杀入中原，打破了朝廷企图把农民军困于黄河以北陕晋地区的计划。农民军求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使内战规模大大升级。而于外患而言，皇太极已取得了相当的优势，并于崇祯九年四月正式建国，表明他将与明朝争夺天下的决心及实力。
“罪己诏”的下达，也说明以崇祯帝为首的最高统治层，已清醒认识到了危局的严重程度。因为统治者对臣民的态度，历来是报喜不报忧，甚至是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肯轻易说出真话！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才肯说些真话，作些交待。而他们所以会这么做，更多的倒不是出于对臣民的负责，而是希望臣民们能为他们的江山作最后的牺牲。
《罪己诏》的基本目的就是如此。在此后的数年中，崇祯帝竭尽全力，试图阻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挽救败局。不过，奇迹却没有出现。整个局势在稍有缓和后，便继续恶化，一步步地滑向深渊。
李自成受挫
崇祯七年（1634）底，山西的农民军成功地突破了黄河，进入河南地区，局面开始不可收拾。
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攻破中都凤阳，大震天下。崇祯帝震怒之下，调兵遣将，严令于6个月内歼灭农民军。总督五省军务的洪承畴移兵东出潼关，坐镇河南，指挥各路兵马围剿。
农民军迫于官军压力，又纷纷回师陕西。洪承畴又只得退镇陕西，与义军激战。六月，洪承畴连损艾万年、柳国镇、曹文诏等骁将，损失惨重。此年秋天，农民军又纷纷涌向河南，官兵根本不敢阻挡。李自成等部则继续留在陕西作战。
鉴于义军声势浩大，到处出击，洪承畴又力不从心，崇祯帝便于此年八月任命湖广巡抚卢象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率总兵祖宽、祖大乐，副将李重镇所统关辽兵和当地驻军夹剿，并赐其尚方宝剑。这样一来，西北便由洪承畴督剿，东南则有卢象升督剿。内战规模大大升级。
在崇祯八年底至次年上半年，以闯王高迎祥为主力的农民军在河南、安徽、湖广等地与卢象升部厮杀。崇祯九年（1636）正月，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等部东出河南、安徽，一度曾围攻滁州，威胁南京。卢象升等拼死救援，才把他们又压回河南。在河南大战后，农民军又杀回到陕西。
与此同时，李自成等部在陕西与洪承畴对杀，互有胜负。
崇祯帝为了扭转局势，先于三月再次严令卢象升等限期剿灭农民军，加强军事攻势。至五月，崇祯帝又发布“大赦山西陕西胁从群盗”诏书，招抚“胁从”，瓦解义军。崇祯帝希望通过剿抚并取、双管齐下的办法，尽快扑灭战火。
在前线，朝廷将领也调整策略，集中力量围剿高迎祥。卢象升率官兵驻扎在豫西洛阳一带，扼住农民军东回中原之路。陕西巡抚孙传庭、总督洪承畴则在陕西率兵围剿，充当主力。
七月中旬，洪承畴、孙传庭率军紧追高迎祥部于盩厔（今周至），双方大战，结果高迎祥被俘，不久于北京被凌迟处死。
高迎祥遇难，陕西农民军呈群龙无首之态。不少首领纷纷投降朝廷。实力最强的李自成，被推为“闯王”，成为陕西境内的农民军主力。至此，后来名震天下的闯王李自成终于脱颖而出。
李自成，陕西米脂继迁寨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出生。
继迁寨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特别。它在行政区划上属于米脂县，但距米脂县城却有200里之遥，而距横山县城怀远堡却只有数十里。因此，继迁寨反而与怀远堡关系密切，许多人甚至误以为它是横山县的属地。怀远堡是明代“九边”之一的延绥镇所属的28营堡中的一座，紧贴长城，是延绥镇的重要军事据点之一。据说李自成的母亲就是怀远堡上的居民，因此有人推测李自成早年或许时常往来于此地，耳闻目睹边塞风情，性格甚受影响。
李自成的祖先，已不可考，但据他自己说，他是西夏国主李继迁的后代。西夏为党项族所建。党项族属于羌族中的一支，早年迁徙至陕甘。至唐末黄巢起义时，拓思恭因助唐室平乱有功，被赐李姓，治夏州，即后来的横山县。北宋初，李继迁大举扩充势力，与宋室对抗。后元昊建国，宋称西夏。直到成吉思汗兴起后。西夏才被蒙古铁骑灭亡。李自成是否为李继迁之后，已无法考证。不过，从地域而言，李自成的家乡倒确实是西夏之地。另外，李自成的相貌也不同一般。他身材虽不是很高，但宽大粗壮，而且是高颧深颊，鸱目鹰鼻，不可能是纯粹的汉人血统。
李自成的世系可上推3代：曾祖李世甫，祖父李海，父亲李守忠。对于其父李守忠的情况，说法很多。有人说他家境贫寒，是贫困的农户。但也有人说李守忠家境富裕，性情忠厚，慷慨好义。不过，在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当米脂知县在奉命掘掉李自成祖坟及其父母坟后，曾给陕西总督汪乔年写了一个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其坟葬在荒山野冈之中，没有墓碑，坟中除一个黑碗外，也无任何随葬品，由此可见李自成的家境是十分贫寒的。
李守忠共生2子，长子李鸿名，次子李鸿基。李鸿基就是李自成。李自成与其兄相差20岁，比其侄子李过也只大几个月。由于李鸿名早逝，李过与李自成一起，从小就由李守忠扶养。
李自成的幼年是如何度过的，至今仍有不同说法。有人说他幼年很苦，曾被舍入寺庙，后来又到地主家放羊。也有人说他曾读过私塾，但天性却是厌文喜武。据说他曾对一位叫刘国龙的幼时朋友说：
“我辈应习武艺，成大事，读书何用？”
他与李过、刘国龙比试力气，两人不如他力大，他因此十分高兴，说：
“大丈夫应该横行天下，自成自立，若株守父业，岂男子乎？”
从此以后，他便改名李自成。
这些传说是否属实，现在已无法深究。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像李自成之流，本是社会底层末流，在成名之前，也不会太引人注目。李自成后虽名震天下，也做了几天的皇帝，可惜的是时间太短，还没有来得及编造自己早年的那些辉煌历史。按惯例，如果他能坐稳江山的话，那么，他就必定会有也应该有许多与他辉煌成就相符合的神话般的早期历史，就像许多成功的开国皇帝那样。既然他原先本不受人注目，后来也没来得及编造，那么，诸种传说纷纷而起，令后人不知真假的局面也就难免了。
第七章 深谷寒风李自成受挫（2）
大概是在天启六年（1626），当时约21岁的李自成去银川做了驿卒。驿卒生活十分困苦，李自成自然吃了不少苦头，其反心便渐渐形成。至崇祯二年（1629）朝廷裁驿，李自成被迫离开驿站，生活更无着落。次年，随着灾荒的加重和动荡的加剧，李自成终于加入了造反的大潮。
李自成的从乱，是官逼民反的典型例子。其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摆脱死亡的威胁，绝无什么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伟大名目。在死亡面前，良民与盗贼仅是一念之差，不是坐着等死，就是铤而走险，用性命去赌一下，或许还能博得苟延残喘的机会。当然，李自成后来能脱颖而出，也并非全是侥幸，而与其性格、能力等大有关系。纵观明末，无论是流芳百世者，还是遗臭万年者，总是有些不同常人之处。
李自成先是投在王左挂手下。崇祯三年（1630）王左挂败降官军，其手下部将或降或死，李自成便投了不沾泥（张存孟）。崇祯四年（1631），不沾泥在关山岭一役被官军重创后，竟投降了朝廷，其余部便各奔东西。李自成又率部投了闯王高迎祥。
有不少人认为，李自成是高迎祥严格意义上的部下，绝对接受高迎祥的指挥。甚至还有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外甥之类的传说。这些说法未必确当。李自成虽是闯王高迎祥的部下，但并非绝对服从高迎祥的指挥，双方的关系是松散的，有时甚至就是名义上的。对农民军的首领来说，最重要的是手中掌握的实力。只要有实力，便能立住脚，否则便没有活路。李自成手中有一定的实力，所以虽不断改换门庭，但始终不倒。到崇祯四年（1631）夏，王自用在山西大聚群雄时，李自成虽名义上仍是高迎祥部属，但已属“三十六营”之一了。至于高迎祥是否为李自成的舅舅，则至今仍很难下定论。有人认为李自成的名号“闯将”与高迎祥的“闯王”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其实，这种推断也是没有足够的依据的。
至崇祯九年（1636）高迎祥被俘杀后，李自成接过了“闯王”名号，成为西北农民军的首领，当然也就成为洪承畴追杀的主要对象。
高迎祥被杀后不久，农民军的两位著名首领张妙手（即张文耀）、蝎子块（即拓养坤）分别从徽州和秦州（今甘肃徽县和天水市）赴凤翔投降。陕西巡抚孙传庭待之有礼。感召之下，张妙手当场率部投降，蝎子块则在次年三月也遣散部众，亲率头目12人至会城乞降。李自成等人的压力明显增大。
崇祯九年春，李自成主要在陕西北部自己的家乡米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