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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女真后，开始了对其他女真各部的吞并战争。当时的形势也对其十分有利。在李成梁离开辽东的十年中，辽东主帅竟先后换了八次，根本无法对东北进行有效控制。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央朝政的混乱和懈怠等等，也使得朝廷根本无暇顾及东北。到万历三十年（1602）后，朝廷已开始逐步意识到了努尔哈赤的威胁，但此时的努尔哈赤，已是尾大不调了。
当熊廷弼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任辽东经略时，已明显感到了努尔哈赤的威胁，而且认为这种威胁不可能在短时间解除。因此，他主张朝廷与努尔哈赤进行谈判，必要时可做出一些让步，以争取时间加强辽东防务。这在当时不失是可行之策，但对于许多住在北京的官员们来说，却绝对不能接受。在他们看来，熊廷弼作为堂堂辽东经略，竟然要与努尔哈赤妥协，天朝颜面何在！因此，他们群起而攻之，不仅熊廷弼的计划被否决，连熊廷弼本人也被召回。他的继任者便对努尔哈赤采取了一系列所谓的强硬对策，试图予以压服。
但这时的努尔哈赤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恭顺了。他于万历四十四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老城）即汗位，国号大金，建元天命。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他以“七大恨”誓师讨明，出兵攻占明军在东北的重镇抚顺，并击败其援军，明军损失惨重。
至此，朝廷才如大梦方醒，仓促应战。
第一章崩溃的前奏辽东守战（2）
万历帝这下子有点着急了。
他急命老将杨镐任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杨镐匆匆调兵遣马，组建起一支远征军。可出兵需军饷，但国库空虚，又实在拿不出钱来，因此就有人请求万历帝发“内帑”应急。当时万历帝在内廷积下的钱远远超过军饷所需，但他坚决不肯拿出分毫。大臣们只得向南京户部借支，并刮尽天下库藏积余。拖到八月份，军饷仍然不足，又有人提出挪用天下田赋税银应急，万历帝仍然不肯，因为这里面有他自己的一份。不得已，朝臣又提出加征田赋，这次万历帝却很爽快地答应了。当时朝中官僚机构已严重缺员，内阁仅存首辅方从哲一人，许多部院主管大臣位置空缺，根本无法应付大规模战争，以至方从哲急得要辞职。在这种情形下，大军出征的结果如何，是很难预料的。
万历四十七年（1619）春正月，杨镐在朝廷的严令下，决定分四路出兵，号称40余万大军。具体布置如下：
北路军。在开原、铁岭一线，由开原总兵马林为主将，从三岔儿堡出边，攻敌之北面。叶赫部出兵万人，也归马林指挥。
西路军。在沈阳一线，由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将，从抚顺出边，攻敌之西面。
南路军。由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从鸦鹘关出边，趋清河（清河在今本溪附近，当时已失），攻敌之南面。
东路军。在宽甸一线，由辽阳总兵刘綎为主将，从凉马佃出边，会合由姜弘立率领的朝鲜兵，攻敌之东面。
扬镐自己坐镇辽阳指挥。他要求四路大军在三月初二日会师于二道关，合营后再向努尔哈赤的都城赫图阿拉（兴京）进军。
这种战略部署，看起来无懈可击，但细究起来，实际上是书呆子式的纸上谈兵，没有不败的道理。
首先，主帅杨镐本人就无能力指挥这场大战。杨镐虽在官场30余年，但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是忙于周旋，在军事指挥上并没有多少真才实学。他早年在朝鲜战场上就以无能著称。身为辽东经略，他当时是外不知努尔哈赤方面的敌情，内不清自己手下将领的详情。任命他做辽东前敌总指挥，一开始就是大失策。
其次，四路出击，乍看起来可令努尔哈赤腹背受敌，四面楚歌，但到真正实施起来，就会破绽百出。朝廷的军队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战斗力不强，只能以数量上的优势取胜，但分兵之后，数量优势就不复存在。而且，当时正值东北早春严寒，军队进退不便，加上各路指挥之间关系不和，信息不通，根本谈不上什么协同作战。
相反，努尔哈赤对明朝各路大军的兵力分布、进军路线、会师日期、指挥人员等等，了解得清清楚楚。他以逸待劳，依靠其天时地利，集中兵力，实施各个击破。
战役开始后，努尔哈赤首先集中六旗兵力，在萨尔浒山（抚顺东南）击破了山海关总兵杜松的西路军；随后迅速回师向北，再击开原总兵马林的北路军。杨镐得知西、北两路军惨败，急令东、南两路军队停止前进。但此时东路军已深入敌境150公里。努尔哈赤利用明军之间消息不通的弱点，佯扮成杜松的军队，骗开东路军的营门，大败东路军，辽阳总兵刘綎战死。最后，四路明军只有李如柏的南路军安全撤退。这就是著名的萨尔浒战役。从此，明廷在东北已毫无军事优势可言，不得不进入战略防御阶段。
萨尔浒战役的大败，除了明朝军事部署上的失误外，还与朝廷内部党争激烈、任人唯亲、政治混乱密不可分。杨镐自朝鲜战争以来，一再损兵折将，却仍能被任命为辽东经略，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与沈一贯、方从哲等浙党有良好的个人关系。不少人曾反对任命扬镐，认为他实非将才，难当如此重任，但方从哲仍坚决支持杨镐。而这位杨镐到达辽东后，不仅显示出其军事上的无能，而且也不能做到以德服人，共赴患难。无才已是不能容忍了，但如果能有德行加以弥补，那还有点希望。如果既无才又无德，那就难以收拾了。杨镐就是属于这样的人物。
杨镐到达前线后，对四路大军将领一开始就搞厚此薄彼。当时的辽阳总兵刘綎，最是骁勇善战，但由于与杨镐关系不和，受到打击报复，被派往东路，孤军深入，简直就是让他去送死。这一点，据说就连当时协同他作战的朝鲜军元帅姜弘立也看了出来。他曾问刘綎：
“然则东路兵甚孤，老爷何不请兵？”
刘綎回答道：
“杨爷与俺自前不相好，必要致死，咱亦受国厚恩，以死自许。”
到后来，刘綎也真的战死，以身报国，不知他的死有没有解了杨镐的心头之恨。
不过，杨镐对于该照顾的将领，也十分照顾。如南路军将领、辽东总兵李如柏是李成梁的公子，在战事危急时，他不去全力救应，反而全军撤退。事后杨镐对他不仅不予追究，而且还全力保护。李成梁的另一位公子李如桢，在当时被派至辽东，驻防其老家铁岭。而作为铁岭主将的李如桢，却先是把自己的家人迁出铁岭，后又竟然返回沈阳。当努尔哈赤的军队围攻铁岭时，他在沈阳拥兵不救，导致了铁岭的失守。对于这样一位将领，杨镐也能宽厚待之。可见杨镐待人处事，也真是泾渭分明。
萨尔浒之役后，努尔哈赤乘势反击，攻城略地，辽东局势不断恶化。杨镐这样的人物看来是难以应付了，朝廷于是改命熊廷弼以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熊廷弼到辽东后，整顿军队，弹劾败将，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积极布防，法严令行，很快取得效果，扼制住了努尔哈赤的攻势。杨镐最后也因败绩被下诏狱论死，一时辽东为之一振。
当时的朝廷内外，人人都知道熊廷弼是个能臣，他去辽东肯定能扭转局面。同时，朝廷上下也深知，像熊廷弼这样的人，也只能在万不得已时才能使用。熊廷弼性格刚烈，恃才傲物，且不大参与当时的党争，不交结权臣，对各路神仙都不买账。对这样的能臣，东林党人不喜欢，浙党、阉党也不喜欢。因为他掌权以后，谁的日子都不好过。当局势危急时，尚可以利用他去应对危局，也只得容忍他的脾气，但一旦局势得以稳定，那就谁也容不得他了。到了万历四十八（1620）年十月，熊廷弼就被罢免，改由袁应泰出任辽东经略。熊廷弼在辽东的心血也尽付诸东流。
熊廷弼不是不知道自己经略辽东所面临的困难。在赴辽东之前，他曾向朝廷提出了自己的忧虑，请求朝廷给足粮食，予以时日，“毋中格以沮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一句话，就是要求朝廷给予全力支持。明知不可能，却还在痴人说梦，由此可见熊廷弼此人的天真。他总以为辽东局势到了这样的地步，朝廷总不致于还像以前那样待他。没想到他的结局仍像前一次经营辽东一样，稍有起色即被罢免召回，他更没想到在数年之后，他又被起用，并且最终成了党争的牺牲品，弄得身首异处，死无葬身之地。
第一章崩溃的前奏加 征
辽东的局势稍稍缓和后，万历帝又故态重现。
他依然不上朝。万历四十七年（1619）九月，首辅方从哲恳请万历帝能出御文华殿，召见群臣，面商辽东战守方略，皇帝不予理会。吏部尚书赵焕甚至率朝廷百官跪在文华门，请求皇帝能视朝议政。方从哲则在仁德门跪着，等候消息。他们跪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前，万历帝才命一太监叫他们回去，上朝的事则免谈。赵焕等失望至极，曾上疏责问万历帝：
“如果有朝一日蓟门遭蹂躏，铁骑踏京郊，陛下您是否还能在深宫内高枕无忧，称病却之呢？”
万历帝不仅不视朝，不批不发群臣奏章，而且他依然不肯出钱充辽东军费。辽东饷绝，户部又无银，朝臣多次恳请万历帝能先从内库借支应急，万历帝却毫不松口。户部尚书李汝华无奈之中，下令扣留当时广东进解的一笔金花银（例应入皇室内库），充辽饷之用。万历帝得知后，大为震怒，罚李汝华俸禄一月，并要求他立即补足交入内库，李汝华只得照办。
为了筹集辽饷，朝廷只有加征。万历四十六年（1618）已加征过天下田赋。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二月，朝廷又在前一次加征的基础上，再次加征。至次年三月，又因辽饷不支，第三次加征。三年之内，加征三次，大大增加了天下的赋税负担。这对本已不景气的农村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万历四十八年（1620）五月，万历皇帝终于驾崩了，最终躺进了30余年前就造好的定陵。据说他在临死前，很是后悔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并要新帝为他盖愆补过。现在看来，这很可能是朝廷大臣的杰作。他们借死人之口，用遗诏的名义，来对万历弊政作一些补救。他们在万历帝驾崩后的短短三天内，两次动用内库银二百万两急充边饷，并说这是万历帝临终前的交待。事实上，一毛不拔的万历帝是不太可能这样大方的，不过到这种时候，也由不得他了。
万历帝就这样走了，留给自己儿子和朝廷的却是这副烂摊子。后人至今也弄不懂他为什么要如此。不少人试图给他的行为提供一个合理解释，但至今尚没有一种解释能完全令人满意。
三百余年以后，万历帝和他皇后的合葬墓定陵被掘开，几近剖棺曝尸。他是明代皇帝中获此厄运的第一人，也是目前为止惟一的一人。在他生前，他事事为自己计较得失，孜孜求利，没想到三百余年后竟是这番情形。这是巧合，还是老天的报应呢？！
第二章荒唐岁月荒唐事国本之争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终于驾崩了。
死讯传出，天下缟素，举国尽哀。臣民们个个都显出悲痛欲绝的样子。
然而，不少人心里想的并不像他们脸上装的那样。尽管没有一人敢说出来，但许多人当时确实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因为万历帝的时代毕竟结束了。他们寄厚望于新的君主，希望新皇帝能给王朝带来一些新气象，甚至扭转乾坤，摆脱危机。
可是，王朝的现实却再一次令他们绝望。苦熬了多少年的泰昌帝，即位仅一个月，竟撒手归天，追随其父而去。随后接位的天启帝，却又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无知少年，根本无法理政。魏忠贤也因此逐步擅权，操持朝政，把大明朝搅得乌烟瘴气。真可以说是荒唐岁月有着道不尽、说不完的荒唐事。
本已步履艰难、千疮百孔的大明朝，再经魏忠贤的这番折腾，已是元气大伤，难以救治了。
国本之争
万历帝死后约10天，太子朱常洛在文官的安排下，经过一番虚情假意的推辞后，终于在八月初一日正式登基即位，年号泰昌。
泰昌帝的正式即位，令天下臣民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在万历帝咽气前的最后一刻，他们仍担心这位太子能否顺利即位。
既然是太子，又何以要担心他能否顺利即位呢？
原来，这位生于万历十年（1682）的朱常洛，其母亲王氏本是一位宫女，地位低贱。当时年轻的万历帝，一时兴起，致使她怀孕生下了朱常洛。对于这位儿子及其母亲，万历帝自然是没有什么亲情的。万历帝宠爱的是郑贵妃和她的儿子常洵。平心而论，郑贵妃和常洵，无论在哪方面，大概都要比王氏和常洛强得多。万历帝的偏心，也是人之常情。
但朝廷的绝大多数文官们不能同意万历帝的这种做法。他们认为，既然皇帝的正宫皇后没有嫡出，那么就应该在庶出诸子中立长。朱常洛虽是宫女所生，但他是皇长子，就理应被立为太子。而种种迹象表明，皇帝似乎没有这样的意思。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在大臣们看来，常洛不立为太子，就是违背了朝廷得以立国的根本基础——祖宗之制。因此，保证常洛的法定权利，也就是捍卫朝廷的立国之本，绝对不能让步。
万历帝见到这些大臣慷慨激昂的样子，心中就有气，也懒得理会。这种态度，反而更刺激了那些大臣们，加重了他们的担心。双方便越争越烈，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就往此事上扯，越扯越乱。这就是闹了几十年的国本之争。
开始时，大臣们要求万历帝速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以免夜长梦多，给郑贵妃的儿子常洵占了上风。万历帝就是拖着不办，任凭他们去争，争到不太像话的时候，就拿几个大臣来惩处，但引起的却是大臣更激烈的抗争。一直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万历帝才立常洛为太子，同时册封福王常洵诸子。但大臣们很快发现，福王常洵仍留在宫中，不去洛阳就藩，而太子常洛虽为太子，仍受到冷落，地位反而不及福王。他们更据此进一步推测，万历帝册立太子不过是权宜之计，福王取而代之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因此必须坚决斗争，逼福王常洵去洛阳就藩，以至冲突再起。
文官们的这种做法，或许是过于咄咄逼人了。万历帝是否有立常洵而废常洛之意，至今不得而知。但万历帝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他宠爱郑贵妃，自然也就不愿意郑贵妃因儿子远离而终日伤心难过。因为按照王朝的惯例，诸王就藩之后，几乎就等于放逐，很少再有机会回北京。这种生离死别的滋味，对于任何一个母亲来说，也难以接受。万历帝自然不想让贵妃因此伤心，更何况他自己也很宠爱福王，从中也能享受到一些父子亲情、天伦之乐。否则，福王诸子一离宫，眼前只剩下一个呆头呆脑的太子，日子实在也是难熬。因此，万历帝开始时不立太子，或许就是不想让儿子们因册立而有贵贱之分。后来不让福王很快去洛阳就藩，也可能是出于亲情，倒并不一定就是有李代桃僵之意。废立太子，毕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像万历帝这样的君主，决不会不懂这方面的利害关系。
但大臣们绝不会这样认为。他们坚决要求福王之藩，并深信万历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郑贵妃的调唆。他们的这种想法，并不是没依据。按照历史经验，皇帝无疑是英明的。英明的天子，论理本不会做出不英明的事。因此，皇帝的所作所为，假如出了问题，那么肯定是他身边出了坏人，不是奸臣，就是权阉。实在找不出这两类人，那么就要从他身边的女人找原因。孔夫子就说过，女人与小人一样难养！其实，在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中，女人哪有什么资格去做坏事？即使有，也应从男人身上去找原因！但当时的男性是不会也不愿意承认这点的。
最后，福王只得去了洛阳就藩。但大臣们仍担心太子常洛的地位，因为郑贵妃还在，并仍深得帝宠，谁能保证郑贵妃不会惹是生非？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果真发生了一件对太子不利的大事，更证实了大臣们的忧虑。此月初四日深夜，一位名叫张差的男子，竟手持枣木棍，打进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的宫门内，击伤守门内侍李鉴，冲至前殿檐下，最后被内侍韩本用等人擒获。
尽管从审讯的结果来看，这位男子很可能是一位神经错乱者。他本来是要找郑贵妃宫中的两位太监了结私怨的，只是不熟悉宫中情况而错跑到了东宫。但许多官员，尤其是东林党人，却宁愿相信这是个阴谋。他们认为，张差是受了郑贵妃宫中太监的指使前来谋杀太子的，其幕后主谋自然是郑贵妃。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之所以能审出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为了包庇郑贵妃，其动机值得警惕，因此坚决要求重审，追查元凶。
现在看来，这实在有点冤枉。郑贵妃纵然有天大之胆，大概也不敢去谋杀太子。退一步而言，即使郑贵妃要谋杀太子，也决不会出此下策。方从哲之流，也同样没有如此之胆。如果郑贵妃真有谋杀之心，而又证据确凿的话，那么，即使是万历帝自己，大概也没有办法保住她的性命，更不用说是方从哲之流了。现在看来，是党争的因素起了大作用。方从哲之流，当时是当权派，自然希望尽早了断此事，不要弄出事端来。相反，东林党那时正处下风，很想借此机会来反击浙党，大做文章。
最后的结果是万历皇帝破例在慈宁宫中召见有关大臣。万历帝让太子常洛与他的三个儿子出见大臣，并严责大臣们的所作所为是离间他们父子亲情。他拉着太子的手，对大臣们说，此儿极孝，朕极爱惜。如果朕有别意，何不早作打算，废立更置，又何必要等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