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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于十月初十日再下临潼，并于次日抵达西安城下。
西安是秦王封地。秦王朱存枢富甲天下，是有名的富藩。户部尚书倪元璐曾向崇祯帝建议，让秦王拿出财产来助饷，说与其今后让贼寇拿去，还不如趁早用于享军。崇祯帝没有答应。此时陕西巡抚冯师孔退守西安，城中已无兵可用，便留下了途经西安的5千四川兵守城。官员们劝秦王出点银子，置些棉衣犒军，一来可给士卒防寒，二来也可激励士气。未料秦王竟一口拒绝。
守城副将王根子十分不满，竟约农民军献城。十月十一日，王根子依约大开东门，农民军一拥而入，一举占领西安。巡抚冯师孔、按察使黄、知府简仁瑞、知县吴从义等被杀。
西安被占，不知崇祯帝是否有预感？据说在崇祯十一年正月，崇祯帝曾在平台召见群臣时，诏百官起大数问天下事，仙降云：
“九九气运迁，泾水河边，渭水河边，投秦入楚闹幽燕。
兵过数番，抢夺公卿入长安。
军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相抛闪。
家家皇天，人人皇天，大水灌魏失秦川。
流寇数载即息，红顶又将发烟。
虎兔之间干戈乱，龙蛇之际是荒年。”
此中，“大水灌魏”应指开封被灌，“失秦川”当是西安被占，“红顶”则指清兵。至此，前面的两事已经应验，而清兵入关也为时不远了。
崇祯帝这一赌可以说是输得精光。他寄予厚望的孙传庭就这样凄惨而去，也带走了他最后的几许希望。在开始时，崇祯帝坚决不信孙传庭已死，因为孙传庭的尸体始终没有找到。他下令不予赠荫、哀悼。当孙传庭战死的消息最终被证实后，崇祯帝不禁悲痛之极。
秦中二帅，曾是崇祯帝最倚重的大臣，而其结局却是如此不同。当初洪承畴明明已降清朝，崇祯帝却匆匆立祠、赠荫、追恤，弄得好不尴尬。而现在孙传庭确实战死，且尸骨无存，崇祯帝却坚信其未死，竟不许赠荫、哀悼。不过，他们俩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曾是崇祯帝的救命稻草。
正当崇祯帝在痛惜孙传庭之死时，李自成在陕西却展开了强大的攻势。
李自成亲率后营李过部和左营刘芳亮部，向北追击高杰。高杰曾是李自成部属，当年拐走了李自成的妻子，降了朝廷，反过来与农民军作战。李自成岂能轻易放过他？！
高杰自知罪孽深重，一旦被抓获，肯定没有活路，于是先从潼关退回陕北。当李自成大兵追来时，他又乘黄河结冰而奔山西。后来李自成东征山西时，他又往南狂逃，一直逃到南京附近。到弘光朝时，他居然又成了史可法手下四大将领之一。他真是命大！
李自成于十一月到达延安。虽然他未能捉住高杰，报夺妻之仇，但在军事上却很是顺手，沿途州县纷纷投降，未花什么气力。当他从延安北上榆林时，他还顺路回到米脂，也算是衣锦还乡。一年多前，其祖坟被掘，李自成此次回来，自然要重修祖坟，致祭追悼，还杀了一个参与伐墓的乡绅，算是报了仇。可惜其祖父、父亲的遗骨已被焚烧扬弃，再也找不回来了。他还到处寻找自己的族人，赠金封爵。甚至还改换了家乡的名称，大概是免得今后称帝时再去改动。于是，延安府被改成天保府，米脂县为天保县，清涧县则为天波府。这一改，果然响亮多了！
李自成一路风光，没想到在榆林却遇到了麻烦。榆林是明朝“九边”之一，居民多隶军籍，以当兵为职业。在与农民军对阵的边将边兵中，就有很多来自榆林。双方打了十几年，仇怨也结深了。大概李自成也想到了这点，所以在劝降的同时，又令李过、刘芳亮率7余万大军作好准备，如果一旦劝降失败，就以武力解决。
榆林人自然不肯降。尽管总兵王定临阵脱逃，但榆林人仍在兵备副使都任、督饷员外郎王家禄，以及卸任里居的总兵尤世威等人的率领下，坚守城池，血战7昼夜，甚至连妇女、孩子也纷纷上城参战。城被攻陷后，满城无一人投降。这在明末是少见的。
其他各路兵马也很顺手。汉中、巩昌等府迅速被克。固原（陕西镇所在地）、宁夏镇也相继投降。只有贺锦在收服甘肃、西宁时遇到麻烦。
贺锦于十一月率兵西征，不久便攻克兰州，杀肃王。然后又于十二月攻占甘州（今张掖），杀甘肃巡抚林日瑞、总兵马妒等。而另一支由鲁文彬率领的军队在进攻西宁时，被当地土司击败，鲁文彬也被杀。贺锦驰援西宁，却被伪降的土司带入伏击圈而被杀。其部众悲愤之下，猛攻西宁城，最后攻克西宁，为贺锦报了仇。不过这已是第二年正月的事了。
至此，李自成已是如日中天了。在长江之北，他已占半壁江山。而在军事上，他更是占有绝对优势。一统天下，似乎也是指日可待。
而大明朝的日子就相当难过了。在长江之北，李自成已成横扫天下之势，打得朝廷根本无力还手，甚至连招架之功都没有。在长江之南，张献忠已占据湖南，并准备向十分空虚的四川进发，四川肯定将成他囊中之物。而在山海关外，蒸蒸日上的清朝正虎视眈眈，伺机收拾残局。
大明朝气数将尽了。
既然旧朝将去，那么新朝就应先立。李自成准备建朝立国了。
第八章 大崩溃京师告急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登基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以秦王殿为宫，增旧殿为九间，以符帝制。同时大修长安城。
既然自己称了帝，自然就应光宗耀祖。于是，李自成追尊其曾祖以下均为皇帝，母吕氏为太后。规定其父、祖以及他自己的名讳，不得使用。他还册封高氏为皇后，陈氏为贵妃。
李自成当然也没忘记手下的那班弟兄。弟兄们跟他出生入死，还不是为了今天的荣华富贵？于是，他大封功臣。权将军、制将军封侯，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则封伯、子、男。刘宗敏、田见秀、谷英、李锦（李过）、刘芳亮、张鼐（李双喜）、袁宗第、刘国昌等被封侯。刘体纯、吴汝义、马世耀、李友、刘忠等被封伯。降将白广恩、陈永福、王良智（即献西安城的王根子）等也被封侯。其余被封子、男爵的。则多达80人左右。
既然武官封了爵，那么文官也该一起荣升。李自成改动了官制，以安排众多文官。内阁被称为天祐殿，设大学士平章军国事。此职相当于丞相，自然非牛金星莫属。宋献策则被任命为军师。行政机构虽仍为“六部”，但长官却升了格，原先只有侍郎各1人，现在则增设尚书。中央其他机构的名称以及地方机构的名称，也都作了改动，以示与旧朝有别。李自成分授各级官员，颁发新印。为了招徕读书人，他还开科取士。另外，他特别关照顾君恩，特意赏了顾君恩一班女乐，以回报其入关之策。
李自成仍然坚持3年免征之政策，以收拢人心。不过，这么多兵马要粮要饷，也不是件容易事，不征钱粮，如何维持？李自成自有办法！他向豪绅污吏追赃。在渭南时，他就责令当地豪绅出饷银160万两。进了西安城后，他又故伎重施。他大宴西安城中缙绅大户，并把秦王府中的金银器皿分给他们，然后对他们说，军中缺饷，你们都是官吏，不会没有银子，应该拿出来助军需。此时站在旁边的部下又恰到好处地故意露出兵器，吓得那些缙绅直发抖。于是李自成规定，当过九卿的出银5万，中丞3万，监司1万，知县之类的也要出5千。这种做法，后来又被李自成用在北京。
此时的李自成，在西安城中是十分风光。他每3日亲赴教场校射1次，身穿蓝布袍，张小黄盖，乘马而行。百姓只要一见他的黄龙纛，便一起伏在地上连喊万岁。
从后来的情况看，李自成在西安匆匆登基，似乎是弊多利少。当时他虽占尽优势，但半壁江山毕竟仍在崇祯帝手中，更何况还有他的劲敌张献忠，此时也是实力大增。更不用说山海关外的八旗兵了。另外，李自成自襄阳挥师河南，从九月大战孙传庭，十月破潼关、占西安，到收三边，占关中，直至次年正月称帝，总共才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胜利来得实在太快了，快得令许多人都无法承受！如果此时能稍作调整，全军上下自满骄傲、追求享受的倾向或许会有所收敛，进京后的局面或许也不致失控。
好在李自成本人在此时还算清醒，还记得崇祯帝仍在北京，等着他去收拾。在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李自成预先派出李友、白鸠鹤两员大将，率先头部队进攻山西。十二月十八日，这支部队在禹门口渡过黄河，并传牌山西各州县，要求各地官吏认清形势，不作抵抗。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八日，李自成统率主力，由西安出发开始东征，直杀北京。权将军田见秀则留守西安。
大军渡过黄河后，便直扑平阳府（今临汾）。正月二十三日，李自成等便到了平阳城下。平阳知府张璘然投降，西河王及宗室300余人被杀。
另一支部队即刘芳亮所率左营，渡河后即沿黄河北岸向东运动，连克河南怀庆府、卫辉府、彰德府，然后攻入京畿，克大名府、河间府、保定府，最后与李自成会师北京。
李自成、刘宗敏占领平阳后，随即北上，准备攻打太原。而太原几乎没有什么防守。太原这样的省会重镇，竟然到了无兵可守的地步，那么，在潼关失守后两个月中，崇祯帝及山西当局到底在干些什么呢？
这也实在怪不得崇祯帝。他实在是没有办法。
潼关失守后，崇祯帝任命兵部侍郎余应桂接任陕西总督。余应桂吓得脸如土色，不敢前往。最后他虽想再去陕西，但陕西已没有他的地方了。崇祯帝再令宣大总督、山西巡抚和陕西总督协剿，宣大总督、山西巡抚避之尚且不及，哪里还敢去剿？便都推说饷乏马缺，不肯应承。
此时的崇祯帝已无多少自信了。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当李自成正在西安兴高采烈登基时，北京城里却是阴风呼啸，起瓦震屋，飞沙走石。凤阳地震的消息也于此时传进宫来。据说当时占了两卦。一卦称：“风从乾起，主暴兵至，城破，臣民无福。”另一卦更糟，竟是“星入月中，国破君亡。”
此日早朝，钟鸣之后却不见人影。过了很久才见文武大臣赶来，个个萎萎缩缩。早朝结束后，崇祯帝留阁臣喝茶。阁臣们乘机向崇祯帝提出用内帑充饷。不料崇祯帝过了半天才说了一句“今日内帑有难以告先生者”，便潸然泪下。君臣议了半天，也没议出个所以然来。
初三日，崇祯帝召见左中允李明睿。李明睿提议崇祯帝亲征，实际是暗示崇祯帝南迁。崇祯帝急忙用手指天，制止道：“此事不能乱说”。李明睿要崇祯帝赶紧决断，而崇祯帝却说不行，并要李保密。
崇祯帝还下令撤掉余应桂，其陕西总督一职由陕西巡抚李化熙升任。但李化熙也不敢前往陕西。
不过有件事却着实让崇祯帝高兴了一番。大学士李建泰是山西曲沃人，有家财百万。他见崇祯帝如此忧心忡忡，便站出来说他愿意返回家乡，散财集兵抗敌。崇祯帝喜出望外，于正月二十六日告太庙，并亲至正阳门楼设宴为李建泰饯行，命其以大学士督师，赐尚方剑。
可是当李建泰在赴太原途中听说山西局势危急后，便放慢了速度。在涿州时，兵士已逃亡千余人。而至顺德府广宗县时，他因县中豪绅闭城不纳，竟下令攻城。二十九日，当他得知农民军已占领其家乡后，便再也不肯向前走一步了，而是退回了保定。
而此时的太原已是危急万分了。
二月初六日，李自成兵至太原城下。当时城中长官是革职巡抚蒋懋德。他率部勉强支撑了两天。至初八日凌晨，巡抚标营裨将打开新南门投降，太原被克。晋王被俘，蒋懋德自杀，布政使赵建极等多人被杀。
二月十六日，李自成再次率部进发，直逼北京。途中发布了著名的《永昌诏书》，大骂朝廷，并要崇祯帝度德审己，看清形势，及早投降。
二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在宁武遇到了总兵周遇吉的顽强抵抗。双方打得十分激烈。李自成虽最终攻下了宁武城，杀了周遇吉，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据说李自成当时已萌生退意，想班师返回关中。这种说法或许有些夸大，但也说明宁武之战的惨烈。
李自成东渡黄河后，真正的硬仗只有宁武之战。宁武之战后，李自成再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基本上是兵不血刃，势如破竹，直捣北京。
三月初一日，李自成抵达大同。大同总兵姜瓖投降，代王朱传全家被杀，大同巡抚卫景瑗自杀。
接着，阳和（今阳高）兵备道于重华投降，郊迎十里。
三月初六日，李自成抵达宣府（今宣化），早已约定投降的总兵王承胤开门投降，巡抚朱之冯自杀。
三月十五日，李自成抵达居庸关。守将唐通和监军太监杜之秩投降，京师的“北门锁钥”居然被李自成不废吹灰之力就占领了。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部队已抵达了北京城下。
三月十九日，北京被攻破。
第八章 大崩溃凄凉紫禁城
败报接二连三地传来，真可谓兵败如山倒。
三月十五日，居庸关失守，京师门户大开。居庸关是京师北面的天险，素有“北门锁钥”之称，至此却因守将唐通及监军太监杜之秩的投降，竟未起丝毫作用。
三月十六日，昌平被攻破，“十二陵”被焚。京师之北已无险可守了。
昌平失守的消息传来时，崇祯帝正在依次召对考选诸臣，题目当然是关于外虏内寇方面的。到了这种时候，崇祯帝居然还做如此无聊之举，不知是何用意？其实，他本人亦已方寸大乱。据说他一会儿凭几而听，一会儿东张西望，又是磨墨，又是倒茶，已经坐立不安了。就在此时，内官匆匆递进一封密件，崇祯帝拆开一看，大惊失色，并立即退入后宫。而那般大臣则被晾在那里，一个个不知所措。
崇祯帝拿到的密件，就是昌平失守的败报！昌平一失，崇祯帝深感大限已到，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恐慌了。
对这一天的到来，崇祯帝应该是有预感的。不过，当预感以如此之快的速度真的要变成现实时，崇祯帝仍是感到突然，甚至有点难以接受。因为他对时局的估计，一直就抱有幻想和侥幸。也正是这些幻想和侥幸，才使他落到了此时进退无路的地步。
当李自成的军队杀过黄河，势如破竹时，崇祯帝及其朝廷就在商讨应对之策。除前述李建泰奉命督师的闹剧外，当时还提出来两个对策：一是调辽东总兵吴三桂部进关守卫京畿，抵挡李自成；一是南迁，退守东南半壁江山。
早在正月十九日，崇祯帝就在召对群臣时提出调吴三桂入关之事。他主张抽调5千精兵随吴三桂入关，并认为关外余兵尚多，调走5千仍可支撑局面。不过，他没有直接下达调兵命令，而是要求大臣们商议后再决定是否实行。说到底，他是怕负责任。
崇祯帝把皮球踢给了大臣们，大臣们则又把皮球踢了回来。首辅陈演坚决反对调吴三桂入关，兵部尚书张缙彦也持此态度。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即担心吴三桂率精兵一撤，不仅宁远等地不保，就连山海关能否守住也成了问题。如此重大之事，哪里是大臣们能负得了责的，因此还得请皇帝圣裁。结果最后还是由崇祯帝自己决定放弃宁远，调吴三桂进关。
不过，陈演等人并没有立即去执行此策。他们一议再议，不断扯皮，千方百计地想推卸责任。直到二月二十一日，蓟辽总督王永吉、巡抚杨鹗、吏科给事中吴麟征，再次奏请放弃关外宁远等地，调吴三桂入关屯卫京师。崇祯帝对陈演等人的拖延也已十分不满，便将此疏让陈演及大学士魏藻德阅读，两人不敢应对。即使是到了这时候，陈演等仍因怕负责任而不敢决策。他们先是请崇祯帝召见吴三桂之父吴襄，询问吴襄的意见。在得到吴襄肯定答复后，他们竟又请崇祯帝下令派人赴关外询问吴三桂的意见。这样一来一往，便到了月底。
直到三月初四，崇祯帝才下定决心，于是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挂平贼将军印援剿总兵左良玉为宁南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不久又补封山东总兵刘泽清为平东伯。
三月初六日，崇祯帝下令放弃宁远，命蓟辽总督王永吉、宁远总兵吴三桂入卫京师，同时檄调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勤王。结果是吴三桂根本没有来得及赶到北京，刘泽清则谎称有伤，在大掠临清后率兵南逃。而唐通虽及时赶到，却把居庸关拱手让给了李自成。
南迁之议，也早在正月初便由左中允李明睿悄悄向崇祯帝提出。崇祯帝也曾与李明睿秘密商议过此事。随着形势的急剧恶化，驸马巩永固、督师李建泰、左都御史李邦华等纷纷提出南迁之议。其中有人主张崇祯帝赴南京，太子留守北京，有人则主张太子先赴南京，崇祯帝本人则留守北京。依崇祯帝的意思，则倾向于自己赴南京，而把太子留在北京。同时为照顾面子，他希望大臣们能出面固请，并以亲征之类的名义出京南赴。但以陈演为首的内阁却不肯出面承担责任，更有不少大臣反对此举。到后来，崇祯帝看到不少大臣都倾向于太子南下监军，担心生出事端来，便下决心留在北京。他说：
“祖宗辛苦百战，定鼎此土，贼至而去，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
他对太子南下监军之主张更是不满。他斥责道：
“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且如此不济，孩子家又能做什么？”
崇祯帝最终未能下决心南迁，还有另外一原因，那就是对时局仍抱有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