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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师中是楚邱人，曾为泾原都监，从小就熟悉边境的情况，长大以后科举及第考中进士，出任洛川县知县，后调任敷政县，对边境的事务更加熟悉。
赵顼继位之后，李师中升任凤翔知府。
青涧守将种谔出兵收复了绥州。李师中认为种谔在边境挑起战端，太过草率，奏请朝廷要慎重对待这件事情。
宋、夏之间虽然休战多年，但两国边境磕磕绊绊的事件还是经常发生，西夏那些散兵游勇，今天窜到宋境抢几石粮食、明天窜到宋境掳走几名妇女的事还是经常发生，不过只是小打小闹，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故没有惊动两国的最高领导。
宋、夏两国的边境，犹如一个火药桶，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只不过这次点火者不是西夏部落的那些人，而是宋廷的边将种谔。
西夏主元昊在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便已一命归天，当时，仁宗皇帝遣使赴西夏慰奠，并册封元昊的儿子谅祚为夏主。每年仍按约赐给西夏钱和物资，谅祚也照例以西夏的土特产进贡宋朝。两国之间倒也相安无事。
仁宗皇帝驾崩之后，英宗皇帝继承皇位。西夏国主谅祚曾派使臣吴宗来汴梁吊贺。不想吴宗来到汴梁之后，对宋廷君臣出言不逊，失了礼节，英宗下诏西夏，命谅祚治吴宗的不敬之罪。
西夏主谅祚继承了他老子的血统，只想从宋得到好处，至于如何向宋称臣、恭顺有礼之类的东西，他压根就不当回事。他不但不肯奉诏，反而于治平三年（1066年）率兵攻打秦、凤、泾原一带，大兵直逼大顺城。
环、庆经略使蔡挺，率番将赵明等人增援大顺。两军在大顺城外摆开了战场。
谅祚身披银甲，头戴毡帽，亲自在军前督战。蔡挺派遣弓弩手排列在两军阵前，轮番向夏兵放箭。夏兵伤亡惨重，谅祚也身中流矢。
谅祚见在大顺城讨不到便宜，便率军转攻柔远。
蔡挺派副总管张玉领兵三千夜袭了夏营，杀得夏兵丢盔卸甲，大败而逃。西夏军退守金汤。
恰在此时，宋廷按约赐给西夏的岁币发下来了，延州知州陆诜见西夏正在与宋打仗，便将这批岁币扣压了，并飞骑向朝廷报告，说朝廷这样做是姑息养奸，夏兵正在宋边境惹事，朝廷却赐他们岁币，这是向豺狼投食的行为，实在是养虎遗患、有损国威。他建议朝廷派使向西夏主问罪，等西夏主谢罪之后，再赐给岁币也不迟。
英宗皇帝收到陆诜的报告后，转问宰相韩琦。
韩琦主张向西夏问罪，当然赞成陆诜的建议。朝廷便责令延州知州陆诜发文宥州，诘问西夏主谅祚。
谅祚连吃几次败仗，已经是很丧气了，加之战祸是由西夏挑起来的，一时理屈词穷，无言辩解，只得派使向宋谢罪，推说这件事是由边吏挑起来的，并答应严惩惹事的边吏。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74节：王安石进京（2）
谅祚的谢罪折送达汴梁的时候，正是英宗宾天、赵顼继位之时。
赵顼看了谅诈的谢罪折，便给谅祚下了一道诏书，大意是说，历年来，西夏兵屡侵宋边陲，抢掠财物，掠夺人口，焚烧村庄，西夏已经违背了盟约。朝廷内外臣民共愤，纷纷要求严惩入侵之敌。上天有好生之德，朕也不想宋、夏重燃战火。请西夏主遵守盟约，约束部众，不得再到宋边境闹事，如果再有此类事情发生，朕将很难说服大臣们了。
谅祚得诏，又派人到汴梁，凭吊英宗升天，庆贺赵顼继皇帝位。
这年冬季。夏绥州监军嵬名山的弟弟嵬夷山，向青涧城求降。
青涧城守将种谔是宋将种世衡的儿子。种谔受降后，派密使给嵬夷山送了一封书信，命他招降他的哥哥嵬名山，同时还送去一枚金盂。
恰好嵬名山外出，嵬名山一个叫李文喜的亲信收了金盂后喜出望外，便与送信的密使商量计策，请宋兵偷袭嵬名山的营帐，到时，刀架在脖子上，不怕他不投降，同时还可以乘势得到绥州。
密使返回青涧城，向种谔报告了嵬名山的亲信李文喜筹划的计谋。
种谔立即派人飞骑密奏朝廷，一面通报延州知州陆诜。
陆诜认为虏众前来投降，真伪难分，立即奏请朝廷，并告诫种谔不可轻举妄动。
赵顼收到陆诜的奏文后，命转运使薛向会同陆诜向种谔查明受降的可靠性，然后看情况再确定一步的对策。
薛向与陆诜以朝廷特使的身份召见种谔，询问受降的情况，种谔便将情况向他们作了详细汇报。
陆诜始终认为这件事有诈，反对种谔偷袭的决策。薛向却有意赞成种谔的动议。
经商定，将两种意见都写出来上奏朝廷。奏文由薛向主笔，派遣幕府张穆之进京上奏。
张穆之暗地得到种谔、薛向的授意，进京后，向赵顼陈述，说种谔的计策可行。
赵顼好大喜功，听了张穆之的一番奏对，便认为有机可乘，乐得兴兵略地。他怀疑陆诜不肯协力配合，从中掣肘，竟将陆诜调到秦凤，将收复绥州的任务交由薛向、种谔两个人负责。
种谔是个急性子，加之立功心切，不等朝廷的命令下来，便率兵潜入绥州，围住嵬名山的营帐。
嵬名山在毫不防备的情况下，突然遭到宋军的围攻，顿时手忙脚乱，亲信李文喜又将嵬夷山带进来，共同劝说嵬名山降宋。
嵬名山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只好举众出降，共计首领三百人，一万五千户百姓，兵万名。
种谔督兵在绥州筑城，加强守备。
夏人见宋军攻占了绥州，出兵前来争夺，被种谔发兵杀退，从而收复绥州。
绥州本是宋的国土，被西夏占领多年，种谔收复国土虽然不能说他有错，可是在时间的把握上似乎值得商榷。
如果是在谅祚侵犯宋境的时候乘机收复绥州，则宋军出师有名，然而，实际情况则是在谅祚谢罪之后，这样就授人以柄，有违约之嫌了。
种谔惹祸了。
陆诜以朝廷的命令还没有到，种谔便擅自兴兵为由，正准备派人去把种谔抓起来治罪，张穆之正好返回前线，宣布陆诜调任秦凤的决定。陆诜只得叹息而去。
夏主谅祚得知绥州失守，欲发兵攻打宋，部属李崇贵、韩道善两人进帐向他献策，说发兵与宋军硬碰硬，胜负难料，不如以智取。谅祚便问有何计策。
李崇贵说，以前，宋使杨定来夏，曾答应归还我沿边的熟户，我们曾送给他一大笔金银宝物，他得了我的馈赠，却没有遵守约定，反而任由种谔袭夺了绥州，实在是可恨。我们不如设一个局，诱杀杨定，乘势占领保安，作为根据地，这样，进可战，退可守，不愁不胜。
谅祚连夸好计，立即命令照计执行。
原来杨定曾出使夏国，见了谅祚，跪拜称臣。谅祚送给他大笔金银、宝剑一支、宝镜一具。杨定答应将沿边熟番归还西夏。杨定回来后，私吞了金银，只把剑和镜献给了朝廷，并且还说谅祚不足虑。
赵顼信以为真，提拔杨定为知保安军。
谅祚用计诱杨定，即遣韩道善赍书往请，约定会议。杨定不加考虑，竟冒冒失失地前去赴会，刚到会场，未见谅祚，李崇贵冲着他大喊大叫，说他收了西夏的重金却又违约。
杨定来不及回答，四周的伏兵已经冲上前，一阵乱刀，将杨定剁成肉泥。
夏军随即攻陷保安，大肆劫掠。
保安陷落的警报传到汴梁，赵顼不免有些后悔了。
正在这时，凤翔知府李师中奏本也到了，他将保安失陷的责任归咎于种谔，由于种谔率先挑起战祸，西夏才予以回击，没有种谔的擅自出兵，就不会有谅祚的计杀杨定，更不会有保安失陷的事情发生。
朝中大臣开会的时候，都附和李师中的意见，很多人建议杀种谔、放弃绥州。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75节：西夏向宋谢罪
2。西夏向宋谢罪
赵顼并没有采纳诛杀种谔、放弃绥州的建议，而是命陕西宣抚使郭逵移镇鄜州、延州，就近处理西边的战事。
郭逵用属吏赵卨的建议，向朝廷上了奏折，陈述他的处理意见，大概意思是，西夏杀了宋的军官，应该兴师问罪，现在不但没有征讨西夏，反而还要斩杀种谔、放弃绥州，大宋的国体何在？颜面何存？且嵬名山已经举族来归，如何处置归降的人口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他建议朝廷要保守绥州，借张兵势。在大理河川择地设堡，画地三十里，安置嵬名山归降的人众，这才是上策。
赵顼收到郭逵的奏折后，召开了几次专题会议，最终还是议而不决。于是下诏调前宰相韩琦判永兴军，管理陕西方面的事务。
韩琦临行前，说不应该取绥州，当他抵达陕西后，又向朝廷上了一本，称绥州不可以放弃。
枢密院驳韩琦前后言辞矛盾，下令叫他自己先弄明白了再上本。
韩琦再次上本，说他以前说绥州不该取，是就理论而言，现在说绥州不可弃，则是就时势而论。现在边境战祸既然已开，后悔、埋怨都没有用，只有针对目前的实际情况，就势论势。保存绥州，厉兵秣马，与西夏对峙，令西夏不敢小觑大宋，这样才能够达到易战为和的目的，如果一味地示弱，将会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今后的局势将更难收拾。
朝中的言官们，对于就势论势的问题似乎没有多大兴趣，他们更关心的似乎是追究种谔的责任。于是，赵顼下诏，将种谔撤职查办，贬谪到随州去了。
郭逵经过调查，得知谅祚诱杀杨定是李崇贵、韩道善主谋，便给谅祚发了一道檄文，向他索要李崇贵、韩道善。凑巧此时谅祚生病，正在他左右为难之际，一个更令他震惊的消息传来了。这就是赵宋皇帝命韩琦判永兴军。韩琦可是一个狠角色，当年同范仲淹镇守边关，将宋的边关守得如同铁桶一般，令他的老子元昊吃尽了苦头。虽然那时候西夏国主不是他，但他对这段历史仍然是记忆犹新。
谅祚自知与韩琦、郭逵相抗占不到任何便宜，极不情愿地把李崇贵、韩道善抓起来，交给郭逵，算是向宋谢罪。
时过不久，谅祚病死，他的儿子秉常继位。秉常命薛宗道为使，赴汴梁向宋廷告丧。
赵顼召见了薛宗道，责问杀死宋将杨定一事，夏主是如何处理的。薛宗道回答说，李、韩二名主犯已经交给了陕西宣抚使郭逵，近日就会押送进京。
次日，果然有一队兵士押送着两辆槛车进了京城，槛车上关押的就是李、韩二人。
赵顼亲自审讯李、韩二犯，责问他们为何要挑起事端，计杀宋将杨定。
李崇贵便将杨定如何纳贿、如何失信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赵顼叹息地说：“照此说来，杨定纳贿卖地，罪不容诛，但你们可以向朝廷陈述，由朕将杨定明正典刑，你们却擅加诱杀，藐视上国，难道说无罪吗？”
李崇贵、韩道善叩首认罪。
赵顼赦了李崇贵、韩道善二人的死罪，追削杨定官爵，没收了杨定的家产。另派使臣刘航出使西夏，册封秉常为夏国王。
宋、夏的这场纠纷就此平息。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以西夏交出罪魁祸首，向宋廷谢罪而告终。
三怪人掀起的风暴
1。御前大争论
西边的警讯只是一个插曲，朝廷君臣的注意力更多地则是放在朝政事务上，说得更白一些，就是集中在王安石的身上。
王安石进京之后，圣眷甚隆，锋芒渐露，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宣传变法的思想。朝野上下，围绕着王安石这个人，围绕他的政治主张，展开了一场争论。
朝廷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这就是少年皇帝赵顼所面临的难题，为了使朝廷走出困境，赵顼把富国强兵视为国策，视为他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
王安石也敏锐地觉察到，新天子与仁宗、英宗不同，在他的身上，有一股锐气，有一股蓬勃向上的精神，同时还透出一股隐约可见的忧虑。经过上次的单独奏对，王安石基本摸清了这位少年天子的思想脉络：他对现实很不满，却又很无奈，他想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却又苦无良策。新天子是一个充满希望、却又满怀心事的混合体。
王安石从赵顼的身上看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希望，他心中所想的，正是自己为官二十多年苦苦追求的那种东西。正因为如此，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在赵顼的面前大谈特谈朝政的积弊，大谈特谈他的理财理念。他说朝廷积重难返，就像一个疾病缠身的人，不下一剂猛药，不足以治好病。
王安石的言行举动，赵顼都看在眼里，他还没有下决心，是否要委王安石以重任。
一些大臣也将王安石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有的人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有的人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牙痒痒，似乎要咬王安石一口才解恨。
熙宁元年（1068年），一场围绕财政问题的大争论终于爆发了。
这年八月，赵顼照例要率群臣到京城南郊举行祭天大典。历年惯例，参加祭天活动的百官都会得到皇帝赐给的一个大红包，也就是赏钱。宰相曾公亮等人认为，由于河朔地区发生了大面积的旱灾，国家财政匮乏，所以建议今年的郊祭赏钱就免了。
赵顼似乎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做得也太窝囊了，刚刚做皇帝，第一次举行郊祭，就将百官的红包减掉了。面对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他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天早朝，赵顼将曾公亮提出的问题交给翰林学士们讨论。
赵顼的诏命，犹如一滴水掉进了热油锅里，立即沸腾了。
翰林学士司马光首先站出来表态，支持曾公亮等人的倡议，他说救灾需要很多的钱，要从近臣、贵官身上做起，该节省的要节省，辅臣们提出的意见非常好，请陛下诏令执行。
王安石对司马光的意见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国家富有四海，皇上郊祭给百官发红包，只是几个小钱，用不着如此吝啬。再说，扣发这几个小钱，对于国家财政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不但于事无补，反而还有伤国体，会使皇上很没面子，国用不足，也不是当前的急务。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76节：力排众议用人才
赵顼坐在龙椅上，见两个翰林学士吵起来了，而且争吵的正是他最为关心的国家财政问题，不但没有制止，反而对群臣说，今天是廷议，各抒己见，言者无罪，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理不辩不明嘛！
司马光见皇上鼓励发言，立即质问王安石，他说：“自真庙（即真宗皇帝）末年起，国家财用不足的问题就已经显露出来了，近年来，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怎么能说不是当务之急呢？”
其实，王安石的本意并不是不承认国用不足的问题不需要解决，而是认为第一位的、更急的治本之事在于开源、在于理财，他认为，国库空虚，完全是由于朝中大臣不懂理财之道，不知道怎样管理国家财政造成的，如果只知道节流，而不知道开源，那理财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视理财为敛财的司马光反驳说，什么叫善于理财？无非是变着法子从百姓身上弄钱罢了，苛捐杂税，狂征暴敛，这就是善于理财的人惯用的伎俩。
王安石却说，靠横征暴敛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不叫善于理财，真正善于理财的人不必增加百姓的赋税负担就能使国库充裕。
司马光立即反唇相讥，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天下之财，是一个定数，官府多一钱，民间便少一钱，如果想方设法从百姓手中把这笔钱夺过来，比增加赋税更可怕。西汉的桑弘羊，就是用这种理论欺骗了汉武帝，司马迁对这件事大书特书，显然就是指斥桑弘羊，讽刺汉武帝。
王安石并不服气，正要继续争论下去。赵顼发话了，他说，朕基本同意司马光的意见，但是，郊祭大典给百官发红包只是几个小钱，不必吝啬。如果真的到了这一步，朕就真的没面子了。
王安石、司马迁的这场激烈的辩论，成为两位名臣一辈子政治敌对的开端，也正式揭开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斗争的序幕。
赵顼表面上赞成司马光的意见，实际上却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朝中大臣似乎从中觉察到了一些什么。
2。力排众议用人才
年底，郑国公富弼自汝州进京觐见皇上。富弼是三朝元老，赵顼特准他可以坐车至殿门口下车，并命富弼的儿子搀扶着他进见，召见时，免行跪拜的君臣大礼，赐坐后再与他交谈。对于一个老臣来说，这可是莫大的荣耀。
赵顼待富弼坐定后，迫不及待地向他询问富国强兵之道，想不到这位曾经与范仲淹一同推行“庆历新政”的老臣，身上全然没有了当年改革的豪情壮志，似乎有些文不对题地说，人主心中的好恶要做到深藏不露，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小人窥视出人主心中的秘密，否则，他们就会揣摩人主的心思，投其所好，这样，就会让奸人钻空子。比如上天监督人，完全由人自作主张，最后同你算总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富弼哪里是在说治国之道，完全是兜售帝王的南面术。
赵顼接着又问：“宋北有辽国，西有西夏，边境一直得不到安宁，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富弼慢条斯理地说：“陛下即位之初，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赵顼踌躇了半天说：“你就留在京师吧！朕给你在中书省安排一个职位。”
富弼以年纪老了，不足以担当重任为由，婉拒了赵顼安排重做宰相的好意。辞行后，仍然回了汝州郡。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赵顼再召富弼进京，拜为司空兼侍中，同平章事。富弼在固辞不掉的情况下，只得奉旨进京。就在他进京的途中，京师一带发生了地震。
在科学还不发达的当时，人们都以为这些自然灾害是由于人做了错事，上天对人的惩罚。赵顼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减少膳食，取消一切娱乐活动，以表示对上天的虔诚和忏悔。
王安石对此却不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