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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有：勃勃（精神旺盛或欲望强烈的样子：生气勃勃，朝气勃勃，兴致勃勃，野心勃勃），勃发（焕发，蓬勃生发：英姿勃发，生机勃发），勃然（兴起或旺盛的样子：勃然而兴，勃然而起），勃兴（勃然兴起，蓬勃发展）……与“博”关联的辞藻有：博取（取得），博弈（为谋取利益而竞争），搏动（有节奏地跳动），搏斗（激烈地斗争），拼搏（使出全部力量搏斗或争取）。这样说并不过分：作为形容词的“勃”完全暗示了当下的社会生态，而作为动词的“博”则暗示了男人的处境。在一种繁荣勃兴的生态里，任何遵循农业社会法则的行为都被视为不思进取：一个从小在海边晒太阳长大的男孩，走出家门投身商海拼搏了那么三五十年，然后花巨资在海边购置了一块地，晚年回到那块地上晒太阳晒到死——他作为成功人士，被镌写进教育青年的励志教材里；而另一个从小在海边晒太阳长大的男孩，终身未离开海边，晚年在海边晒太阳晒到死——他则被当做反面典型，写进“不思进取”的那个章节里。
一个神秘的命令被传扬：资本来到世间，你们必须拼搏。
成功人士的经验被颂经般重复：爱拼才会赢。各种教授人们发财致富的技术学、教授人们战胜自身的励志学跟教授人们“延长时间”的技术学、教授人们“增长增大”的营养学同样发达，充斥了各种三元八角杂志的封二、封三和正文的大多数页面。“搏”过的在电视上开讲座，“勃”起的在午夜接听热线——人们把他们奉为上帝，把他们的经验奉为圣经。他们是被救赎了的，而其他人，则循着得道者的指引，在通往天国的路上挤破头皮，跌跌撞撞一路奔走。
我们如何理解他们——以赵高为例
我们如何理解他们：以赵高为例（1）
公元前207年8月的一天，赵高终于给朝臣们出了一个难题。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二世胡亥坐在大殿之上，众臣分列两班，那只鹿就在大殿的台阶下，而赵高，则站在距鹿不远的地方。这一幕如此荒诞，但却在日光下明晃晃地发生。
赵高指着鹿说：“我要把这匹好马献给陛下。”
胡亥大笑说：“中丞相搞错了，怎么能指鹿为马呢？”
赵高便让朝臣们说到底谁搞错了。这本来是个简单的知识问题，但在权力的干涉下，一切都变得耐人寻味。胡亥当时的权力是用如下符号来彰现：颜色有别于他人的服饰以及放在高处的座椅，当然，还有他的坐姿——只有他是坐着的，而且面南背北，这样的有利位置让他能够将目光打在每个朝臣的脸上，所以任何形式的撒谎都很容易被识破。不光这样，胡亥还拥有强大的自信，他的自信来源于他的父亲——那个震环宇、荡六合，创建霸业的帝王，他经过一世的打打杀杀，最终通过武力给天下命名：秦。胡亥是他的亲生儿子，在“世袭制”这样的制度保障下，胡亥无疑对天下具有不可转让的处置权，这种莫大的权力赋予了他不可一世的判断力，所以他想也不想，就说是鹿。
而赵高，他当时的身份是中丞相。虽然他位极人臣，但也只能站着跟胡亥说话——只不过他比其他朝臣站得更直一些而已。他的站姿本身就是一个身体政治学命题：可以想象，当他还是秦国从赵国俘获来的俘虏时，他一定是跪着的，跪这种姿势证明了他的臣服，他的脚被锁上大链子，以限制他的自由。同样作为俘虏，赵高的父亲被处以宫刑，母亲则被杀死了，这种残酷的对待俘虏的方式，让赵高惊惧并颤栗，而此前在赵国当贵族时，惊惧与颤栗这种身体上的强烈不适感从未有过。从那以后，他明白，只有在政治上处于劣势的人（或者阶层）才会在身体上出现这种不体面的感觉，这种不体面，有时会发展到令人尴尬的境地，比如出汗，或者尿裤子。但跟阉割来比，以上耻辱显然算不了什么。这种对身体的摧残，让他在政治上又降了一个等级，我说的是由俘虏降为阉人。可以想象，初为阉人的赵高，虽然由于颇有些文化知识，再加上做事勤勉努力，不久便被
秦始皇派去辅导胡亥，但他初次面对胡亥时，还是将头低了又低，腰弯了又弯，他这样做，一是彰现自己的卑贱，二是本能地让他的外生殖器部位尽可能少地暴露在对方目力之下，虽然他当时肯定穿了几条裙裤，但这种自卑还是掩饰不住。虽然做了胡亥的老师，但这样一个问题日渐摆在他的面前，那就是，胡亥是次子，即使苦心讨好，将来胡亥继承不了皇位，也难以从他那里得到回报，于是他献媚于公子扶苏。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献媚，这对于真正的男人公子扶苏来说，实在令人作呕。跟勾引不成反大喊强奸的恶妇人一样，赵高玩了个计谋，便让秦始皇将扶苏派到北边协助蒙恬守
长城去了。现在赵高算是将心思全用到胡亥一个人身上了，他教他狱律令法，教他习字，但胡亥不成器，赵高更多时候的角色是胡亥的玩伴，但两个男人的感情就在这样的玩乐嬉戏中建立了起来，发展到最后，胡亥对赵高形成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有如女子对男人的依赖一样。这种依赖助长了赵高的胆量，使他在胡亥面前，逐步找到了做男人的感觉——这在秦始皇跟前是不可想象的，那个粗野的家伙，他在所有人面前，都有一种傲慢，这种傲慢让他挺着肚子连同肚子下面的生殖器，仿佛天下不过是他的一个嫔妃。但那个傲慢的男人终于死在了出巡的路上，他的身体任人摆布——盛夏七月，暑热难当，他的肚子和腹部鼓胀了起来，七窍中流出难闻的腐尸味，苍蝇逐臭而来。从沙丘到咸阳显然还需要一段日子，为了掩盖气味，这个不可一世的家伙，竟然被安置在一车鲍鱼里，这样，沿途臣民都知道是鲍鱼臭，而不知是始皇臭。赵高联合丞相李斯，密不发丧，假传诏书，赐死扶苏，让胡亥当了皇帝。然后又杀了拥兵自重、对扶苏之死颇有疑心的蒙氏兄弟。然后又杀了始皇帝的22位公子、10位公主。然后杀了朝中一半以上对自己不甚服从的大臣。然后又杀了宫中大多数宫女。然后又杀了为秦始皇建造陵墓的大多数能工巧匠。最后，他设法杀了李斯 。每杀一批人，他的腰杆就直起来一些。终于在公元前207年8月，他能站直身子，并略带高傲地与胡亥说话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男人了，但他还想测测他人，看他们是否真把他当男人看。
所以，胡亥作为男人，是因为他有一个铁和血的父亲，赵高作为男人，则是因为他有一个“谋”和“术”的头脑。公元207年8月，两个男人就这样在一只鹿面前相遇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一个重大命题：在权力面前，知识何以为真？这个问题，两千年后，福柯才开始正儿八经地探讨。
故事的结果任何历史教科书上都有记载：有的人低头不语，静以观变；大多数人附和赵高，说的确是马；只有极少数人，说是鹿。在权力面前，知识败退了。“静以观变”的那部分是“狗儒”的先祖，而说是马的那部分则成了独裁的帮凶，说鹿的那部分，我不说你也知道，他们都被杀死了。在这次事件之后，权力不但决定知识的真假，还决定一个人的真正性别。是的，胡亥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赵高乘机说他神经错乱，胡亥也就信了，也就遵赵高之意，去上林苑斋戒，以求上天宽恕。
胡亥在赵高面前失去判断力，从而失去自信，在性别角色上，他开始扮演女人。在赵高面前，他开始出汗，开始颤栗，甚至开始有了媚态。到最后，赵高玩够了这种性别置换的游戏，便指示咸阳令阎乐带兵攻入胡亥当时所在的望夷宫，逼胡亥自杀了。
胡亥在死前乞求阎乐：“您能允许我见见中丞相吗？”阎乐说：“不行！”胡亥又说：“皇帝我不做了，让你们中丞相去做，你能留我一条性命吗？我只求做一个郡王。”阎乐说：“不行！”胡亥又说：“那让我做一个万户侯吧。”阎乐说：“不行！”胡亥说：“我愿意同妻子做普通百姓，纳税服役，总可以吧？”阎乐说：“不行！”胡亥于是接过阎乐手中的剑，自杀了。这个情景很有意思，虽然自杀是一种相对体面的死亡方式，但在他那么多次的退让与请求之后才发生，显然说明，在心理上，胡亥早已失去了一个贵族男人本该有的骄傲。
胡亥死后，赵高拿出象征皇权的所有装饰物，武装起自己：他把传国印玺佩戴在自己腰上，穿起龙服，登上殿前台阶，坐在那张椅子上，并且面南背北。满朝文武像看着当初的那只鹿一样，看着赵高。在他们心里，今日的问题跟“是马还是鹿”一样，他们需要对“是赵高，还是皇帝”做出回答。强大的忠君思想使他们保持了长久的缄默——所有人也许还都意识到：阉人赵高，如何挺起腰杆治天下？他们还意识到：即使有印玺、龙椅、龙袍……用再多的权力符号装扮起来，赵高也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男人，这在男权思想已完全定型的那个时代，让这样的人做皇帝，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赵高的行为超出了朝臣们的想象力，而朝臣们的沉默则击垮了赵高，让他本能地从龙椅上站了起来，走下台阶，脱去龙袍，迎立扶苏之子子婴。子婴继位五天后，就将赵高诱杀了。我们说：子婴继承了父亲的男人风范，这种风范让他在面对一代权阉时，毫无畏惧，并最终用自己性别上的优势，将对方击垮。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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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身体啊，身体（1）
从接到这个题目到现在，一年时间已经过去了。当初的狂妄完全被现在的失落掩盖——面对历史，我永远只是一个无知的孩子。我在想，要是再有三年，再有三十年，也许我能彻底搞清楚时时萦绕在我脑中的许多问题：阉割对一个男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失去体尝性的能力，身体的意义何在？彻底驯顺的身体，是不是意味着主体性的彻底凝聚或彻底流溢——换言之，经由性，能否抵达自我的边界？对我而言，这些问题如此本质而核心，以致我在写作过程中经常遗忘“阉割”的风尚史意义——这显然降低了本书的趣味性，让那些力图窥视阉人裆部的家伙失望而归。
还有，尽管没有几易其稿，但直至最后一次修改，我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删除那些调笑观众的字眼，我力图让本书中的任何一句话、一个字都显得正儿八经，对我而言，语言上的油腔滑调会严重损伤一部严肃作品的主题。在一个资本上升的时代，这样做显然不合时宜——但相声、小品和二人转已经足以娱乐成年民众的心性，我为什么还要凑这个热闹呢。况且，中国目前所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打趣、调侃与机巧，而是庄重、严肃，甚至刻板。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完全中断了小说和戏剧的创作——我说的是，向来指导我写作的存在主义悲悯基调被暂且搁置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考究的身体政治学技术。是的，我力图以身体政治学为基本方法，来重新书写帝国阉宦的历史——基于这样的野心，本书不再仅仅停留于阉割的技术史和制度史，而是从更广泛的角度来探讨身体和性。但是，我所关心的并不是性的科学史，而是一种性话语的建立——阉人的性是如何获得理解的。此前，我们从来都是在一种歧视甚至幸灾乐祸的心态下审视阉人的性的——他们如此变态而令身为正常人的我们作呕……从他们身上，我们确证了自己的完整与文明。他们是我们的他者。这种颇具道德色彩的阉人史阻碍了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以致任何更进一步的企图都被视为道德冒险。正经的史家于是回避了“把阉人作为阉人看待”这一理路，而故意把头埋进制度史的故纸堆里。阉人史就这样成了阉宦史——成了官制史的一个章节。我所努力做到的，就是重新从性的角度来理解阉人——经由一具具有确失的身体，我们也许可以构建一种历史：刑罚、观念以及经济行为都隐没其中。
这种颇具野心的写作企图耗费了我大量心血——我的意思是，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并做了非常艰苦的思考……我力图让整本书的每一句话都充满思维的乐趣，所以用以佐证观点的材料，我尽量将其浓缩在注释里。尽管写的是中国阉宦的历史，但我还是适当地将其他文明背景下与此相关的事例和观念引入进来，以求在一种比较框架内对阉割行为做出更公正的阐释。我并不是要写一本教科书，也无意对各种既有的材料进行重新组合……我在构建一种话语的历史，但明眼人最终还是能够看出，这一切不过是对福柯笨拙的致敬。
生理意义上的阉割在资本主义裹挟而来的人道主义话语下废止了，但支配、奴役与控制并未随着我们开始温情脉脉地注视肉身而结束——如果说主体间性是主体性的固有形式，那肉刑的废止就不应当被看做精神控制企图的消弭。事实上，一种更加精微的权力系统开始加诸间离态势下的一个个主体，孤独的人群形成了——他们用同样的大脑思考，用同样的行为模式处世，但他们就是互相敌视。谁都在趋利避害，他人显然就是地狱。资本家发了大财，因为他们不约而同都在兜售一种叫做“认同感”的东西——试想想“部落”“俱乐部”“族”“群”这些时髦的商业辞藻，再想想“新潮”“时尚”“个性”这些商业崇尚的价值……谁都是自由的，但谁都无法自由选择。身体前所未有地叛逆，而精神前所未有地驯顺——谁能说这不是一种精妙阉割术的结果？资本家并未阻止身体对社会和观念的冒犯，他们甚至为此而窃喜：任何一种身体行为，事实上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消费。比如尖叫，以前你可以去一个空地上，现在则只能去迪士高酒吧里。
一种情况开始变得显而易见：身体比精神享有了更大的优先权。这使得各种虚妄的身体一元主义者在摧毁精神价值时变得毫无顾忌——在叛军队伍中，女权主义者的身影分外显眼。性别不再是一个生物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任何宣讲男尊女卑的思想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身体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武器，作为消费符号，作为最后一种媒体……盛装登场了。乳房不再是哺乳装置，而是一个或者两个广告位。当一切如此确定无疑的时候，人的行为在一种全面繁盛的自由态势下整齐而划一。在这里，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某种阉割术的影子。事实上，工业社会的根本特征——复制，标准化，非人格化，本身就是一个个阉割隐喻。
遗憾的是，我并无意在这条理路上刨根问底。精微的身体政治学技术能够让我眼目明亮地对包围我、让我喘不过气的日常生活进行审察，对大众文化视域下的城市现实给出常常令人击节的解释，但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一种强大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沾沾自喜于对它做出华丽的解释，我们要改造。这也就是本书越写越慢的原因——我的兴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移：我重新开始关注“人”，而不是结构主义的那一堆陈词滥调。
我战战兢兢地从主体性哲学的故纸堆里淘出一系列概念：他者，主体性流溢，主体性凝聚，主体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