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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了三个月的大规模扫荡，短短三个月时间，日军共残杀根据地人民6700余人，烧毁房舍5。5万余间、抢走牲畜1。9万多头，抢劫和焚毁粮食3000万斤。
冈村宁次虽然多次施展“扫荡”毒计，但始终无法消灭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在整个战局的影响下，冈村宁次再也抽不出多少机动兵力来发动大规模的主动进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趁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连吃败仗的冈村宁次不得不自讽“狮子捕鼠，效力不大”。而他另一个“劝降”阎锡山的任务，被一贯奉行生存第一的阎锡山以软盾挡回，面对老奸巨猾的阎锡山，冈村宁次也是难有作为。
进入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日趋恶化。大本营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遂令中国派遣军发起“一号作战”行动，即豫湘桂战役。
4月份，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率部以攻占平汉铁路南段为目标，向郑县（郑州）、洛阳地区发动进攻，揭开了会战的序幕。
至23日，日军相继攻陷郑州、新郑、密县等地。5月1日，许昌失守。5月18日，日军进攻洛阳，中国守军顽强抗击，战况惨烈。冈村宁次急令增援，会攻洛阳。中国守军孤军奋战至25日分路突围，洛阳失守。洛阳陷落，标志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第一阶段完成了预定目的，冈村宁次非常满意这份战绩。
河南境内的硝烟刚刚散去，日军“一号作战”的第二阶段攻势，即长衡会战开始了。这一阶段，冈村宁次率部休整。
日军8月初攻占衡阳后不久，冈村宁次被调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其主要任务是发动桂柳战役，再创河南战场之战绩，攻占美军的几个重要机场，以减少美国空军对日军的威胁。桂柳会战的战略态势比之武汉会战之时，已有很大改变。这时，日军由于战线过长，兵力明显不足，丧失了制空权，而且军队内部通讯不畅、军纪废弛。当冈村宁次接受任务时，曾颇为苦涩地对他的参谋长讲道：“你我都成了泥瓦匠，哪里作战出了麻烦，就被叫去抹一番。”9月4日，冈村宁次抵达汉口上任。
9月10日，冈村宁次指挥第六方面军，在南方军一部配合下，向桂林、柳州发起进攻。9月13日晨，日军包围全州。14日，完全占领了这一桂北重镇，由此打开进入广西的第一扇大门。占领全州后，冈村宁次随即拟订攻击桂林和柳州的详细计划。
10月底，冈村宁次指挥，以第十一军团为主力，率12个师团共10万余人的兵力，同时从北、东、南三面向桂林外围攻击。随着日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开来，自11月1日起，向桂林发起全线进攻。10日，古城桂林最终沦陷。在进攻桂林的同时，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南窜到柳州外围。11日，柳州失陷。几乎也是在同时，第六方面军一部与从越南北进的南方军一部在绥渌会合。至此，大陆交通线全部打通，会战结束。
虽然，日军豫湘桂正面战场逞凶一时，但这并不能挽救它在其他战场——太平洋战场、缅甸战场以及中国敌后战场正在遭受的失败，不能挽回它在对外侵略全局中的颓势。这其中也有作战策略上的失误，正如战后冈村在《回忆录》中曾说的：“回顾过去的战绩，仅就我军之迷恋攻占城市恶习再作一言：举凡作战目标，不外能动的敌军与不动的土地（城市、山河的要地等），军队作战应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其他为次。但是，城市总有其魅力，而且各条大道最终总要通向城市，尽管军队常有穿越远离城市的旷野进逼敌军的任务，却往往为城市所吸引，人人皆愿入城。同时，在中国战场上，各兵团有许多随军特派记者，他们用无线电发报机将战绩直接向国内报纸进行报道，大事宣扬‘争先立功’之类的战果，此种情况亦可能为城市所吸引的原因之一。将自古以来日本武士‘争先立功’的精神发挥于现代战场之上，可谓功过并存。”但日本的失败更为重要和更为根本的是，以侵略为目的的邪恶战争是从来也不可能得逞的。
“战争天才”冈村宁次（8）
话分两头，桂柳战事刚一结束，11月12日〖FJF〗？〖FJJ〗俊六便向冈村宁次亲自传达了天皇发给中国派遣军的诏书电文：“在华中、华南方面作战之各军官兵，果敢机动艰苦作战已近半载，不顾瘴疫，历尽艰辛，到处摧毁在华美军空军基地，充分达到作战的目的并为全局作战做出贡献。朕深为嘉赏。”
由于冈村宁次在侵华战争中，为日本帝国立下赫赫“战功”，1944年11月，日本政府升任他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终于坐上侵华最高司令官宝座的冈村宁次，是踏着多少无辜的中国百姓的尸骨才爬上了这个梦寐以求的位子的！
一当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就开始策划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冒险——直捣中国抗战大后方四川。他妄想通此一途，压服中国，挽救日本失败的命运。无奈，他进攻四川的作战计划并未取得东京方面的支持，反而要他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东部沿海，“全力准备应付美国在中国沿海登陆，以确保本土国防资源”，同时可以“相机削弱重庆的军力”。于是冈村宁次秣马厉兵，准备进攻湘西。
湘西战役，在日本的战史书里被称为“芷江作战”。冈村宁次投入湘西战役的兵力共4个半师团，5万余人。当面中国守军是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亲任指挥的7个军19个师，这些都是中央军的精锐嫡系，大部分由美军教官训练、美军顾问指导，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但冈村宁次并不以此为惧。
1945年4月11日凌晨，按预定布置，日军进攻主力从邵阳出发向西进击。4月27日，东安方面的日军关根支队进攻武冈城。在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下，虽然伤亡很大，但武冈城一直掌握在中国军队手中。与此同时，第四十四师一部从梅口急驰武冈城郊，从日军后侧发起攻击，支援守城部队。关根支队腹背受敌，退走花园市，逃窜中被歼大部。
再说湘西之南的武阳一线打得难解难分之时，作为主攻部队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也在湘西中部陷入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
历时两月的湘西战役，最终以日军溃退而告终。据中国军队公布的材料，此役共击毙日军12498人，马1286匹，毁汽车292辆，另外俘虏日军300多人。中国军阵亡7737人，伤12483人。湘西战役是1944年以来，中国正面战场上打得较好的惟一一仗。日军经此次作战受挫，不得不开始全面收缩兵力，冈村宁次一边布置部队从广西、广东等地后撤，一边焦虑地关注着整个战局的发展。
战争态势的发展，已使冈村宁次回天乏术了！
％％％的侵略的战争最终必将失败。等待冈村宁次的是率部投降的结局。但是由于他“剿共”的天分，这个被列入东京战犯名单的罪人却逃过了战犯的惩罚，苟延残喘地活着
1945年7月17日凌晨，熟睡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被其参谋长匆忙叫醒，向他报告收到的绝密情报。看到情报内容的冈村宁次睡意顿消，不禁喃喃自语：“杜鲁门、丘吉尔、斯大林走到了一起，看来是要联合对付日本了。”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发表，要求日本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
8月6日和9日，美军在广岛、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日本本土受到重大打击，陷入恐慌。
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围歼日本关东军。明知大势已去的冈村宁次仍想做垂死挣扎。9日，冈村宁次向部队发布训示说：
苏联参战早在预料之中。我数百万精锐皇军正严守皇土及大陆。必须发挥建国以来最大勇猛之传统，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只有断然决一雌雄。本官决意率吾百战百胜皇军之最精锐部队，抱全军玉碎之决心，誓将骄敌歼灭，以挽狂澜于既倒。全军将士且勿为敌之和平宣传攻势所迷惑，全军应愈加精诚团结，再现大楠公“臣一人在，圣运可保无虑”之忠诚及必胜信念。
正当冈村宁次一心要带领百万侵华日军准备进行“玉碎”决战时，12日，冈村宁次收到了东京大本营密电，此文的核心内容透露了准备接受投降的实情，冈村宁次看了这封电报感到“真是晴天霹雳”。冈村宁次立即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发了电报，要求拒绝《波茨坦公告》，继续作战，冈村宁次对于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热情可谓“矢志不移”。8月15日10时10分，冈村宁次接到了东京发来的关于“天皇陛下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陆第68号密电。他心中顿时明白了，战败投降已成定局，除谨遵诏命外恐别无他策了。11时过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两千余名日军官兵，按平时遥拜天皇的队形，在南京市鼓楼广场东面集合，聆听天皇亲自播讲的投降诏书。
虽然投降的消息，冈村宁次早已知晓，但亲耳听见天皇裕仁那低沉的声音宣布这个“悲惨”的结局时，他仍禁不住悲痛与绝望。广播结束了，司令部的全体人员个个在炎炎烈日下站了许久，无声亦无言。冈村宁次想到他身为侵略军总司令的职责，于是强压悲痛，即席向全体人员作了谨遵诏命的训示。随后向侵华日军全军将士下达如下训示：
蒙亲赐数语，忧及圣虑诚惶诚恐，不知所措……值兹圣战中途，而逢建国以来从未曾有的最恶事态，实无限悲痛，然事已至此，本职惟谨遵圣谕，以慰圣怀……派遣军将士切勿削弱斗志，应愈益严肃军纪，坚持团结，根据惟一方针，分别为完成新任务而迈进。当天晚上，冈村宁次彻夜难眠，既不甘心侵略战争就这样失败，也为自己性命、前途担忧。
“战争天才”冈村宁次（9）
他自知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现在战败，作为败军之将，必是难逃法网。虽然冈村宁次自言，常年战火，自己已经“大体对生死观已有定见”，“贯彻忠节无死无生”的武士道精神，但事到临头，他却千方百计为保住这条老命而费尽心机。他甚至向东京大本营发出电报，要求辞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之职，以摆脱罪责，东京大本营迅速回电，电文只有4个字“孩童之言”。
正当冈村宁次备感绝望之际，恰在此时，冈村宁次收到了蒋介石的一封电令，命令他的部队“暂保有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方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何应钦总司令之命令”。
在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上，冈村宁次签署投降书此时蒋介石的军队大多在西南地区，面对日军即降，蒋电告冈村宁次，为的是防止中共就近“得利”，依靠日伪军先替自己看好地盘。日军败北，蒋的目标可要集中于反共了。冈村宁次坚决迎合蒋介石的要求，他立即命令所属部队，“未得蒋统帅系统命令，对敌人的任何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则采取武力行动”。因为冈村宁次在这期间力遵蒋命，积极以共同反共向蒋介石献媚邀宠，加之，以前剿共中的“颇多”战果，才使他后来得到国民政府庇护，而逃脱惩罚。这是后话。
话说，8月21日，冈村宁次按照国民党受降主官、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先派他的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乘飞机去湖南芷江城，谈判投降事宜。
8月23日，今井武夫返回南京向冈村宁次作了汇报。冈村宁次根据国民党备忘录的要求，迅速草拟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坚决支持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完全彻底地交付给重庆政府军队。
9月1日至5日，中国新编第六军被陆续空运到南京。8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进驻南京。
中国方面特意选择9月9日上午9时的“三九良辰”，在原国民党陆军总部大礼堂举行受降签字仪式。
这天，从陆军总部大门到礼堂门口，树立着三座牌坊，第一座牌坊上悬挂十个金色大字：“中国战区日本投降典礼”，中间牌坊上书写着“和平永奠”，礼堂门口的牌坊上则镌刻着“胜利和平”四个大字。通向礼堂的道路两旁，悬挂着同日本作战的中、美、英、法、苏等盟国的国旗。中国战区受降官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海军总司令陈绍宽、陆军副总司令顾祝同上将和陆军总参谋长肖毅肃中将等。日本方面的人员包括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副参谋长今井武夫、日本支那方面舰队司令官田福良三、驻中国台湾日军参谋长谏山春树和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参谋小笠原七人。
上午9时整，何应钦宣布受降仪式开始。首先，冈村宁次出示了日本政府出具的授权冈村宁次投降的证明书。然后，小林浅三郎从何应钦手里接受受降书两册，转身走回日方座位交给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将受降书一一阅读，手微微颤抖地签了字，虽然，对方是旧日相识，且一贯亲日，但还是由于心情慌乱，而将图章盖歪了。盖章毕，冈村宁次低头俯视受降书达50秒之久。之后，小林浅三郎又挟着投降书缓慢僵直地走向受降席，双手递给何应钦。何应钦接过降书，代表中国战区签名盖章，然后，宣布受降仪式结束，命令日军投降代表退庭，整个受降仪式仅用了18分钟。至此，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最终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奉何应钦上将的训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冈村宁次改任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当晚，冈村即对所属部队下达了向中央军各受降主官办理投降事宜，交出武器、装备的命令。
以战争结束为转机，中国国民党方面特别是上层人物掀起的加强日中合作的热潮不断升温，蒋介石更是提出了所谓的“以德报怨”的口号，其实是假日本人之力，实反共之举的图谋。
受降仪式的第二天，何应钦便率一些高级将领，与冈村宁次举行了“亲切会见”。何应钦提出：“对日战事结束了，国共战争就要开始，我们对共产党作战困难不少，蒋主席说要请贵军协助。”冈村宁次马上响应，说道：“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国投降，就应该忠实地为中国政府效劳。”10月21日，何应钦邀请冈村宁次举行第二次会谈，23日晨，蒋介石还亲自出马与冈村宁次会晤。这时的冈村宁次哪里像个阶下囚，俨然是一个座上宾了。
1945年11月6日，国民政府在光复后的南京设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当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公布战犯名单，冈村宁次被列为第一号战犯。
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战犯名单。
对此，冈村宁次自忖，会被判为战犯，而且“死刑也在所难免”。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此时却想方设法庇护这个抗日战争中以及抗战后反共有功的战犯。
1946年2月12日，何应钦派人转告冈村宁次：“总司令部参议政府不以战犯论。”这使冈村宁次悬着的心稍安下来。
不仅如此，在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挑起内战后，在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建议下，冈村宁次竟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以发挥他的所谓“军事天才”。此前，冈村宁次有名的《剿共指南》就已被译成中文后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这年底，国民党当局把他从南京萨家湾原日军总部大院迁居到鼓楼以西金银街四号，以隐其行踪。在这里，冈村宁次遵国民党军事当局之托，先后撰写了《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分析报告和文章。他的这些报告和文章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阅看。对这个侵华日军的总头目长期逍遥法外且久无音讯，各界舆论纷纷向政府提出质问，国民政府一直以“此人目前仍任联络部长官，遣反侨、俘工作尚未结束”为由进行敷衍搪塞。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也曾几次照会国民政府，要求冈村宁次出庭，国民党当局照样制造理由，搪塞过去。
“战争天才”冈村宁次（10）
转眼到了1948年6月，迫于国际国内的压力，国民党政府迫不得已，只得把冈村宁次交出来，在国内对其进行象征性审判。7月12日，冈村宁次接受法庭调查。8月9日，石美瑜庭长向国防部提出冈村宁次应扣押于战犯监狱，终获批准，冈村宁次被送进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
在审判之前，怕冈村担心，国防部二厅曹士徵少将向日本小笠原参谋透露：“对冈村的审判……由于蒋主席、白崇禧国防部长、陈诚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等对冈村在停战后的工作甚为感谢，审判只是走走形式，毋庸挂虑。”8月22日，典狱长孙介君特意看望冈村，并密谈道：“先生前在塘沽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识之士均甚嘉许。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不得不如此。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请安心受审。”并教给他受审时应采取的适宜态度——“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保释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或入狱只是形式而已。”8月23日上午9时30分，开始对冈村宁次公审。礼堂内座无虚席，外面广场上也挤满了人。开庭后，检察官王家媚首先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读完，对被告人和证人进行庭审。当审判正在进行中，庭长石美瑜忽然接到南京来电，说冈村宁次案子暂停审理。下午6时30分，石美瑜在法庭宣布：“今天只审不判，至此休庭。”全场愕然。对冈村宁次一案的审判，就这样又拖延了下去，冈村宁次在有关人员的安排下不久离开战犯监狱。
这一休庭就一直拖延到1949年1月26日，在这期间，国民党亲日派的要人们，为使冈村宁次逃脱法网而奔走斡旋。在1948年11月份讨论对冈村宁次的判决问题时，何应钦、曹士徵等极力主张无罪。11月30日，汤恩伯派人透露给冈村宁次一个好消息：蒋大致同意对冈村宁次应判无罪。1月26日10时，对冈村宁次进行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审。事前并未公布，法庭甚狭小，规模亦甚小，只有新闻记者20多人。特邀辩护律师迟到了，只有钱龙生律师一人。开始如同演戏一般，依次出演了一套程序：开始要求被告对检察官论罪理由进行申辩，冈村仅回答同意各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