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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投降。
山下奉文这一主张的形成，一方面与他考虑到国际势力的介入不利于日本的独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担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推行“治安肃正”的惨败有关。日军在正面战场上不断推进，但其后方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抗日武装力量的严重威胁，这使得日军的进展受到极大牵制。日军大本营不得不要求侵华日军“确保占领地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的阵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因而占领了华北的寺内寿一所率华北方面军将重心移向“治安肃正”。山下奉文作为华北方面军的参谋长，亲自参与、策划并指挥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扫荡”作战，肆意屠杀我抗日将士和无辜平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血腥罪行。
1938年7月6日，中共冀东特委组织开滦煤矿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冀东暴动”。山下奉文调集部队，对冀东展开大围攻，屠杀了抗日军民数千人，于9月上旬残酷镇压了这次暴动。
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山下奉文受寺内寿一的委派，为策应日军进攻武汉、广州的作战，先后调集日军两个师团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及大批伪军，连续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大围攻。
1938年11月12日至12月9日，山下奉文调集日伪军六千余人分五路围攻大清河以北地区；12月25日至1939年1月24日，出动1500余人围攻安国、博野、蠡县等地；25日，又以7000人的兵力对潴龙河两岸地区进行围攻。他利用先“分进合击、逐步推进、压缩包围”，尔后“分割清剿、各个击破”的战术方法，“清剿”我抗日武装力量。
“马来之虎”山下奉文（3）
不仅如此，1939年，山下奉文在新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杉山元的要求下，主持拟定了《1939年度治安肃正纲要》，制订了非常详尽的“肃正”计划：1月至5月的任务是各师团对占领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为分散部署兵力、扩大“治安圈”打基础，先针对晋南地区、晋北地区、五台地区和苏北地区进行作战。从5月至9月，则是利用此前扫荡的成果，实行分散部署兵力，同时针对鲁南地区、鲁西地区、晋东地区等地继续进行“围剿”。
面对山下奉文指挥的日军的疯狂“清剿”，八路军主力通过游击战坚持斗争。1939年1月25日，八路军一二○师主力挺进冀中，与原冀中军区部队会合，共同粉碎了日伪军的前三次围攻。2月2日，山下奉文重新纠集日伪军对我冀中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攻，被八路军粉碎。3月18日至4月1日，因八路军的奋起抵抗而遭受挫败的山下奉文又指挥七千多日伪军对肃宁、文安、任丘进行第五次围攻。八路军连续作战30余次，共歼敌900余人，粉碎了这次围攻。山下奉文在历时5个多月的“围剿”战中，虽然以伤亡5000余人的惨重代价，侵占了冀中地区所有的县城，击溃了一些国民党残余武装，但并未达到消灭八路军和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目的。在这一状况之下，山下奉文又将矛头调转到他认为的中国抗日武装的“后方基地”——天津租界。他认为正是英、法租界庇护了大量的抗日分子，而在“中国排除英国势力是对华政策之根本”。因此，1939年6月14日，山下奉文以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的身份擅自下令封锁了天津英租界。
英、法等国当时对日侵略持绥靖态度，因而只是采取外交协商的抗议方式，这更纵容了山下奉文的排英野心。虽然日本外务省一再要求山下奉文解除封锁令，但被他以各种理由推绝而拒不执行。与此同时，天津的英国商人、企业家、传教士等在英租界被封锁后，因顾虑自身的安全而纷纷撤回英国，山下奉文实际上达到了将英国势力驱逐出华北的目的。不仅如此，英日双方还于1939年7月24日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定》，以正式条约的形式规定，英国“完全承认”日本造成的“中国之实际局势”，承认日本对其占领区享有“特殊之要求”，并且承诺“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动与因素”，英国“均无意加以赞助”。英国无视他国之利益，对日绥靖的“避事”态度可见一斑。
驱英的成功，聊慰了山下奉文“治安肃正”无果的怒气。但“治安肃正”中，山下奉文所指挥的侵略军，还是制造了大量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在蠡县，日军用毒瓦斯一次杀害抗日群众70多人，制造了“王辛庄惨案”。在廊坊，杀害无辜百姓68人，烧毁民房300余间，制造了“韩村镇惨案”。在“大曹村惨案”中，日军残酷虐杀群众73人，烧毁民房2300余间。在五次围攻中，山下奉文指挥日伪军以极其残暴的方式屠杀了许多抗日军民。这笔血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1939年9月中旬，由日本关东军挑起的、意在刺探苏联反应的“诺门坎事件”，在苏联强硬的反击之下，以失败告终。日本政府迫于外交压力，撤换了关东军的司令和作战参谋等主要领导，山下奉文被调任为关东军第四师团师团长。
担任第四师团师团长期间，山下奉文立志洗刷担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期间“战果贫乏”的“耻辱”。他一面积极练兵，做好对苏战争的备战，另一方面对中共所领导的抗联武装力量进行疯狂“讨伐”。1940年7月1日，山下师团转隶中国派遣军第十一军，调往湖北，参加宜昌作战。7月22日，山下奉文被调回东京，就任日本航空总监兼航空本部部长。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法西斯侵略轴心形成。12月10日，山下奉文以遣德视察团团长的身份，赴德、意进行军事考察，为扩建日本航空力量进行筹备。次年7月7日，山下奉文率团回到东京。他向大本营拟交了一份关于国防机构一体化的报告，主张空军应该独立，陆军进行机械化以及添设统辖三军军政、军令的国防省、国防总长等。不过，在还没有展开这项报告的宏大改革计划时，山下奉文又被派往侵华战场的前线了。
1941年7月16日，大本营批准成立满洲防卫军，山下奉文被任命为满洲防卫军司令官。由于日军不断拉长战线，而且野心勃勃地准备进行“南进”计划，因而机动兵力已明显不足。满洲防卫军其实是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管辖第五十一师团和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九独立守备队。9月18日，山下奉文所部主力第五十一师团被调编为中国派遣军第二十三军，山下奉文更有“空头司令”的味道了，这使他想在中国东北作威作福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1941年11月5日，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确定于12月初对美、英、荷等国开战。次日，山下奉文受命返回东京。9日，他被任命为第二十五军司令官，负责进攻东南亚。从此，山下奉文开始转向侵略东南亚的作战之中，执行大本营的“南进”计划，为日本掠夺维持战争消耗的诸多资源。在东南亚的侵略战场上，山下奉文尽显其凶残与暴虐，先是率兵发动侵略马来群岛的战争，随后兵压新加坡，用炮轰市民与切断城市供水的卑鄙手段，迫使英国远东军司令官帕西瓦尔无条件投降。山下奉文仅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即占领了马来半岛以及新加坡，取得了“南进”的重大胜利，他也因此而被人奉称为“马来之虎”。占领了新加坡后，山下奉文为了有力地控制当地局势，切断当地与中国大陆抗日力量的联系，命令专门人员制订了周密的《肃清华侨计划》，对当地华人进行残酷的大屠杀，在屠杀的同时，聚敛这些华人的家财，对东南亚人民，尤其是华裔们犯下了滔天罪行。
“马来之虎”山下奉文（4）
1942年7月1日，山下奉文转任第一方面军司令官，驻中国东北的牡丹江地区。1943年2月，山下奉文被晋升为大将。1944年，随着盟军的反攻，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6月29日，根据内阁大臣木户的建议，大本营将山下奉文召回东京，向他面授了大本营准备进行“捷一号作战”以扭转局势的决心及设想。9月26日，山下奉文被任命为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指挥在菲律宾的20多万名日军执行“捷一号作战”的相关任务，企图实现扭转困局的目的。
从此时直到次年9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半个月后，山下奉文一直率兵盘踞于东南亚，企图顽抗。
％％％在中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指挥作战，残酷杀害当地无辜平民的山下奉文终于得到应有的下场，在马尼拉大审判中，正义的法庭是不会放过这个战争刽子手的
1945年9月3日上午9时30分，山下奉文率领驻东南亚部队主要将领武藤章等人前往碧瑶，参加投降签字仪式。盟军受降人员中，就有当年迫于其淫威而投降受俘的英军将领帕西瓦尔，这不啻于给了当年曾耀武扬威的山下奉文一记耳光。
接受审判的山下奉文投降仪式之后，山下奉文作为战俘先被关押于距马尼拉30英里的利萨尔县的新毕利毕监狱。1945年10月29日，在中国和英国政府的要求之下，山下奉文被作为战犯交付盟军马尼拉军事法庭审讯。山下奉文被指控的主要罪行包括：1935年至1936年，反对“北进”派并支持二月兵变，支持裕仁天皇实施“南进”行动；1938年至1939年，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期间，指挥军队在中国农村展开大屠杀；1942年，任马来西亚第二十五军司令官期间，指使秘密警察屠杀5000余名新加坡华裔；1944年，在帕拉万岛虐杀美军战俘150名等罪行。经过一个多月的审判，马尼拉军事法庭最终于12月7日判处罪大恶极的山下奉文死刑。山下奉文的辩护律师企图为其开罪，而先后向美国最高法院甚至是白宫提起上诉。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对此表态：“我批准军事委员会的审判结果和判决”，并指示西太平洋陆军司令官执行对被告的判决。
1946年2月23日，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山下奉文在马尼拉市郊的巴尼约斯刑场被执行绞首刑。2月24日凌晨3时27分，山下奉文在绞刑架上停止了呼吸，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终年60岁。
侵华战争“谋臣”石原莞尔（1）new
石原莞尔1920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考察”为他形成“大陆扩张”的侵略思想奠定了经验基础。20年代中期，他开始系统梳理和阐发自己的“战争观”
石原莞尔，1889年出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他的父亲石原启介曾任鹤冈市警察署署长，从小就用“武士道”精神教导石原莞尔要勇敢而不惧艰险。在父亲的熏陶之下，石原莞尔从小就尚武好战，性格比同龄的其他小孩坚毅许多。1902年，石原莞尔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学习，三年后转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在陆幼学习期间，石原莞尔见到了曾主张向中国扩张，拓展日本生存空间的隐居军官南部次郎。受南部次郎思想的影响，年少的石原莞尔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侵略的“宏愿”：“为我帝国之正义而出师，我虽无才，但终得报国之志。
”1907年，石原莞尔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继续学习。1905年，他以陆士第21期步兵科第6名的成绩毕业。不久，被授予步兵下士官军衔，从此开始其法西斯军官生涯。
1915年，石原莞尔考上了陆军大学。在陆大学习期间，他接受了更加系统性的军国主义教育，并且开始思考自己的军事侵略理论。1918年，石原莞尔以第2名的成绩从陆大毕业，同时被晋升为步兵中尉。
当时，日莲宗是日本非常盛行的一个佛教教派。石原莞尔受这一教派思想的影响，从陆大毕业后，就加入了日莲宗的佛教团体“国柱会”，成为著名僧人田中智学的忠实信徒。1920年4月，石原莞尔被派往驻汉口的侵华日军华中派遣队司令部工作。石原莞尔在汉口工作的一年多时间中，先后考察了中国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积极搜集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各种情报，这些信息为他形成“大陆扩张”的侵略思想奠定了经验基础。他根据观察总结了对付中国军阀的办法，认为“比起武力会战，收买、宣传具有更大的价值”。同时，实地的观察也增强了他侵华的信念，他曾写道，“以列国的干涉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其主动者必须是日本”，“可惜现在我们没有这种力量”，如果“在建国精神方面，日本应该有统一世界的大正义”，“这种力量展现出来后，英美的财力和兵力则毫不足惧”。
1921年7月，石原莞尔奉调回国，担任陆大教官。1922年，被选派赴德留学，主攻战争史。
留学期间，石原莞尔完善了自己的战争思想。1925年，学成归国，石原莞尔继续任教于陆大。
20世纪20年代，石原莞尔撰写了大量文章和报告，系统梳理和阐发了自己的战争观。这些文章主要包括：《现在及将来的日本国防》、《战争史大观》、《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关东军领有满蒙计划》、《从军事上看日美战争》、《满蒙问题我见》等。这些文章集中反映了石原莞尔的侵略理论和主张，他提出，“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几千年来各自发挥其特长和特点，不断进步，而最近两三个世纪的发展更是突发猛进。时至今日，这两个文明已形成隔着太平洋而相互对峙的局面”。这种局面必将导致战争，战争之后将走向统一，最终“创造最后最高的文明”，使人类文化进入“黄金时代”。这次“人类最后的大战争”将是“以日美为中心而进行的世界大战争”，将“首先是持久战争，然后是决战战争”。因而，他强烈主张，为了使日本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能打好持久战，并取得决战的胜利，首先必须占领中国东北，使之成为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资源供应基地。他的这种侵略思想直接指导了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和展开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
％％％任关东军参谋的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谋划如何侵略中国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之后，又促使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同意增兵，在短短4个多月时间里，侵占了我东三省1928年10月，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的推荐之下，石原莞尔被调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觉得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开始推行他所构想的“以战养战”侵略中国东北的阴谋。
到关东军司令部赴任之前，石原莞尔已经仔细阅读了有关中国东北地理的书籍、地图，并且同关东军各部队军官谈话，深入了解和掌握了东北的情况。当时日本军部担心如果侵略中国东北，可能会导致苏联方面的干涉而引发日苏大战，狡猾的石原莞尔根据自己掌握到的情况，猖狂地认为，日本政府及军部中央没有必要担心与苏联的冲突。因为苏联的远东运输能力薄弱，仅能将一部分兵力用于远东，倘若日军进攻外贝加尔以东地区，苏联都可能会放弃。
此外，美国在远东没有进攻日本的据点，很难攻击日本，美国海军在布局上不够匀称，日本海军实质上也不是处于绝对劣势的。因此，美国的渡洋作战只不过是空谈，至多只能对日本进行经济封锁而已。总之，石原莞尔的结论就是，日本可以放心地侵占东北，甚至侵占整个中国。
1929年7月，石原莞尔推荐他的老朋友“阴谋老手”板垣征四郎任关东军参谋，从此二人开始共同为霸占中国东北而积极活动。
从1929年起，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先后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侦察东北地区的地理情况和东北军的兵力分布情况，为将来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在以“旅行”为名进行的军事侦察活动中，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带领关东军的作战参谋，经过实地刺探，形成了诸如“攻击哈尔滨和防御海拉尔的问题”，“关于占领地区怎样统治的问题”，攻打锦州的战术，“夜袭弓长岭的现地研究”和“攻打奉天城要领”等详细的侵略作战计划。在“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等人窃取了大量军事情报，同时也意识到，东北地域辽阔，关东军不足两万人是难以战胜多达数十万之众的东北军的，因而，常规的军事入侵方法是无法取胜的。对这样的“困难”，石原莞尔想出了“由里向外来占领满洲”的方法。1931年3月4日，石原莞尔主持制订了《为解决满蒙问题之作战计划大纲》，提出先在沈阳挑起事端，然后以日本利益受损害为借口，集中优势兵力占领沈阳，再进一步侵占全东北。这一侵略计划得到关东军好战分子的赞成。他们开始以这一计划为“蓝本”，进行军事入侵的准备。
侵华战争“谋臣”石原莞尔（2）new
日本陆军上层支持关东军军事入侵行动的大有人在，为了使石原等人侵占沈阳的军事行动能顺利成功，参谋本部军事课课长还专门向关东军批了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为了安放这两门重炮，石原莞尔以修建游泳池为幌子，在驻奉天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兵营内，挖了一个直径为33英尺，深39英寸的炮基座，四周加上围棚，伪装成仓库。这两门重炮，一门炮口对准奉天东北军北大营营房，另一门则指向奉天飞机场。
除了在关东军内部进行军事进攻准备外，石原莞尔也没忘记做好国内的动员工作，以便获取军部内更多人对侵略计划的了解和支持。1931年7月，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回国，专门在国内兜售《为解决满蒙问题之作战计划大纲》的侵略计划。经过板垣征四郎的鼓吹，石原莞尔的侵略计划得到军部大多数高级将领的赞成和支持，返回关东军后，二人更加紧推行实施既定的侵略计划。
8月20日，石原莞尔向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本庄繁汇报了侵略中国东北的计划，得到本庄繁的认可和默许。9月15日，关东军准备擅自行动的消息泄露，内阁施压，责令参谋本部“制止”关东军的轻举妄动。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得知这一信息后，加紧谋划事变，准备将原定9月28日的行动提前到9月18日，赶在参谋本部派人来之前，造成既成事实。9月17日夜，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在辽阳白塔旅馆碰面，决定由石原莞尔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内进行作战部署，而板垣征四郎则在奉天实地进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