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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发生在冬天。有个难友，因饥饿，从菜窖里偷了一个老番瓜、几个洋芋，晚上在屋 后偷着煮，被到站上来的场长刘振宇发现，刘振宇大骂：“像你这样偷，窖里储存的菜就叫 你偷光了。”这个难友说：“我就是偷了一个番瓜、几个洋芋，再没偷过。”刘振宇说：“ 你还嘴硬，都像你这样偷，站上的菜窖还有窖的菜吗？”当即命令下边的管教干部脱去他的 棉衣，只剩下身上的衬衣，用麻绳把这个难友捆结实，扔进一个空房子。然后，刘振宇扬 长而去，回了场部。第二天，站上的管教干部心想他也就是偷了点菜和洋芋的问题，应将他 放出算了。但是，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在一夜之间已将他冻成了冰棍，他哪里还能活着 出来？
这两则令人发指的残酷罪行，当我们在丰收的日子里，放开肚子吃着白白的大馒头，连来此 外调的干部都赞叹不已，认为“这里的生活真好”的时候，当我们游荡在沙枣树林里，自由 地采摘并随意地吃着黄澄澄的沙枣的时候，我真是再也想不到在我亲人劳教的新添墩，竟然 会连续出现把饥饿的难友用如此残酷的手段置之于死地的事件！这真是太出格了，太出乎人 们的意料了，用“草菅人命”说明此事件最确切不过。我的亲人挣扎于如此严酷的生存环境 里，真是太难太难了。有个原省监察院干部张雨沛，二十多岁，对农场繁重的体力劳动， 食不果腹，感到苦不堪言，前途无望，编了个顺口溜以抒愁怀。顺口溜共四句：“祁连山戴 帽（意思是下了雪）；劳教人员睡觉；苦难的日子何时了，问谁谁也不知道。”此事不知被谁 告密后，由场方汇报到张掖地委，地区法院将张雨沛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捕，后于9 月判处死刑，在新添墩就地枪毙。这一“杀一儆百”的暴行，使每个难友胆战心惊，绝望到 了极点，他们经受的真是人间地狱的苦难啊！我的亲人亲眼目睹难友被冤杀，心中怒火燃烧 ，却也只能保持沉默。他是个善良刚强的人，遭受如此的精神巨痛，也只能将它深深地埋在 心底……
第十一章1959年岁末的变迁
“十一”国庆节十工农场给个别人“摘帽”的举措，可说是给这个金秋留了个光 明 的尾巴。这只是一线曙光，这一线曙光因其人数太少而显得十分微弱，但总也是给闭合沉重 的大幕掀开了一角。我的难友们谨慎而忐忑不安地注视着这一角里透进来的有限的光亮，暂 时还难以预料这有限的光亮会给我们这些受难者带来多少福祉。我心里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怅 惘，不断琢磨着这一角的光亮即使再加以扩展，对我们这些受难者又会出现怎样的前景？这 几年政治风云的骤变与不可捉摸，使天真如我的心境不禁也阴云密布，我自然而然地从坏处 去揣测不已……摘了帽子会让我们干什么？会让我们回兰州么？我会和亲爱的久别了的俩儿子 生活在一起吗？噢，当然，我不会再去办报纸，伏案写稿，沿着农村的弯曲小路去寻访采访 对象，在农家小院里和笑声朗朗的男男女女随意地说笑。那已是一个极遥远极遥远的梦了， 它已永远地消失……真如俗语所说：“身在福中不知福。”当我以女记者的身份不断深入农 村采访，同时，也有机会出入于兰州饭店的会议大厅，周旋于甘肃省委的书记、部长和甘肃 的省长以及兰州的市长之间时，我觉得一切都很正常很平常，那只是我的工作，一切都是为 了 工作。我在工作上表现出色，表现突出，正因为如此，我才能作为甘肃农民报的代表赴北京 参观，还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而今， 我已是阶级敌人，所谓的右派分子，过去的一切都已成为过眼烟云，不会再重现。记得在报 社反右斗争后期的一天，我和与我同是“黑社”成员的牛华生一起劳动。牛华生无限感慨 地喟叹说：“谁会想到我们能成为阶下囚？”据说全国解放前，他曾在《大公报》上指名道 姓地骂过蒋介石，此种作为后来被认为是“小骂大帮忙”，而他毕竟“小骂”过。在鸣放期 间，他对中国当权者并无微词，倒成了货真价实的阶下囚。如今我们成为阶下囚已两年过去 了，我们两年来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摘掉帽子，回到人民的行列中来，可我们会有什么样 的前景？眼前的现实步步进逼，使我无法对自己的处境作出西洋景式的幻想。
国庆节过后不久，四大队领导就宣布：我们的农场要迁到玉门县去。玉门县饮马二场要换到 十工农场来，玉门县饮马三场则迁到原四工农场，原四工农场也迁到玉门县。饮马二场和三 场都属劳改系统，是改造罪犯的农场。这次大换场，主要是为了国防安全的需要。当时，中 国的核建设和导弹基地向全世界保密。30多年后，中国人民被告知，酒泉附近的导弹基地于 是年秋开始建设，一条为导弹基地服务的专用铁路线也于此时开始秘密铺设。核建设和导弹 基地的建设属国家最高机密， 这样，对于酒泉附近的劳改农场里关押着的数千名犯人，就被迁了出去。 为了保密，领导上就断然采取措施，决定对上述的几个农场来一次大的行动换场。
饮马二场的人数、规模、耕地、财物等同十工农场大体相当，就决定同十工农场对换。十工 农场的全体干部、工人、家属、上海移民及下放人员，还有农机具、车马、粮食和其他财产 ，全部由本农场组织运输，送到原饮马二场所在地。饮马二场的在押犯人、各色人等及农场 的各种农机具及其他财物，则由他们农场负责运送。
在反右派斗争之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ZW（〗〖H T6〗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67页。〖ZW）〗按照新的统一部署，十工农场的右派分 子，必须全部迁往安西四工农场所在地，原安西四工农场为下放干部劳动锻炼的农场，此次 奉命也迁往玉门县，迁入饮马三场。饮马三场原是个罪犯刑满释放后就业的农场，人数、规 模不算大，迁入四工农场。当权者认为将我等归置到刑满就业人员的农场最合适不过，我们 的命运就被重新做了安排。
十工农场的领导接到迁场的指示时，最犯踌躇的就是如何安置好我们这些人。按照当时领导 的统一部署，凡是右派分子一律迁往安西四工农场，同刑满释放了的前罪犯归置到一个农 场。但是，此时十工农场从省上及河西走廊各县接纳的右派分子及其他戴了各种帽子的人员 原来都是干部，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根据本人的专长补充到场部及各大队担任了相应的工作， 已成为农场不可或缺的干部人才，如场部的财务科，我的难友在其中工作的就有冯士伟（原 省人民银行学校教师）、卢寄智（原省劳改局会计）、汴国梁（原河西某县银行职员）、赵芝贵 ，还有马维琪此人在80年代担任了甘肃省农垦工商联合企业公司的总经理，《甘肃日报 》曾以显著版面作为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突出报道。这些人按照决定如若都划归安西四工农 场，场部财务科的大半边天就得掉下来。再以生产第一线来说，两年来我的难友们都已 成为生产上的重要力量，其中有些人如我等的工资仍由原单位付给，十工农场只是无偿地使 用其劳动力为农场提供财富。再说我们这些人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具体情况，也都发挥着各自 不同的作用。此时，把我们这些人造个名单再转手交给劳改系统的农场，十工农场领导于 心不甘，也于心不忍。当时，他们对劳改系统农场的情况比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迁去后没有 好日子过。所以，迁场的文件在10月中旬就已下达，各方面的交接手续却迟迟地拖延了下来 。
迁场决定在我们这些受难者之中的思想上也掀起了巨澜，议论纷纭。大家对国庆节只给少数 人象征性地摘了帽子，绝大多数人各方面的情况一切依然如旧，心里有多种想法。有些人天 真地说：“公安部门是执法机关，我们转过去后，在‘摘帽’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或许 会有些好处，不会打折扣。”这种幼稚的想法，在当时就属不攻自破之列。当时，象征性地 给极少数右派分子“摘帽”，不过是一个姿态，是为了表示他们说话算数，对右派分子还是 宽宏大量的。1959年的国庆又是十年大庆，为了表示我们国家的强大，给少数右派分子摘帽 也没有坏处。至于基层干部只有遵命执行的份儿，谁能打折扣，谁又能放宽摘帽的尺度？
又过了些日子，当首批劳改犯人在荷枪实弹的战士押解下，进入了大家的视野，那些劳改犯 一个个形容枯槁的模样，令人吃惊。而此时，依然有人说着宽解的话：“人家每月 的定量四十七八斤，比我们还高呢！”听的人心里即便有疑惑，也不便再说什么了。因为我 们都是“祸从口出”，才落得如今的下场。对要我们去的那个农场，根据已有的生活经验， 我们还是不要忙着说它不好，以免到了那边又成为把柄，给自己招来麻烦。
就在这当儿，我来农场后第一次感冒发高烧。赵队长知道后，先到大队部找来了我的难友当 医生的陈立荣，他来队部量了我的体温，给我打了一针青霉素，并给了些药片。这时已是下 午了，我喝了药片，睡了。下午饭一口也不想吃，没吃。晚上，赵队长进屋来，帮我点亮了 煤油灯，问我：“怎么样？好些没有？”又说：“不吃饭怎么行，干脆，叫灶上给你做些酸拌 汤。”一会儿，酸拌汤端来了，我挣扎着坐起，喝了半碗，就再也喝不下去了。赵队长说： “不想喝就算了，算了，早些休息，好好睡上一觉。”看我睡好后，他又把队里准备救济上 海移民的灰色棉毯拿来一条，盖在我的被子上，然后，熄灭了煤油灯，拉住了门，走了。在 当时的条件下，赵队长在得知我发烧后，立即找来医生为我打针服药，在我未吃晚饭时，又 让灶上为我做酸拌汤即把面粉做成疙瘩状，下成稠汤后调些醋，病了的人在胃口不开的 时候愿意吃带酸味的，他想得都很周到。这事已过去了40年，我仍铭记在心，清晰地记住了 他照料病中的我的情景。第二天，烧退了，我的病奇迹似的康复了。
一中队第一批去玉门的，记得是一组马车队的。那一天，秋高气爽，天气晴朗，曹宗华身穿 一件大红绒衣，路经中队部扬鞭启程时，情绪甚是高昂。他用长长的鞭子打响鞭时，只在空 中绕一圈，并不真的落在他的大白马的背脊上，他和大白马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他们这些 马车夫已训练有素，有的人打响鞭时，会最后轻轻地把鞭梢儿落在马的耳尖上，予以象征性 的惩罚，让马儿心领神会。曹宗华的白马的耳尖是浅棕色的，十分好看，就是鞭梢儿他也不 忍心落在马儿的耳朵尖上，他绝不让无辜的马儿忍受疼痛。和他同车走的，还有王永、罗惠 湘、张稔年等难友。
终于，全中队的人分期分批各自出发了，有些人去了安西四工农场，有些人去了玉门。去玉 门的是同饮马二场的劳改犯进行对调。据说在饮马二场附近有个村子叫黄花营子，十工农场 迁到玉门后，便改名为玉门黄花农场。
我成为一中队最后的留守人员之一。
当赵、刘二位队长即将去玉门的前一天，我向二位队长交结了简单的经济手续。然后，搬出 中队部，同徐福莲一起，搬进了大队部西头南面第一排的一间家属宿舍里。这间宿舍同我们 原在三大队住的房子结构一样，外间有个不大的炕，我和小徐就住在这个炕上。里间较小， 住进了一家难友。难友名叫路毓亭，山东人，原是高台县邮局的干部，他不是右派分子，不 知因什么问题被送到十工农场的。他来农场后，妻子因为生活无靠，也来农场劳动，和他生 活在一起，他俩有个两三岁的小女儿，全家三口人便住在里间。此时，全大队的主要人员都 已去了玉门和四工农场，财产大体也已运走。我和小徐作为留守人员的任务，主要是向原饮 马二场移交四大队的粮食。
原来，两个农场在迁场的双向运输中，后来认识到粮食的运输意思不大，把各自场里的粮食 就地移交给对方，会省下一大笔运输费用和人力。我和小徐所作的事，就是把四大队库存的 粮食用磅秤一秤秤称过后，记下累计的数目，作为向饮马二场移交的根据。
这样，我们就同饮马二场的人员打上了交道。饮马二场也派出两个人，同我们一起过秤。这 两人都是劳改犯，其中一人有40岁左右，说话带河南口音，有点多嘴多舌。另一人比较年轻 ，棉袄上套着毛蓝布的中山服罩衣，话少。另有两个罪犯是劳动力，他们把麻袋里的小麦一 袋袋抬到库房里的磅秤上，称过后，由我们双方记下数量，再就近抬在库房里倒出粮食，腾 出麻袋。这活当然很重。40岁的罪犯在这两个劳动力来了之后就交代：“每天给你们加两个 馍！”我心里想：“活这么重，两个馍顶啥用？”可是，看那两个罪犯的样子，倒像是很乐意 似的。半年之后我才有了体会，罪犯们乐意干这种活，是因为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偷小 麦。饥饿的劳改生涯，已教会他们在同粮食打交道的时候，学会偷窃粮食。强烈的生存意识 ，使得他们不得不这样干。这次在背粮食过秤的过程中，他们肯定偷了不少小麦。
我们的任务只是记下每次过磅的数目，自然就悠闲得很。那位多嘴多舌的40岁罪犯告诉我们 ，他的那位年轻伙伴是上海人，因为诱奸幼女判的刑，他不无同情地说：“本来他也可以不 判刑，说是幼女，其实也是大姑娘了。他是小学教师，学得好，在学校可以说是品学兼优， 喜欢上了自己的女学生出了事。关键问题是他得罪了校长，校长放不过他，原来可以不判刑 的，结果就判了刑。”这位上海人语言谨慎，对他的伙伴情况始终没说一个字。
我们干这活虽不出力气，在一袋袋的小麦倒进库房之际，尘土满库房飞扬，弄得每个人都蓬 头垢面，浑身都落了厚厚的土，真是脏极了，但也只有受着。
1961年，邹士杰副场长回陕北老家途经兰州，见到我和杨康、杜博智时就说过，迁场前，怕 农场职工挨饿，向上级瞒了产。30多年后，我听说，十工农场在此次迁场过程中，向上级隐 瞒小麦达100吨之多，这就是邹士杰的聪明了。那时，他在安西县混得很红，有机会到各县 参观，参与了一些评比学习活动，从而了解到很多真实情况，眼见不少地方农民把树皮都剥 的吃了，一个个瘦骨嶙峋，面有菜色，这使他意识到严重的饥荒已在逼近。作为农民的儿子 ，如今的十工农场副场长，他认为不采取断然措施，自己农场的职工也会有挨饿的一天。所 以经过领导班子的秘密磋商，统一了认识，在1959年的夏收前就秘密下达指示，让有关的队 把相当数量的小麦不要上报入库，先秘密窖藏起来。以四大队一中队来说，就在夏收期间挖 了深坑窖藏了几十吨小麦，这个深坑就在一中队东边一组附近。在迁场中，曾从玉门派来六 七辆大卡车，于夜间开到窖藏小麦的地方，连续运了几天才运完。王培义当时就负责装车。 曹宗华说，运到最后，坑底的小麦里和了土，他人已到了玉门，还返回来和赵队长一起用簸 箕簸过小麦里的土。我作为一中队的统计，对这些情况竟全然不知晓。当然，从挖深坑，到 从一组的场上将小麦拉运到深坑进行窖藏，这些活动我都不必参加，瞒住我是必要的。这10 0吨小麦到了第二年就比黄金还珍贵，因为它救了不少人的命。俗话说：“粮食是宝中之宝 。”而在通常年景，就是农民也难以认识到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十工农场的这一举措无疑十 分大胆，其重大意义要在一年后才见分晓。
在罪犯们到来之前，我们原来的宿舍都做了改建，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号子，原来的窗子都 砌了高2尺左右的土坯，屋内的土炕肯定也是作了改建，使每间屋里能关更多的罪 犯。每天上午，罪犯们排着队去农田干活，由荷枪实弹的警卫押解。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就这样近在咫尺地看着罪犯们去上工。
小徐在晚上工作结束以后，竟然还有心思到警卫部队的房子里去转悠闲谈。有一天她从警卫 部队的房子里转回来告诉我：“这儿警卫队的队长是从兰州来的，他说认识你哥哥，也认识 你。”我在兰州的哥哥是个亲叔伯哥哥，名叫和温，比我大两岁，原来在兰州中学（后来的 一中）上高中。1948年的暑假，哥哥有个同学找了辆大卡车邀同学们去榆中县兴隆山游玩， 我也去了。在一天的游玩中，我和哥哥的同学有了接触，他们也认识了我。这位当队长的肯 定就是其中之一，但他会是谁呢？我不知他的姓名，以我现在右派分子的身份，当然我也不 愿意去结识他。在这荒僻的农场里，整天同罪犯打交道的警卫们，见到两个从城市里来的年 轻漂亮女性，一定很稀罕，也知道了我们的身份。而他们见到小徐仍忍不住热情地问这问那 ，以礼相待，以至那位队长竟说出他是从兰州来的，并认定我是他同学的妹妹。那时我容颜 姣好，同做女孩时没有大的改变，他如瞥见过我，就不会看错，小徐主动去串门，他问个究 竟是很自然的了。当然，直到离开四大队，我未去找过他。已是两个营垒里的人了，我如去 找他，我认为太没意思。
此时，大队部也有少数留守人员。我们演眉户剧《雌雄花》时拉胡琴的许登浩就是其中之一 。他也是十工农场四大队搬迁中最后的留守人员，负责把大队应该装车运走的物资全部运走 。当时同饮马二场达成协议，从饮马二场押解运送来的犯人下车后，由四大队利用原车装运 本队的财产物资返回玉门。老许说第一批押解运送来的犯人有6卡车，每车大约30人，车上 用篷布搭在高高的框架上，盖得很严实，是夜里送来的。下车时，很多人都是从车上被推下 来的，有些人被重推在地，身体沉重地倒在地上，不断地发出“妈呀”、“哎呀”的叫喊声 ！少数人还是戴着镣铐从车上推下来的，倒在地上时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发出的叫喊声就 更是惨不忍听了。老许来十工农场近两年，哪里见过这等场面，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