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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表兄王原泰也来了。当即打发表兄 王原泰去兰工坪甘肃工业大学把正在上课的二妹凤翔叫回了家。
大家在一起商量如何料理后事，主要是准备一副棺木，向何处埋葬的事。当时兰州尚无火葬场，听说棺木已脱销，在大饥馑的日子里，许多老人经受不住饥饿的熬煎纷纷辞世，造成了 棺木的脱销，少数家庭因买不到棺木，不得已用水泥制作成棺材抬埋老人。好在我那位在西北大学当了右派分子的兄弟和良有熟关系，可以托靠人把棺木买来，他当时在市民政局的下属单位工作，决定由他联系在大沙坪公墓找个墓穴，办理一切手续。当时一副棺木100多元 ，我和母亲拿不出这笔钱，和温、和良资助了一部分，才凑够棺材钱。
没有人为父亲设立灵位，也没有任何祭奠，一切都是简之又简。
到第二天下午，棺木就拉来了。
第三天早晨，入殓，准备起运抬埋。
父亲没有老衣，他就穿着三妹的花棉袄进了棺木，身体周围用报纸包着烧败的炉灰垫了垫， 使身体放得稳当些，不致摇动。保中叔提出用一床被子把身体盖一盖，而那是一床家里人已盖了多年尚可称之为完好的被子，我说：‘这是全家最好的一床被子，还是先顾活着的人罢 。‘保中叔便再什么话也没说，依从了我。
父亲的灵柩抬到大门口时，妈妈随后送着，突然号啕大哭了起来，他们夫妻一场，同甘共苦 ，父亲最后的日子如此凄凉，如此悲苦，咽气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心里一定很内疚，很 难过……
我内心也十分凄楚，一个念头清晰地浮现在脑际：‘妈妈和女儿先后都成了寡妇！‘
妈妈一向身体衰弱，大家没让她送葬。二妹凤翔这天头疼得厉害，也没去。一个架子车工人 拉着灵柩，我们都步行，去大沙坪公墓要走十多里路。
到了墓地，仍无任何祭奠，把灵柩放入墓穴，填进土，再堆起个坟头，一切便完成了。
然后，仍然是各回各的家。
此后不久，妈妈和妹妹们清扫了房子，便从外祖母的家里搬回自己的家。
我从元月回到兰州，不到4个月，先后有3位亲人辞世，他们都没有得什么大病，这是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现象，如果像早些年那样大家都安居乐业，吃饱肚子，他们肯定都不会匆 匆离去。尽管由于在农场见到了太多的死亡，我感情已麻木冷漠，3位亲人的相继离去，在我的生活中仍然投下了阴影。
在这些日子，省建工局出了个奇事。省建工局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共8人，经‘ 抢救‘回来的只2人，其余6人均死亡。到5月间，有个已报死亡的人，戴着个大口罩突然出 现在办公楼里向单位上报到，吓得凡见到他的人都乱跑一气，急忙躲避。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此人叫曹德明，上海人，原是建工局的技术员。在大饥馑的日子里 ，他确曾‘死‘过一次，当时已报了死亡，在‘抢救人命‘时未能回来。他‘死‘后已被拉 去埋葬，埋他的人发现他还活着，就只在他的脚上盖了些土，并用裹他的棉被把他盖好，然后回去了。第二天，他又慢慢缓过劲来。有个放羊的人路过，他见到后就翻身坐起，求放羊人救他。放羊人当时家中也无吃喝，问他是哪里的。他说出了农场的站名，放羊人就扶他回到了站上。此时，站上的劳教人员已被‘抢救‘回了原单位，形势已好转。站上见他身体很弱，就留他在站上多住了些日子，恢复健康后才让他回原单位，所以他迟至5月才回到单位 。
至于那个埋葬他的人为什么见他活着却不将他再拉回去，据推测可能的原因是，当时农场规定埋一个死人给两个馍，他如把活人再拉回去，两个馍就不会给他。为了两个馍，他把未咽 气的曹德明留到了荒野里，但并未用土埋葬，给了他一条活路。
这件奇事却也多么悲惨可怖！
此时期，我在报社也参加一些轻微劳动。先是在报社门前的一块农田里，同从农场回来的诸 位右派难友翻地，后来，又在力行新村56号院子里的粉坊干点杂活。粉坊是报社在困难时期 因地制宜地办起的一个作坊，由木匠葛德明负责，批来豆类有时是蚕豆，有时是榨过油 的大豆豆饼做粉条，其下脚料则用来喂猪，目的是为了给报社食堂自产一些副食，改 善职工的生活。粉坊同我的住房在一排，活不多，一般在上午我还有些活干，下午就没事了 。有时是有事葛师傅才叫我，没事就不叫。葛师傅是匠人，他把和好水的粉芡倒入一个有许 多圆孔的大瓢，大瓢用绳子挂在房梁上，对着下面的大锅。到下粉时，葛师傅一只手抓住瓢 把，一只手用力拍打瓢里稀稀的粉芡浆，粉芡浆均匀地进入大锅，便煮成了粉条。我现在 已忘记当时我干了什么杂活，只记得把煮好的粉条捞入旁边不高的凉水缸后，葛师傅便招呼 我用手捞起才漂凉了的粉条大吃一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当时大家的口粮仍很紧张，大吃 一顿才煮出的粉条也是个大贴补呢。当时一起干杂活的，还有个临时工辛师傅，他是炊事员 辛炳南的哥哥。葛师傅是个个头不高的山东汉子，中年人，为人挺好。他后来探亲回老家， 回来还把从老家带来的山药等土特产送了一点给我。
我的两个儿子真是性格各异，伐夏活泼好动，胆子大，能干；小夏文静，听话，喜欢在家里做点事看书。平常我在家里擀面条，都是在床上放个小案板擀，从来没想过教他们。 有 一次，我刚揉好了面正准备擀，葛师傅有事喊我，我就去了。干完了活，回到家里，只见10 岁的伐夏已将面擀开擀好了。可见他平日里早就注意观察我怎样擀面，已无师自通地掌握擀 面的窍道，一旦有机会就急不可耐地实践，一次成功。我非常高兴。
小夏不太出去玩，我买回韭菜，他就说：‘妈，我剥吧！‘就一声不吭，安安静静地把韭菜 剥完。他才是一年级小学生，识字不多，家里有一二十本小人书，他就反反复复地翻来翻去 地看，显出其乐无穷的样子。有时，我也读点童话故事，给弟兄俩听。
同院的李惠风，原来在农民报和我共过事。抗日战争初起之时，他在北京是青年学生，经后 来担任中央领导的一位同志的动员，作为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在河北、山西一带跟日本鬼子 打游击战。他在艰苦的战争年月吃了大苦。后来他离开战场，跑到了大后方的兰州，娶妻生子 ，过上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1955年肃反时，报社对李惠风脱离革命的这一段历史进行审查。景超是个一般群众，休息时，看到李惠风思想负担很重的样子，就递给了他一只烟。这 事，景超也许早就忘了，但李惠风铭记在心。得知景超已在农场活活饿死，我和孩子们过上了孤儿寡妇的悲惨生活，李惠风全家对我们就表现出特别的同情和关怀。过‘五一‘节菜铺 供应一些好菜凭菜本购买，有此情况，买菜的人照例排队很长，他老婆就把我们的菜本要去 ，她和大女儿早晨早早地就去排队，帮我们把菜买来。李惠风还向他熟悉的西北师院的几个 右派学生介绍了我的情况，现在只记得其中有个数学系的学生叫傅大塔。这几个右派学生原 来也在农村劳动，和农民有联系，他们后来还送给我一些炒大豆，在我农场打饭的盆子里盛 了有大半盆，这在当时也是很珍贵的礼物。过去，炒大豆在兰州人是零食，我从小就爱吃也 常吃，在困难时期，炒大豆可以顶粮，地摊上一毛钱也只能买到四五个，这大半盆子大豆， 用地摊上的售价计算也是很值钱的。伐夏、小夏看到大豆都非常高兴。俩孩子都知道家里经 济困难，伐夏说：‘妈，大豆我们别吃了，干脆我和小夏一块儿拿出去卖掉，能挣不少钱呢 ！‘当时，我认为让孩子从小学做买卖不是好事，就没让他们去卖，而是自己吃了，3人吃得 非常尽意。那时，谁家能一次吃那么多的大豆？
李惠风对右派很同情，他说：‘这几个大学生在农村劳动，农民都说，娃们不懂事，说话不 注意，把毛爷爷得罪了。娃们还是好娃们，有个啥哩嘛！农民根本没把右派大学生当作阶级 敌人看待。‘当然，这也是他本人的心声。
这期间，原十工农场副场长邹士杰带领全家人回陕北探亲，返回的路上，他让家里人先回了 ，自己到报社找到杨康。然后，杨康请他在南关十字的一家饭馆吃饭，邀我和杜博智作陪。杨康是从玉门黄花农场回来的，原来对黄花农场没饿死一个人的情况就向我们作过一些介绍 。这次在吃饭中，邹士杰坦率地说：‘在迁场前，我们就意识到粮食形势严峻，怕我们的职工挨饿，就向上级瞒了产，种粮食的人挨饿还怎么办农场？‘他还说：‘去年我到北京学习 ，发现一起学习的人就有浮肿的，休息的时候，煮的吃白菜，我心想，北京的人供应这么不 好，人都浮肿，粮食问题已成了全国性的，我们在下面更不能不注意。‘
我问：‘我们去年11月每人每月的口粮定量降到了15斤，你们呢？‘
邹士杰说：‘都是一个标准。可我们每个站自己都有粮食库存，都有磨。场里统一规定，每人每月的定量控制在三十一二斤，由站上掌握。在最紧张的时候，我们那儿每人每月还能吃 上三十一二斤，所以全场没饿死一个人，没有一个非正常死亡。‘听到这里，我心里真是恨透了迁场。如若不是迁场，我那些死难的难友们不是都还活得好好的么，他们都是多么优秀 的人！
原十工农场的场长心里装着自己的职工，唯恐自己的职工挨饿，早早就进行考虑，做出安排 ，哪怕是得罪上级也在所不顾。瞒产少报在当时也是大罪名。他们硬是不怕自己担待反对党 的粮食政策，犯政治立场的错误，而把全场职工的生命安全放到了第一位。当时在河西、在全省，像这样把人的生命放在了第一位予以捍卫的领导并不多，他们的功绩将彪炳千秋！
再回头看四工农场的书记场长，相比之下，他们虽口口声声讲党的无产阶级立场、党的粮食政策如何等情，其实他们本人不过是些个目光短浅的势利小人，全农场饿死数百人，他们每天听汇报而不为所动，心硬似铁，他们连劳改系统硬性规定，在平常年景从劳改犯、就业人 员及我等右派每月口粮中节约下来存放库房的口粮，在天天饿死人的情况下也不敢拿出救人 ，他们还算人吗？他们只求保住自己的官职地位党票，右派分子及‘职工‘的生命又算什么！ 而他们自己及其家属的生命，他们又都是尽心尽力地在卫护，不然，为什么全农场在大饥馑 的日子里饿死的都是我的右派难友及‘职工‘。我作为幸存者写到这里，仍感到愤慨万分！
当然，邹士杰已知道，景超也是死难者。他当年曾出力想把景超从夹边沟农场的活地狱里设法救出，未果。最后，景超未能回来。怕引起我伤心落泪，在座的人都避不提及景超。
邹士杰全家在老家待了些日子，粮票充裕，他给我们每人都送了几斤。
1961年9月9日，杜博智和张玉荣宣布结婚。他俩的结婚海报是这样写的：‘兹定于今日下午 二时半，在二楼会议室举行结婚典礼，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将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当时，报社还没给我们摘右派帽子，我们尚未进入人民的行列。海报的底稿由杜博智自己拟就，交鸣放时他的《快报》记者唐荫民书写张贴。他这样写，就是表明自己根本没 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内中的深意，只有他自己 清楚。报社虽是政治上极敏感的单位，对于他的这则结婚海报也不好挑毛病。他当然事前就通知了我，我按时去会议室参加他们的婚礼表示祝贺。由于我们都还没摘帽，到了婚礼现场 ，就感到十分尴尬。唐荫民主持婚礼。人事科长史秀杰以证婚人身份宣读结婚证书后说：今天是杜博智和张玉荣结婚的大喜日子，我向你们表示祝贺。但在杜博智之后未加‘同志‘二 字，会场气氛就显得热烈不足。我旁顾左右，只见杨康等诸位右派朋友一个也未到场，心理上就觉得有些孤单。桌子上摆的葵花子、喜糖稀稀拉拉，我只顾自个儿吃，也没人让，没人 和我搭话说什么。杜博智的父亲千里迢迢赶来参加儿子的婚礼，老人讲了话，祝小两口美 满幸福，白头偕老。几个小孩跑进来抢瓜子、喜糖，杜博智训斥了他们几句。正是这几个小孩前几个月见了他还用反右时的侮辱性话语对待他。报社的张钤、王富邦等人参加了婚礼，会议室坐满了人。总之，杜博智和张玉荣二位新人容光焕发，特别是张玉荣一直满面笑容。 应大家的要求，他们谈了恋爱经过。他俩对婚姻的满意、幸福之极的感情溢于言表。
婚礼过后，我见到杨康抱怨他们都没去，我一个人坐在那儿挺难受，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杨康说：‘我们去干啥嘛！‘原来他们早就打定主意不去，早就想到了会出现的尴尬，可我 只想到应去祝贺，没想及其他。
到9月下旬，报社领导在四楼会议室召开干部大会，突然宣布对幸存的我们绝大多数及死难者王景超、赵秉仁都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未摘帽者只有汪志英1人，他出了点纰漏，打发 他回原籍渭源县农村继续劳动去了。杜博智代表摘帽人员在大会上发了言，说：‘我们将继 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迈步前进。‘他委婉地否定了我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们 摘了右派帽子，但景超未能回来等到这一天，使我悲痛不已，流泪不止。
我们苦苦挣扎了3年，戴着镣铐忍饥挨饿，险些丢了性命，才落得如今的结果，景超和赵秉 仁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个人一生只有一次的生命。领导上宣布摘帽，只是轻松的一纸 指令。听到这个宣布，我心里只有沉重，高兴不起来。头上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也只是暂时 被搁置了起来。
1962年元月，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政治形势进一步宽松。4月，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和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在此时期，原甘肃日报 总编辑阮迪民，前几年在甘肃省委任宣传部部长、省委常委期间，对推行第一书记张仲良的 ‘左倾‘蛮干路线负有责任，而被免去了在省委的部长及常委的职务，回到报社还当他的总 编辑。犯了错误的阮迪民此次回到报社，工作作风大有转变，他每天接待报社的同志，虚心 听取大家的各种意见，走到哪里都向同志们赔礼道歉。报社成立的甄别办公室迅速开展工作 ，很快就解决了在我们去河西后编辑部又揪出的一个右派集团的问题，其头头为原政治理论 部的主任于维民。于维民参加工作早，是个老干部，下面还有王明庸、贾明玉等，一律宣布 一风吹。我本来对自己定为右派分子就不服，觉得自己的问题很简单，只要甄别查清问题并 不难。杨康、牛华生此时也都跃跃欲试要求甄别。我想找阮迪民面谈一次，当时要求和他谈 话的人很多，我又住在报社外面，不容易排上队，后来就写了封信给阮迪民。阮迪民接到信 ，立即让勤务员来家里找到我，要我去报社和他谈话。
阮迪民过去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威严，高高在上，不好接近。这次见面，威严的感觉没有了， 他还满面笑容地问我：‘抽不抽烟？‘他接到信立即和我谈话，主要是我的那封信打动了他 。我在信上描述了在农场劳动生活的种种艰苦情景，说到了忍饥挨饿的苦况。当然也提及了 失去景超对我和孩子造成的痛苦，但我胸怀宽阔，还大度地讲到，建设社会主义不是笔直的 大道，会有曲折走弯路。不论怎样，我仍坚信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将无往而不胜 。我能压抑个人生活中的最大不幸与悲痛写出如此表明心迹的信，阮迪民大概觉得很不易， 再则，对我的文笔他也有点吃惊，比他原来设想的要好。在这次谈话中，我主要介绍了鸣放 中自己写过几张大字报，其内容如何，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后来，我又见到原农民报总编辑薛剑英，此时，他正具体负责甄别工作。当我谈到所写《向 ×××同志进一言》的大字报，在反右期间被上纲为破坏流萤、×××之间的团结时，薛剑英说：‘本来就不团结嘛！‘
一天，通知我去政治理论部编稿，部主任高书杰每天分我几篇稿子。我已几年没编过稿子， 对我熟悉了的这份工作很投入。高书杰说我完成得很快。
看来，形势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化。
但是，在1962年9月下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的问题，强调到了‘必 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高度，大反‘翻案风‘。给右派分子甄别被指责为‘猖狂之 至‘。阮迪民又被免 去甘肃日报总编辑的职务，给右派分子搞甄别成为一大罪状。
我的甄别梦化为泡影。
1962年9月，我和牛华生被正式安排在资料室工作。杜博智从1961年国庆节后就去了校对科 。杨康、杨骁、梁军、杜绍宇等人，先后都自找门路，到外单位工作去了。
此后，我建立了新的家庭。当时，他的右派分子帽子已经摘掉，原为西北民族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人，名叫白惠宇。1979年右派问题平反。1983年，他患癌症又离我而去。
后来，我在甘肃日报社经受了‘四清‘的磨难，在十年浩劫中再遭浩劫。
第二十三章三十年后的祭奠
1991年8月21日晚，我和伐夏乘西去的243次列车，终于开始了准备已久的高台之 行。这次，我是带着大儿子伐夏去祭奠我们的亲人的。30年前，我从安西乘东行的列车在茫 茫的雪原里于明水下火车后，暗夜里踏着三四寸厚的积雪，独自步行近十里路，直奔他劳动 教养的农场所在之地，原来想的是尽一切努力留住他垂危的生命。但他已在一个月前遇难， 已经活活饿死。我们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30年来，我们从未祭奠过他，严酷的政治逼迫我们隔绝同他的亲情我很少对孩子们说起他 们的父亲生前的事，怕的是因此而祸及孩子们，孩子们如果对他们曾是极右分子的父亲抱有 同情，无论在学校或是社会上都极难立足。我们在尽量忘却他。在艰难的人生之旅的跋涉中 ，一天天、一年年地忘记他。然而，‘不思量，自难忘‘。这一切又怎能忘记？
1978至1979年，甘肃日报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