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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写信给他，因为夹边沟肯定也是个大农场，我不知他分在哪个队。
我忧心忡忡，焦虑万分地等待他的来信。
小徐以万种柔肠焦急地等待丈夫的来信；石天爱骂着娘等待妈妈的来信；为等景超的来信， 我觉得日子十分难熬，不知他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精神简直濒于崩溃。
终于，在分别十数日后，景超的信总算是来了，我捧着这封日思夜盼，盼了多日的来信，心 不禁咚咚咚地一阵狂跳。这是一个小小的、揉得皱巴巴的信封，奇怪的是信封开着口，没粘 ，里面装着一张薄薄的信纸，字写得歪歪斜斜，没有了他的来信中惯常对我的爱称，只是简 单地说到他现在新添墩站，已开始劳动，主要是挖水渠，队里管伙食，每月发两三元的零花 钱。问我现在的劳动和生活情况，让我详细告诉他，还说，他们规定每月只能发两封家信， 让我以后每月也给他写两封信。
这就是我盼望的来信吗？他从未写过如此简单冷淡干巴的信给我，如果不是他的字迹，我真 不相信这会是他写给我的信，但这又确实是他写的信，真是他写的信。过去他的来信在末尾 总要附上“吻你！”这封信也没写。过去写上“吻你！”我也并不在意，认为这是于情于理必 定要写的；这封让我盼望了多日的信少了“吻你”二字，既让我失望，也引发了我感情上无 法遏制的渴望。此时此地，我是多么地需要他，我需要在他男子汉的臂弯里静静地憩息，我 有多少肺腑之言要向他诉说，心里积蓄了多少痛苦要尽情地向他倾吐，而且只能向他倾吐。 但是，这一切都已不可能了。回忆起以往他曾写给我的一封封充满柔情厚爱的来信，我的心 里更是痛楚难忍。
过去，我总认为我们从热恋到婚后的书信来往都是生活中最正常的事，不以为意，一般也不 保存，那时，我们视革命为重，出现在他的日记里的是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 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也很喜欢这首诗，只是在我们的心目中，“自由” 二字已改为“革命”。但是，当我们沐浴在爱河之中自由浮沉之时，一切又全都变得毫无羁 绊。1950年夏天，在我们开始不久的热恋之中，他要去平凉采访，分别没几天，我就收到了 他长达16页的来信，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他厚厚的来信，思念之苦在渐渐消融中。他仿佛就 在我的耳边依然说着缠缠绵绵的情话，诉说着他剪不断的离情别绪，他温柔地不断轻声呼唤 着我，呼唤着他从心底喊出的唯有他才能呼唤的对我的爱称，轻轻敲打在我甜蜜蜜的心扉上 。这时苦涩的离愁又变得别有一番滋味。他信上的字字句句，恰似一弯清泉丁丁冬冬，在我 纷乱的心绪里注入了甘甜、宁静、快乐，这世界真美好！我立即写信给他。
几度没完没了地读信，我的神情引起了同屋女伴边绥的注意。她是复旦新闻系的，没毕业就 参加了工作，比我大几岁，我们一向友好，坦诚相处。一天，我又收到了景超的信，她竟开 口说想看看景超的来信，我有点羞涩，哪有把情书拿给别人看的！但她又执意要求，以我们 之间的情谊，觉得看了也无妨，就让她看了这封。她靠在单人床的被子上含笑而读，仿佛颇 有些触动，看完说：“你真幸福，他真的非常非常爱你！”我笑了，沉浸在爱情的迷醉与快 乐之中。
现在，从他的来信看，我们在苦难中想要互诉衷肠、沟通心曲已无法做到，这种残忍的剥夺 使我的心震颤不已。因为我立刻也就明白了一切，他的通信自由已被剥夺。信，是经过检查 才发出的。检查信的人居然认为劳教人员的家信可以不封口，信封里装的信件丢失了也无所 谓。寄出不封口的信件，在全世界大概也只有酒泉夹边沟农场这个独特的所在。这奇特的寄 信方式，只是进一步提醒我，唯一沟通和抚慰两个受难的灵魂的渠道已被堵死。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是他所始料未及的。我们原都认为不能劳动生活在一起，我们 同甘苦共患难的心曲通过书信往来，即便不能尽情表述，精神上的联结，感情上的互补与互 勉，将支撑我们渡过难关走出困境，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泡影。
可怜而可叹的右派分子的公民权，被戏弄、被蹂躏的公民权！
令人追悔不已的，这竟是景超自己的选择，人事科通知对他的处理时，另一位科长王毅还告 诉他，开除公职后，也可以自谋出路，譬如，可以回老家劳动，或自找其他生活出路，如果 不愿自谋出路，就去农场劳动教养，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到人民的 行列中来。他那么痴，那么傻，竟仍然以一腔虔诚完全相信了这番话。他也过分自信，中国 人有句老话：“置之死地而后生”。他自认为他自己就是在逆境中将要获得新生命的人。 他性格倔强，不屈不挠。一次，报社领导找他谈话，一顿猛批后，说他态度恶劣，破坏运 动，自绝于人民，继续顽抗下去，就该进劳改队了。他回到家中，神情有些黯然，还说道： “真要让我进劳改队我也不怕，我就要写劳改事业在新中国的胜利！”真是天真而可笑的迷 梦哟！他那纯真的童心依然未改初衷，没有丝毫的泯灭。他认为，为混口饭吃去自谋出路太 窝囊，他认真想的就是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早日走出困境，把自己的迷梦再继续下去。 他已没有了公职，谁还会对他耕耘的笔横加干预呢？实现自己的梦幻也许倒是有了一抹玫瑰 色的霞光！他幼稚地这样想。
风云变幻的1957年使我们成为“罪人”，负罪后的孤独、寂寞、痛楚、求索，又使我们的思 维模式有了些转换，我们眼睛里的世界也另有一番变化，单色调隐匿了，一目了然的线条退 出了视野，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新的画图，色彩纷繁，景色奇丽，阴晴无常，诡谲多变，光 明与黑暗同在，红日在迷雾中冉冉升起。他宽阔的胸腔里燃烧着滚滚烈焰，他再一次跪拜在 文艺之神的圣殿里默默祈祷，他要用自己并不笨拙的笔义无反顾地去表现他才刚认识、才刚 了解到的一切。才刚出现在眼前的那个陌生世界给了他从未有过的撕心裂肺、痛彻骨髓的经 历，他觉得这世道无比险恶，太不公正。内心深处，则出现了一种无可扼制的坚强力量，要 他把自己身心受到的残酷伤害诉诸世人。这痛苦是他个人的，是我们家的，他也已隐隐约约 地意识到，它是时代的悲剧。
可叹他太天真太善良了，多年来他囿于中国共产党的教诲，思维模式依然刻板单调。反右斗 争后期，报纸重新刊出王实味40年代的杂文《野百合花》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作 为大毒草教育大家。他读后十分感慨地说：“既然这些杂文都是大毒草，我还写什么杂文呢 ，我早先没读过。”那时，他依然头脑单纯幼稚。他哪里知道，毛泽东以他的雄图大略，倡 导“双百”方针，游说于大江上下，在2月最高国务会议及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长篇 报告，动员知识界广开言路。而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全国出现不久，风乍起 ，到5月15日，毛泽东已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迅速指出了右派的“猖狂进 攻 ”。此时，全国人民还被蒙在鼓里。当年读过与未读过《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的人 们，都会重蹈覆辙，毛泽东动员鸣放太动人、太具诱惑力了。在此新形势下，他提倡写杂文 ，还说：“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指《人民日报》）写一些文章。”〖ZW（ 〗〖HT6〗转引自《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49页。〖ZW）〗毛泽东准备 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想要写的文章，普通的知识分子不用辞职就可以写，他们又何乐而不 为呢？可是，在“双百”方针的鼓动下写了杂文的，后来许多人未能幸免于当右派。
人事科长和他谈话，说去劳动教养有利于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他就幼稚地认定是这么个“ 理”。他决定去酒泉夹边沟农场，就是考虑到去那里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有利些，特别是 他还想重新拿起笔，他想只有摘了右派分子帽子才有可能。所以，再艰苦他也认了。当然， 他再也想不到，设若一切按他的理想实现，更大的文字狱还在以后，更残酷的迫害他将无法 幸免。
但是，由痛苦浸泡过的虔诚所作出的选择，却迅即惩罚了他自己，惩罚了我们俩。
我反复读着这封被检查过的来信，想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些什么，却什么也捕捉不到，干巴巴 的字句，意思明确，连引起联想的可能都没有。歪歪斜斜的字迹，说明他是趴在炕头，或在 腿上垫了本书写就这封信的。
无论如何，我还得提起精神给他写回信。我知道，此时他等待我的回信，一定也是等得焦急 万分。应该说，我来十工农场以后，对各方面的情况都已够满意的了，农场领导 和工人们在政治上不但对我们不加歧视，常常感受到的倒是同情和厚爱。第一次听到农场领 导上称我们为“同志”，曾使我惊讶，后来，所有的人都这样称呼。作为新闻工作者特具的 政治敏感，我知道这种称呼在当时犯禁，是个政治性的“错误”，但，这个称呼使我们大家 都感到 自在亲切，敌我矛盾的界线无形中消除了，这个称呼更唤醒了每个人的自尊心，挨斗时受到 的百般凌辱以及由之而来的委屈自卑情绪得以逐渐转换，大家自重自爱，在生活和劳动极为 艰 苦的条件下，都努力克服自身的弱点和各种困难，劳动上抢先，使自己的形象有个人模人样 。我们的工人组长是战士出身的复转军人，一开起生活会来，开场白总是说：“同志们犯了 些小小不然的错误，到这里参加劳动表现都很好，我这当组长的对大家关心不够，有不到的 地方，大家要及时提出来，不要隐瞒，不要等日子长了，才说我这个组长咋样咋样的，到时 候影响了工作就不好了。”每次先做检查的倒总是他自己。对这一切，我感到很知足，很满 意了。这也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据说，当时农场领导曾向各大队下达指示，对我们这些落难 士人不能歧视，不能直呼右派分子，要称同志或下放人员。以当时的政治气候，能下达这样 的指示的农场在全国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了。多年后我回忆起在十工农场我们的境遇，仍觉 感激不尽，在中国右派分子的“改造”史上，我们曾经有过最幸运的几年好时光。
后来曾是我的演出伙伴的侍峒山，初到农场不久，因为有个年轻工人喊他“右派分子”，曾 大动肝火。当时还有几个一起劳动的难友，侍峒山就大骂此人：“你喊我们右派分子，你看 爷爷们哪一个哪一点不如你！你比我们强在哪里？你说，你自己说！”侍峒山对把自己划为右 派分子从内心深处就从未服气过，他替所有的右派难友说了话，借机把年轻工人骂了一顿。 一起劳动的难友嘴里没说什么，心里自然也是对年轻工人称“右派分子”不悦。后来，年轻 工人向组长说到自己在地里挨骂的情形，组长也批评了他，怪怨他不对。从此，再也无人敢 直呼右派分子了，侍峒山理直气壮地奋力劳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拔尖，打土坯，他一天能 完成1000多块，双手摘棉花动作极快，一天能摘52公斤，全大队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他用 实际行动，在在证明自己原本就是个一心向党的好干部。到1959年年底，场里为他摘掉了右 派分子的帽子。侍峒山是民勤人，民勤在河西走廊是个苦地方，当时就有“天 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下人”的说法，意思是民勤地方太苦，当地人多出外讨生活，外地人 很少有在民勤留下的。在农场我接触到的很多民勤人都很能吃苦耐劳。侍峒山就是一个突出 代表。
应该说，几百名落难者心情愉快地在这里甩开膀子劳动，对于农场的大丰收都是起了重要作 用的。不仅如此，落难者在财务、统计、农艺、管理、教学诸多方面学有专长者大有人在， 可谓人才济济。农场领导根据工作需要，不断把各方面的人才充实到各级的各种工作岗位上 ，十工农场便有了一个从全省来说也是班底过硬、作风正派的业务骨干网络，这个网络由场 部自上而下，直到大队和生产队、组，都充分发挥了落难者的积极作用。说实在的，这里的 落难者在反右斗争中被迫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每个人心里都委屈万分。 他们来到农场，在这特殊的境遇里，人人都想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仍是革命者。同时，为 了摘掉头上沉重的政治帽子，大家都严格要求自己，说大家作风正派，绝对地都能站住脚跟 。
景超短短来信的字里行间，使我意识到他经历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受到的是另一种对待… …一种我难以设想的非人的对待。两个农场“两重天”。我在这里享有的一切，在他已是不 可能企求到的了。唉，唉，我的亲人，一切的不幸与不公，为什么竟然全都压到了你的身上 ？
他的来信写得很短，语句生硬干巴，大约也是一种暗示，让我知道，信是经过检查才发出的 。他没有必要在管教干部面前展览自己的情感，说出自己真实的思想活动，流露一丁点儿的 不满。他没有傻到再去获罪。反右斗争时一直标榜不剥夺右派分子的公民权，而我们家就被 运动办公室派人抄了，还抄到了我父母家里，家里每一张小纸片都被认真翻阅检查过，我上 中学时的作文、周记，和同学的通信，都被一一仔细检查了一遍。说真的，在这方面，我们 都已有了足够的经验，上当的时光早过了。
但是，我的信是写给我的亲人的，发出时没人检查，该说的话，我要随自己的意说个够，说 个没完没了，来农场后劳动生活各方面的详细情况，同屋两个女伴姓甚名谁，从何处来的， 相处如何，我都不吝笔墨，一一写明告知。我知道，这封信写得越长越详细，他对我在农场 的一切也就放了心。当然，我写得也极有分寸，农场领导和工人们称我们“同志”的事，我 绝口不提，写了，就等于对农场领导的出卖，农场领导对我们这些落难之人可是恩重如山啊 。看得出来，那些管教干部“左”得可爱，什么事也干得出来。这里对我们宽一点，他们也 许会浑身不自在。写信不慎，他们会告发我们的农场领导的。信末，我竟忍不住地仍写了“ 吻你！”要检查就检查去吧。我就是要吻我的亲人，用我热烈的亲吻去抚慰他那重创的心， 去暖热他受难的灵魂。你们想阻拦吗？你们能阻拦得住吗？我还故做糊涂地问道：“上次的来 信为什么没有封口？望下次注意封口。”
景超的第二封信像是向我示威，依然没有封口，后来他的信大多数都没封口送到了我的手里 。多年来，谁也没有告诉我，夹边沟农场为什么要把没封口的信寄出。我只能得出自己的分 析结论，那些管教干部视右派分子如猪狗，检查信件的手续决不省略，至于检查后封口的事 就要视他们的高兴了，高兴时随便粘一下，不高兴时敞口交给邮局寄走也就完事了。他们的 头脑里只有阶级斗争。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个个认为自己的“家书抵万金”，在他们只看做 毫无意义的纸片，他们在检查后付诸邮寄，已是对右派分子的莫大恩惠。
景超的第二封信仍然写得很简短，写得长了，也许会招来管教干部的责骂的吧！信中说了说 劳动的情况，然后写道：“我现在饭量很大，你大约想不到，今天发了津贴，吃过饭买了一 斤饼干，一下子就全吃光了。我大概瘦了，因为我觉得眼镜嫌大了……”
这些话证明了原来的传闻，他在挨饿。
心情万分沉重，两腿无力，我不知该怎么办。心里只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呼喊：他不能挨饿 ，他不应再挨饿！
少年的他就在挨饿。卢沟桥日寇侵略的炮声，把他和大哥逼出了家门。大哥参加商震的部队 打日本鬼子去了。13岁的他，由一位老乡说情，在四川的一个伤兵医院当了看护兵。 “名 为看护兵，实际上是个小勤务兵，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所以亲眼看到和亲身感受到了社会 上最黑暗的东西。”他曾回忆说，“在21医院时，经常吃不饱，在饭篓子 旁边打架的事时常发生。搬家时 我也必须和那些成年人一样的背、抬家具，并受大兵们的欺凌。1939年夏天，曾因和司药室 班长打架，一气之下和其他几个小看护兵从云阳逃到了万县，准备另谋生路。因为营养不良 ，体质很坏，我曾在酷暑中昏厥……”（以上引号内的文字引自景超自传）
读书的强烈愿望使他几次外逃，终于离开伤兵医院，于1943年春考上了为沦陷区流亡学生办 的国立六中。当时这类中学管饭，不交伙食费。但是，“学生生活也很苦，也是经 常吃不饱，又没有经济来源，各方面都非常困难，但比过去当小看护兵时，精神上却是进了 福地了……”景超回忆说，“自此又开始了快乐的学生生活。”（ 以上文字仍引自景超自传）
我无法想象他和小伙伴们为争一口饭在饭篓子旁打架的更细致更具体的情景，因为他从未向 我描述过这些事。他曾说，上国立六中在饥饿难挨时，常和同学一起去学校附近的地里偷挖 地瓜吃，他还回味无穷地说：“地瓜洗洗就能吃，吃起来又脆又甜，你还没吃过呢！”无论 是在饭篓子旁打架也好，偷挖农民的地瓜吃也好，那时候，他毕竟没有现在的特殊身份 一个举国声讨，称之为右派分子、丧失了通信自由、作为人的一切已被剥夺殆尽的人。现在 ，他不能为抢吃一口饭和别人打架，更不能因饥饿而偷窃，他所能做的就是规规矩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