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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下，团结起来！”
康生深知这个文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比重。就在杭州讨论这个文件的时候，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七日的会议上就说：“生产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但是阶级斗争的形势是很严重的，尖锐的。现在如果我们不抓好国内的对敌斗争，一旦有事，就是难以应付的。为什么我们对国内，特别是农村出现这样严重的情况熟视无睹？有三个原因，一是阶级原因，另一个是历史原因，再一个是认识的原因。”
然后，毛泽东对这个三个原因一一作了解释：
“阶级原因。重要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阶级的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毛泽东讲到这里时，列举了许多的例子，然后说：“阶级原因和历史原因是有关系的。历史上看，一方面是有的地区民主革命任务尚未完成，有的地区社会主义革命未完成。封建地主没有打倒的地方，是重新革命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工作历史方面的原因。土改以后，我们就没有再搞阶级斗争。‘三反’、‘五反’，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都搞了一下，但不是这样的做法。苏联在一九三二年以后，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又搞了两次肃反，此后十六年当中不搞阶级斗争，他们的集体化依靠谁？不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可靠的社会基础。华北局机关五反搞得好，说是清水衙门，但是一搞四清就清出了许多的专案来。”
李雪峰说：“过去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你不挖，它就越藏越深，你把他挖出来后，大家才会吃一惊，它也就没有杀伤力了。”
“这就是一个认识问题。”毛泽东说，“一九六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开过之后，我跑了十一个省，只有刘子厚和延春同志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其他的省委书记都不讲了。今年二月会议以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河南有五个月没有抓阶级斗争了，也是二月会议以后，抓得很好。有了变化，并不等于全通了。有个地委书记，二月会议以后也不通，下去试点以后才通了，说：‘真是有阶级斗争呀！’这就告诉我们，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什么叫精神变物质？这就是！马克思就是一言，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一言可以兴邦吗？赫鲁晓夫也是一言，就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革命，这不是一言可以丧邦吗？我们党内的许多干部水平不高，有的人连字都认不全，什么叫哲学就更谈不上了……”
朱德说：“我们在座的许多人都是绿林大学毕业的，用国民党的话来说就是土匪出身。”毛泽东说：“我也是绿林大学毕业的，蒋介石骂我是土匪头儿。事实证明我们这个绿林要比他们那个正规大学要强一些。所以，哲学要在实际工作中讲，要在开会中讲，要告诉你身边的同志，哲学并不难。军事学也不难，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从军事学校中出来的，翻了军事书，看了欧洲战史，和中国情况对不上。中国的战争证明，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而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林彪同志是黄埔军校的半年入伍生，学的东西都是一些立正、稍息和跑步、刺杀，并没有学过什么指挥。派他出来当连长，哪里懂得打仗？到了打仗的时候听班长的，班长说怎么打他就怎么打。到后来林彪成为打了许多胜仗的元帅，成了我们党杰出的军事家。军事是从实践中学的，所以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看得那么神秘，不要把哲学看得那么神秘。我看过李雪峰同志的一部分笔记，此人就懂得一点哲学。”
李雪峰说：“我学得不够，还不是跟着毛主席学的。”
毛泽东笑了笑：“我和王明辩论的时候，他讥笑我是山沟里的学问，他看不起山沟里的学问。其实，山沟里就出哲学。湖南零陵关于阶级斗争的那样好的报告，不出在湘潭，不出在常德，而出在零陵。在困难中，在斗争中才能够出哲学。逆境出哲学，顺境能够出哲学吗？三国的黄盖老兄，就是零陵人；程颐、程颧的老师周廉溪，是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和他是一个系统的，也是零陵人，是零陵专区的道县人。张载是陕西人，那是另一派。唐代的大书法家怀素，也是这里的。柳宗元从三十岁到四十岁，整整十年都住在零陵。当时叫做水州。他的山水文章、和韩愈辩论的文章，都是在那里写的。讲哲学不要超过一个小时，讲到半个小时以内，讲多了就糊涂了。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哲学，莫斯科宣言写上了，在国内反倒没有人讲，这也叫做墙内开花墙外香吧！我讲了这么多，就回到一个问题上来，就是要搞四清，搞社会主义的教育。”
毛泽东说：“我讲的要点，一是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阶级斗争？一定要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问题。二是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里也有两大条：第一条是把中央的精神和干部、群众见面，讲解清楚，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具体工作、具体事实，让群众揭开盖子。第二条是要让老一辈重新回忆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激发阶级感情，让青年一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
毛泽东谈阶级斗争，就连康生也感到纳闷：国民经济刚刚恢复，开始走向好的方面，毛泽东怎么就能够从中国的社会里发现了阶级斗争的动向？但是，任何政治家都得佩服毛泽东的准确和英明，他的理论和政策定得非明确：“三个要点是要依靠贫下中农。依靠谁的问题，一万年也有，到将来总还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先进和落后、左中右的矛盾。在今天依靠谁？总得有一个阶级。依靠全民？说依靠全民，实际上是依靠少数人。有人说地主听话，中农调皮，贫农糊涂。地富怎么不听话，又送东西，又送女人，可是他是要你听他的话。什么叫心情舒畅？贫农、下中农受到压抑，不能抬头，心情怎么能舒畅？贫下中农不舒畅，干部怎么能舒畅！资产阶级说他们后继无人，怎么说是后继无人？黑格尔的后继人是马克思，资产阶级的后继人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抓三自一包，想卷土重来，我们就要在这方面打击他，打掉他的基础，不让他后继有人。”
说到四清运动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次搞运动就是要做到四清，什么叫贪污？贪污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我看只要坦白了，退了赃就不要算贪污。赃要退，也要合情合理，退到手脚干净，又要退到让干部能够生活。究竟怎样退，退多少？我看是不是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惩办要控制在百分之一。今年不开杀戒，明年再说。罪大恶极的也要先放慢一点。现行反革命按照规定办理。群众要求非杀不可的，是有道理的，你领导干部也要等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要求办到的。”
毛泽东说：“我要讲的第五点，就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决贪污、多占问题，也可以了解生产情况，而不是浮在水面上，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出修正主义。昔阳县的干部参加劳动很好，山西的昔阳县在山上，很穷。很穷就革命。我们要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先进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手上里。”
这时，李井泉说：“现在有些劳动模范也不参加劳动了。”
毛泽东的脸色严肃了：“那好，我们就取消了他的称号嘛。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还算什么模范？取消好了。有的因为会多，接待访问太忙而不能参加劳动，这个问题要解决。你们可以到田间去访问嘛！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一样了吗？你们是做大官的，也有做小官的。小官权也很大。过去一个团长，能有不少办公费。现在我们基层干部，就是抓两件事情：一个参加劳动，一个四清，不愿意干就回去当老百姓去。干部参加劳动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就少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什么时候都有，一万年都有，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就没有对立统一了。这就是我要讲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听取各地贯彻《决定（草案）》的汇报时，有人对毛泽东说：“陶铸对这个文件是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的。六月上旬，他到花县蹲点搞四清，根本不提照十条的指示办，而尽量转移斗争的方向，根本不触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毫毛，而是强调把工作队的生活尽量搞上去。他在和工作队的队员们谈话的时候，多次讲：刘少奇主席很重视这次四清，亲自派他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下去蹲点，我们要好好地学习少奇同志，把这次运动尽量搞好。”
不知怎的，毛泽东这些天一直在想着一九五四年的一些事情……
当时，毛泽东已经决定在刘少奇和高岗、饶漱石之间，选择保护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立场。鉴于高岗和饶漱石等人已经在一九五三年的一系列会议上遭到了批评，所以毛泽东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致信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提议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提议由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同时，毛泽东特意给刘少奇写信，说：“如果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个小时足够。自我批评稿要扼要，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
毛泽东对江青和田家英等人说：“我是诚恳地希望少奇同志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的，并非高岗同志的意见一切都错了，而是他的做法有错误，动机不纯。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和立场虽然属于资产阶级的，但是他是守纪律的，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和高岗、饶漱石这些人的傲气和霸气截然不同。要少奇同志能够改正错误，他比高岗更能够为党而做工作。”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关于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通知》，说：“根据中央政治局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二日的决议，定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此次会议的议程为：一、审查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关于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问题；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
第二天，即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下日，刘少奇致电已经离京到杭州的毛泽东，说：“四中全会决定在一月三十日开会，通知今己发出。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在一月二十日可送交主席。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一看到这个电报，就对江青和他身旁的秘书说：“你们看，原来说刘少奇这个人是很能接受别人的批评和意见的，但是一旦到了能够反击的时候，他的攻击也是很厉害的。现在他和高岗的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岗、饶漱石已经垮台了，他得势了，讲起话来也大不一样了。人呀，总是会发生变化的。不过，现在刘少奇的这个态度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之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最近我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中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
于是，一月二十五日和二月五日，刘少奇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找高岗谈了两次话。
一见面，刘少奇就说：“你要求和毛主席谈话，毛主席决定不和你谈，委托我们和你谈话。中央希望你对你的问题不要再抱有任何的幻想，你的问题是属于反党的，搞阴谋活动的，党不能容忍的错误。你目前的态度在政治上是流氓、生活上也是流氓，我们只要在全国全党公布你的问题的百分之一，你就完全臭了，彻底臭了！”
周恩来也说：“你的生活上和政治上一样，都是难以启齿的。你如果老老实实地愿意在全会上检查你的问题，那是可以的，如果还要在全会上另搞一套，企图煽动一些人继续反党，我们必将给你以最沉重的打击！”
邓小平也说：“可以告诉你，毛主席已经休假，他不来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完全由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主持。毛主席在你和刘少奇、周恩来的问题上明确地选择了少奇和总理，而坚决地批评了你，这一点你应该清清楚楚。所以你在全党范围内是不会有任何的市场的。”
一九五四年二月下日至十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彻底解决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开幕的这天，刘少奇受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委托，在会议上作了报告。报告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在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以来，我们党的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党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的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斤斤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甚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
这次会议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四十四人作了发言，揭发和批判高岗、饶漱石的所谓反党联盟的罪行。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认为敌人总是要从我们党内寻找它的代理人的。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作了结论，并就自己工作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南方听取了林彪的意见后，电话指示刘少奇要彭真检讨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彭真在会上作了一个简单的说明后不再讨论了。后来，林彪报告毛泽东：“彭真的问题在刘少奇包庇下，蒙混过关了。其实，彭真和高岗都是有严重问题的，并不亚于饶漱石的问题。”
二月二十二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给赫鲁晓夫写信，要求将留苏学生的党支部交苏联的党组织来领导。团中央的负责人也立即写信给谢列平，要求将中国留苏学生交苏联共青团组织管理。有人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问题，说：“这和高岗同斯大林秘密联系有什么区别？刘少奇这样做，实际上是将中国留苏学生的党团组织置于苏共的控制之下。将来对我们的工作有好处吗？”
一九五四年六月，刘少奇观看北京人艺上演的曹禺的名著《雷雨》后，赞不绝口地说：“深刻！很深刻！非常深刻！我看，繁漪将来是可以做共产党员的。”康生听到这个消息后，对江青说：“少奇同志在文艺上的思想和方针和我们的看法有很大的差距。譬如《雷雨》这出戏，明明是极力美化资产阶级，鼓吹‘人性论’和宣扬阶级调和的反动戏剧嘛，但是这个三十年代的剧目，却受到了少奇同志的赞扬，使曹禺在许多的方面对抗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文艺路线。”江青摇摇头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在二十七日的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刘少奇在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时说：“不少同志主张宪法应该明确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作用，但是我们认为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对我国革命事业的伟大领导作用是不适当的，而且也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一点。这对团结和争取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海外的同胞是有好的作用的。”
在谈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他说：“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