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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人提出最近几次防“左”是否提得多了些，反右并未根本解决问题时，刘少奇马上反感地说：“右倾无非是客观变化快，主观跟不上罢了。有些人的脑子太热了，动不动就冒进了，这也要防止嘛。右倾有右倾的好处，就是稳重一点，不要都搞得那么左，到时候连个拨冷水的也没有了，岂不是一言堂了吗？毛主席就是主张我给他泼点凉水，他才能头脑保持清醒。他就是这样跟我谈的。这也是好事嘛！”
一九五六年三月八日，刘少奇在给文化部党组的指示中，说：“文艺改革千万不能勉强，怀胎不够不要硬生孩子。现在我们的京戏艺术水平已经很高了，你们不能轻视，不能乱改。戏可以改，但是不要大改，有害稍改，无害不改。动不动就要提京剧改革。我不知道要改成什么东西！同时，我主张让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影片也在国内放映，世界各国的电影，只要无害的，能介绍情况的，帮助了解情况的都可进口；有些改良主义的，也可进口。苏联的《天鹅湖》看了可以提高兴致，《巴黎圣母院》的艺术性很高，也有教育作用。现在对文艺批评太多，特别是口头批评和品头评足太多了。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看戏不许议论不行，但是你们可以不听。省委决议也有不正确的，都可以讨论，外行提意见，应采取商量的态度，不要站在作家之上。我们的一些高级干部实际上是放牛的出身，连什么是自己的名字都签不了，还要横加指责，岂不是乱套了吗？所以，你们不要相信他们的神话。对他们的错误，你们也可以批判。在艺术团体和部门，可以搞高工资、高待遇政策，好演员工资就是要高些，吃得要好些嘛。这有什么不好？我主张搞民间私人剧团。不要把我们的艺术统统都由国家统管起来，这样弊多利少，你们想一想是不是？”
江青得到刘少奇的这个讲话记录后，生气地对毛泽东说：“少奇同志讲话越来越离谱了，他说别人不懂文艺，他懂得多少？怎么对什么问题都要发表一通议论呢？也不和你商量商量，就敢决定一些大事！我和他讲过一些意见，他半句也没有采纳。”
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先后在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时，都着重指出：
“对斯大林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否定一切。总的来说，他是功大于过的，对斯大林要有一个全面估价。我不赞成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
赫鲁晓夫对我们和中国的一些领导人说：“你们的毛泽东不同意我们批评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是他很想在中国搞他的个人迷信。他有点像斯大林。”
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这篇文章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点名地批驳了苏共二十大的一些观点，回击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言论。文章指出：“斯大林创造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斯基分子、季诺维耶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指出：“我们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四月三十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上致词，提出：“社会主义只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我们党为消除落后而斗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的一种动力。只有逐步增加个人的收人，改善个人的生活，劳动者的积极性才会不断提高，先进生产者运动才能获得巩固的基础。”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作了一些具体的解释。五月十三日，刘少奇在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学谈话中，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百家争鸣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了。百家争鸣的口号是别的同志提出的，毛主席不过是把它提高了，提到双百方针的高度。我们党内有很多东西也不是毛泽东提出的，毛泽东只不过加以总结提高。为什么要提百家争鸣？就是要反教条主义，不要一家之言，我们都要学会自己独立思考，不要怕，什么都可以怀疑。在科学上就要有探索精神，以为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正确的，这也是一种盲目的崇拜。苏联为什么要在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他在苏联肃反时杀错了许多人，我们过去也不晓得那么多的事情，听了苏联的同志的介绍，我都吃惊，真不敢相信是斯大林干的。这些事情都是要否定的。与其将来否定，不如现在否定。”
五月二十六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说：“实行双百方针，我看可以和资产阶级在思想上搞统一战线了，文学上必须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发展，就是《红楼梦研究》也可以继续出，也是一家之言嘛。”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在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中，说：“现在大家讨论关于新华社的性质问题，依我看，你们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反而好一些。新闻报道的方针，你们要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要面对客观，不要动不动就讲阶级性，你们的报道在某种意义上说，兼顾思想性、艺术性和兴趣会更好。总之，千万不能只强调政治性，强调立场等等。现在我们的国际新闻报导只有一面：骂美国，说我们好。这种片面性的报导，会造成假象，培养主观主义。你们能不能让全国人民都完全相信你们的报道呢？如果作到了这一点，我看就成功了。”
刘少奇还建议：“你们在新闻事业中也实行自由竞争，新华社可以创办一种独特的报纸，创办一种每日新闻报，和人民日报竞赛。让记者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聪明才干，可以让记者出名，让记者有名有利。”同日，刘少奇在对广播事业局的指示中，说：“你们可以办活广播，充分考虑到人们的各种生活爱好和所关心的问题。譬如说，时装展览会，虽然不必强调宣传，但是人民对它有兴趣，应该广播。”
一九五六年六月，中宣部和文化部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提出了“开放剧目的意见”。他们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与会者对京剧《四郎探母》发生了争论，康生质问：“怎么把美化叛徒的戏也搬出来了？”刘少奇出面对周扬说：“《四郎探母》唱唱也不要紧，唱了这么多年，不是唱出个新中国吗？戏曲不应该采取禁演的办法。禁演戏，历朝历代都是不得人心的。”
与此同时，刘少奇在给教育部的指示中，说：“没有教育救中国就没有工业救中国。普及教育还不是那么要紧，当前还是高等教育，还是专家问题。我们的全日制学校大概要搞一百年，二年，三百年。现在有的人提出教育改革问题，我看是提得早了点。有的人连现在的教育还没有吃透，就要改革，简直是胡闹！你们还应该派人去研究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邓小平同志还建议注意搞些红色神甫、牧师、和尚。这样，都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把我们的形象搞好一些。”
六月十七日，刘少奇在接见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的谈话中，说：“没有一种绝对好的制度，十全十美是没有的，认为只有我们的制度是好的，别的都不妥当，那是不对的。我们比南斯拉夫落后，所以我们有个任务，要向你们学习。我们对你们现在取得的成绩很满意，很羡慕。这是我们现在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六月十九日，刘少奇在接见苏联青年代表团时，说：“目前世界的群众运动包括工、青、妇、和大学生等等运动，最突出最严重的现象是分裂状态，我们不能只责备右派。凡干什么事情都要团结中间派、右派，使群众都来干才能干好，就要让中间派发起领导。如果我们坐在第一排，人家就怕了，我们就要失败。所以要退后一步，不要太积极，要消极一些。这实际上是更积极。”
六月，刘少奇继续搞所谓反“冒进”，他指示陆定一组织写一篇反“冒进”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于是出现了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是由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邓拓等审阅修改而发表的。江青立刻看出了问题的性质：“这篇文章的中心是反冒进，是和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的几次批评相对抗的。尤其严重的是他们还把冒进说成是‘上面逼出来的’，实际上就是暗指毛泽东同志。不管作者怎样地辩解，起到的效果就是这样。如果像这样引导群众和干部，一定会在全国造成极坏的影响。”
毛泽东看了文章，立刻对江青说：“你说得很正确。要严厉地批判这篇社论。”
他马上召集政治局会议，发了脾气：“六月二十日社论有原则性错误：什么既要反对保守倾向，又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社论讲反右不到半年，就认为反右成绩很大，估计高了嘛。我不能说你们的社论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但在你们那个‘但是’之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君子小人。引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用全段话，是秦琼卖马，减头去尾要中间一段。方法是片面的。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这就是现在机会主义者的一种惯用手段。我看你们都要注意，不要搞得不像话了。”
刘少奇下来对陆定一等人说：“没有办法，听老板的话吧。不能不给他面子，这是大局。我们只能在我们尽可能的范围内，纠正一些明显的错误。”
七月十三日，刘少奇在接见罗马尼亚大使时，再次说：“我国地主已经没有了，资本家也只剩下一点尾巴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资本家、地主、富农都将进入社会主义。他们要进行破坏是很困难的，因为周围的人都看着他们。阶级斗争已经事实上不存在了，我们的整个工作重心正在转变。”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与音乐工作者谈话中，对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方针作了指示，他进一步阐明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指出：“艺术要有独创性，要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中国的艺术，既不能越搞越复古，也不能越搞越洋化，应该越搞越带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他号召文艺工作者，创立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文艺。指出：“在这方面不要怕‘标新立异’。这种为中国各民族老百姓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你们要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和改造过来，使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有人给康生和毛泽东写信，揭发道：“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加紧进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阴谋活动，包庇大批叛徒，硬把他们塞进了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的部分党、政、军、财、文等单位，这将对革命造成恶劣的影响。据了解，早在一九五五年他们就强行销毁了北京解放前的敌伪档案，为一些人销赃灭迹。最近，他们又指使曾经写了自首书的安子文，专门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所谓‘如何看待自首问题’的会议，实际上是策划如何包庇叛徒。在安子文一手包办下，他们搞了一个《六条规定》，把叛徒分为：错误、严重错误，一度动摇、自首、叛变、严重叛变六种，极力为一些叛徒开脱罪责，使叛变行为合法化。刘少奇还指示对这类人：‘要赋予完全的信任，不要影响对他们的使用。如对邓拓我是了解的，这个人对敌人忠实，对党也忠实。我们就是要使用这些放心的人，至于历史上的问题，没有多大了不起，那个时候抓住谁都可能有点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于是，在刘、邓庇护下，许多叛徒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都当上了八大代表。”
毛泽东看完信后，转给了刘少奇阅读。刘少奇说：“这是一些没有当上代表的人或者对使用他们不满意的人干的，少不了刘格平这些人。不管他们，让他们骂去吧，我们就是要按照我们的办法办事。”
刘少奇、邓小平研究决定，由邓小平、刘澜涛、安子文等人起草《新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指示安子文：“在知识分子中要大量吸收党员，规定好：只要是名人、专家、权威，不要过多的问政治历史就可以发展人党；同时对农村吸收党员加以限制，农村党员不能超过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不要把我们的党变成农村党。农村中的党员普遍文化程度低，什么道理都不懂，只能成为传声筒。”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毛泽东致开幕词，他指出：“我国在完全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又已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上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上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他们分别作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修改了中共七大党章的规定，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在他们提交大会的党章草案中，把原党章中规定的“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句话也删去了。他们还在报告里说：“个人崇拜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持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刘少奇在《报告》中，反覆说：“剥削阶级在我国已不存在了，知识界也已是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
谈到国际问题，刘少奇对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理论和反斯大林的活动给予了肯定，对苏共二十大作了高度的评价。并且说：“就是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也有头脑清醒的人正在放弃战争政策，对于美国，我们也同样具有同它和平共处的愿望，也要与他们搞和平竞赛。”
就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一九五六年十月初，国际上爆发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周恩来在苏联准备派兵镇压波兰政府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马上召集政治局常委会，他在会上说：“现在波兰的军队和保安部队也做好了自卫的准备，苏联要出兵镇压。真是岂有此理！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武装干涉，如果开了这样的头，其他国家就都没有了安全感。我们绝对不能同意苏联这样的做法。”
政治局常委都同意毛泽东这样的意见。于是，毛泽东于十月二十日紧急召见苏联大使，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意见：“中共中央坚决反对你们的武装干涉波兰的做法。如果你们不悬崖勒马，我们就要公开发表声明，反对你们的行动。你马上报告赫鲁晓夫同志，不要让他铤而走险。”
随之而来的是匈牙利暴乱事件。
毛泽东听到匈牙利发生的混乱情况后，说：“这可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呀。没有想到在波兰问题上那么厉害的苏联，面对帝国主义在匈牙利的挑衅，却主张要撤兵。这不是要出卖匈牙利人民吗？”
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周恩来报告时说：“这起事件，实际上是在赫鲁晓夫一味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出卖革命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策划的反革命暴乱。匈于利事件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后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是国际上反共逆流的猖獗一时。我国的资产阶级分子、机会主义也蠢蠢欲动。我们应该引起警惕和注意。”
毛泽东连声地说：“恩来说得对！恩来说得对！恩来的看法和我完全一致！”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时指出：“对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的做法，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匈牙利、波兰等国出现的这些问题，不能说和苏共领导同志反对斯大林没有一定的关系。”
从十月二十七日起，二十九日、三十日、三十一日连续四天，毛泽东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和匈牙利出现的事件。周恩来在会议上说：“从今年六月以来，波兰的波兹南，十月起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地区发生了规模较大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游行和示威等骚乱活动，一些人公开让共产党下台，要求民主和自由。”
毛泽东马上说：“波兰人民和匈牙利人民在最近的事件中，提出要求民主、独立、和平、提高生活水平的示威是完全正确的，无可指责。赫鲁晓夫要出兵镇压波兰，武装干涉根本没有道理。如果苏联要出兵，我们就发表声明谴责。但是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坚决不能撤兵，要协助匈牙利人民和政府平息反革命暴乱。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举行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作了总结讲话，在谈到匈牙利问题时，他说：“匈牙利事件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他们在革命胜利之后，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也就是说，没有认真地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以致使反革命分子乘隙捣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