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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提出了他惊人的论断，而且后来他始终坚持他的这个论断并且大大地作了发展：“中国革命在全中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他在提出要求全党必须学会同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进行公开的和隐蔽的斗争后，强调提出：“在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出拼死的斗争，我们绝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明确地提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必须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这种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所以限制和反限制，将是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和论述，并没有得到全党甚至中共最高层的重视。
迅速而来的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再次提出“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外国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同中国共产党中央主要成员一起讨论类似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时，许多人就对社会主义的前途表示了明显的担优，对完全仿效苏联而提出不同的意见。
这时，刘少奇在九月二十四日政协制定《共同纲领》时，也反对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这个临时宪法里，他说：“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大家不要担心，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但这是很久很久以后考虑的事情，现在就是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正常秩序。”
于是，在九月三十日完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决议的第二天，毛泽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紧接着就出现了十月一日天安门城楼上那最为壮丽的一幕，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幕。
这一天，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凭借武装正式夺取了中国的政权，成为执政党。
这一天，也意味着毛泽东从一个农民的儿子，经过二十多年的血肉之搏和艰苦斗争，成为对中国人民负责的领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底子也摸透了，他对毛泽东说：“无论是党还是国家里的领导核心成员，除了极少数的人外，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甚至连文件和基本理论都懂不了多少的莽汉和农民。毛泽东如果不理所当然地担负起导师和最高领袖的职责，这个党和国家必然要四分五裂而拢不到一起。”
所以，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中国革命的胜利，致命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把世界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华人民儿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开始担负社会主义革命的职能，实质上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把周恩来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并兼任外交部部长。
刘少奇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总工会名誉主席等要职。一批长期革命的军政要员，如东北局高岗、西北局习仲勋、华东局饶漱石、西南局邓小平、华北局刘澜涛、北京市彭真等陆续调到中央，担负中央重要的领导职务。过去，由于分散作战，各自为政，形成了各种山头和派系，毛泽东不得不承认和加以照顾，加以考虑。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他为核心作为出发点的。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统帅，他懂得如何平衡权力，如何调整各个山头的矛盾和隔阂，如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发挥他们的作用。
毛泽东把全国的整个工作，作为一盘棋子。他是操纵和安排、调动棋子的一方决策人。另一方的对手呢，他认为应该是时间老人，或者叫历史老人。至于王明、李立三、刘少奇、高岗等人，根本不在他的眼里。
十月十七日，刘少奇在政协党组第二次党员大会上，提出：“必须要联合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中国资产阶级今天拥护我们，我们没有理由剥夺他们经济上、政治上的权利。这个问题大家认识不到，我们这个国家就连一天也生存不下去。”
十月底，刘少奇在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现在的知识分于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这一点可以告诉你们，确定为工人阶级的，也是领导阶级的，在座诸位大多数都在内。没有多数知识分子的参与，我们这个国家是不能建设好的。”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建设这个国家，是刘少奇治国的一个出发点。
彭真在北京的高等院校中也开始推行“教授治校”方针，让教授选举校务委员会管理学校，提出：“在这里不要再说什么党的领导。”他在私下说得更清楚：“我们干不了的事情，为什么不放手让人家干呢？该放手的时候必须放手，不然就会出乱子的。”
十二月一日，在全国总工会招待亚洲各国工人代表会议上，刘少奇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和道路，并不是普遍可以运用的。同志们，不是一切国家、一切地方都可以进行武装斗争。帝国主义曾经允许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战后选择自己愿意的政治制度，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就产生了一种可以通过议会道路来夺取政权的可能。如果你们机械地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那就会付出相当的损失和代价，而且并不一定能够成功。”
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谈到经济恢复工作时指出：“我们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也是有办法的，有希望的。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
这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五零年三月四日，毛泽东长时间地访问苏联，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会面，在得不到西方国家和自由世界承认的情况下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肩上的重重压力得到了许多的缓解，这对他决定彻底一边倒，下决心走苏联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激动地谈到这个条约时，说过：“中苏友好条约大长社会主义阵营威风，对帝国主义是个沉重的打击，对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将起着重要作用。今后我们要用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中苏两党两国的友谊，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破坏这个友谊。”
这年公安部刚刚组建，刘少奇提议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开始时，罗瑞卿不愿担任，提出疑问：“公安部和社会部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公安部究竟是政府的还是党的？两者比较哪一个权力大？”刘少奇回答：“公安部是第一个重要的部，是社会部、又是公安部，是政府的、也是党的。”罗瑞卿听了这个解释，走马上任了。毛泽东也明确地说：“今后我们的公安部要在镇压反革命，清除国民党的余孽、残余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权力职能。”他还有言外之意，即如果不把政权的基础打牢靠了，政权不稳固，要想走什么社会主义的道路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从国民党手里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他需要他的这批跟随他多年的战友和同志，包括他认为所有的同路人……
毛泽东有他自己的想法和部署，别人说什么、议论什么在他看来根本无足挂齿，统统都是不算数的。他深信他的力量，只要自己把牌一亮底，任何不同的议论都会嘎然而止。
第二章 勾心斗角
＇彭德怀事件，成为毛泽东的一块“心病”，是因为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联系着，他有赫鲁晓夫做“后台”：作为政治家，既然把敌手打翻在地，就担心他会在翻起身来。翻案和反翻案的较量，是政治斗争中的一种常见的现象……＇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虽然撤销了彭德怀的职务，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得到苏中中央的支持。为此，毛泽东一直恼怒：赫鲁晓夫搞掉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等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反对，而是积极地配合了他们，为什么赫鲁晓夫要在彭德怀的问题上如此作梗？
当年赫鲁晓夫派米高扬专程向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通报马林科夫等人的问题时，毛泽东稍加考虑，最后决定认可和支持。他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支持苏共中央的这个决定，为此，我接受赫鲁晓夫同志的邀请，参加十一月初莫斯科举行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和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但是，两年后，赫鲁晓夫却对中共中央向他们通报的《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大为反感，公开说：“彭德怀是苏联人民的朋友，我们认为彭德怀同志并没有什么错误，我们和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他是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和英雄，也是我们苏联人民的朋友，希望中共中央能够重新反省这个问题。”
这意味着毛泽东错了，应该下台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震怒了。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赫鲁晓夫没有资格在我面前摆谱，他在十月革命的时候连党员都不是呢，他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从他反斯大林的那天起，我就看出他不是一个好东西！对这个人，不要客气，该顶就顶，要讲点原则。”从此，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骤然恶化，一场国内国际的危机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面前。
赫鲁晓夫自恃大国地位和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角色，以为他的每一句话都会产生威力，会迫使毛泽东接受他的意见。所以，他信口开河地对中国共产党的事务大发议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手划脚，在国际上也摆出一副为所欲为的样子，全然不计后果。很多人都看出，赫鲁晓夫显然低估了毛泽东的胆略和勇气，也低估了毛泽东的忍耐力和积累了四十多年的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及其超人的智慧。
生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的毛泽东，最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最底层社会人们的生活和愿望。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十八岁的毛泽东参加了起义的新军，体验到了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和作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他接触到民主、自由的新思潮和十月革命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成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理想和信念，造就了毛泽东决心改变中国社会的志向，使他放弃其它人生道路，成为一个职业的革命家。
一九二零年秋天，他在长沙创建了秘密的共产主义小组，他并不满足把这样的小组作为一个理论和学术的研究团体，仅仅靠清谈和讨论过日子，而是明确地认为自己的责任是改造中国和世界。于是，他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认识到自己找到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并决心为之而献身。一九二三年六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那时，他就对陈独秀等人的书生气和学究味表现出极大的反感，认为由这样的领导人来指挥中国的革命，很难成功。他洞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矛盾和认识到中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后，充分感觉到建立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的必要。
一九二六年三月，针对蒋介石发动的逮捕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以后的形势，毛泽东竭力主张联合国民党左派，组织力量以武力回击。同年五月起，他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农民运动和革命武装斗争的骨干，支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十一月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一九二七年五月被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在国共关系破裂的紧急时刻，他在七月四日武汉召集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上山造成革命军事势力基础，保存革命武装，应付突然事变”的主张。随后在十天后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即同彭公达接受中央关于领导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组织秋收起义的任务，前往长沙，担任了前敌委员会书记，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正式走向了从事领导武装的军事道路。
从毛泽东手里拥有军队的那天起，他就不是一个凭借书本打仗的教条主义者，他善于调查研究，分析具体情况，一切从现实出发，灵活地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指挥家。在一九二八年的井冈山斗争中，他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在敌军的进剿和会剿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巩固自己。
他从敌人重重的包围中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出发，到一九三零年提出了发展工农武装割据，逐渐地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理论。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只有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才能使红军在战略上以弱胜强，战术上以多击少，完成由游击战为主到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经过了反覆的党内斗争和艰苦转战，毛泽东的路线和领导得到了全党的公认。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经常委，从组织上确立了他领导全军和全党的地位。
这时的毛泽东，无论在党内的政治斗争经验上，还是在同蒋介石较量的军事战略战术上，都已经积累了无可匹敌的丰富经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崭新水平。他依靠党内多数，巧妙地利用共产国际的影响，依靠耐心的等待和容忍，凭借自己的毅力和机智，成功地战胜了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王明制造夺权的种种障碍，通过理论上的整风和组织上的整顿，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并且卓越地指挥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无论在任何复杂的烟云迷雾中，也不管是在多么艰难困苦的历史时刻，毛泽东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他的斗争艺术和战略战术，就像一部严密的科学机器，总是有条不紊地、准确地运转着，直到最后的胜利。当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共两党的决战已经展开，一位远见的政治观察家看到毛泽东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后，马上预料：“毛泽东已经出神人化，掌握了通往当代政治、军事大门的所有钥匙，任何人都无法战胜他了！”
果然，在经过了三年的第三次国内战争后，毛泽东神话般地打垮了蒋介石号称八百万的军队，使蒋介石撤到了台湾岛上，而毛泽东则在北京庄严地宣告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样的一位伟人面前，谁又能是他的对手呢？
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底，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为十大军事原则，后来他在和江青谈话的时候，明确地说：“我的十大军事原则也适合我们党内和国内的政治斗争，同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斗争，同样要讲究斗争艺术和斗争方法，要分清主要矛盾也就是主要敌人，然后把敌人进行分割，根据具体的形势和政治需要集中解决一两个对手，在斗争中注意团结绝大多数，这样才能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江青在实践中细心地观察着毛泽东的斗争技巧和斗争方法。
是的，无论是在文化斗争中，还是在同党内的各种毛泽东认为是错误的路线和错误的倾向的斗争中，毛泽东总是能够得到绝大多数的支持和赞同。每次都能有惊无险地克服困难，取得胜利。
从这一点上看，赫鲁晓夫是绝对地失败了。
毛泽东对江青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