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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有；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有；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江青对张春桥和姚文元说：“当时，毛主席对刘少奇的定性只是说明了他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没有说明他究竟是什么人。毛主席的这个结论也是有所指的。你们还记得我们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吧？其中的一篇评论文章里就出现了‘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词句，我们就感到刘少奇是有野心了。事实果然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所以，《二十三条》认为，毛主席提出的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一九四九年七届一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
同刘少奇提出的这次运动要解决的种种目标和任务截然相反，毛泽东在《二十三条》里明确地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
文件规定：“第一、在这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下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第二，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他们。明确宣布，不论在什么社队，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
毛泽东把“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这个规定作为和刘少奇搞运动的根本区别，划清了他和刘少奇的两种路线的界限所在。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上也作了规定：“工作队必须在运动和斗争过程中，发动贫下中农，组织阶级队伍，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形成领导核心，同他们一道工作。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
毛泽东在这个文件里亲笔加上了这些论断：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个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
“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
“蹲点，解剖麻雀，是一种很重要的领导方法。领导干部必须有选择、有计划地继续蹲点，深入基层，深人群众，在运动和斗争中，取得比较系统的经验。”
“蹲点，可以有不同的办法。”
“要有一批比较长期地蹲点在一个大队，从头到尾，把运动搞完。”
“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
“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无论什么事情，都必须加以分析。”
“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是形而上学。”
“罗列一大堆表面现象，拼凑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条文，使人得不到要领，是烦琐哲学。”
“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陆定一看了这个文件后，对刘少奇说：“这是什么样的文件，鸡零狗碎的，没有什么逻辑性和文章的规法。”刘少奇对他说：“这话不要讲了，以后再说吧。”
即使在这种条件下，彭真依然按照他惯常的一系列措施，在北京市广大城乡进行工作，防止出现批斗干部的现象。他规定：“批判四不清于部，实际上等于劝善改正，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实行李立三、王明路线时那种过火的政策。就是对于有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的人，也只能是小会帮助。”他强调核心班子必须“要有改了错误但有能力的干部，原有干部的撤换面不许过大。”
他对刘少奇，依然保持着正常的工作关系，该请示便请示，该汇报使汇报，严守着自己制定的“在两位主席之间绝对不搬弄是非”的规定。但是，刘少奇还是明显地感觉到，彭真对他不像以前那样经常打电话、经常送文件了。
一九六五年的春节过后，毛泽东在作了必要的安排后，于三月中旬离开北京南巡。
毛泽东首先来到武汉，在东湖宾馆住了一段时间，不停地找当地的党政军的领导人分别谈话，讲述党内的路线斗争，让他们准备中央出修正主义。
五月初，毛泽东到达长沙，在长沙九所住了几天，再次召集一些南方省市的党政军领导人秘密谈话。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在国际上开展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从现在起，反修的斗争要把重点放在了国内。”毛泽东依次扫视着几个省市的领导人，缓慢地说，“我早就说过，任何修正主义都是纸老虎。当初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一年十月的二十二大以后，肆无忌惮地恶化中苏关系，恶毒攻击我，攻击我们党。没有他们的挑动，印度尼赫鲁政府是不敢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向我们大举进攻的。同时他们还策动外蒙古同我们闹纠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陆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等几篇答辩文章，回击他们的攻击。我们当时为了留有余地，没有点苏联和赫鲁晓夫这些人的名字。我们的文章一发表，苏共领导就要我们停止论战。我对苏联大使说过：‘你们不是骂我们吗？我们还有几篇文章没有发表呀？你们批评我们，也要我们进行一下反批评嘛！’从一九六三年七月起，我们才连续发表了九篇文章，就把赫鲁晓夫给轰下台了。当然是他们内部搞的，但是我们把他搞臭了，他不得不挨骂嘛。但是，我们国内的修正主义最近很厉害了，许多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人对我搞封锁，大有效仿勃列日涅夫搞赫鲁晓夫的味道。你们没有感觉到吗？我看你们的嗅觉不灵呀。”
毛泽东还依次询问一些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如果政治局常委里有人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不是吓唬你们，真有这种可能呢。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有历史背景的，有的本来就是王明分子，有的历史上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有的多年来提倡资本主义，搞了许多的活动。他们也就是多年来鼓吹单干、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那些人。总之，你们要警惕，要注意。”
五月二十一日，他从长沙乘专列到达株洲，然后改乘一辆大型吉姆轿车，经醴陵、攸县，在茶陵住了一晚，于次日又经莲花、永新，天黑之前到达宁冈县的井冈山的山腰处茅坪的八角楼。
这是当年毛泽东上山打游击的最初地，也是他从事军事斗争，用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站。所以，他对这个地方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
这里，可以称作是毛泽东的发迹地呀！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当彭德怀写了意见书，对毛泽东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批评，触怒毛泽东时，他拍着桌子说：“假如彭德怀造反，这里的人们都跟你走，那我就重新上并岗山，率领农民重新革命，推翻你们的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去找红军去。我看我们的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你彭德怀带不走我的军队！”
现在，毛泽东又来看这个地方了！
他自言自语地说：“井冈山，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忘记这个地方，这是我们新中国的摇篮呀！说不定什么时候，我还会再到这个地方重新革命呢！”
陪同毛泽东的人都以为他是在说笑话。那时，所有在他身边的人都对中共中央最高层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
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来看他的张平化、刘俊秀和身边的汪东兴说：“我离开井冈山已经二十八年了。这次算是旧地重游，回想起三十八年前的历史，心里总是经常激动的。为了创建这块根据地，不少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早就想回井冈山，一别就是二十八年。如果没有井冈山的艰苦搏斗，就没有今天这样的结局。”
毛泽东的思路总是围绕着斗争而展开：
“从我上井冈山起，就走的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什么事情都是开头难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溜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大为恼火。”毛泽东说到这里，哈哈大笑起来，“你们觉得奇怪吧？现在已经被证明是真理的东西，在当时可就是我的罪状呀。但秋白等人一句话，就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给撤掉了。传到井冈山以后又说把我的中央委员也给撤掉了。又有人说把我的党籍也给开除了。这样一来，我们那些在井冈山打游击的人火了，不服气，为我打抱不平，要向中央写报告恢复我的党籍和名誉。你们看，井冈山的人对我好吧？我是永远也忘记不了这里的人民的。”
毛泽东在井冈山，几乎是彻夜难眠。
他对汪东兴等人说：“这次上井冈山，许多的往事都想起来了。有些事情给你讲一讲。我们的这个军队也不是完全纯洁的，军队里也是有派别的。军队里的人也有要闹事的，历史上也常常要闹事的。我们军队几十年里就有人喜欢闹事。你有什么办法呢？闹就闹吧，闹一下子也不要紧，闹一闹就不闹了嘛。闹得最厉害的是张国焘。他自以为他的人多、枪也多，要求中央得听他的。其实人多枪多不是主要的。最本质的问题是你的路线对不对。几十年来，大大小小的乱子没有少过，有人在井冈山闹，在江西也要闹，赣东北也闹，中央苏区也闹过，一直到了延安还要有人闹。现在就没有闹了吗？照样有人闹。闹就让他们闹吧，这种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你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掌握主动权，作好应付的准备。”
这就是毛泽东的态度。
不久，毛泽东写出一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新词。
许多中央领导人品味很久，但是很难理解毛泽东隐含在词内的奥妙：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江青最先得到毛泽东写的这首词，她把这首诗词送给了张春桥看：“这是主席最近的新词，你能理解了其中的含义吗？”
张春桥看了后，赞不绝口：“写得好，写得好！毛主席的气势和胸怀真是无人能比，联想到主席最近接见外宾的谈话，我认为这是主席给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发出的战斗号召，那就是随时准备重上井冈山。当然，这个井冈山是革命的象征，是有政治上双关语的。请江青同志转告主席，我张春桥生是毛主席的坚强战士，死是毛主席的忠实卫兵，只要主席一声令下，随时准备上井冈山！”
江青佩服张春桥在政治上的敏感和远见。她点点头说；“你理解主席的诗词，理解得很有见地。”
是的，张春桥看到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会见外宾时，所谈的几句话，思考了很久。毛泽东的话是这样说的：“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推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分化。中国也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是究竟能否避免，还要靠我们的斗争和努力。我本人是作好了被人家打倒的准备的。”
张春桥把这句话和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联系起来，又和江青布置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联系起来，考虑得自然就很深远了……
第十八章 柳暗花明
＇在军事上要攻克敌方阵地，一定要寻找突破口，毛泽东认为在政治斗争中也是如此。当他和彭德怀最后一次见面时，他从彭德怀的微笑里再次感觉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于是，他终于找到了全面反击的突破口……＇
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催促下，毛泽东终于同意彭德怀出来担任三线建设的副主任了。他说：“西南三线建设现在日益展开，任务艰巨。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集中力量，大力协作，使三线建设进行得又快又好，那我们一起和彭德怀同志谈一谈，请他出山，就担任这个职务吧！”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指出：“为了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决定成立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由李井泉同志任该委员会主任，程子华、阎秀峰同志为副主任。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是：（一）领导和督促监察中央各部负责的基建项目按国家要求的规模、质量、进度进行建设。发现问题时，能帮助解决即就地解决，不能解决时，由国家经委解决（国家建委成立后由国家建委）。（二）领导和督促监察各有关省、市在人力、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等方面对各建设项目的支援，保证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三）领导和督促监察由各省、市负责的地方建设项目（包括工业、农业、交通、地方军工等）的进行。（四）如西南局三线建委同中央有关部委在工作中有重大不同意见时，报中央解决。”
毛泽东仔细地研究了这个文件规定的三线总指挥部的任务后，做出了决定。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早晨七点左右，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等候着彭德怀。到八点钟的时候，彭德怀来到整整六年他再没有去过的曾经是非常熟悉的神圣之地，感慨万千，他握住毛泽东的手时，眼角流露出了笑意，很难令人解释的笑意。这个倔强的汉子被冷落了六年后，竟然泛起了强烈要求出来继续工作的欲望，一次一次地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终于使毛泽东再不能置之不理了。
毛泽东拉住彭德怀的手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收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就会来参加。周恩来同志因为有外事活动，不能来了。我们一起谈谈吧。”当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都到齐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照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
刘少奇说：“现在不是请你出山来了吗？到了一定的时候，什么问题也会解决的，不能性急嘛。我们党认识一个真理也是要有一个时间的。”
彭德怀说：“过去的问题今天不要再提了，让历史给我们作结论吧。”
毛泽东点点头：“你说的三条保证，我还记得后面的两条。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就按照你所说的，让历史去作结论吧。”
最后，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也是中央的决定。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让他到三线是我考虑决定的，也是积极的，诚心诚意的。这件事，由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局的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说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让他们来找我谈。就这样吧！”
他在和彭德怀谈话以后，彭德怀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不知怎的，这一微笑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刺激。他对江青说：“彭德怀和我握手的时候，那丝微笑很恶毒，他似乎他觉得赢了，他要东山再起了。连刘少奇也露出了亲近之意。他们似乎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了。但是，我要用事实告诉他们，是他们高兴得大早了。
江青说：“你要考虑到放虎归山的后果。”
毛泽东的脸色一变，随即恢复了常态。他沉吟片刻，想了想才说：“江青呀，我现在同意你的那个主张了，公开批判《海瑞罢官》。时机已经成熟了。过去我总是限制你，是为了让你体会到我的难处，一旦出了后果，我们也有一个退路。现在，退路没有了。我们只有进攻这一着棋子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躺在沙发里，闭上了眼睛，思潮陷人回忆之中。他缓缓地说：“我们这个党可是经过了大灾大难的党呀。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我率领的中央红军走完了长征，到达陕北的吴起镇。这时，蒋介石派来的追兵也步步紧跟而来。我在第二天就要召开军队干部会议研究歼灭敌人的追击，刘少奇呀彭德怀呀这些人不大同意。刘少奇说：‘红军还是先休整一下再打仗吧，我军的疲劳已经到了极限，在再打仗怕有困难。’彭德怀也跟着说：‘恐怕会把我们的底子打完了。’我当时就顶他们：‘到了陕北还不割掉尾巴，还要把狼引到根据地来吗？我们疲劳，敌人跟着也很疲劳呀，我们以疲劳打疲劳，加上这里是我们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和地形条件都对我们有利，消灭敌人是有把握的。’这样，我又在吴起镇的庙台亲自给红军战士作动员，才统一了全军的思想。”
江青说：“我早就知道刘少奇、彭德怀这些天生是老右倾。从来是惧怕敌人的，但是对我们自己人他们很凶哪！”
毛泽东的思维还陶醉在当年的炮火中：
“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三五年的十月二十一日清晨三时左右，我把部队兵分三路从三道川出发，到了我们的埋伏地。我到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