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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上看，赫鲁晓夫是绝对地失败了。
毛泽东对江青还说：“军事上是有进有退的，没有大规模的后退和转移，就不能麻痹敌人而最后得到前进和进攻。在政治斗争中，许多的时候是需要忍耐和妥协，没有妥协不能争取群众，也不能得到多数的同情。只有看起来是让步和妥协，才能选择到最好的进攻时机。每次我们的后退和妥协，包括一定程度上的检查，都是使我们的对手发疯的条件，让对手到了得意忘形的时候，他们的弱点才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发起进攻了。”
这番话，毛泽东和江青断断续续地讲过许多次，但是这个女人往往到了胜利使她也处于得意忘形的时候，就把这些话忘到脑后了。
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八时，毛泽东在中央的一个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十年总结》，他一开始就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去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的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
这个总结言词简短，涵义深刻。他几乎是天衣无缝地反驳了彭德怀和赫鲁晓夫对他的批评和指责，恰到好处地证明了他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创造成果的。
提到一九五八年的高指标和大跃进时，毛泽东写道：“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高指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了许多。一九五九年一月的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一些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了一个比较低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议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的数，这才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
如此总结，证明了毛泽东对那时的浮夸风，吹牛风，和不合实际与科学的瞎指挥并没有什么责任。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很清楚一旦承担了具体责任后的结果。不管对中国当时工业或农业经济上此起彼伏的问题怎样指示，但在宣称自己对错误的无辜和具体责任的推诱上是毫不迟缓的。他能够找到一批给他承担责任的人，这一点他是毫不怀疑的。
所以，他在总结的后半部锋芒一转，说：“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它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零年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指标，我感到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性，就是对于留有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懂得，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
这样，毛泽东始终保持了一贯正确的导师形象。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主席：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的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的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危险性，也才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地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也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早地得到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诚恳的批评，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因此，在每次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的顽症得不到医治，三十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育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覆。
毛泽东在收到彭德怀信的当日，就作了批示：
此件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即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尚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例外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认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然后，他再次写了一段永远正确的至理名言：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是从来没有的，郑重的党在于重视犯错误，找出原因，分析可能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哪里有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来说，我们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足，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调查它、研究它，从而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于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该如此。”
谁说不是这样呢？既然如此，赫鲁晓夫和彭德怀一类指责毛泽东就纯粹是别有用心，或者是抓住鸡毛当令箭了！
江青看了这个《十年总结》，连声说好，她对陈伯达和田家英说：“秀才们喋喋不休说了半天还没有说清的问题，主席写了一千个字解决了。而且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主席对苏联赫鲁晓夫和彭德怀的攻击始终耿耿于怀，你们要注意给他宽心，也要教育全党正确地认识这几年来的工作。”
一九五上年六月，毛泽东公开发表了他在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经过他精心修改的一篇重要著作。
江青敏锐地发现，毛泽东修改后的著作和当时的讲演，有几处是大不相同的：
毛泽东在讲演中曾经这样说：“我们所说的百花齐放，也包括各种不同的花，也包括一种性质不同的花。百家争鸣，也可以讲唯心论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在理论上并不强求，但是有一条，只要不搞秘密团体。那些不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同志，恰恰是在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文学艺术上，我们主张充分发展，像王蒙同志的一些小说，写得是非常好的。不这样，就不叫其为社会，不是一个完整的矛盾组合体……”
在经过反右斗争时发表的正式文章里，这些话修改成：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呜的方针是指：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加上了这样的话：“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江青认为，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这些文字，突出地证明了毛泽东卓越的政治预见力！
紧接着，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几乎面临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把它归结为天灾人祸，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天公不作美，加上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人为破坏，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倒退了若干年，真是天灾人祸呀！”
刘少奇马上说：“这个天灾人祸里还应该包括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包括过火的斗争。庐山会议后，不适当地在农村、企业和学校的干部中，甚至在群众中也展开了反对右倾斗争，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扩大化，伤害了好多的人。这个现象必须纠正，如果我们不纠正，我们的后代也要纠正。”
邓小平也说：“群众中有个反映，说是五九年以后的历史证明了彭德怀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而毛主席的意见是错误的，以后还要证明这一点。对此，我们要做工作。”
刘少奇接着说：“如果我们有错误，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不要等人家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后再承认。
“就是对待彭德怀本人，我们也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在彭德怀提出了要求甄别的问题，在适当的时候中央可以开会研究一下。”
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的担心更加沉重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就像一团雾圈总是在他的头上笼罩着，盘旋着……
早在一九五零年一月十三日，刘少奇就对安子文等人作过口头的指示：对发展资本主义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在现阶段应该鼓励资本家剥削工人，剥削有理而不是有罪。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才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天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了。你们懂得这个道理吗？谁不懂谁就是白痴。”
同时，他还反对在农村出现的变工互助。他说：“变工互助千万不能再发展了，要缩小，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的对农业经济和手土业经济不能任其自流的说法不一定全面，对目前出现的雇工、单干，我们应该放任自流，流出点富农来有什么不好？对雇人种地也不要限制，它是完全合法的，这样做对穷人也是有好处的。目前农村中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在数年后应发展到百分之八十。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安居乐业的气氛。”
对刘少奇的这些观点，高岗曾经在一些会议上说：“刘少奇等人如此狂热地歌颂剥削制度，把万恶的雇佣奴役制，描绘得像西天极乐世界一样，他的五脏六腑里装的是什么黑货，不是昭然若揭吗？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吃人哲学，是吸血鬼的嚎叫。”他把他的意见通过各种渠道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没有给予回应。
一九五零年二月，影片《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并在报刊上被广泛宣传。毛泽东在一些场合多次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江青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她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几次提出要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胡乔木等人却进行了抵制。江青质问胡乔木：“你为什么要扼杀文化战线上这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重大斗争？主席的这个意见你们向中宣部党组汇报了没有？”胡乔木说：“这个问题，我请示过少奇同志，他给我讲过：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既然是爱国主义的影片，你要批判，怎么向少奇同志解释？”
江青沉默了。很快，她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刘少奇在与胡乔木谈话中认为《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影片。看来现在不好再批这部影片了。”
毛泽东笑了：“大概刘少奇是看到光绪皇帝可怜吧，现在不批就欠下账了。凡是错误的东西，一百年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吧！”
四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在北京市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次大力宣传发展私营企业，并为资本家出谋划策说：“私人事业的活动范围是很广大的，要不怕花费一些资本和力气去投资。国营企业与私人生产事业之间的某些不适当的竞争现象应该加以改正。我们现在的政策要反对对私人资本实行限制，要国营企业向私营企业让步，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民族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高岗指使一些人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说：“一九五零年五月二日，刘少奇在中央颁发新的《土改法》前，急忙给他出身地主成分的七姐写信，内容是：‘中央已令各地停止退押，退不起的可以不退了。中央己决定今年秋后分田，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七哥的家产不会受什么损失。以后你们安心作富农，雇请工人种地，这是合法的，不会受到大的斗争的，所以你们以及其他的人家还可以雇请长工、短工。’刘少奇还在信中说，其地主分子六哥、七哥只能算富农。我们认为这是刘少奇企图包庇他们过关，破坏土地改革。”
毛泽东看了信后，给高岗打电话：“这个问题，请你在适当的时候找少奇同志谈一谈，争取让他自己改正。凡是这类的错误，我们只能是进行原则的批评，而不能太具体了。”
一九五零年六月六日至九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重要报告，他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指出：“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我国的财政经济情况就可获得根本好转。现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应该一致团结起来，作好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巩固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统一领导，以及有步骤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等项工作，确保我们的国家逐步地向好的方面过渡。”
这年的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往会上号召一切要革命的人们过好土改关，他指出：“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现在战争关已经过去了，我们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现在这一关叫土改，也就是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让广大农民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好环境。”
与此同时，他还号召参加统一战线的各阶层，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跟上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还要作好准备，下一步过社会主义的关。
毛泽东此时已经胸有成竹，他根据苏联走过的道路，下决心在缩短时间的范围提前走完这段路程，尽快地用最短的速度，赶上现在的苏联甚至西方发达国家。
与毛泽东气势、胆略和远见卓识相比，刘少奇更显得保守、务实和关往使少数人先富。
就在同一个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他说：“往目前我们的政策中，保存富农经济是一种长期的政策，我们党和国家长期的保存和发展富农经济，对于我们国家的人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因而对于广大的农民也是有利的。现在对富农的雇工剥削国家没有任何的限制，就是要加以保护，不得侵犯。我在这里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消灭富农经济要等到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种以后，也就是要在相当长远的将来才能做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长远保存富农经济，发展农村资本主义正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组成部分。”就在中国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国际上爆发了突然事变。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军队直接参加对朝战争，同时驻兵台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