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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耐烦地说：“你们不要强词夺理，我允许的录音和你们私自搞的录音是两个概念两回事，你们把几件性质不同的事情混淆起来并不能说明任何的问题。今后，一律不准录音！”
毛泽东指示汪东兴：“你和他们在私自架设的录音设备跟前照个相，录音机上写明是非法录音，作个历史的教训保存起来。通知书记处严肃处理。”
于是，汪东兴布置专门负责给中央领导人照相的摄影员吕厚民给他们拍了四张照片：一张是汪东兴、康一民、徐业夫、赖奎和刘吉顺五个人在录音机旁边的照片，录音机下面压着一张大纸，只上写着“违犯指示，非法录音”八个大字；第二张照片是康一民、赖奎和刘吉顺在同一部录音机旁边的合影；第三张是录音员刘吉顺的单独照片；第四张是私自架设的录音机的照片。
江青看了这些照片对汪东兴说：“看看你们多光彩，搞主席的特务活动，你可知道吗？这些东西都是定时炸弹呀，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人就会拿出录音和敌人勾结搞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一类的东西。你汪东兴难道就没有责任？我是清楚的。不过你和他们一些人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就是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汪东兴所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严肃地批评了机要室，并决定给叶子龙、康一民以严重的警告处分，给吴振英以警告处分。彭真把书记处的决定报告了毛泽东，又让他们三人分别写了检查。同年五月十七日，中发（一九六一）三八五号的《中共中央文件》，即《中央书记处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做出了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的五条规定。毛泽东还指示：“机要室必须把过去历年来的录音带统统销毁。”但是，经过周恩来和彭真的请求，才留下了部分少量的录音带。
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还特意反映：“销毁录音带的时候，彭真同志听了不少主席的录音，私自调阅了一部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还指示一部分秀才去畅观楼检查过历年来中央的文件和主席的讲话记录。”毛泽东半晌没有吭声。现在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对江青和汪东兴等人说：“彭真私调了许多我的材料，那是要准备秋后算账的嘛。像林彪同志那样，为什么对我的话那么有兴趣，他们可不是要学习我的思想，而是要整我的材料，搜集我的过失，不管是不是过失他们都感兴趣。康生同志提醒过我，看来现在得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了。”
当然，对毛泽东批评的这件事情，杨尚昆专门向刘少奇和邓小平作过汇报。
他说：“汪东兴这个家伙很不老实，实际上许多的事情是他干的，让别人给他代过了。主席严厉批评并且追查处理的一九六一年一月底至四月初跟随主席外出时的录音，是汪东兴直接插手搞的，和我和机要室的同志没有任何的责任。”
“那他们为什么要检查？为什么不向毛泽东同志说清楚？”
杨尚昆犹豫了：“害怕说不清楚呀！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一年一月毛主席要外出视察，当时我有事在河北，叶子龙下放在河南，吴振英出差在湖南，机要室主持工作的是康一民同志。随同主席外出的是汪东兴。临行前，汪东兴告诉主席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同志，说：‘主席准备去外地走走，带什么材料你要准备一下。’罗光禄问汪东兴：‘是否带录音员和译电员？’汪东兴回答‘还是带上。’这样，罗光禄才向康一民提出要带录音员。康一民觉得吃不准，就对罗光禄说：‘毛主席可是严厉地批评过不准私自录音，你们要搞，去直接请示你们的上级，你们的上级如果同意，就直接向会议科要人，不要再找我了。’罗光禄这才根据汪东兴的指示让录音员刘吉顺跟着毛主席去了。汪东兴对这次外出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都看过，并且指示把记录稿和录音带一起尽快送回北京。现在主席批评了这件事，他倒来了个一推二净！”
刘少奇笑了笑：“我看这事各有各的说法，不要再说什么了吧。”
杨尚昆也知道围绕录音的事情头绪很多，一时确实不好理：一九六零年毛泽东准备出版他的选集第五卷，计划把《论十大关系》收编进去。但是找不到会议的录音和速记。只能根据别人的追记的稿子来整理，为此杨尚昆曾经问刘少奇：“毛主席什么时候讲过这样的话呢？有时我们明明是按照他的指示办事的，可是到了后来真正出了问题的时候，他又不承认了。当时的《论十大关系》是那样讲的吗？”刘少奇说：“毛主席有些讲话，完全可以录下音来嘛。这是一个先进的科学，为什么你们不应用呢？”杨尚昆说：“我们当时向毛主席提出来过，毛主席反对对他的讲话进行录音。这一点，他和我们讲得很清楚。”
刘少奇说：“可以秘密录音。这样也许会更准确地反映当时的主席的思想，便于总结经验和教训，不过这样的工作要谨慎。有些事情恐怕要请示一下。”
杨尚昆说：“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接见苏联大使尤金时，因为当时的技术、设备条件比较差劲，没有完成录音的任务，毛主席还批评了我们。我也批评了机要室的同志。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错误，我们曾经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在毛主席乘坐的火车和住地安装了固定的录音线路。经过罗瑞卿同志向公安部十二局借过无线受话器。但是，没有搞成个样子。”于是，杨尚昆分别把已经录到的毛泽东的讲话和谈话内容给刘少奇作了汇报：“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开始，毛主席外出时，对他在外地的一些重要的讲话，或者同一些地方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以及同一些外宾的谈话，也进行了录音。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一年四月，有主席参加的各种会议共录音四十多次；主席外出会见外宾谈话录音十九次；主席外出接见省市负责同志谈话录音十六次。所有的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都保存在原机要室，一般不外借。彭真同志和罗瑞卿等同志的借出，都经过了中央办公厅的批准。”
刘少奇完全心中有数了。
他当然不知道，就是因为批准彭真和罗瑞卿的这些借出，最后导致了杨尚昆的灾难性后果。现在，汪东兴把这个问题的全部责任都推到了杨尚昆头上，使毛泽东下定决心调整杨尚昆的工作，他说：“先把杨尚昆调离办公厅，然后再说。”
毛泽东在解决了罗瑞卿的问题后，把总参的一部分工作交给了杨成武，而把罗瑞卿分管的公安部工作交给了谢富治。
毛泽东在和谢富治谈话的时候，一开始就提到了杨尚昆，问道：“杨尚昆和罗瑞卿勾结，在中央机关和我身边安放窃听录音电话的事情你知道吗？”
谢富治一听，打了个怔，马上说：“恐怕不只是一个杨尚昆吧？他的活动和你身边的田家英都有一定的联系呢。”
杨尚昆今年已经是五十九岁的人了，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毛泽东熟悉他的历史。他于一九零七年七月五日出生在四川省潼南县一个富裕的家庭。一九二零年考入成都高等师范附小读书，后来又转入附中继续深造。那时，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是吴玉章，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也在那里教书。他在那里结识了许多共产党人，受他们的影响阅读了《新青年》和《共产党宣言》一类的禁书，初步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九二五年，已经十八岁的杨尚昆从成都高师毕业回到重庆。在担任中共四川地方执行委员会重要领导职务的四哥的动员下，他参加了共青团。一九二六年初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走向了一条职业革命者的道路。一九二六年春，他进人由中共领导的上海大学学习，参与了上海第一次和第二次武装起义。同年十一月，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一年初，从苏联回国后，相继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三年初，杨尚昆同志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干事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等职。六月，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转战前方。一九三四年一月，接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同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此后，他和三军团团长彭德怀同志一起，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指挥所部赢得许多战斗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月，杨尚昆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率领红三军团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他参加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长征路上，他和彭德怀同志率领三军团浴血奋战，经过抢占娄山关，同一军团再克遵义城，四渡赤水和南渡乌江等一系列极其艰苦的战役和战斗，在危急关头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八月，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随毛泽东同志率领的右路军行动，坚决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斗争。到达陕北后，他先后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领导机构中负责政治工作，战斗在抗战前线。
一九三七年八月和十一月，杨尚昆同志先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书记，积极开展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和建政工作，推动了华北地区群众抗日运动的高潮。一九四一年初，他回到延安，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在这期间参加了整风运动。一九四五年四月，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央外事工作组副组长。议后，担任中央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九四七年四月，任中央后方委员会副书记，和书记叶剑英同志统筹党中央的后方工作。一九四八年四月他又担任副秘书长等职，积极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正常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尚昆同志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他领导调整和健全了中央办公厅工作机构，创立了行之有效的为党中央服务的工作运转机制。一九五六年九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现在，既然汪东兴和谢富治都提到了杨尚昆的一些活动，毛泽东不得不更加警惕了，他对谢富治和汪东兴说：“处理这个人的问题要谨慎，先采取背靠背的方式进行调查，注意找到确凿的证据，找到了证据就好办了。你们组织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检查一下我的身边和住地，看有没有安放的这类鬼东西！”
毛泽东考虑了一天后，毅然决定将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他对秘书说：“向政治局常委会转达我的意见，让杨尚昆到广东去，马上离开中央办公厅！”
江青听到这个决定后，说：“早该如此了。我多年来就没有安全感，总觉得有特务在监视着我的活动。连姚文元的文章都有人在秘密地打听。主席关于文艺革命的指示讲了那么久了，还有这么一个人在一九六五年三月给文化部发指示：‘反映现代生活的艺术不能勉强，芭蕾舞、外国歌剧就不一定能够反映，即使能反映，也只有几个戏的问题。现在外面的京剧水平已经很高了，不能乱改。可以表现现代生活的就演现代生活的戏，不能演现代生活的就不要演，只演历史剧。传统戏的唱词千万不要改，那个时代的话就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嘛，你改了算什么呀？现在的观众是有批判能力的，要相信群众嘛。’这些都是屁话！你们看一看，外面搞任何一个改革，会有多大的阻力呀！”
谢富治听得出来了，江青所说的“还有这么一个人”；指的正是刘少奇。
江青还对他说：“按照主席的部署，今年之内，先把文化领域内和思想领域里的修正主义分子先来个清算。不是我们要清算人家，而是人家首先要提出清算我们的，我们不得不进行应战。这场斗争的意义和性质怎样评价也不会为之过分呀！”
谢富治诚恳地说：“江青同志，今后怎样走，我谢富治完全听你的，你指向哪里我就跟向哪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吧！我知道，江青同志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主席的指示。”江青怔了一下，急忙地说：“也不，也许我自己是有错误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听毛主席的指示吧。谢谢富治同志对我的信任。”
但是，从这个时候起，江青确实对这位从湖北省黄安县出来的将军产生了好感和信任，她对毛泽东说：“谢富治同志在政治上是跟我们走的，依靠他我看坏不了事情。”康生也说：“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做过木匠。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此后始终是在军队里工作，没有任何叛徒、特务的怀疑，是完全可靠的同志。他掌握公安工作，主席是可以放心的。”
于是，毛泽东把在中央清查非法录音和窃听的任务交给了他，并且把逮捕有关在他身边搞特务活动的人员的任务也交给了他，特意指示：“这件事一定要做得密不透风，不要给任何人留下把柄和活口。同时，你要在中央机关里秘密地开展查地下活动的工作，对一切非法地搜集中央文件和我的，当然也包括江青同志的秘密材料的行为要高度重视。凡是要在我们身边搞阴谋的人，搞反革命活动的人，搞赫鲁晓夫那类秘密报告的人，都会留下蛛丝马迹的，他们秘密地搜集我的材料，搜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中央活动，就是一个把柄和预兆，你要高度地重视。对外可以用查罗瑞卿活动的名义进行。”
像如此机密的事情，由毛泽东来亲自布置，足以显示出党的最高领袖对他的信任。谢富治激动地说：“请毛主席放心，我谢富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会无条件地忠于主席和主席的伟大事业的，任何时候都不会背叛主席的。”毛泽东点点头，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的手，说：“你的话，我信！”
临走时，谢富治请示毛泽东：“有些事情是否需要和汪东兴商量？征得他的帮助？”
毛泽东摇摇头：“不要找他，他也曾经被人利用过。当然，在特殊需要的时候可以找他办一些具体的事情，但是整个清查工作的细节和部署，不需要让他知道。你只要对我直接负责就行了。我不在的时候，找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有胆有识的人，你相信她！原来我是让她负责我的室内工作的，现在与其让别人的老婆搞党的大事，不如让江青出来更合适，她的资格和水平不见得在别人之下。”
谢富治完全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了……
第二十七章 如梦初醒
＇关锋的一封揭发信，使毛泽东恍然大悟：怪不得我的话总是贯彻不下去，原来我身边就有内奸呀，我的秘书成了定时炸弹，我岂不是随时都可能被人打得粉碎吗？＇
等到毛泽东看完《资治通鉴》，把刚刚写好的摘要加进书本里的时候，江青才把一封信摆到他的桌子上，说：“你能相信这是真的吗？田家英把你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这些人的谈话给篡改了。北京传达你在杭州和他们的谈话，偏偏删去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一段，这不是活见鬼吗？你看看关锋的揭发吧！”
毛泽东一下子怔在那里，摇摇头说：“真是想不到，田家英的胆子也真够大了，别人姑且不知道我对《海瑞罢官》的态度，他田家英应该是知道的呀。他怎么能这样呢？”
他心中暗暗地思忖着，展开了关锋给他的揭发信。
“田家英找我和胡绳、艾恩奇整理毛主席的谈话时，我们都写上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时，田家英就对我们说：‘主席的这段话是随便讲的，和整个谈话的精神不符合，这段话就不要写进去了。’我当时就说‘我们可是没有资格改变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呀，我们的任务就是毛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写，怎么传达，如实地把主席的指示公布出来。’当时田家英不吭气了，但是毛主席的讲话正式打印出来后，却没有关于《海瑞罢官》的那段话了。我再次找到田家英，表示‘删去关于要害的话，我们负不了责任。如果让我传达，我必须如实地公布主席的原话。’他对我说：‘删去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和彭真同志商量过的，你不要再说了……’
“果然，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时，彭真传达完指示，我要站起来补充的时候，就被他们中途打断，不让我讲话。只要涉及到《海瑞罢首》要害的场合，他们都不让我讲毛主席的话。这到底是为什么？我认为这里有鬼。自从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北京一直有人千方百计地封锁、压制，目的就是包庇吴晗。当他们实在感到压制不住的时候，他们转入到纯学术讨论的轨道，绞尽脑汁不让人们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田家英在里面起了极坏的作用。我在想，主席怎么能有这样的秘书呢？”
毛泽东看完信，沉思地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到了窗前。江青刚要开口说什么，毛泽东给她打了个手势，她会意了。站起来挽着毛泽东的手臂，一块儿出了屋子，到院子里边散步边谈话。
“以前我和你谈话为什么要故意说一些反话，就是因为我身边耳目太多。”毛泽东说，“我不得不给你讲一些违心的话，阻止你的一些行动。谁让你是我的老婆呢！你简直想象不到，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我的秘书，还有公安部的一些人，都是别人安插在我身边的特务，他们起着比贝利亚还要恶劣的作用。围绕政权的斗争，并不见得比战争年代的战争轻松。所以，我总是劝你要谨慎，这下你总该明白了吧？”
“怎么办？我们要对他们反击呀！”
毛泽东把手一挥：“当然要反击！我们现在的反对势力之所以迟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