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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陈伯达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斯大林同志的伟大著作＜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文章。他在请江青向毛泽东转送的信件里说明：“我着重论述了在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把我们国家引上了最正确的道路。我还在文章里指出：在全国解放以后，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向我们国家、向工人阶级、向全体人民进行了猖狂进攻，他们妄图用偷偷摸摸的方法篡夺这一个伟大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经过千百万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人民共和国，梦想阻止这个伟大的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使中国恢复到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道路。我尤其指出，这种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三反’、‘五反’运动后还是会存在的。”毛泽东请江青转告他：“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这也让苏联的同志们看到，中国正在沿着十月革命的路线但是已经经过了中国实践检验的形式在稳步前进着。我们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外再没有其它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要让全国人民都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不管我们还要进行怎样的斗争，我们这个方向和决心是绝对不会动摇的。”这种提法和刘少奇的主张明显不同，陈伯达开始高度重视和注意两人之间的区别了。
一九五二年的上半年，毛泽东多次批判了彭真提出的“民主建政”的口号，他说：“你彭真提出这个口号究竟是什磨意思呀？人民当家作主难道不是民主，还要让资产阶级来个两党制才叫民主吗？”彭真马上辩解道：“‘民主建政’的口号不是我提出的，是别人鼓吹宣扬的，他们却不来认账，把责任推在我的身上了。我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讲过这样的话，我宣布收回，不再坚持了。”
六月，国家出版总署按刘少奇的意见，拟定并发出了“关于查禁书刊问题的指示”。刘少奇曾对他们提出责问：“查禁一本书，就等于枪毙一个人。谁给你们权力查禁图书的？”于是，出版总署赶忙下令撤销对一切书籍的禁令。
七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对一九五二年暑期留苏学生出国前夕的讲话中，说：“革命已经是搞得差不多了，敌人已被打倒了，我们要你们去，不是要你们学习关于革命和战争的这些问题。你们学习的任务是如何搞建设，如何使国家工业化，克服中国落后现象。讨小便宜吃大亏，吃小亏的人挣大面子。这里面就有许多的辩证法，我希望你们好好地领会。”
八月二十六日，刘少奇在青年团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反覆说：“今后，大的政治运动不可能再有了，主要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中国经受了这么多的运动和斗争后，需要休养生息。谁要再搞什么大的运动，就会给国家造成极大的损失。”康生在同江青谈话时，针对刘少奇的许多讲话说：“少奇同志讲话太随便，缺乏认真的研究，一些提法是和毛泽东同志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应该让他多注意一点。”江青说：“主席的态度是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让全党同志熟悉一下他们的面貌，这样对今后的工作有利。主席考虑得比较多，我们还是按照主席的意见办吧！”
一九五二年九月，江青出面领导，对上海的资本主义电影企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制定了一些新的章法。康生说：“江青同志为资本主义文化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做出了良好的开端，创造出一条新路。江青同志的经验应该好好地总结和推广。”
毛泽东制止道：“还需要实践考验，不宜作太多的宣传。江青同志对电影是内行，可以让她在一定的范围内搞一些新的试点，以便我们创造出属于无产阶级的电影来。”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杨献珍在马列主义学院的“三反”总结中，提出：“围绕创办中央党校，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坚持了办党校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方法。但是陈伯达同志却对这一点多次提出怀疑，甚至对我执行刘少奇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多方责难，干扰了学校的教育和工作。同时，我们批判了艾思奇同志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批判了他的学院式的工作研究，从而为正确的教学莫定了基础。”刘少奇听取他的汇报后，说：“我同意你的报告，对陈伯达应该给他说明，让他不要多管党校的事情。艾思奇这个人就是不懂矛盾论。这一点，我早就和毛主席讲过，毛主席也同意我的看法。”
一九五二年秋季，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很快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的职务。高岗对林彪说：“邓小平怎么能够担任这个职务？他的资格远远地不能和你相比，他爬得可是太高了，弄不好又是刘少奇、薄一波这些王八蛋搞的鬼，现在中央的位置缺人，刘少奇和周恩来这些白区党代表千方百计地在争位置呢，你要注意呀。
林彪说：“我在静观时局，看看毛主席究竟是怎样的想法。一个人要想成点气候，光凭个人的努力是不行的，一定要和时局，和决定自己命运的人相结合才行。我承认自己是三分靠天，七分靠自己。”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底，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宣布：“在我国胜利完成了民主革命阶段所留下的任务并恢复了国民经济以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及时地提出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他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同志们，我们要在全国展开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使党的总路线迅速达到家喻户晓，深人人心。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就要到来了，让我们展开双臂，迎接这个伟大的革命高潮的来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的一些主张和意见，说：“你的许多提法不切中国的实际，要注意改正。不过，依我看，刘少奇的问题确实是属于认识上的问题，大家应该给予一定的观察和帮助，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太严重了。”
毛泽东讲这个话，显然是针对着对刘少奇虎视耽耽的高岗、饶漱石等人的。
对陈伯达来说，他确实吃不透毛泽东的真正用意。他曾经对江青说：“如果主席能够给我们一个实底我们就好工作，他总是让我们正确地理解他的指示的含义，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呢？”
毛泽东冷笑道：“他还是那个书呆子劲，什么都想摸到实底。哪里有那么多的实底！如果领导人把自己的底牌都交给了他的部下，那还有什么政治领导艺术性！你告诉陈伯达同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风浪里，只有靠自己的觉悟和敏感，才能不迷失方向。政治上的迟钝，是会误大事的。”
第五章 出师不利
＇刘少奇提出和苏共领导改善关系的谈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沉思。改善什么关系？怎样改善？改善了以后还要干什么？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毛泽东感觉到，党内已经出现了危险的信号，一种政治阴霾正悄悄地向他逼来……＇
康生送来的材料，其中一篇是《刘少奇一九六三年二月四日和五日同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约翰·高兰和英国＜工人日报＞主编乔治·马修斯会谈纪要》，康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特意写道：“少奇同志的讲话，应该引起主席的重视。他表示要和苏共改善关系。这是一个信号。我不知道这样的讲法，是否和主席研究过？如果没有和主席研究，那就是一件重大的问题。请主席思考。”
江青看了材料和信，在一些段落上用红铅笔打上了很多的记号，然后亲自放在了毛泽东的案头。这些年来，江青总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大量地阅读各方面的材料，尤其是国内方面的重大动态。毛泽东指示她：“凡是你认为有重要价值的东西，都要打上记号，我就会及时地处理的。”今天这份材料，正是一个大大的记号。
毛泽东醒来后，看到了这份材料，对打上记号的地方反复看了几遍：
刘少奇说：“我们在处理同苏联的关系，在处理中苏两党的关系时是很谨慎的。我们绝对不会首先采取同苏联分裂的步骤……”这段话的旁边，江青批示：“刘少奇首先讲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他怎么能够讲这样的话呢？”
刘少奇又说：“中苏两国的团结，是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如果中苏两国破裂，对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特别是对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有严重损害的。十几年来，我们一直这么讲。我也相信，苏联人民也不愿意中苏两党两国分裂，因为中苏两党两国的分裂，对于苏联的利益也是严重的问题、严重的威胁。因此，我们对于中苏两党、两国避免分裂，恢复团结，是抱有希望的……”
毛泽东看到这些，轻轻地推开这些材料，深思起来。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他睁开眼睛，看到江青站在自己对面。她问道：“这些东西，你都考虑了吗？”
毛泽东点点头：“我考虑了很久。康生同志的提醒是对的。他的头脑一直比较清醒，能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现在我们许多的同志眼睛盯着美国和境外的公开敌人，不知道我们党内就有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党内的代理人。这些暗藏的反动分子才是真正最危险的家伙。”停了一会儿，他对江青说：“苏联最恨的是我，他们拉的人是刘少奇这些人。刘少奇也很清楚这一点，他会利用苏联来作为他上台的力量的。他还有一些话，也值得我们深思。你要注意国内的问题，特别是党内的一些动向，要当个哨兵！我的哨兵！”
江青当然知道毛泽东讲这番话有多大的份量。
不久，他批给江青一份材料，里面就有刘少奇的几段话：
一段是刘少奇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的一个讲话里的：
“美国现在最主要的敌人，主要的对手还是苏联，而不是我们中国。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都不可调和，难道帝国主义就那么喜欢苏联？美苏在一些不关系到利益的问题上，可以作些妥协。就是在美国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逐渐认识到战争政策未必对美国有利。我们同苏联在世界上的分歧，主要是对帝国主义的命运的看法上，苏联认为帝国主义当前的统治是稳固的，赫鲁晓夫批评毛主席有一句话就是：‘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固性。’这句话，我一直在考虑，究竟有多少合理性！在许多的观点上，我们都是可以探讨的，真理在谁手里，我们要看事实。”
另一段，是刘少奇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四日在他访问苏联时在一次讲话里的，他说：“不久前，赫鲁晓夫同志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和其他兄弟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上，同帝国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罪恶，这对世界人民是有益处的。苏联政府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争取普遍裁军、为争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而提出的各项倡议，获得了所有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三天后，他在苏联的另一个集会上发表演说时，再次指出：“苏联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履行着兄弟般的相互援助合作的义务，积极支持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一贯争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在国际事务中所实行的这些政策。不久以前赫鲁晓夫同志率领苏联代表团，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一起，在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作了新的有益的努力，来揭露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揭露丑恶的殖民主义制度，苏联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提出的全面裁军、禁止核武器等建议，获得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热烈的响应和支持。中国人民要感谢赫鲁晓夫同志，因为他在第十五届联合国的大会上，坚决地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严正地驳斥了美国对于中国所作的无耻的诬蔑和诽谤！”
刘少奇在苏联访问期间，连续三次高呼“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万岁”等口号，这一切都被苏联领导人视为中共内部有隙可乘的理由。
从对外关系的策略上来考虑，刘少奇这样讲和做，当然有他一定的理由。但是，事关重大的问题的时候，他的许多的言论并没有向毛泽东打招呼，也没有在事后向他汇报。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怎么能掉以轻心呢？他又想起了当年的日日夜夜……
周恩来有一句毛泽东很赞成的话：“一九五三年一月，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党内开展的斗争就是要不要服从中央的决定，要不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斗争。既然是这样，我们要求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一定要拿出党性来保证党的决议和总路线的完全实现。”
毛泽东对政治局常委说：“周恩来言行一致，他的革命历程是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是周恩来崇高的品质所决定的，值得大家向他学习。”
二月，刘少奇指示周扬在文化部党组会上特意传达他的意见：“中央负责同志也要看戏看电影，既然看了，免不了要发表意见，意见一传出去，就造成紧张，怎么办呢？我看以后中央负责同志对文艺作品发表意见，只要不是见诸正式文件，都不要当成正式意见，可以听，也可以不听。谁要是抓住领导人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而以指示的形式下达，造成一定的后果就以你们论处。”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逝世。
三月九日，毛泽东发表《最伟大的友谊》一文，悼念斯大林。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同志在理论的活动和实际的活动上所给予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这样说：“斯大林逝世后，他的理论和事业会不会继续坚持下去？我看无非两种可能，一种是继续发展，另一种是被人抛弃。他的接班人生前没有树起威信来，这会影响今后。我们过去对他的话并不是全听，而是有选择地听。这才是好学生的做法，而王明那样的学生是不足称道的。你们说是不是呀？”
一九五三年三月到四月，中央举行财经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薄一波在税收工作中保护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错误，毛泽东说：“薄一波的错误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是多年来坚持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立场的暴露。”在这次会议期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计委主任的高岗认为时机已到，联合饶漱石等人，明确地进行反对刘少奇和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活动，提出：“中央的工作不能老是让刘少奇这些人来主持，除了毛主席外，其余的人都可以轮流主持中央和政务院的工作，轮流坐庄在目前的形势下是很好的办法。”他迫不及待地授意一些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让“毛泽东保重身体，多加休息，放手让可靠的中央领导同志来在第一线主持工作。”
毛泽东看了信，对江青、康生等人说：“让谁主持工作呢？大概是高岗这些人了。按照他们的逻辑，只有高岗有这个资格，他是代表武装的一大代表嘛，我们这个中央也是他救了的，没有他那个陕北就没有今天的中央。高岗就是在一些场合这样来宣传他自己。我看，他的问题要比刘少奇严重的多，刘少奇犯了错误但是他愿意改正，高岗承认自己有错误吗？从来没有说过半次检讨的话。今天斯大林逝世了，我们有些话可以讲出来了。高岗和斯大林过去一直有着秘密的来往，我们中央的许多机密，斯大林一清二楚，我和斯大林谈判的时候，就发现斯大林的判断那么准确，连我们要提出什么样的方案都清楚，哪里有这样的圣人？实际上就是高岗同志给他通风报信。现在斯大林逝世了，高岗还要给什么人通风报信？再通风报信就是阴谋活动了嘛！一个中国的共产党人，替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办事，合适吗？实际上他是有野心的，他想借助苏联的力量和我们讨价还价，一旦他认为时机到了就要闹事。所以，我不赞成高岗的做法。如果让我现在在他和刘少奇之间选择，我宁可选择刘少奇而不选择高岗，何况高岗还以要打倒周恩来等许多的人，那就是更不能允许的事情了。”
一九五三年四月，经刘少奇批准，杨献珍制定出办党校的方针，即：“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陈伯达首先反对，他对毛泽东说：“杨献珍同志的这个方针实质是抵制和反对学习毛泽东著作，反对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毛泽东思想来教育和武装全党的干部，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的教学方针。但是现在有人支持他，使这个错误的方针不但作为高级党校办校方针，而且被称为全国各级党校以至高等院校的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针，如果不纠正后患无穷。”
毛泽东听取了刘少奇的解释后，说：“那就让他们试验一下吧，如果错了再改正也可以，谁也不可能一下子搞得那么正确。”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康生说：“这部选集里都是毛主席著作的精品，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看，任何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没有毛主席这样的军事天才和深厚的军事经验，这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东西。以后的选集要精选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起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