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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益州刺史毛璩攻下汉中，杀梁州刺史桓希之后，听说桓振重据荆州，决定全力出击，调动三万大军，进攻桓振。
从纸面上说，毛璩的计划很好，这三万军队将兵分两路：第一路军由两个弟弟，西夷校尉毛谨和蜀郡太守毛瑗率领，沿外水进发（即从成都府河出发，经岷江，入长江），这部分主要是益州老部队，是比较可靠的；但问题出在另一路，第二路军由参军谯纵、侯晖指挥，沿内水前进（即沿涪江、嘉陵江，入长江），这一路掺杂有不少刚刚降服的梁州部队，以及氐人组成的少数民族雇佣军。
梁州原先一直在桓家的控制之下，晋朝的氏族人也比较亲桓：如前秦太子苻宏就最终为桓家殉难了，氏族首领杨秋曾配合桓歆反攻历阳等等。现在要调动这些人，千里迢迢去讨伐桓振，梁州兵士都格外不情愿，喧喧嚷嚷，军心思变！毛璩在不经意间，已经犯下了桓氏兄弟在覆舟山之役前的错误，甚至更严重一点：他没有派强有力的自家人监督这支军队！就像一辆满载军火的卡车驶进雷区，会不会炸得粉身碎骨，只能听天由命了。
果然，当第二路军走到五城水口（今四川中江县）时，终于一脚踏上了引信。第二路军主将之一的参军侯晖与巴西人阳昧（这位可不是外籍人士，此巴西非彼巴西，既不会跳桑巴舞，也不擅长踢足球，这个巴西郡在今四川阆中）密谋，打算发动兵变，但这两位老兄在军中都不敷人望，恐事难成，商量之后，决定拉同是巴西人的参军谯纵当头。
谯纵，出身于蜀中大族巴西谯氏。那位因劝后主刘禅投降，而名垂《三国演义》的谯周，就是这个家族的优秀代表。不过在下查到的资料不足，尚无法判明谯纵是否系谯周的后人。谯纵可以确定的祖先，只能推到他的祖父谯献之，谯献之曾做过成汉政权的司空，成汉亡国后为桓温留用，在巴蜀一带享有重名。谯纵为人，往好了说是温和谨慎，往糟了说是胆小怕事，吃豆腐脑都害怕崩了牙，给人的印像，是个很讨人喜欢的老好人。
侯晖与阳昧认为：因为谯纵和谯家在巴蜀当地很得人心，以他为首领有利于调动广大巴蜀群众的造反积极性，但凡事有利必有弊，怎么让胆小如鼠的谯纵同志同意当革命领袖呢？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果然，当谯纵听到侯晖与阳昧的造反计划，而且要推他当盟主后，吓得仓惶逃走。侯晖等人也不客气，立即指挥兵变军士捉拿“革命领袖”！谯纵眼见难于逃脱，投江自杀，可不少叛军士兵水性过人，反应迅速，很快又把他从河里捞了出来，然后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命他上轿。但满身湿透，一脸狼狈的谯参军仍不愿意，他扑倒在地，不住地给众军士叩头：弟兄们、乡亲们、大爷们！行行好！放过我吧！
侯晖在一旁看得不耐烦了，于是命士兵们把谯纵绑成粽子，塞进轿子，然后叛军打着谯纵的旗号，回师杀向涪城（今四川三台县西北）。此时尚驻扎在涪城的西夷校尉毛谨，对兵变毫无防备，结果叛军突然杀到，一举攻下涪城，他也被叛军斩杀。攻下涪城后，叛军正式推谯纵为梁、秦二州刺史。谯纵眼看事已至此，不想造的反也已经造了，开弓已无回头箭，只好一心一意与叛军共进退，老老实实当领袖了。
毛璩得知兵变消息后，顾不上征讨桓振了，急忙从略城（今四川盐亭县）赶回成都，仓促命令参军王琼调集三千军队讨伐谯纵，随后又派弟弟毛瑗率兵四千增援王琼。毛璩显然慌了手脚，处置是失当的，大概是只要凑起一点儿部队就匆忙派出去，这种“添油”战术使军队形不成有力的拳头，只是方便了叛军各个击破。
王琼的讨伐军北上，先在广汉小败叛军，打败侯晖（更可能是叛军在诈败诱敌，以防止毛璩的两支军队会师），然后乘胜追击，推进到绵竹。谯纵的弟弟谯明子早已在此精心设下两道埋伏，等着王琼上勾。轻敌躁进的王琼前进中伏，大败，兵士折损达十之八九，基本上全军覆没！后边的毛瑗军得知，不敢再战，慌忙逃回成都。
乘着绵竹取胜之威，叛军向成都进军。攻至城下时，城中人心大乱，一个名叫李腾的流放犯打开城门，迎接叛军入城，成都遂被谯纵的军队攻陷。毛璩和毛瑗兄弟没能逃出，被叛军满门抄斩，比桓振还早死了一个月。
随后，史上最三心二意的创业之主—谯纵抵达成都，自封为“成都王”，独立建国，任命弟弟谯洪为益州刺史、谯明子为巴州刺史。此时是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二月，一个新的国家又在巴蜀建立起来，历史上常称之为西蜀王国。这也是自战国时秦将司马错灭蜀之后，唯一一个由四川当地人建立的巴蜀割据政权。
这样，在东晋原有的地盘上，又出现了割据广州的卢循和割据巴蜀的谯纵两支独立势力，它们与建康的晋朝中央政府一道，鼎足而三。南方三大集团互有优劣，就此时而言，建康最强，拥有正统的大义名分，人材也最为济济，但内部尚未真正统一；成都次之，同时人材最为匮乏，但可以寻求外援；广州最弱，但内部最为团结，多精兵良将。
姚兴割地上
谯纵建立的西蜀，一开始便是个危机严重的国度。因为当时益州远比广州要富庶，晋廷纵然可以默认广州的脱离，也不决能容忍巴蜀的丧失。何况卢循在表面上仍然忠于晋朝，也没杀吴隐之，谯纵不但杀了毛璩，而且称王建号，如果不立即对这样的反贼打击，那建康新政府的面子也没地方搁啊！
因此，当刘裕接到益州兵变，谯纵称王的确凿消息后，立即推荐宗室司马荣期为益州刺史，会同龙骧将军毛修之、涪陵太守文处茂、巴东司马时延祖等，共同出兵讨伐谯纵。但这次出兵打得很不顺利，前线又发生兵变，司马荣期的参军杨承祖袭杀主帅，倒向谯纵，毛修之等被迫退守白帝城，蜀军乘机扼守三峡天险，让晋军寸步难进。
谯纵知道，世上没有撞不坏的大门，现在虽然暂时安全了，但晋军更大规模的进攻，就像地摊市场的城管一样，迟早是要来的！仅凭蜀军的将寡兵微，如何是刘裕的对手？单干是不行的，一定得找个有力后台！你看那些在警方历次扫黄的大风大浪中，我自巍然不动的夜总会，哪家没有背景？
这么一分析，大政方针已经明确，只是，找哪个国家做靠山比较合适呢？
因为远水救不了近火，靠山还是得从近邻中找。当时西蜀主要有五个邻国，最大的自然是晋朝，西蜀东部和南部边界与之接壤，时时灭蜀之心不死，是谯家最大的威胁；西边是慕容氏分家建立的吐谷浑、西北是鲜卑秃发氏建立的南凉、还有氐族杨氏建立的小国仇池，这三个国家都比较弱小，不足以依靠；哪么就只剩下唯一的选项：北边的后秦了。
后秦是由前秦的龙骧将军，羌人首领姚苌在晋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建立的。当年姚苌凭借着娴熟的厚黑大法，用尽了奸诈诡谋，终于屡败前秦，挤走西燕，从而使后秦雄据关中。姚苌死后，由他的长子，也就是现任秦主姚兴即位。
姚兴，字子略，死后被尊为高祖文桓皇帝，在十六国的众多君主，也是个值得一提的重要人物。虽然是姚苌的儿子，但姚兴在各方面与那个奸诈的父亲相差很大，以个性和经历来看，更像是苻坚的缩小版，比较讲仁义，宽容大度，以诚待人。他与苻坚的不同之处在于：顺境时没有苻坚升得那样高，逆境时也没有苻坚跌得那么惨。
姚兴刚刚即位之初，姚苌的老对手—前秦主苻登闻讯大喜：“姚兴那个小孩子，我随便折根树枝都可以扁他！”立即兴冲冲地调集全部军队，进攻后秦，连克姚奴、帛蒲二堡，推进到距长安仅百余里的废桥（今陕西兴平东南）。与此同时，似乎是为了证明“祸不单行”这句成语的正确性，后秦的咸阳太守刘忌奴（可不是刘寄奴啊）也起兵反叛，后秦两面受敌。
危机关头，“小孩子”姚兴出手不凡，先是奇袭避世堡，一举擒获刘忌奴，平息内乱。然后，姚兴又与长史尹纬配合，在废桥大败前秦军，苻登主力被歼。姚兴乘胜进击，干净利落地灭掉了前秦，一时英名大振。
那时的姚兴，可谓雄姿英发，如同淝水之战前的苻坚，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公元396年后秦出兵河东，夺取蒲坂之地（今山西西南部）；公元398—399年，姚兴乘晋朝昌明与道子两党内斗正酣，出兵攻取洛阳和整个河南之地；公元400年后秦灭西秦，西秦主乞伏乾归投降，被姚兴拜为镇远将军、河州刺史、归义侯；公元401年，后秦接受后凉的请降。至此，在姚兴温和但有力的领导下，后秦国力达到极盛，其疆域囊括了关中、河南，并向西伸入陇右。后凉、南凉、北凉、西凉、甚至南燕等共五国都向后秦称臣。在十六国后期，国势仅次于慕容垂时代的后燕。
但也与苻坚类似，上到顶点之后，接下去便是下坡了。晋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七月到十月，姚兴遭遇了自己的淝水，他在柴壁之战中毫无悬念地输给了北魏主拓跋珪。这是一次真正的惨败，不但弟弟姚平与四万多秦军精锐全军覆没，而且在整个交战过程中，姚兴既无还手之力，亦无招架之功！这一战对他的自信心打击巨大，此后姚兴如同换了一个人，沉迷于佛法，再无开疆拓土的锐气，只求保守苟安了，从此以后，姚兴执政，败招连连，后秦国势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不过，后秦的衰退与前秦相比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此时仍是瘦死的骆驼，保持着大国的架子。而且姚兴很好虚名，只要你派个使者到他面前一脸忠贞地忽悠：“我要当你的小弟！”姚兴便常常不顾成本与收益比，为了大国体面充当国际活雷锋，为你这个小弟出头（要不然后秦属国怎会如此多）！因此后秦仍是谯纵寻求外援的不二人选。
姚兴割地中
称臣于后秦是个好主意，谯纵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同时，西蜀有可能与后秦相勾结这一点，刘裕也注意到了。为此，刘裕决定对后秦开展外交攻势，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七月，派使臣前往后秦求和。
一般来说，求和总是交战中处于劣势的一方向优势一方乞求和平，为了能够避免再打，求和方总会做出一些让步，给对手或多或少的好处。而被求和方往往乘机开出天价，不允便以再战相要挟，求和方只得讨好曰：“不急、不急，好商量、好商量！”然后双方开始一轮轮的讨价还价，直到得出一个被求和方满意，而求和方也能承受的结果为止。如此场面在历史上很常见，比如琦善在广州见义律，李鸿章在马关见伊藤博文。
但做事如果这么没创意，那还是刘寄奴干的事吗？刘裕的求和完全颠覆了我们的正常思维，提出了堪称历史上最拽的求和建议：要后秦将南乡各郡土地归还晋朝！想想看吧，一位风尘仆仆的使节来到帐前，叩首乞求说：“求求你们，咱们还是别打了吧！只要你们同意停战，我们愿意接收你们的土地，接受你们的赔款……”
听到此处，你定然拍案而起：“停停停！你小子剧本背熟了吗？还是昨晚上灌多了二锅头还没醒？怎么说得出这么弱智的台词！导演，换人！”如果你确实是这么想的，证明你思维正常，因为后秦的群臣也是这么想的。
本来嘛，我们大秦又不是战败国，实际自两国边界冲突以来，一直是我方占上风！而且现在也不是我们要求讲和，不让你们割地已经得算大秦宽宏大量，那有反过来要我们大秦割地的道理！不想和就开战，谁怕谁啊！于是，后秦群臣群情激愤，强烈反对许和！
但接下来，更让后秦群臣跌破眼镜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的皇帝，秦主姚兴竟然二话不说，大笔一挥，同意！将南乡（今河南淅川）、顺阳（在南乡之南）、新野（今河南新野）、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等十二郡割让给晋朝！这回真知道什么叫皇上不急太监急了。咱们的皇帝怎么了？是吃错了药，还是跟着鸠摩罗什那个洋和尚念佛经念傻了？
姚兴知道大家不理解，便做了一番很释迦侔尼的政策说明：“天下的善行都是一样的。刘裕起自寒微，竟能够诛杀桓玄，恢复晋朝，对内革新朝政，对外整顿疆土，这是何等了不起啊！我又怎能吝啬几郡的土地，不去成全他的美名呢？”完了，这回清楚了，敢情皇上在学佛祖，拿着大秦的国土“以身飨虎”呢，果然是佛经中毒了！
那么，后秦割地这件看起来很荒谬的事，为何会发生呢？因为此事的年代已经很古老，当事人姚兴又没有留下回忆录，要确切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已经是件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对当时局势与姚兴个性的分析，做出我们的推测。
首先，在下先将查找到的几种常见的解释列举如下，供朋友们分析对比：
第一种解释，姚兴自己说的，他在学雷锋，具体内容已见上述；
第二种解释，姚兴此时进取之心已失，诚心诚意愿与东晋实现睦邻友好关系，为此不惜作出重大让步，用今天的话说，这叫“以土地换和平”；
第三种解释，姚兴畏惧刘裕的威名，不敢和刘裕开战，同时又顾忌到北魏和西北诸凉国的威胁，只好学习曾文正公，“打落牙和血吞”，忍一步海阔天空。
然后，让在下来分析一下这几种解释。关于第一种解释，我们就不说了，供相信“世界充满爱”的朋友们选择。不过估计多数朋友还是和在下一样，认为世界还没有发展成共产主义，还不可能“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姚兴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慈善家，所以他第一项解释的真实合理性不会太大。
那么第二项解释呢，姚兴是否诚心与晋朝交好？以在下看，恐怕未必，他的诚意也是打了折扣的。最明显的证据有两条：一、是收留桓谦等晋朝特级通缉犯，不但不予遣返，反而严加保护，并在后来为桓家人东山再起提供了不少便利。二、是接受谯纵的称臣，并在后来多次出兵帮助谯蜀抵抗晋军，这就像老美一边声明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一边又派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一样。
再看第三项解释，此时的姚兴是否害怕刘裕？以在下的观点看，如果让刘裕与姚兴在大致相当的条件下打一仗，那姚兴几乎是输定了。但这毕竟是在下的观点，不是当时人的看法，而姚兴是不会以在下的看法作为决策依据的。刘裕此时在晋朝，虽已是无可匹敌的名将，但尚未与北方各国打过仗，不可能有太大的国际声誉。从后来刘裕北伐南燕，慕容超敢于选择放晋军过大岘的下策，以及姚兴在后秦的战略势态大大恶化时，为救援南燕，仍敢对晋军以战争相要挟来看，认为他现在就会因为害怕刘裕而不惜大放血，恐怕是不够客观的。
而且，将帅的指挥才能虽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在古代甚至可能是主要因素，越靠近现代，因技术落差的拉大，将帅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不断降低），但毕竟不是绝对因素，还有众多的外部因素也会对战争结局产生影响。
而从外部环境来看，此时的姚兴较之刘裕仍有优势。柴壁之战后，北魏与后秦的关系逐渐好转，已由后秦的现实威胁转为潜在威胁；后来让姚兴挥之不去的梦魇——刘勃勃（即后来的赫连勃勃），此时还在后秦做他的安远将军；至于陇西诸凉，此时也都还在后秦面前恭顺地摇着尾巴，后秦所处国际环境目前还不坏。相比之下，刘裕领导下的晋朝建康政府，处境要糟得多。在外不但巴蜀与岭南丧失，后秦、北魏和南燕也都在不时骚扰着晋朝的北方边界；在内，大乱之后，百业凋零，在领导层内部，刘裕与刘毅和司马皇族的矛盾又渐渐明显化。内忧外患并作，可谓危急存亡之秋也。总之，姚兴不该怕刘裕。
姚兴割地下
可能有朋友要问了：既然一二三项都让你否定了，那你认为姚兴犯的是哪门子迷糊？那么在下就对此事进行一番自己的推测。因为是推测，仅供朋友们参考。
推测之前，我们可以先确定一点：土地是好东西，它可以脱离国家存在，而国家不能脱离土地存在，它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强弱。本朝太祖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古代那些名君雄主们，从秦皇汉武，到一代天骄，从亚历山大，到奥古斯都，征战不休的最大原动力，正是为了这玩意儿。
和土地密切相关的国家另一基础资源，是人口。在古代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口的多少与国力的对应关系甚至超过国土的大小。因为在这两项基础资源中，国土是死的，人是活的，国土大的优势，正在于它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国家的财富最终是要靠人生产出来的，国家的武装力量也要从民众中征发。在一定的经济文化条件下，拥有更多的人口往往也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强大的武力（注：以上推论进入近现代后不再适用），所以古代的统治者们无不把地广人众视作国家富强的象征。
然而，凡事都没有绝对。国家的领土并不总是越大越好，人口自然也不总是越多越好。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人终究是有独立思想的生物，并不是没有思想的工具，由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等冲突的存在，一个国家拥有的人口中总会有一定数量的“负人口”。所谓“负人口”，是指这样的一部份人群：他们对现有的国家政权缺少认同感或缺乏忠诚度，他们的存在不会对国家产生助力，相反具有对国家的破坏力，国家还得花相当的人力物力甚至军队来防备他们，所以他们对国力的影响是负数。正人口和负人口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政治的清明与否、灾荒或是丰收、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乃至于民族融和或种族清洗等，都会对正负人口的转化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明朝末年，人口数超过一亿，比周边任何国家都要多得多，这本是强国的象征，但由于明末苛重的税费加上频繁的天灾，将大量民众变成负人口：流民遍地，处处揭竿而起，他们对明政府的打击甚至大于外敌满清。
土地也是同理。如果在某个地区，它的居民大部份是负人口，或它的位置处在强大外敌威胁之下，易攻难守，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