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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也是同理。如果在某个地区，它的居民大部份是负人口，或它的位置处在强大外敌威胁之下，易攻难守，使得国家为保卫这块土地付出的成本大于得到的收益，那么这块土地就变成国家的“负领土”。同人口一样，正负领土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这需要巨大的投入，也不一定担保成功。如二战后，英法等原殖民大国之所以肯从它们的大部份殖民地撤出，就是因为那些殖民地已经变成它们的负领土。
在引入了负人口和负领土的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姚兴的作法。姚兴所割十二郡的完整版本在下一直找不到，就知道的其中四郡来看，全部地处今天的河南省南部，距离后秦的政治中心长安较远。而且这些地方在十六国时代，多数时候是晋朝领土，其民众并不太习惯异族的统治，对后秦的忠诚度估计很低，换句话说：这十二郡是后秦的负领土。
虽然是负领土，但若遇上如后来北魏拓跋焘那样的君主，也绝对不可能退让，因为负领土是可以转化成正领土的，纵然不能转化，也可以作为保卫正领土的屏障。但姚兴自柴壁之败后，显然进取之心已失，其国家战略转向全面收缩：放弃国力难以承受的边远地区，集中力量保护后秦核心区域，以减轻国家负担。
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这并不是姚兴唯一一次主动割地。就在第二年六月，南凉主秃发傉檀向后秦进贡了三千匹马和三万只羊，姚兴便主动将后秦占有的陇西第一重镇姑臧（今甘肃武威，前凉、后凉均建都于此，南凉得到姑臧后，也迁都于此）割让给南凉。我们固然可以用事后诸葛亮的观点，认为姚兴不敌刘裕，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后秦会不敌南凉。姚兴割姑臧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姑臧城孤悬于外，几乎处于南凉和北凉的合围之中，一旦有变，守之甚难。
不过，姚兴的做法虽有一定道理，他却疏忽了一条原则：在生存竞争激烈的乱世中，你退一尺，则人进一丈！靠消极退让是不可能赢得长治久安的。这次外交博弈的结果，晋朝兵不血刃，就收复了十二郡土地，让刚上台不久的刘裕威望大增，大大加强了他的执政地位，今后不管是对外北伐，还是对内整合，都增加了不小的筹码。从这个角度上说，不管姚兴割地的动机是否纯正，他都可算刘裕的恩公之一，对刘裕一生的功业，助力着实不小。
不过刘裕的为人我们是清楚的：政治利益高于一切，只要成为他前进的拦路虎，刘寄奴绝不会在乎你是否对他有恩！厚道的姚兴白白地助人为乐，最终也未能给子孙换来平安。以后的史实证明：与刘裕作邻居，实在是姚家的大不幸，后秦虽然用大放血的方法躲过了初一，但终究没能躲过十五。姚家即将迎来的，不仅是亡国，还有灭门！
穆之献策上
义熙三年（公元407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建康的政坛发生一次重大变故，刘裕的政治盟友，司徒、录尚书事兼扬州刺史武冈侯王谧逝世。如果放在今天，起码也得在CCTV向全国人民发表讣告：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久经考验的有产阶级战士，著名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王谧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XX年XX月XX日XX时XX分逝世，享年四十七岁。王谧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然后全国暂停娱乐节目，下半旗致哀等等（这自然不会妨碍刘毅等人偷着乐）。
但要弄清楚这件事对晋朝政局的冲击有多大，我们最好先弄清楚王谧的官究竟有多大？他在中央政府的位置究竟有多重要？
这其实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说它简单，是因为王谧的职务史书上记载的清清楚楚，说它复杂，是因为这些职务所代表的实际职权并不是固定的。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的政治架构由三公九卿制向三省六部制变化的过渡阶段，人事制度最欠缺的就是规范化，乱七八糟的各种官职和将军号很能让人眼花缭乱。对王谧最重要的三个职务大致可以这样解释：司徒，是名誉宰相；录尚书事，是实质宰相；扬州刺史，扬州省长兼首都军区司令。
因为很难用现今的职务作类比，在下估且用大家比较熟悉的晚清官职说明：王谧的官大致相当于XX阁大学士、入值军机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是晚清声名赫赫的重臣李鸿章，也没做到这么大的官（李鸿章为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生未入军机处）！
不过在这里，我们又得引入另一条常识：历史上，职位与职权经常是脱钩的。如果你以官职作为证据，认为王谧在晋末的位置比李鸿章在晚清更重要，那就大错特错了。王谧本身虽有名望，但并无实力，他和刘裕的关系如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那曲《歌唱祖国》：王谧像林妙可一样站在前台表演动作口形，但真正发出声音的，是坐镇京口的刘寄奴和他的谋士刘穆之。两相配合，使得建康新政府既好看，又好听。
但现在，这种两面光的政策执行不下去了。王谧的死，对刘裕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他此后再找不到这么合适的士族代言人，王谧留下的空缺如果让别的士族名士来顶替，刘裕将很可能丧失对中央的控制，因为现在晋朝的实力派人物并不只有刘裕一人！
穆之献策下
另外这些实力派人物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左将军兼豫州刺史、南平郡公刘毅。面对突然到来的变化，这位**怀大志的刘希乐在竭力压制住内心喜悦同时，早已料定：这个机会，走过路过，不容错过！
虽是良机，对它的使用也是需要很高政治技巧的，一定要拿捏到位，不能刺激到刘裕的神经，以免弄巧成拙。经过精心的盘算，刘毅向朝廷提出两套方案：一、由琅琊王司马德文担任司徒（反正司徒已经退化为荣誉衔，让皇族担任无碍），由中领军谢混接替王谧其他的职务；二、仍是司马德文任司徒，谢混录尚书，扬州刺史则授予刘裕，不过刘裕可以坐镇京口遥领，好发挥强项，为国家捍卫北疆，不用入京，扬州刺史的对内职责由孟昶代理。提出两套方案后，刘毅等人也显得非常谦逊，不敢擅自决定，派尚书右丞皮沈携带方案，前往京口请刘裕选择。
从表面上看，两套方案都可谓合情合理，谢混论门第，论声望都最合适接替王谧，而且两条建议似乎都没刘毅自己什么事，他摆出的是一付一心为公的高风亮节。但在实际上，不管刘裕选择方案一还是方案二，刘毅都是包赚不赔的：刘裕的势力都将被悄悄地从中央挤出去，换上他的盟友。
不过，刘毅的计划尽管很高明，他还是疏忽了一件事：这个世界上的聪明人，并不只有他刘毅一个。
义熙四年（公元408年）正月，皮沈到达京口，他首先见到的人，是刘裕的记室录事参军刘穆之。皮沈向刘穆之传达了廷议的结果，刘穆之听罢，假装要上厕所，请皮沈稍待。一到厕所，刘穆之悄悄写下一纸便条：“皮沈来了，他说的话千万不可以同意！”，然后遣人送给刘裕。过了一会儿，刘裕出来接见皮沈，不谈正事，尽打哈哈，一番你好我好天气好的客套之后，就打发皮尚书去馆驿休息。然后再召刘穆之前来询问商议此事：“你说皮沈的话不能听，是什么意思？”
刘穆之先向刘裕分析了此时的政局，预测时势的变化：“晋朝失政，非止一天，再加上桓玄篡夺，天命已移。以公今天的功勋、声望、地位，怎么还可能谦让处下，只做一个守边将领？刘毅、孟昶这些人，与你都是布衣起事，共建大义，同为谋求富贵。只是举事之时有先后，为求成功故推你为首，但在心中他们始终视你为同僚而不是上司，并不会对你心服口服，效忠于你。既然本非君臣，力量权势又相当，将来怎么可能不反目成仇，相互吞噬？（所以不可不早做准备）”把政治温情默默的面纱一把扯下，露出**裸的利益，而且一语中的，刘穆之确是个明白人。
接着，刘穆之提出对现实的问题的处理意见：“扬州是国家的根本重地，不可以假手于人，原先推让王谧，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如今如果再让出去，又没有第二个王谧可用，一旦在中央失去权柄，就将处处受制于人。以朝廷上下对你猜疑和畏惧，各种各样的诽谤和谣言必然交相而至，将来的灾祸难以估量！怎么可以不深思熟虑？只是他们已经抢先拿出了朝议结果，如果一定说要自己来干，不但不好措词，也得罪了全体朝臣，不是好办法。所以公不妨这样答复他们：因为这件事关系重大，不能草率决定，我将亲往建康与大家细细商议。只要公到了京城，他们绝对不敢越过你，将这些职务另授他人！”
刘裕听罢刘穆之这番高论，大悦，决定依计而行，起程赴建康。果然，几天后，建康又出台了新朝议结果，除了司马德文仍任司徒外，完全推翻了刘毅原先的提议，任命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驻京辅政，并仍兼徐、兖二州刺史。之后，刘裕推荐诸葛长民任青州刺史，镇丹徒（也就相当于镇京口），自己的弟弟刘道怜任并州刺史（空衔，晋朝已无并州），镇守建康郊外石头城。至此，刘裕牢牢控制了中央，在与刘毅这位老战友的明争暗斗中，又胜了一个回合。
殷、桓谋反案上
刘裕从后台京口走到了前台建康，省去了那套遥控设施，执政更便利了。这一方面更强化了刘裕的权力，但在另一方面，因他出身低微，不符合当时习惯中摄政大臣的条件，也招致更多士族豪门和反桓战友们的不满，逐渐在晋朝内部形成了松散、但却广泛的反刘裕集团。
在历史上，要摆平内部反对派一般有两种办法。
一是进行政治大清洗，刀光闪过，人头滚滚，看谁还敢多说话？成功的例子如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不过这种疗法，虽然直指病根，但往往副作用太大，自打自受伤，如果条件不够成熟，甚至不排除有阴沟里翻船的可能性；
二是化内部矛盾为对外动力，通过对外胜利赢得威望，来压制内部反对派。这种办法的缺点是难度较大，属于那种没有金钢钻，就揽不了的瓷器活，不是高手就别想了，纵是高手都可能搞砸。所以当年桓温尽管多次使用这一招，仍一不小心就闪了手，而桓玄则一直不敢用。另外，此法虽有显著疗效，但终究治标不治本，仍不能从根本上斩断病根。
刘裕最后的选择，是两者兼而用之：不管放疗化疗都是疗，白猫黑猫都是猫，十八般兵器全用上，彼此优势互补，消灭火力盲区，终将一切反对派铲除干净！
不过，虽然是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毕竟也得有个先后顺序。这是很好理解的，在同一时间段内，只用一个拳头打人，才能力道十足。刘裕采取的步骤是两手交替进行，相互促进：一、先铲除那些实力弱，根基浅的内部异已分子，先杀几只鸡吓吓猴子；二、再出兵通过对外的胜利扩大声望，加强权势；三、利用加强的权势，更容易地进行政治清洗，清除那些实力雄厚顽固猴子；四、通过清除异己，整合内部，去赢取更大的对外胜利；五、用更大胜利带来的更大声望，去攀登最后的顶峰……
刘裕计划定好了，现在的问题是：谁是第一只倒霉的鸡？
在讲述杀鸡过程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一只符合吓猴子标准的鸡，应该具备什么特征。
首先，他必须是一只鸡，没有强力后台，没有军方背景，没有盘根错结的关系网，宰了也不会触犯野生动物保护法，不会对国家实力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他应该是一只名鸡，不能是默默无闻的小鸡雏，应该拥有相当的名望，使得宰他既能让猴子们感受到杀鸡刀的锋利，今后变老实一点，又不至于因过份震惊而猴急跳墙。
经过这样一番检索排查，一位老熟人就光荣上榜了，他便是曾做过楚朝侍中的现任东阳（今浙江金华）太守殷仲文。
殷仲文同志是一位财迷。当年他作为桓玄的亲信，在担任楚朝高级领导期间，聚敛了大量的金银钱财和珍宝古玩，他将这些东西全藏在了自家的地窖里。后来殷大人跟随桓玄从建康出逃，因太走得过仓促，这些东西没来得及带走。等他反正归晋，回建康旧宅一看，惨也，全都不翼而飞！那是多大的打击啊，从无所不有，到一无所有，这种痛苦远远超过了从来没有！但坚强的殷大人没有因此一蹶不振，他化悲痛为欲望，竭力跑官，想至少弄个国务院副总理一级的职务，捞点儿外快，好补贴一下消瘦的腰包。
跑官的要诀在于讨好实权人物，现在晋朝的头号实权人物当然是刘裕，所以殷仲文一开始就把工作重点放在刘裕身上。早在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三月，回建康还不久的殷仲文便向刘裕提出一个讨好的建议：朝廷的皇家乐队设施配备不全，希望以刘裕的名义重建。这个建议今天听起来平淡无奇，但中国古代对音乐的看法与今人大相径庭，如《汉书》在追述音乐的形成时，就认为音乐是由古圣人制作，用来教化万民的，非常的主旋律。因为音乐如此神圣，所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是一般人有资格创作的，而且《左传》又曰：“治定功成，礼乐乃兴”，故礼乐兴也是为政有道，天下太平的象征。因此，殷仲文此时提出由刘裕来重建朝廷雅乐，是一种高水平的拍马术，其暗含的深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谁知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这一拍竟碰到了马腿上。也不知是刘裕的文化修养不够高，还是他对殷仲文此人就没什么好印象，竟然对此建议一口否决：“现在哪有多余的时间做这种事？而且我也不懂音乐！”见大鱼不上钩，殷仲文只好继续将他往道上引：“只要你对它有兴趣，自然就会懂了。”可刘裕接下来的回答彻底打消了殷大人的献媚计划：“正因为了解它就会喜欢它，喜欢它就会耽误正事，所以我绝不去碰它！”
对刘裕的攻略彻底失败，殷仲文只好退而求其次，前去结交刘毅。这次他干得不坏，很快便与刘毅结成密友，只可惜刘毅的**毕竟没有刘裕的粗，虽有这层关系，他也未能得到提拔重用，反而从中央被外放为东阳太守。灰心失望也好，愤愤不平也罢，中央人事部的决定总得执行，临行之时，殷仲文到刘毅的府第游宴盘桓了好几天，至于他们在这几天内，究竟谈了什么，外人就不清楚了。越是不清楚的事，越容易让人产生想像空间，殷仲文的这些举动，都让刘裕看在了眼中，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的厌恶和防备。
殷、桓谋反案下
当时何无忌正担任都督豫州及扬州五郡诸军事，正好是新任东阳太守殷仲文的顶头上司，他听说殷仲文要来任职，非常高兴。之所以高兴，是因为何无忌是殷仲文的粉丝。何无忌是个业余的文学爱好者（所以当初撰写檄文的事由他来干），而殷仲文除了会拍马和贪污外，还是当时有名大笔杆子，后来南朝的著名文学家谢灵运曾评价说：“若殷仲文读书半袁豹，则文才不减班固。”
这样的文坛巨匠，自然是文学青年何无忌的仰慕对象，于是何无忌热情地邀请殷仲前来自己府上作客。殷仲文此时心情正失落，便有口无心地答应顺道拜访，何无忌闻之大喜，让人打听殷仲文的行程，在家殷勤准备。谁知殷仲文因为精神恍惚，说过之后就把这事给忘了，虽经过何无忌的驻地，却没有前往拜见，穿城而过。再说何无忌带着崇敬的心情，眼巴巴地等着偶像，这位偶像却对他视若无物，随意晾在一边就自己跑路了，他不由得大怒：怎么说我也是你的上司，你怎能如此公然藐视我？何无忌此时的心情，如同被负心郎抛弃的痴情女，因爱之深故而恨之切，誓不与这个姓殷的善罢甘休！
好了，殷仲文大人，这可是你自己找死，怨不得别人了。你不但是桓氏旧人，而且反桓三巨头你就得罪了两个，交好刘毅的行为只能成为我的眼中钉，收拾你正好给刘毅一点颜色看看，而刘毅也绝对不会为了你和我摊牌。总之，殷大人，你还能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吗？
不久之后，发生了南燕新皇帝慕容超派兵侵扰晋朝北方边界的事，朝廷开会讨论应对措施。何无忌乘机在私下对刘裕说：“桓胤、殷仲文这些人才是国家的心腹大患，应该乘早处理，至于北方胡人的侵扰，那不过是皮肤病，用不着忧虑。”刘裕一听，正中下怀，那好，动手吧。
灾难临近了，不知是否有心灵感应，有一天殷仲文起来照镜子，发现铜镜中竟怎么也看不到自己那张英俊的脸（插一句，殷仲文是位帅哥，喜欢照镜子也是人之常情），大惊失色（《晋书》上的这条记载如果不是捏造，很可能殷仲文觉察到大祸将至，已开始精神失常，出现幻觉了）。
在这个类似鬼片的情节发生数天后，晋朝有关部门就适时地破获了一桩“谋反”巨案：据线报，东阳太守殷仲文，与其弟南蛮校尉殷叔文、晋陵太守殷道叔、镇军将军府部将骆冰、骆冰之父永嘉太守骆球、桓石松（从名字上看可能是桓豁的儿子，但前文说过：东晋的桓家宗亲只赦免了桓胤一人，故而存疑）、曹靖之（楚朝的从事中郞）、卞承之（楚朝的秘书监，不知和卞范之有没有关系）、刘延祖（这位来历不清楚）等桓楚余孽串通一气，打算推桓胤为首，发动叛乱，重兴伪楚！经过调查，证据确凿，鉴于这个殷、桓反革命集团实属罪大恶极！对这样的犯罪组织当然不容姑息纵容，所以我大晋执法机关对该犯罪集团依法进行了严厉打击，以上提到的几位，全都是全族诛杀！
随着殷仲文那颗漂亮的脑袋，离开了相伴多年的脖子，与两个弟弟和数百名同事、亲属的人头一同落地，刘裕的第一波清洗工作顺利完成。待将滴血的屠刀收入了刀鞘，刘裕傲然俯视着下边战战兢兢的众多士族朝臣，仿佛在公开宣示：苍茫大地，我主沉浮！
放心吧，诸位大人，你们暂时都是安全的，根据安内与攘外两手交替进行的方针，刘裕的下一个行动目标将是对外开疆！当时的晋朝，主要邻国有四个，从东到西分别是：鲜卑慕容家的南燕、鲜卑拓跋家的北魏、羌人姚家的后秦、汉人谯家的西蜀。刘裕确定的目标，便是其中最东边的南燕，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