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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夏国大将赫连昌得到了父皇勃勃派来的大批援军，很快将曹公垒团团围住，并切断垒中的水源，晋军大困。
眼看失败在即，朱龄石对朱超石说：“我们兄弟如果一起战死，该让父母如何伤心，你还是悄悄突围走。只要你能活着回到故乡，我死也瞑目了！”朱超石含泪回答：“人生于世间，那有不死的！我怎么可以在危难的时候，抛下兄长，独自逃生！”
不久，曹公垒被夏军攻破，朱龄石、朱超石、王敬先、以及刘穆之的侄儿右军参军刘钦之等全部被俘，随后都被杀害。
曹公垒的陷落，标志着关中战役的结束，潼关以西，秦岭以北，再无晋军存在。后秦的原国土，以潼关为界，基本被晋、夏两国瓜分（有些网文称刘裕在此次战争损失二十万大军或一无所得的说法并不正确）。但相较而言，南朝所得的不多，而付出的不少，是刘裕掌权以来干得最大一笔亏本生意，尤其是大批名将丧身西北，这是个几乎无法弥补的损失，由此直到南北朝终结，南方再没出现过刘裕北伐时这样豪华有将帅阵容。
在数千里外的彭城，刚刚得到青泥大败，刘义真生死未卜的消息时，刘裕勃然震怒，就像当初听说女婿徐逵之战死时的情形一样，不顾一切地下达动员令，要再次出兵北征。
谢晦也再一次给刘裕的冲动踩了刹车，提醒说：“如今士卒疲惫，各项准备也不充分，最好等时机成熟再战。”
奉常（祭祀官员）郑鲜之，则更加明确地分析了再次出征所要面临的各种实际困难：“现在夏虏已占地利，他们如果亲听说是刘公亲自北征，必然以全力把守潼关，以如今已经削弱的兵力，要想一举打破赫连勃勃扼守的潼关，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殿下不攻潼关，只到洛阳，又何必亲征？夏虏虽然得志于关中，但畏惧您的威名，一定不敢越过潼关往东，即使你不去，现有的地方也不会再有危险。您亲征如果无果而终，反而会折损威名，让敌人生出觊觎之心，增加北疆的麻烦。何况我们后方并不稳定，大军出征，隐患重重，也不允许长期曝师于外。当初讨伐司马休之，就有盗匪袭击京郊的盐亭；去年伐秦，又发生徐道期作乱，广州失陷的事。今年江南各地水旱灾频发，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抗税抗差的民众骚乱，士庶均翘首盼望殿下回朝，不愿再打仗，如果又听到北征的消息，难保不发生变乱！”
刘裕很清楚，郑鲜之说的话都是实情，真要北征，决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要不然去年他也不会在刘穆之死后就急忙回来。正好，段宏保护着刘义真也回来了，冲动过去的刘裕只能登上彭城的城楼，远望着西北方向痛哭一番，三次北征的计划随之放弃。
也正如郑鲜之所料，赫连勃勃得到关中已经很满足，并无染指河南的打算，晋（以及后来的刘宋）、夏两国达到新的暂时平衡，此后两国没再发生大的冲突。
北伐之谜 上
假如我能够穿越千年时空，在义熙十四年的隆冬，走上彭城的城楼，看见那位矗立于寒风中眺望西北，痛哭失声的身影，我将不得不从内心发出一声悲凉的长叹：刘裕老了！
关中失败的惨痛，正如城下那冰冷的泗河水，浇灭了这位精力已逐渐衰竭的五十五岁老汉，那曾经如火焰般熊熊燃烧的进取心。从此以后，刘裕还活着，还将由宋公变成宋王，再变成宋武帝，但那个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已离我们远去……
这次刘裕一生中唯一的重大失败，也给后人留下了两个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一、刘裕发起第二次北伐的主要动机何在？二、假如刘穆之不死，刘裕有统一中国的机会吗？
自从崔浩将刘裕比作晋室的曹**开始，到如今涉及此段历史的多数文章，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都大同小异：刘裕为了篡位需要提升威望，所以借北伐立威，并无统一天下的雄心。不过，说得人多就代表正确吗？这个答案果然是无懈可击吗？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一点儿，不要只睁着刘裕一个人的事，用相似的历史作一下对比，那么就可以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漏洞很大。
刘裕要取司马家而代之是肯定的，但这和北伐没有必然联系，北伐成功对他建立新朝只是一个有利条件，绝非必要条件。假如刘裕的目的仅仅是一个皇位，那他完全用不着发动这次战争。
在北伐后秦之前，刘裕已经对内平定桓玄与孙恩、卢循之乱，相当于两挽东晋这座危楼于既倒，对外则攻灭了南燕和谯蜀两国，并曾用外交手段就收复十三郡领土。这样的武勋实际上已超过了当年代魏的司马氏祖孙（即使把篡位前司马氏四代老板的战绩加起来，对内也没有可与刘裕相提并论的功勋，平定淮南三叛性质上仅与刘裕摆平刘毅和司马休之差不多，而对外也只灭掉了一个蜀汉）。
再看看刘裕之后，无论是南朝的萧道成、萧衍、陈霸先，或是北朝的高欢、宇文泰、杨坚，论武功均不能望伐秦前的刘裕项背。（尤其是杨坚，这位隋文帝在篡位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功绩，甚至还不如桓玄，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这一群篡位皇帝中的最成功者。从杨坚的成功，我们可以这样作相反的推想：假如桓玄称帝之后的表现不是那样差，也没有倒大霉遇上刘裕这个煞星的话，楚朝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正统朝代，堂而皇之地写入二十四史。）
如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既然这么多道行不如他的篡位同行们，都可以顺顺当当地改朝换代，凭什么武功已经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刘裕就还得再灭一个后秦？
另外从刘裕回师后的具体行止，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二。刘裕东归后，他的常驻地仍是指挥北伐的战时大本营彭城，而并非国都建康。他也没有在其北伐成功，声望最高的义熙十四年称帝，而是又等了两年，那时晋军已在关中失利，刘裕的声望已然受损。这些事实也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刘裕回来后并没马上把改朝换代当成第一要务；二、他要称帝，其实已不需要更大威望的支持。总之，刘裕回来肯定是要篡位的，但他并不是为了篡位而回来，就像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一样。
至于说刘裕不想一统天下，就像说某位穷人白手起家，打拼半辈子创立一家公司，目的只是为了当老板，并不想赚钱一样，你信吗？对已经是国家实际元首的刘裕而言，假如能够完成统一，那么最大的受益人，正是刘裕及其子孙，故而仅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他也比那些“渴望统一的广大人民群众”更有扫平列国的动力。
虽然在商战中，每一个神智正常的公司经营者（少数别有用心的诈骗犯除外），都是希望盈利的，但并不妨碍年年都有很多家公司亏损以至破产。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能不能盈利，并不是由公司老板个人的想法甚至能力所决定的，要受到里里外外很多种因素的制约，经营天下者，业务自然更加复杂，但原理与此类似。那么假设上天格外眷顾，让刘裕始终能后顾无忧，放手于北征，他能开创一个统一的王朝吗？
对于这个问题，北魏崔浩也作出了著名的回答：不能。他提出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刘裕不能“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无法巩固他占领的地区；二是由于兵种、地形、气候等方面的差异，晋军在华北作战将是以短击长，所以刘裕“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官军（北魏军）争夺河北”。
这两条理由有道理吗？都有。但果然无懈可击吗？恐怕不见得。别的不说，就以崔浩服务的北魏帝国为例：当年拓跋珪称王于牛川时，它只是塞外一个落后的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国家，与中原在经济、文化和制度上的差异，较之江东与关中，恐怕只大不小，后来击败后燕，便成功入主发达富庶的河北之地，并且站稳了脚跟，这一成功，难道靠的是“行塞北之教化于燕赵之地”？
当然，对于复杂的历史事件不能简单类比，要研究拓跋珪做到的事刘裕能不能做到，我们不妨仔细审看一下现存的资料，利用一些疑点进行推测，看看刘裕本来打算怎么做？
刘裕对关中人事安排的一大疑点是：他明明不信任王镇恶，手下也并非没有其他将才，为何还将关中防务这样的重任交给此人？最常见的解释，是说王镇恶在灭秦之战中功劳最大，所以这次任命属于论功行赏。
但这种解释，显然会在另一个重要人物身上碰钉子，这便是那位论行政职务还在王镇恶之上的安西长史王修（按两汉至魏晋的习惯，长史为掾属之长，而且后来王镇恶被杀后，王修未经刘裕批准，就能任命毛修之接任安西司马之职，也可见一斑）。
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地位如此重要的王长史，却在《晋书》、《宋书》、《南史》等史籍中都没有传记，我只能确定，他并非出自瑯琊王氏和太原王氏这两大政治豪门，而且就在下所看到的史料而言，在他被任命为安西长史之前，这个人就没在史书中露过脸。这就奇怪了，这么一个要名气没名气，要功绩没功绩，要后台没后台的“三无”人员，怎么就能平地一声雷，跃居众多名将谋臣之上？
好在史书在他头次出场时提供了一点线索：“（刘裕）以太尉咨议参军京兆（人）王修为长史”， 京兆，就是晋朝时长安所在的郡名。现在看出来了吧，王修和王镇恶之所以让刘裕选中的共同点在哪儿？提示一下：并非都姓王。
北伐之谜 下
值得推敲的另一大疑点是：刘裕为何只给王镇恶、沈田子等人留下一万精兵？不管以哪个标准衡量，要守卫关中故土，一万人太少了。需知关中周边，强敌林立，即使不考虑东北面的北魏与西北面的西秦、北凉等潜在敌国，只要出长安北行不过二百里外，就有赫连勃勃的夏国军队。
参考夏国以前的战争经历，赫连勃勃能够动员的兵力肯定不少于五万，而且多是些机动性极强的凶悍铁骑，如果中途不受阻拦，跑快点的话，他们只用一天时间就可以冲到长安城下观光！难道刘裕对自己的儿子和百战而得的战果就如此漫不经心吗？
另外一条记载，从侧面解答了这个问题。
在王镇恶被杀前，关中晋军内部出现他要杀尽南人，自立为王的流言。尽管这肯定是一条谣言，但一条谣言要能流传开来，它应该具备最起码的潜在可能性，否则骗不了这么多身经百战的老兵。
这条谣言揭示了问题是，怎么杀？且不说王镇恶的武艺是出了名的差劲，就算他是东方不败或者独孤求败投胎，也很难相信他能自己动手，杀掉一万精兵。因此，在此时王镇恶手下的军队中，一定有不属于那一万北府老兵的新军存在，考虑到流言的内容和关中防务的需要，新军的数量上限无法确定，但下限应不少于一万人。
至此，综合这些零散的蛛丝马迹，也许我们已经逐渐走近历史的真相了：
一、就像二十多年前，已故的“总设计师”认识到不能以大陆之教化施于港澳，从而出现了今天的“港人治港”与“澳人治澳”一样，刘裕出台的政策，是以关中人治关中。因此，他才会提拔了功绩、名声都不显赫的关中人王修，而不用有世家背景的谢晦、王弘等人，或与自己相识已久，关系更亲密的南方旧人如张邵、孔靖等。换句话说，刘裕并不打算“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
二、刘裕要进一步北伐，完成一统，打下华北以至塞北，仅凭现有军队，难度是很大的。因此，刘裕实际上已在北方人中着手编组新军，负责人就是在北方民众中拥有巨大号召力的王猛的孙子——安西司马王镇恶。假如不发生后来的一系列变故，刘裕仍是有经营北方打算的，那时他用于征战北方的军队，将不仅仅是“吴越之兵”；
三、结合上两条，崔浩预测正确的是结果，而非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从不少迹象来看，崔浩作为一个汉人，可能仍存在对南方政权的认同，他的话不一定完全代表其真实看法）。假如不发生刘穆之逝世和关中变乱的事，那么阻止刘裕统一最大障碍，可能是时间。此时夏和北魏都非国势混乱的将亡之国，刘裕并不具备明朝初年那样速定北方的条件，只有采取稳扎稳打的方针，逐个消灭。但要达成这一目标，起码先得把关中由占领区变成领土和后方基地，同时组建一支有战斗力的新军，特别是骑兵部队，这些事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而从刘裕离开关中之时，距离他寿终正寝之日，已经只有三年半了！总之，如果一切顺利，刘裕统一天下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非常微小，估计超不过一成；
四、在刘裕手下，既有北方人望，又有大将之才者，唯王镇恶一人。这使得刘裕只要还存有进取北方的念头，他对王镇恶就很难做到“疑人不用”。但在权术硬币的另一面，一个既有能力又有人望，而且不太听话的下属，又是让每个专制君主（刘裕早已是事实君主）夜不能寐的病根所在，再考虑到自身崛起的经历，要让刘裕对王镇恶做到“用人不疑”，也是不可能的！正是这一两难处境，将刘裕在关中的人事安排，逼上了一条危险的钢丝，并且最终因为一步失误，全盘皆输！
五、刘裕计划失败的关键，是王镇恶与王修的被杀。王镇恶被杀，使组建新军的努力告吹；王修被杀，使稳固关中的设想破产。而且这两人，原先都是关中汉人心目中的骄傲，也是刘裕赢得关中人心的关键。然而，仅仅在不到一年间，这两个人就相继被害了，而且还是被与刘裕一样的南方人杀害的，这一事实极大的打击了关中人对南方政权的认同感，而彼此的不信任又加剧了双方的矛盾，于是北方人大批叛逃，南方人大肆抢劫。晋军与关中百姓的关系，终于由王镇恶入潼关时的鱼水交融，演变成朱龄石出长安时的水火不容！其中的教训，实在值得后人深思。
至此，刘裕原先的一切宏伟设想，皆成泡影，他再无统一中国的可能。他还能做的大事，只剩下了一件……
革晋鼎 上
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六月，刘裕接受他推让了快两年的“九锡”和宋公爵位，向从权臣到皇帝的大道上迈出实质性的一大步。
不久，不知是刘裕或是他的某个心腹，从哪里看到了一条“昌明（晋孝武帝）之后有二帝”的谶文，这引起刘裕高度重视：假如这条谶文很灵验，那刘裕要篡位就不能从现在在位的安帝司马德宗，这个昌明之后的第一帝身上下手，否则晋朝还会有“第二帝”来复辟，只能等下一位晋朝皇帝。但三十七岁的司马德宗虽然傻，身体除大脑以外的其他部份却还很健康，要等他自然死亡，那还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刘裕可已经年近花甲了。没办法，刘裕只好舍弃了司马德宗这枚性价比很高的橡皮图章，为晋朝再创造一位皇帝。
这年十二月十七日，刘裕派入宫中，随侍晋安帝左右的中书侍郎王韶之，乘平常照顾安帝起居的皇弟，琅琊王司马德文患病外出的机会，将晋安帝勒死于东堂。作为中国历史上，智商绝对是倒数第一的皇帝，白痴天子司马德宗的一生无疑是不幸的，口不能言，不辩寒暑，浑浑噩噩地出生，又浑浑噩噩地死去，从未享受过人生的乐趣。
不过反过来细细思量，身处晋末的混乱时代，他的愚鲁又未尝不是他的大幸：假如他智力正常，像他的弟弟司马德文，在那种时代也不可能中兴皇权，恐怕因为权臣们不放心，只会死得更早。而他，不管经历怎样的天翻地覆与兴衰荣辱，生命和地位如何岌岌可危，也从没感觉到天位的沉重和朝不保夕的恐惧。仅就个人心理体验到的幸福指数来说，他比弟弟幸福多了。
这个白痴纯度达24K的“幸福”傻子当然留不下儿子，刘裕随后宣称尊奉大行皇帝遗诏，拥他的弟弟琅琊王司马德文继皇帝位，改明年为元熙元年，大赦天下。司马德文后来被称作晋恭帝，逊顺事上曰恭，作为皇帝却要“逊顺事上”，他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光从这个谥号也可以看出来了。
司马德文一登基，就证明了他确实是“恭帝”。元熙元年（公元419年）正月三日，兄长司马德宗尸骨未寒，司马德文就下诏晋封宋公刘裕为宋王。刘裕扭扭捏捏地又推辞到七月份，才接受了宋王的封爵，将自己的驻地由彭城南迁至寿阳。
虽然刘裕改朝换的进程就像切香肠，每次只向前挪动一小步，但走到这里，距离皇位也实在找不出什么中间站了，只差抬脚迈最后一步了。
可话又说回来，不管怎么说，篡位如同臭豆腐，是一件吃起来虽然香，但闻起来让人不舒服的事。要迈出最后这一步，最好能由别人提出倡议，避免直接弄脏自己刚洗白的鞋子。
于是到第二年年初，宋王刘裕在自己驻地寿阳的宋国王府举行了一次宴会，宴请宋国主要官员。当酒宴渐入**，气氛非常融恰之际，刘裕突然发话，给他的这些部下们出了一道很难理解的智力题：“当年桓玄篡夺帝位，颠覆国家，是我首倡大义，起兵重兴晋室。而后，我南征北讨，平定四方，建立功业，于是得蒙皇上下赐九锡，可谓荣光无限。但我如今年已老迈，地位又太过崇高，世间万事，都忌讳过于满盈，否则不能长久。我现在只想将王爵奉还皇上，回京城养老，以安晚年。”这段莫名其妙的话，让在坐的多数官员也听得莫名其妙，只是本着油多不坏菜的原则，一个劲地给刘裕歌功颂德。
说实在的，在下作为一个读史的后人，虽然很清楚刘裕此时想要干什么，但还是看不出他这段话，与他想暗示的意思之间，究竟有何联系？
好在刘裕的手下可不都是在下这样的笨蛋，从来不乏聪明人，比如晋朝名臣傅咸的孙子傅亮。当天色渐暗，酒终人散之际，这位担任宋国中书令的傅大人走出王府归家，行至半途，傅亮突然心念一动，猛然间领会了宋王想要表答的意思。于是他马上掉头，又赶回宋王府。
不一会儿，傅亮见到了宋王刘裕，两个人继续打哑谜。
傅亮说：“我得回一趟京城。”
刘裕问：“要多少人护送？”
傅亮答：“数十人就够了。”
言罢，告辞。在不明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