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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域风云：黑戈壁 作者：杨镰
所谓黑戈壁，是指甘肃与新疆之间东起额济纳河，北抵中蒙界山，南临河西走廊西段，西依天山东段的一个大约2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主要是无人区，面积比现在的江苏等省份都大。关于古丝绸之路上这片荒凉苦寂的黑戈壁，最令人神往的传说就是有关于“黑喇嘛”的故事……
《黑戈壁》延承作者一贯写作方式，是一部纪实与历史考察相结合的长篇历史叙事作品。作者以古丝绸之路上著名的黑戈壁和活跃在黑戈壁上的“黑喇嘛”为中心，再现了20世纪前期的西域风云，及活跃在这个历史时段上的数位传奇人物。首次披露并完整解析了曾经长期影响西部地缘政治的神秘历史人物“黑喇嘛”……
知识出版社 出版
序言
重返黑戈壁
目前我所在的位置，是黑戈壁的腹心地域，人们叫“碉堡山”。现在时间是：2005年3月12日上午10点20。风力，6级；气温，摄氏零下15度。
我站在山丘的制高点，茫然四顾。
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整个黑戈壁曾是中国西部最大的无人定居区。可附近几平方公里的地方，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密集的战壕、碉堡、岗楼，已经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建筑物了，就如同酷烈决战之后的战场。然而，在一个外人眼中，也许它更像为一部卡通电影特设的场景。风大得几乎使人站立不稳，而且奇冷无比。可在你的视觉中，这风似乎并不存在，它没有刮起迷目的尘土，没有扬起杂物枯叶，没有旗帜或植被在随风飘扬，更没有行人挣扎着逆风前行。除了大气流在追赶逝去的光阴，一切都是静止的。人站在风中则像是忍受鞭刑，风头一下一下恨命抽在面颊上，驱赶你的杂念，拷问你的来历。我的眼睛也如同一部超级数码相机，一边忠实记录广角的景观，一边在增强或减弱、修饰或冲消记录到的一切数据。
黑戈壁是来历久远的地名。
来这里的人，只要见到地面布满一望无边的黑色砾石，很容易认同“喀喇戈壁”这个称呼。“喀喇”是蒙古语“黑”的意思。从19－20世纪之交中国西部进入探险发现时期开始，位于新疆、甘肃、内蒙古、外蒙古（喀尔喀蒙古）、宁夏、青海之间的黑戈壁，不断出现在中外经行者的笔下与各种文献之中。原来，人们并不知道这名字的内涵远远比表面的联系要复杂深刻得多。——现在我已经知道了。黑戈壁成为令行旅谈虎色变的、神秘莫测的地方，那主要是因为它与“黑喇嘛”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了。
所谓黑戈壁，就是东起额济纳河，北抵中蒙界山－阿济山脉，南临河西走廊西段的祁连山（南山），西依天山东段，大约16万平方公里的区域。事实上，黑戈壁的面积比一些省份都大，长期却无人定居。可它正好位于丝绸之路从河西走廊进入新疆的咽喉部位，所以，自古以来对古道兴衰、文明聚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黑戈壁勾连着四通八达的古道，从黑戈壁向南伸出一指，可以直捅河西走廊的软肋；挺直身躯，便使中蒙界山蒙上阴影。关于“被遗忘”的丝绸之路，最令人神往或者说是最令人费解的传说，就出自黑戈壁那个荒凉苦寂的地方。
在黑戈壁，低矮丘陵是单调景观的惟一调剂。这些丘陵好像是在地壳的远动过程刚刚涌出，就被抛弃在荒野中的半成品。据说在风雪中远远望去，一簇簇山包如同奔马扬起的鬃毛，人们便将黑戈壁中的丘陵叫做“马鬃山”。所谓“碉堡山”，指的是马鬃山一处包容在丘陵中的几平方公里的要塞废墟。
这地方不是战略要地，也没有什么值得死命争抢的物资或资源。可在这群山环抱中的，确实是一组完整的军事设施，而远处每一个向外伸出的“触角”，终端都有一个岗楼，岗楼与中央建筑之间，地面有战壕相连，至今战壕清楚可见，隔不多远就是一个向外伸出的圆形掩体，完全符合战术需要。山体中的战壕连接起来至少有数公里长，如同四通八达的网络。这些战壕宽不到一米，深一两米，许多地方曾利用黑色的砾石精心做过修整。
整个要塞看上去如同一只僵卧在海滩上等待潮水回归的干瘪章鱼。工程气势浩大，井然有序，没有相当专业的军事眼光，根本不可能设计得出来，施工的难度更不用提。谁是要塞的设计者，谁又是要塞的建造者？这样规模的军事设施，得动用少人力，花费多少时间，调集多少资源，才能建成呢？出现这个要塞的时候，黑戈壁还是著名的无人区域。整个黑戈壁马鬃山丘陵就没有一棵成材的树木，建材是从何而来呢？即便经历了八九十年的风霜，仍然能看出要塞实用而且坚固。从防卫需要来讲，布局合理，没有“空门”，一环扣一环，而且严丝合缝。
放眼四野，一处处干涸了的水洼湖沼相当显眼，低洼的地方满是白色碱霜，要塞所在的山群曾经由水域环绕。在这一点上，倒可以称为戈壁荒滩上的“水泊梁山”。然而，哪一组建筑曾经是它“排座次”的“聚义庭”？
在贴近山根的地方，至今仍然可以看到长期驻扎过帐篷的痕迹——那便是追随黑喇嘛，啸聚在马鬃山的部属们的毡房吧。紧挨道路的，是一个位于小山顶上的堡垒，它起到扼守交通要冲的作用。当年必是“税卡”。“税卡”所在山丘的山体是经过修整的，易守难攻，山顶的碉堡—税卡的“级别”与其他同类建筑有明显区别。在俄国学者奥勃鲁切夫的《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一书中，明确写到过这个“税卡”。可是，即便在百十年前甚至在丝绸之路的全盛时期，这儿究竟有多少商旅路经呢？换句话不如说，这儿究竟能容纳多少强盗啸聚？哪怕潜藏的是下过海捕文书的江洋大盗，建设如此规模的防御体系，也显得太夸张，太“奢侈”。
可以说，这里是整个中国西部仅有的、最具规模的20世纪军事设施的遗址。它与长城或是西部的烽隧城障最大的不同，除了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那就是它的敌人可能来自任何方向。它没有依托与后方，所以它更像一座蜂巢。
谁是这个要塞的主人呢？
当然是黑喇嘛。几乎每个蒙古牧民都可以明确告诉你。
重返黑戈壁（2）
可，黑喇嘛究竟是什么人？他有什么必要在这荒凉的地角天涯大兴土木？他和他的要塞对20世纪的内陆亚洲地缘政治和历史进程有着怎样的影响？这，正是我在三四十年间苦苦追索着答案的“世纪猜想”。只有来到了“黑喇嘛”的巢穴——碉堡山，我才对自己原来坚信不疑的事实产生了怀疑，似乎什么关键地方出了问题。在三四十年间我已经十分熟悉的那个黑喇嘛，真是这个要塞的主人？在碉堡山“占山为王”的“黑喇嘛”，与那个丝路的亡命之徒“黑喇嘛”会是同一个人吗？
这就如同走向地平线，越走越产生了实际上是在背离地平线的感觉。
天空晴朗，视野开阔，能见度极佳。我们在碉堡山漫步。
再次巡视了碉堡山建筑群之后，我急于找到一年前发现的“纪念碑”所在的那片平缓山坡。它不在北面，也不在南面，一时间，我找不到它的踪迹了。说实话，如果这次我真的不能证实它的存在，或者索性承认那只是出于我的想象或幻觉，反会使我更心安理得。同行者一再问道：杨老师，怎么不见你说的那个“纪念碑”？事实上，这次在马鬃山镇向牧民作调查的两天时间里，也从没有一个人证实碉堡山有这个东西存在。2003年10月，2005年2月，在额济纳旗作的专项调查也从未涉及。
可它当然是存在的。就如同“碉堡山”存在一样。
……2003年10月3日，我们在作“不能遗忘的丝绸之路”的考察时，无意中重新找到了一个世纪间在探险家笔下相当著名、相当神秘的黑喇嘛的要塞。
动身前，在设计这条路线时，我对黑戈壁缺乏感性认识，关注的主要是那个著名的泉水——谢别斯廷，以及明水的城障，即便关于“被遗忘的丝绸之路”或“草原丝绸之路”，我的眼光也没有离开古道。而且，我使用的地图比较陈旧，上面甚至没有标注出“马鬃山镇”。我是2003年9月底在酒泉打前站时第一次听说“碉堡山”这个名字的。当然，我马上就将其与“黑喇嘛”联系到一起，在获悉必须缩短行程之后，修改了路线，计划在途中路经这个地方。
但我仍然不知道在“碉堡山”究竟会有什么见闻。
10月2日，我们5辆车从额济纳旗的达莱库布镇出发，向西进入了黑戈壁。在反复迷失路途之后，漏夜赶到了马鬃山镇。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穿越，这几百公里的荒漠之路，我整整走了30年。我们在穿越时间的黑洞，我们在努力用一次穿越，将过去与现在结合起来。我们到达时马鬃山镇已经沉沉睡去，可我一下子便跌进一种异常状态中。我已经预感到，自己即将与黑喇嘛“相逢”。
第二天一早来到“碉堡山”，我立时辨认出俄国学者奥勃鲁切夫、列里赫、丹麦探险家亨宁·哈仕纶、美国东方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笔下，以及斯文·赫定名著《丝绸之路》生动描绘过的令人谈虎色变，又令人无比神往的“黑喇嘛”——“丹毕喇嘛的城堡”（ DAMBIN LAMA’S CASTELE ）。
心情平静下来之后，我想离开碉堡山主体建筑，从一个较远的位置观察整个山群的形势，以便印证自己对它的印象。当时时间比较紧，镇上已经准备好为我们开一个调查会，这时，特意邀请的老人们已经在宾馆的大厅里相候。我只有十几分钟时间。我匆匆忙忙奔下山丘，来到一片缓坡，等我回身环顾时，一种异样的感觉抓住了我。——这里的地貌与整个山体并不一致。如果你就近观察，在附近青色的山群之中，脚下这个地方会产生一种“跳出来”的感觉。如同在茫茫人海里突然发现了一个熟人，不，如同人海里你竟然见不到一个熟人。
我一边快步前行，一边看着脚下的地面，步履踉跄。
我突然止住了步伐。哦！我几乎踩在了一个巨大的写了字的“条幅”上面。我站稳了，俯下身再仔细观察。那是有人在大地上利用青黑色砾石镶嵌出一幅大字：
敦煌天杰（1）
同行的靳大成、赵稀方等纷纷赶过来，问：发现了什么？我没有作解释，只是指着那几个大字。大家匆匆照了几张相，就返回镇上了。
2005年春节过后。我开始整理2003年10月的考察笔记与相关照片，因为我计划为此行写一本新书。
2003年10月，回到北京，同行者纷纷以他们一路的摄影作品相赠。当然，我自己也照了许多。照片使我回忆起这次有惊无险的探险，以及其中真正意义上的发现。最重要的，当然是找到黑喇嘛的要塞，以及再次路经明水古城。
……我将所有资料汇拢到一起，分析着，观赏着，特别是独自一人品味着一路的甘苦。这是我的一大爱好。在我照的相片中，有大地铭文“敦煌天杰”的一张使我不能释手。因为当时见到这个“碑铭”时，分明有什么潜在的感觉触动了我的神经，可安排得过于紧凑的行程没有给我留下调控情绪波动的空间。离开马鬃山镇，又踏上前往明水的路途时，一种不安却已然稍纵即逝。
拿着相片我怅然若失。到底是什么使我如此惶惑？我一一问了同行者：谁还拍摄过“敦煌天杰”？只有小丁（丁平君）回应。她的相片与我的角度有一些差异，但同样看不出新的内容。这几个字是汉字，而且是仿宋体的美术字，这是中学美术课教过的。当然，黑喇嘛是蒙古族，这个“纪念碑”却没有用蒙古人使用过的八思巴文、托忒蒙文、斯拉夫字母拼写的新蒙文……可这也只是关系到由谁来书写而已。
凝视着为“敦煌天杰”拍摄的相片，我突然明白了究竟是什么感觉触动了我敏感又轻易不会受到触动的神经。
在相片上，“敦煌天杰”之下，有一行字迹注明了制作时间“97·9·10”。1997年9月，时在我们来到之前仅7年，可却是在黑喇嘛被刺杀七十多年之后。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个日子，究竟是什么人专程到此，非要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黑喇嘛的评价呢？黑喇嘛不是已经“盖棺论定”了吗？
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早已经荒无一人的、远远离开现实生活的要塞遗址的山体上，会出现对黑喇嘛的与现行观点并不一致的评价？“天杰”，这当然是对死者的充分肯定，可这种见解已经很久不再见诸于文字了，不管是俄罗斯的（苏维埃时期与独联体时期）、蒙古国的、其他国家的，还是中国的。
这时我才发现，我们对黑喇嘛的那种通行的看法，看似成为定论，可实际上却经不住黑戈壁上、马鬃山环抱中的几个黑石大字的挑战。
从2005年的阴晴不定的2月初重新审视考察途中的相片开始，我思考了很久。
我知道，这是一条迈不过去的山梁。
等我终于决定：放下原来设计得看上去天衣无缝的写作计划，再到黑戈壁，重新寻访关于黑喇嘛的遗迹，我才从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中脱身而出。最难做到的事，往往就是最普通的事；最深刻的道理，往往就是最浅显的道理。我并不缺少弄清事实真相的决心，我缺少的只是行动的理由。有了简单的而又颠扑不破的理由，剩下的只是：清点一下手头上（家中）有多少可以调动的现金，够不够前往黑戈壁……
……我站在山顶上。我仍然看不见一年多之前发现的那几个简明的大字。
我仔细回忆着2003年10月3日是怎样发现了那一组黑石字迹的。事实就是，我一时找不到“敦煌天杰”所在的地域了。它明明就在山脚下，等我前去辨认。前天、昨天，哪怕就在今天出发来碉堡山之前，我关注的还只是究竟是谁在几年之前来到这寂寞的黑戈壁，来到这戈壁中的“飞地”马鬃山镇，特意为死去七八十年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强盗正名为“天杰”。——我认定这是“外来人”的“作品”。等我再次来到碉堡山时，使我困惑的却是那个“纪念碑”到底存不存在？这些年，我在中国西部到过许多有特殊意义的地点，其中有：老阿布旦、玉尔特恰普干（新阿布旦）、松树塘、色必口、沁城、小堡、鸣沙山、小河、楼兰古城、那然谢别斯廷布拉格、明水、安南工、巴音布鲁克、丹丹乌里克、喀剌墩、通古孜巴斯特（大河沿）、哈拉莫墩、玛扎塔格……我从没有在“寻找”过程迷过路，但前提是我知道我在寻找的是什么。
可这次不同，我不知道我寻找的是什么。
我依次巡视着山群的脚下。可我并无所见。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镇，就在几公里之外。这时，远远望去城镇如同沉沉睡着。马鬃山是牧区小镇，但它的好客，它的整洁，它的沉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马鬃山镇，你很容易融入当地生活。实际是除了你自己，没有人把你当作外人。路边的风力、阳光互补的发电站，为整个镇子提供着洁净的能源，风能与太阳能是大自然对马鬃山的慷慨赐予，从不或缺。一个个高大的电杆挺立在大风中，一具具急速旋转的螺旋桨，成了马鬃山镇的标志。四野寂静无声，总仿佛有人在急于和我对话，可我们并不在相同的波长。但我们一定能找到沟通的途径。总仿佛有人随时跟随着我，可他却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扰乱了我的足迹。
遥望着急速旋转的螺旋桨，仿佛一切往事都搅合成一团。但望着望着，一切又清晰起来，如同阴霾被阳光驱散。
敦煌天杰（2）
我突然记起，“敦煌天杰”这一组字迹，是朝向西北的。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刻，它立即洒满阳光。它如果确实存在，应该在碉堡山的东南方那片与附近大地相比略呈黄色的缓坡上。一个奇异的想法同时萌生在我脑海：1924年，蒙古国的特工在刺杀了黑喇嘛之后，最初就是将其身首异处的尸体扬弃在那一片荒滩上的。实际上，碉堡山的所有的建筑群，都是尽力屏护着那个地方。我踉踉跄跄下了山，快步向东南那片黄色缓坡走去。越接近那儿，我的步子越慢。我“找到”了那几个大字。从高向低望去，特别是处在从高向低处运动之中，那静静躺在大地上的“敦煌天杰”，仿佛慢慢迎面站立了起来，真的成了基于山体的丰碑。
在我招呼下，同行的娜仁娜、吕占福、杨东、薛利民，先后来到这里。娜仁娜是肃北马鬃山镇的副镇长，在马鬃山镇工作了20年。2003年我初次来马鬃山镇，就是她陪同我们到到“碉堡山”。
我们放慢脚步，似乎怕惊扰什么人。在这几十平方公尺的山坡上，我见到了至少7组铭文。这错落有致的铭文，使山坡组成一处名副其实的“碑林”，不过碑体的制式不得不作了改变，由直立的石碑变作平躺在大地上的铭文。除了“敦煌天杰”，其他的铭文都不那样清晰了。但我看除了“敦煌天杰”是工整得有些拘谨的汉字（美术字），其他全应该是蒙古文字。在“敦煌天杰”的正前方，是另外一组黑石镶嵌的字迹。我2003年10月为“敦煌天杰”拍摄的相片中，它已经残缺不全了。
娜仁娜走到跟前，说：“杨老师。我看这几个字像是蒙文的‘巴特尔’——英雄。”我仔细辨认着那一簇黑色砾石，在大地衬托下，黑石似乎在闪闪发光。我不认识蒙古文，但我感到娜仁娜说得对。因为我判断，“敦煌天杰”，无疑是对上面这一组残缺文字的释义。更准确的说法是：“敦煌天杰”，就是看到那个残缺字迹（当初必然并不残缺）之后才萌生的赞词。
在整个“碑林”，我认为出现最早的一组，是一个鄂博（敖包）。这个鄂博只堆放了不多的几块石头，但它无疑是个鄂博。在它的上方，是“6·20”几个数字，下方也有几个数字，应该是“1992”。第一个“9”笔画已经不完全。
我们即将离开碉堡山时，一个同行者自语道：“只有‘敦煌天杰’是清楚完整的，其他全有残缺。为什么？是有人蓄意破坏吗？”我没说话，但对此我的回答则是明明白白的：那证明，其他的字迹出现要比“敦煌天杰”早。也就是说，这些“碑铭”，是历次、而不是同一时间制作出的。
“英雄”－“敦煌天杰”－鄂博－碑林。我见到的、或说发现的，不但未能发蒙解惑，反而使我有一种又回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