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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黑戈壁》二（1）
此后，我在乌鲁木齐生活工作了近十年。
其中，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大学作了三年“工农兵大学生”。什么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细说也罢了，反正境况比现在的都市“打工仔”“拾荒者”还要等而下之。后来又在煤矿工作，安排知青上山下乡。可，我是谁呢？我不是知青吗？——好在我年轻。
“文化大革命”期间，当然什么也做不成，除了读书。然而读书也总像是做“地下工作”。我把所有的劲头都攒下来，等有朝一日再用。与前人和许多同代人相比，我是幸运的，我等来了那一天。
1981年，我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录取。开始了新的生活与工作。
回到久别的北京，我没有忘记松树塘、黑戈壁。松树塘与清代流放新疆有密切关系，而黑戈壁则将我引到另一条路上。
我注意到，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西部探险史之中，黑戈壁据有特殊位置，而且这主要由于那个“来去无踪”的黑喇嘛。在中外文献之中关于黑喇嘛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早年听到的传说，但它完全是在另外一个层面的事。
我曾一再想到，可能确实有不止一个黑喇嘛，可是，黑戈壁则无疑只有一个。我知道，有这种疑虑的不止我一个人。关于黑喇嘛有过“替身”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我对黑喇嘛了解得越多，困惑也越多。这种困惑对许多人来说一直就存在。
中外探险家关注到黑喇嘛的，有俄国学者奥勃鲁切夫、列里赫、科兹洛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考古学家贝格曼，丹麦探险家哈士纶，美国东方学家欧文？拉铁摩尔……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得更长，但这已经足够了。
在中外探险纪实作品中正面写到黑喇嘛的，有奥勃鲁切夫的名著《中央亚细亚的荒漠》。这本书出版在苏俄时期，作者生前出版过多次。
奥勃鲁切夫（1863－1956）本人跨越了沙俄与苏俄两个历史时期，是俄罗斯重要的地质与地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两次获得斯大林奖金，五次获得列宁勋章。他出道极早，19世纪末，关于罗布泊的地理位置的论争中，作为俄国地理学家，不赞成普尔热瓦尔斯基之说，因之崭露头角。《中央亚细亚的荒漠》是一部通俗的探险读物。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的中亚探险家们有一个惯例，那就是在艰深的科学著作出版的同时，要为普通读者写一部与之匹配的通俗读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就是这种写作方式的代表人物。奥勃鲁切夫也不例外。为了调和沙俄、苏俄两个历史时期的巨大反差，《中央亚细亚的荒漠》借一个寓居在中国塔城的俄罗斯侨民——找宝人古库什金的笔记，展示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数十年间，俄罗斯人在中国西部的活动。其中涉及黑喇嘛的段落是全书最饶有兴味的部分，作为比较具体写到黑喇嘛与黑戈壁的书籍，他采用了比较客观的叙述方式。
……在一次前往内蒙古额济纳“找宝”——挖掘黑城（喀喇浩特）的行程中。主人与他的助手在黑戈壁与黑喇嘛有了直接的交往。驼队满载着货物，沿巴里坤－奎苏－松树塘－大石头一线，一站一站走向黑戈壁。他们计划穿越黑戈壁，前往额济纳河绿洲。他们的路线走向，在东天山那部分与我在1969－1970年间找马走过的基本一致。他们沿东天山的支脉喀尔里克向东，在明水越过甘肃、新疆的边界，在一天夜里进入了荒凉的黑戈壁。他们早就听向导说过，在黑戈壁有强盗出没：“强盗头子竟是个喇嘛。不用说，是逃出寺院的喇嘛，人们叫他‘黑喇嘛’。他不难为蒙古人，可对汉人就不同了。凡他看中的货物，他想拿多少就拿多少，钱也一样。不抗拒，他就不杀人。”
夜半时分，他们与黑喇嘛的部下遭遇了，黑喇嘛的部下将他们和驼队一起押解到在马鬃山山丘环绕的巢穴。
奥勃鲁切夫这样描写黑喇嘛的巢穴：“我们走进群山中一个相当宽阔的谷地，又折向西行。很快就来到一堵墙边，穿过狭窄的大门（一峰驮着货物的骆驼刚好能通过），来到一个院子里。”他们被押入了一间房子，“宽大的炕上有华丽的和阗地毯，炕的后部放着黑喇嘛的卧具”，而古库什金（奥勃鲁切夫）根据黑喇嘛的高高的额头、不太突出的颧骨，几乎成直线的两只眼睛，笔直的高鼻梁等面貌特征判断，黑喇嘛似乎不是蒙古人，而是突厥人（维吾尔族）或唐古特（藏族）人。
在交谈中，他们发现黑喇嘛不但通情达理，而且相当了解商路的分布，以及货物的行情和销售情况。同时，没有将他们视为俘虏。他们在这个地方住了一个晚上。黑喇嘛要手下将他们带到客房，并准备了茶水，还说：“你们尽可以安心睡觉。可惜我们这里没有马料，马只有饿到明天。本来你们也是准备赶夜路到明天的，那样它们也吃不上草料。”
他们的客房很小，但很干净，炕上铺着毯子。夜宵有热腾腾的羊肉抓饭，茶中还加了奶油和盐。
显然，在这里奥勃鲁切夫描写的就是马鬃山之中的“碉堡山”。
第二天一早，走出房间，他们看到的要塞内部景观是：
院子四周围着10俄尺高的围墙，看上去就像军事堡垒。靠里面的那堵墙边有一排房子，共安了四扇门，应该是四间。另一面是一个棚子，他们的货物行李就堆放在棚子里，可是骆驼与马都拉到其他的地方了。第三面墙边只有一所孤零零的房子，房子的烟筒正冒着炊烟，那显然是厨房。院子的角落一个泉眼中涌出的泉水，顺山势流到厨房跟前，形成一道清彻的山溪，不但为厨房提供了水，也为要塞一旦被围困免除了缺水的后患。第四面墙上有一扇街门，敞开的门并不大，可门闩结实。墙边的空地上堆放着专门打来的草料，一部分是燃料，另一部分可以用作饲料。显然，要塞管理得井井有条。
《黑戈壁》二（2）
他们在小溪边洗了脸，又在黑喇嘛的房间里坐下来准备吃早饭。在谈到找宝时，黑喇嘛说：“你们如果找到汉文或藏文的书籍，请给我带几本来。我喜欢读古书，可哈密和巴里坤就买不到书。”
颇有趣的是，在这个“匪巢”（碉堡山）里，还出现了黑喇嘛与商人讨价还价的一幕：
在大致检点过驼队的货物之后，黑喇嘛问：“你们有没有喇嘛做法衣的红色与黄色的呢料，以及上等的绒布和来自内地的丝绸？”
回答说：除了丝绸，别的都有。
早饭后，黑喇嘛从货物中挑出了他要的，然后问了价钱，在中国式的珠算上（请注意这个细节）打出了这些东西的总价，说：“如果现在我照价付银子，按惯例你们应该给我打个折扣吧。”作者在此后写道：“看来黑喇嘛非常熟悉俄国商人与蒙古人做买卖的规矩，如果赊帐，到年底付款，当然与现金交易不一样。”于是，就给打了个七折。
同时，黑喇嘛说：“就在这个荒漠不太远的地方，有座小寺院，没有活佛，也很少有香客。喇嘛穷得要命，穿着破烂不堪。我准备给他们送些衣料，让他们在冬天能穿得暖和一点。”
打过折，黑喇嘛不但领了情，还说，他会告诉小庙里的喇嘛，说是这个商队为他们捐赠了一部分衣料。——他实际是将折扣算作了捐赠。黑喇嘛不但把应该付出的银子计算出来，而且自己拿出银锭与戥子，一钱不差地称出了应付的货款。写到这儿，作者说：“他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真叫我惊奇。我们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本可以喜欢什么就拿什么，而一个子儿也不给。”而且，他不是一个强盗吗？
分别前，他们获准在阳光之下参观整个要塞。
黑喇嘛跟他们一同走出了大门，来到一个不宽，但相当长的谷地里。
这谷地夹在岩石重叠的童秃山间，谷地上丛生着艾蒿和荆棘，有的地方还有芨芨草丛，骆驼在这儿倒是不缺乏饲料，马可就够呛了。……离开寨子不远在南面山岭的最高峰上，他们看见一个黑色的建筑，便问黑喇嘛这是个做什么用的鄂博。
“这是我们的了望哨。”他说，“从这个山顶向两边望去，可以看得很远，商队逃不出视野。汉人的商队怕我们晚上截住它们，所以都是白天通过这一带。白天，我们必须守在那里。”可是，白天与晚上，在这个要塞里住的不是同一个人、同一群人吗？难道说，他晚上是强盗，白天则成了……
关于这固若金汤的要塞，作者具体描写到：
……我们在谷地转了一会，就回到黑喇嘛的要塞。这时才看出，这是一个连密集炮火也难以攻克的险要地方。它高踞谷地的整个东端，几乎封锁住了南部山丘环绕的谷口。寨门开在谷口略左，从谷口到寨门，仅容一峰载着货物的骆驼通过。进了寨门，是一堵峭壁，窄得只容一个人通行，轻型的火炮也不能通过山隘，运进山谷，这样就不可能从西面炮击要塞。寨门没有受到炮击的危险，而谷地又为两个陡峭的山脊护卫着，山峰呈锯齿状，即使有人想要将大炮拖到那个马鞍形的地方，好居高临下、攻击要塞，那即便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是十分困难而且危险的事。因此，想强攻要塞，只有一个办法：在四周平阔的地方利用曲射火力猛轰。可是，在那些地方根本就看不到要塞的主体部分，这种狂轰滥炸能起多大作用，相当可疑。特别是以目前中国军队的装备，几乎完全使不上劲。当然，敌人在两边的山上用步枪扫射，封锁要塞，会造成人员伤亡。不过中国军队装备的滑膛枪射出的子弹，在这个距离之内连农舍的土墙都打不透，何况要塞有这样厚实的墙壁。特别是要塞还有专门供防守的狙击手出没的枪眼，只要还击，对方在山梁上的的军人就成了行动不便的靶子。
这段描写相当逼真，应该出自目击者的见闻。这里写的无疑是马鬃山中的“碉堡山”。在2003年10月、2005年3月，我都作过验证。虽然要塞已经残破，但是整体格局与细部分布完全切合。而中蒙边境两侧，正在奥勃鲁切夫做田野调查的范围。在沙俄与苏俄两个时期，外蒙古、西伯利亚，都成了俄国科学家们竞相前往的“实验室”。可以肯定，奥勃鲁切夫自己一定亲身来到过“碉堡山”。
考虑到当奥勃鲁切夫写《中央亚细亚的荒漠》时，正是黑喇嘛在苏俄已经成为“过街老鼠”的二三十年代以后，在《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书中的具体行文，必然有一定的隐晦之处，否则他对黑喇嘛的同情就会成为一大罪行，那可是苏联肃反的时期呀。反之，他则成了苏联特工的帮凶，使黑喇嘛与他的要塞完全曝光，那样，一切防御措施不都白费了吗？他写到黑喇嘛只有6个部下，那显然就是一种善意的谎话。6个土匪，顶多加上黑喇嘛自己，7个，那他建立这样规模的要塞有什么用？这样巨大的工程量，由谁来承担？
读了奥勃鲁切夫的记述，我们的印象是：黑喇嘛完全有持无恐，对要塞的存在与具体地点几乎就不想保密。原因只能是他认定，在黑戈壁他不会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挑战。但是，我去过黑喇嘛的要塞“碉堡山”之后，再读上述文字，简直以为是在故地重游。比如他写道，在要塞所在的谷地，离开黑喇嘛的居室没走多远，发现山坡上有像坑道口似的洞，并解释为那是从山上挖土煤的窑洞。
《黑戈壁》二（3）
今天，这个“坑道口”就在奥勃鲁切夫写的那个位置，这要是想像之词，可就太巧了。而且在山的那一面也有。但是，我不相信这是挖土煤的进出口。它必然有更重要的用途，只不过奥勃鲁切夫不知道、或者不愿意披露罢了。
所以，阅读《中央亚细亚的荒漠》是一件有趣而且费力的事。关于黑喇嘛的家世，是更明显的一例。
在告别前，黑喇嘛讲述了自己的身世经历。在奥勃鲁切夫笔下，黑喇嘛曾在五年前发过誓，要为父亲、妹妹、弟弟报仇。而他的弟弟、妹妹那时还在当奴隶。
奥勃鲁切夫记载了黑喇嘛讲述的一段话：
我的家在南山（祁连山）一带，那里的蒙古人和唐古特（藏族）人比邻而居。我的父亲是唐古特人，母亲却是蒙古人。
我们家里很穷，父亲替甘州（甘肃张掖）的中国官放马，马群就放牧在我们的蒙古包附近。我是长子，父亲把我送到大通河畔一个叫“祀天堂”的大庙，于是我就当了喇嘛，也曾跟着蒙古香客到过拉萨，在达赖喇嘛的寺院里学习了两年。我从那里回来，就去看望我的老家，不料一个人也找不到了。原来这官员调升到乌里雅苏台去了，把我父亲全家和马群一起带走了。
过了半年，我被派到杭爱山一个寺院，因为我也想离家近些。我曾到乌里雅苏台那个官员那儿去，从他的属员口里听到一个骇人的消息：说是我父亲在迁居到此的头一个冬天，在他为官员放牧的地区出现了可怕的无雪干冷的天气。在蒙古草地的冬季，这是可怕的灾难。这时，牲畜吃不上草，便会大批大批的死亡。严寒不退，马匹越来越瘦弱，开始倒毙，在将马群赶往乌里雅苏台的冬窝子的路上，马匹死了很多，到了乌里雅苏台，只剩下三分之一。官员大发雷霆，将父亲送进监狱，不久他就死在狱中。我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弟弟是很漂亮的孩子，官员将他们一起卖到北京，以抵偿马群的损失。妹妹在皇帝的后宫当宫女，弟弟成了皇帝的奴仆。我知道这件事之后，就发誓要抢劫汉人商旅，为的是从北京赎回我的亲人，所以我就不再回自己的寺院，慢慢便纠合起这支唐古特人与蒙古人的队伍，他们每个人都受过迫害，我们齐心合力在这里建造了这个山寨。
至今，我们已经在这荒漠中住了三年。再过一两年，我有了足够的钱，就要去北京，同时会给部下足够的安家费，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这段话，初听起来像是有倾向性的传奇故事。人们读过《中央亚细亚的荒漠》，对黑喇嘛已经有了很深的印象，但这里的“复仇”因缘，却与同时人关于黑喇嘛的其他记载不一致。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但是，当我真正来到了黑喇嘛的巢穴“碉堡山”，却为《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中关于这里的描写震慑住了。
没有亲临此地的人，写不出那些如同摄像机“扫”出的“实景”。所以我相信写这部书时，奥勃鲁切夫根据的一定是第一手的见闻，不可能是出于想象编造。关于这段可疑的“黑喇嘛身世”，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作者在有意回避什么。他显然希望人们将他写的这个黑喇嘛，与那个“红色政权的死敌”黑喇嘛——丹毕诺颜当作两个人。他故意将时代前移，模糊人物的早年经历，淡化与俄罗斯以及蒙古国的红色政权之间的联系。他写了黑喇嘛这个“丝路罗宾汉”，因为他需要这个；他又不得不为自己留一条退路。那是在苏共“肃反”的狂热期间。他知道，黑喇嘛终究是黑喇嘛。
特别是，后来我发现奥勃鲁切夫写的黑喇嘛身世，与那个步其后尘者——“哈密虎王”尧乐博斯，有奇异的重合之处。这更证实，奥勃鲁切夫写的是一个复合型人物。他，是有意这样写的。
当时，我还没有想到另一个可能性：那就是黑喇嘛本人在不同场合、对不同对象，讲述着不同的故事。也就是说：那实际上是出于黑喇嘛的编造。
《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一书，也写到了黑喇嘛的结局。作者在从额济纳流域返回塔城时，又路经了黑戈壁。他专程到黑喇嘛的要塞探望，因为他真的为黑喇嘛找了几本古书，要送去。同时在从这里离去时，黑喇嘛请他们在额济纳河的农区为自己买一些粮食，买到的粮食就驮在骆驼背上。
他们敲开了要塞的门，一个以前没见过的蒙古族老人问明了来意，打开门请他们在房间里坐下，并告诉他们：前不久黑喇嘛抢劫了一个前往乌鲁木齐的汉族商队，得到了大笔银子（那应该是伊犁将军府的“饷银”）。他估计自己的钱已经可以赎回在北京作奴仆的弟妹，就遣散了其余的人，带了4个伙伴到北京去了。这个老人是替黑喇嘛看管寨子的，这里的骆驼、绵羊、山羊，都是黑喇嘛留下的。因为他担心自己迟早还得回到黑戈壁，继续做“山大王”。
作者听老人说完，留下粮食，并住了一晚上，就在第二天一早离去了。
这段文字读起来，真如同空谷足音。
在奥勃鲁切夫笔下，黑喇嘛在黑戈壁潜藏了三四年。实际上，从1919年他进入中国西部，到1923年（或1924年）遇刺身亡，正好就是三四年。当然，关于黑喇嘛遇刺的年代，是有不同说法。其实关于黑喇嘛的一切，都有不同说法。
《中央亚细亚的荒漠》接近结尾部分，又出现了“黑喇嘛”：
《黑戈壁》二（4）
……过了若干时间之后，一次作者在路经吐鲁番时，在天山脚下踏上了一片名副其实的荒漠，地面布满乌黑发亮的细碎的卵石与砾石，只在平坦低洼的荒滩上才见得到稀疏的灌丛。走着走着，他产生了异样的情绪。“类似的地貌，使我们回忆起从巴里坤前往额济纳河流域的黑城，途中会见黑喇嘛的那个黑戈壁。真难为黑喇嘛，竟给自己选择这样一处黑色的荒漠作为栖身之所。”
写到这里，已经离曲终人散不远了。显然，当时作者只是知道黑喇嘛不在黑戈壁了，黑喇嘛意外离去，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像当时外界的报道一样，他并不知道，黑喇嘛已经甚身首异处，——或者不相信（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我是20年前初次读到奥勃鲁切夫的《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一书的。这是正面写黑喇嘛其人、黑喇嘛要塞的重要著作。后来，我多次读过这本书。这一次读，认为是纪实之作，如同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再一次读，又认定其中有不少想象成分，不能作为信史。有一段时间，我拿不准该在多大的程度上相信书中所写的关于黑喇嘛的内容。像奥勃鲁切夫这样档次的学者，写的又是他的工作范围，不会离开真实太远；可在黑喇嘛丹毕已经成为革命的敌人的苏俄时期，这样同情他、为他洗刷清白，确实有点费解。我见到的《中央亚细亚的荒漠》，是奥勃鲁切夫去世前一年（1955年）出版的新一版（第三版），这版对很多内容作了充实，比如首次使用了沙俄驻塔城领事索科夫（ 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