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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离我们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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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们不讨厌，爱徽基本上不拒绝任何男人。她经常在吧台上容光焕发地俯下头来，对我和戴娅悄声说：“今天晚上宿舍帮我留个门，我现在要去做个爱——情！”然后朗朗大笑。她虽然迟归，但从不在外留宿。有几回，她一推开门，就“扑通”一声跪倒在暗地里。我们赶过去扶她，搀到床上。她腆着脸，拍拍我们的手，说：“没办法，实在要累死了。走都走不动了。”接着她忍不住笑，露出两个酒窝，全身颤抖，把头埋在被子里，“咯咯咯”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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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离我们有多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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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徽曾经说过自己是个独臂的写字人，她可以将字写在纸上，写在脸上，写在身体的任何一部分，但无法写在手里——即使借助镜子也不能。我感觉到那些无可名状的哀伤正随风打转，但我不能默然后退。戴娅说过我们必有坚持。而秦则，他弯下腰，他会指点我看。他对我说，柯朗，你瞧，尘世里有那么多扇门。有的门，装修精美真实切近，你触摸它，觉得理解觉得快乐，它淹没在尘世里，被你时时念及，如影相随；然而，有一扇门，它内藏玄机，你打开它，会发现这样一个世界：孤独、深邃、漫长却必定会贯彻人生始终——你现在发现了文学，你发现了大美，你无法骤然放手。
文学！当我把这个词安置于纸上，或者放在嘴里。我总觉得羞赧、痛苦和无法言说的神圣。我总是感到自己被推挤在万圣节狂欢的队伍中。很多人，他们欢快地敲击所有的门，很快他们又跑走了，因为他们脚踏实地地活着。但必有一些人，他们偶然被这扇门里不为认同的世界吸引，他们孤独地扭动门锁，悄无声息的走进去。他们注定被那个世界所吞没，注定带着别人认为荒谬的逻辑消失。
即使如此，我这样写着，自己也觉得矫情。人生宛若流矢酷似水晶，其光四射目的非明。或许那些曾经的狂热、那些人的历程——他们只是我无数个前途屈指可数的可能，像我的分身小心翼翼地朝各个方向趔趄而行。现在，我只能低下头去，看人生的花开放，安静地充盈它自身——
大雾笼罩海岛，已经两天。渔船大多不出海，在湾里聚着，潮打来时木着脸晃动。极少那些响着马达游动的，也不走远，含糊可以看到星点点的灯。岛屿上，有些树光秃秃，有些树开花了。人走在抑郁低垂的水气里，满脸湿润，轻飘飘好象会飞起来，尤其是那些穿著拖地裙子的女孩。
“一踮起脚尖就踩不到地面的感觉啊。”记得坐在吧台边，戴娅就这样对我说。
那段日子，只要没课。我和戴娅爱徽经常在秦则的酒吧逗留。戴娅总在高脚椅上昂着头，狂热的光线被她冷淡的表情拒绝，不得不朝四方延伸，于是吧台上每个安静洁白的倒置杯子里，都装着戴娅小小的苍白的脸。我落在暗地里，看着她，象看皮影戏里的公主，狰狞又奇异的浓烈。
爱徽在这个酒吧做兼职吧女，她向所有客人推销白酒以拿取回扣。除了秦则，酒吧里所有男人们都叫她“爱”，混在酒精里叫，显得格外旖旎。秦则说她非比寻常，“简直在搞行为艺术”他说。我们都对她着迷，毫无办法。
秦的酒吧和沙滩沿线上招徕四季游客的酒吧大体相同：舞池狭小、灯光昏暗，厨房里热着乏味的咖啡和不伦不类的土司。当初大学师兄何霁文把我们带到这个酒吧时，我们对它毫无兴趣。何霁文对秦则介绍道：“这几个女孩文字领悟力棒得很。”秦则就笑起来，礼貌地打量我们，边和蔼着说：“欢迎来玩，想吃什么想做什么，只管招呼一声。”他并不热情，因此我沮丧着揣度他认识很多所谓“文字领悟力棒得很”的人。
秦则总是把文友们的诗贴在东面的墙上，钢琴旁边，像许多小旗帜迎风招展。开始我觉得这是个噱头，类似市面上所流行的贴“文化标签”的行为。有天午后，服务生刚刚把酒吧清扫了一遍，门窗洞开，大理石桌面上残留着水迹，整个空间若有若无地闪动着从天上跌落到茶色玻璃色泽中、又折射进来的浅黄色光，客人稀少。何霁文用食指点着钢琴键盘，大声说：“好吧，我们来谈诗歌吧！我们来谈文学吧！”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开场白，忍不住吃吃地笑。秦则听见我的笑声，扭过头，他低头看看我，好象怂恿一般：“小朗，谈谈文学吧，不用很长的时间，看，把你杯子里的茶叶泡淡了，我们的话题可能也就永远结束了。”他口中的那个“永远”让我惶惑，有一刹那，我觉得他生气了。但随即秦递了本《外国诗歌》给我：“给我们读读吧，你这样读过诗么？这样的——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在每个人竖着耳朵听你说话的时候？”
…
城市离我们有多远（2）
…
我翻开那本发黄沾满油手印的小册子，跳下高脚椅，用手指揪齐身后裙子细小的褶皱，随便拈了一首，开始读。这是我第一次大声地对着旁人读诗，秦则说得没错。我至今依然记得那首诗歌是这样写的：
秋风中瘦弱而羞涩的太阳
树林中掉下了水果。
就在兰色的房间里
静静度过一个悠长的午后。
金属垂死的呻吟：
一只白色的动物倒毙于斯。
褐皮肤的女孩们沙哑的歌声
在飘散的落叶中随风而逝。
额头梦想上帝的色彩，
轻触疯狂温暖的翅膀。
小山旁逐渐扩散的阴影
黑漆一片被腐烂所包围。
有着宁静和美酒的黄昏；
悲伤的吉他声还在流动。
面对柔和的小灯，
你仿佛投宿于梦中。
在我读诗的间隙，有几个人推门进来，还有一个一直坐在那里抽烟的男人站起来，招呼结帐，走出去。每当有这样额外的响动，我的声音就更尖利。这么好的诗歌真该有一种魔力，把此时此地统治住，不教任何物事打断——我一边念，一边绝望地想，抑制不住双腿战抖。臃懒的风从窗外匍匐进来，洞悉我每一处竞张的毛孔。只有它知道我莫名激动：当我放下书装做若无其事对大家微笑的时候；当何霁文取笑我，说：“天啊，你竟然把特拉克尔读得像和菜贩子讨价还价！”的时候，恍惚有一些东西在我身上水落石出，整个整个的世界因此不一样了。就好象小时侯迷了路，绞着手在大街上乱窜，猛然扑到家人的怀里，可以长长的吁一口气。
这样的激动延续在酒吧的每个晚上，何霁文弹琴的时候我们就轮流上去倚在墙边大声念诗，口齿清晰毫不含糊。我们语调哀伤，何霁文就欢快地奏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我们兴高采烈，他就拼命地把马斯内的《沉思曲》敲得震天响。我们总觉得是拿着文学与情绪对抗音乐，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全神贯注，因为两者同样伟大，在酒吧东面的墙上，我们夜夜与何霁文短兵相接。这让全酒吧的人笑得要死，我也一样。
可是我不喜欢起雾的天。本来站在岛屿高高的岩石上，还可以看见大陆的一角，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温情的雾让海岛瘦骨嶙峋的孤独。蔬菜贵得要命，人说话像隔着玻璃。何霁文喊：“我们写诗吧，把这场百年不遇的大雾写下来。”说完就趴在酒杯边睡着了；爱徽冲到理发店里，要把她被水汽潮湿得难受的长发剪短，师傅慢悠悠地拿出很多彩色夹子，把她的头发分成缕，撩在鬓上。“干什么呢？”爱徽疑惑地问。“看看你头上插着夹子，好看不好看罢了。”理发师傅空洞地打着呵欠，说。我和阿廖挽着手在路上走，开头兴高采烈，阿廖欢呼着提议到哪里为我下个月十九岁生日喝上一杯。但他路过一个网吧，站住了，和门口一个男孩一起眯缝着眼睛好奇地盯着屏幕，“这个，好玩？”他问。男孩子点点头，他就走进去，坐下来。我自己插着裤口袋穿过马路去吃臭豆腐，油在小贩的锅里垂头丧气地响，豆腐很不臭。我随手挖了个椰子喝，也不甜……
这场大雾加重了奶奶的病情。据说呆在叔叔家，她打嗝时会散发难以忍受的腥臭气味，人也懒了，成天赖在床上，只睁着两只眼睛哼哼。叔叔叫了辆木拖车把她载到我家，放在我床上。我还在睡觉，迷迷糊糊中只听见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拿个塑料袋来。”他说。
“什么？”爸爸离得远，没听清。
“拿个塑料袋来，等会妈要吐的。”他开始不耐烦了。
“什么？——哦哦”爸爸快步跑走了，再回来手上已经有了个塑料袋——他听不清叔叔的话的时候，我可真恼他。
后来，等他走了，爸爸告诉我，叔叔给了我们一些钱，让奶奶看病用。“但你别说出去啊。”他讨好着笑说：“叔叔不喜欢人家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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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离我们有多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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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躺在我身边，嘟囔着要回叔叔家，“你家没钱，养活不了我。”她对爸爸说。“你妈妈老早死在这里了，难道我还要死在这里？”她对我说。房间里弥散着抵制水汽的酸醋味道和放在锅里滚着的中药味道，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定这便是年老的体味。我对这股气味很不耐烦，总是把鼻子凑到窗外去，或者拿一本书倚在湿漉漉的阳台上，嘴里嚼动着冰片糖，任清凉的味道在我食管里渐行渐远。
我开始写诗。我、戴娅、爱徽，都开始写诗。以前，我们把校徽别在膝盖上、头发染成红色、撩高校服裙子在熄灯之后寂静的校园里飞跑——跨过二楼凉台鸡冠花盆，把自己摔在宿舍的床上，保持呼吸均匀。但现在，我们都热爱文学，比爱美丽还爱，比爱躁动还爱。我们疯狂地读书，像三只水蛭吸附血液绝不放手。刚进大学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马尔克斯、卡夫卡、博尔赫斯，甚至连巴尔扎克都弄不清楚，但现在我们多次提到他们的名字，点头微笑，毫无破绽。
“怎么才能写出最惊心动魄的诗歌啊？”我们问何霁文。
“要活得和别人不一样！”他回答说。
“怎么才能活得和别人不一样呐？”我们又问他。
“做些奇怪的事情、爱些杰出的人，不符合规矩，就成了呗。”他又回答说。
他说这席话的时候站在镜子边，我们看着他，他则看着自己。他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脱掉，用一种奇怪的姿势，全身的关节都在扭动，嘹亮地吹着口哨应和自己。他经常这样，脱得赤裸。开始他是吃药，后来就算不吃药，他也脱。他的裸体好看得很，苍白得像刚从云里滚出来的月牙，和海岛上的人不一样。在学校他频频出席的演奏会上，我们总担心他会突然跳起来，脱掉自己衣服，但他不。他对外人斯文而冷淡。他说自己没有暴露癖。但在酒吧里，在只有我们和秦则在场的时候，他经常脱。就算在最寒冷的冬天，海风肆无忌惮地冲来冲去，我们龟缩成一团，他也脱。他的皮肤因此绽放着朱红色小疙瘩，更加细腻真实。我们可以上前抚摩他，和他抱成一团。但我们彼此间都没有情欲，只是觉得好玩而已。秦则开始坐在我们周围，微笑着看。但日子渐逝，他慢慢地越坐越远，落到灯的阴暗里，不和我们任何人搭话。
何霁文脱光衣服，常常把自己贴在镜子上，看着自己，用舌头触碰镜中人。我们有时候尖叫，有时候心不在焉视若无睹。但有次他回转身来，他毫不掩饰自己下身胀大。
因为意外，我们窃窃私语，但他不看我们。他逼视着某个阴暗的所在，眼睛里充满泪水。
爱徽到酒吧去，就在身上贴满花纹，那种沙滩小贩出售的图纸刺青。她用舌头舔了，粘在腿上，满大腿都是绿的叶子红的花。不管气候冷热，她都用一件浅兰色大衣包着自己，顺着暮色张皇走出校园。但一接触到酒吧斑斓的光，就猛一撩掉大衣，快乐地尖叫起来。她夜晚的激烈不用添加任何药丸，远远看，好象一只青青亭亭的笋从山上跑下来，在尘世里蹦跳行走。
只要他们不讨厌，爱徽基本上不拒绝任何男人。她经常在吧台上容光焕发地俯下头来，对我和戴娅悄声说：“今天晚上宿舍帮我留个门，我现在要去做个爱——情！”然后朗朗大笑。她虽然迟归，但从不在外留宿。有几回，她一推开门，就“扑通”一声跪倒在暗地里。我们赶过去扶她，搀到床上。她腆着脸，拍拍我们的手，说：“没办法，实在要累死了。走都走不动了。”接着她忍不住笑，露出两个酒窝，全身颤抖，把头埋在被子里，“咯咯咯”不止。
只有戴娅不留恋酒吧笙歌，有个摄影师请戴娅拍人体写真。他在夏天的黄昏看到戴娅从浪里跑出来，激动得发昏。这个摄影过程横跨了夏季与秋季，整整三个月。每天清晨很早的时候，我们还睡眼惺忪地站在鸡冠花丛下刷牙，她就走了。我们抬起眼，看她像麋鹿一样迈动双腿，短俏的头发向后伸展着，包上的铃铛“丁零零、丁零零”穿越校园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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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离我们有多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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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私下认为戴娅答应拍写真大都是为了钱，或许还有炫耀。她需要钱。爱徽在酒吧里卖白酒不过因为好玩，但戴娅需要自己缴纳学费。她从来没有向我们展示过她的拍摄成果，我们一问起，她就板着脸。但她开始浓妆艳抹，耳朵上挂满星星钻。
有天在宿舍的盥洗室里，只有我和爱徽。我们说起她，隐约联系到“卖淫”两个字。我们没说出口，嘴角挂在笑看着各自水龙头的水哗哗做响。心里不知为什么重重地松了口气。
但他们都有各自的生活。有时候，我这样想，暗自神伤。我写了很多诗，每天都想写，一刻不停。我经常不得不把头探到窗外去，让雨水抽打我，顺着发梢向下滑，用它们冷切心灵，以免我叫出声来。有天深夜。我写着，肚子很疼，浑身冒冷汗，不得不披着衣服到厕所去。在厕所里我听着水箱单调的水声，就哭起来。还有一天，我边看着书，边吃方便面，然后呕吐起来，吐得满桌子都是——但这一切还是不够，除了文学，我一无所爱。我知道，这远远不够。
当大雾消散，我和秦则托着腮帮坐在岩石上，看海水旖旎地耸动身躯献媚以重生的地平线时，我皱着眉头对他说这些。“你认为文学之中还需要什么呢？”秦问。
“我不知道，”我跳起来，手舞足蹈着：“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无聊透顶了。我能给语词留下什么？我们提到李白，就想到‘月’，提到陶渊明，就想到‘菊’，他们的存在对我来说是一个讥讽，讥讽我的生命力还不够大，不够用一辈子来给一个，哦，哪怕仅仅一个词、一个字——一个深刻的无法磨灭的痕迹——而这是可以实现的。
秦笑了，简直笑不可遏。他说：“你的说法真文学。”他站起来，几步蹦到海水里，用力践踏着水花。但他又扭过身子，远远地把我紧握的手掌拉过去，把它掰开。
秦笑咪咪地站在海洋之中，就像从旷古永恒里萌生出的物事。我终究也快乐起来。
奶奶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翻白眼。“小朗吖，外面做什么？整天噼里啪啦个不停？”
“修路。”
“可别再挖地了，这个岛就那么薄薄的一层土，再挖下去，就沉啦。”她不无忧虑地说。
“沉就沉了呗，我们到大陆上去。”
“要这个岛没了，咱们可什么都没了呢。”她不屑地看着我，说傻话。
窗外天光暧昧，阴暗仍旧潜滋暗长：昭示鲜鱼死亡的腥重空气、乌云在树丫上逗留、风远离大陆，挣扎在海岛上，就要无处可栖、眼角可及的海洋正在涨潮，也是陆地周而复始地死亡……但一切都平庸地适可而止。为什么没有巨大的苦难降临到我身上呢？——我叹了口气。
何霁文认为，秦则是海岛上最好的诗人。但秦不承认。秦说将有一个传说中真正的诗人到海岛上来：会画画、作曲，诗写得很漂亮。他到海岛的那天我们都去迎接他——秦则、何霁文、戴娅、爱徽和我。我们站在轮渡高高的台阶上，看他混杂在下船的人群之中，手里高高举着一副用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的油画。他妻子神情紧张胆怯地跟着他，提着行李。他的儿子刚会走路，谁也不搭理，一张恶狠狠的脸。
他所做的曲子被何霁文一再弹奏，他的诗贴在东面墙上最显眼的地方，他给我、戴娅、爱徽各画了张素描——然后关于他的风潮好象就此终结。大家都觉得他木呐、无趣、不会微笑。他们一家三口终日在酒吧里悄无声息地坐着，捧着热腾腾的咖啡，面朝大海，神色空洞。直到秦则为他们找到临时住处。
我们到他家去，把我们喜欢的小说拿给他看，和他探讨文学。他们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子里。锅里煮着水，他妻子每分钟都会喝他，说：“看水开了没，要下饺子了。”他尽量保持镇定，翻着稿子。但脸慢慢通红了，语无伦次。
我们从他家里走出来，立在街上，都长松了口气。街道上有许多人，许多摊点，熙熙攘攘从我们身边侧身而过。但我们觉得空间骤然宽广了，不再是锅碗瓢盆、杂乱的家具以及妇人和孩子。爱徽说：“他可真可怜。”戴娅说：“操，不靠他了，我们自己干！”她们俩笑起来。我们都穿着水手领白底蓝边的校服，蹬着短筒皮靴子，生气勃勃的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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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离我们有多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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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重复讲很久以前的事。她叫我坐在她身上，好生听着！她说她就出生在渔船上，一天看不到海浪会心慌。她十八岁的时候美得象珊瑚礁，十只手指上挂满戒指。有个男人从海那边来，跳下船踏板，爱上她。结婚第三年，海上起了风，男人和船一起沉没了。
她没牙的嘴在我面前含糊动着，一点也找不到珊瑚礁的模样。
那个整天只想端坐在酒吧里的男人突然找到我。他说他两天没吃饭了。他很局促，眼睛慌乱地朝四周看，我问什么他都不回答。好象因为饥饿、因为他不得不来找我，他就此仇恨他自己、仇恨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带着他和钱包到街上去。我还问他：你妻子和儿子呢？他们吃了么？他看着我，脸上满是莫名其妙的神情——我不知道——他说，我不想管他们……大概他们总会有吃的吧。我有什么办法呢？他嘟囔着，甚至把嘴翘起来。他脸上有薄薄的透明浅涩的皱纹，嘴角颤动的时候就象一个无助的孩子。我心里隐隐觉得我在帮助一个三十七岁的男人，喂养他——三十七，这是他的岁数。那么老了，我以前浑然不觉。我走在他身边，突然感到自己茁壮了、拔高了、强大了。我想拉着他的手，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