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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之王-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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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后,潘武阳非常刻苦努力,特别是他的俄文水平提高很快,不久即被选拔为课堂翻译,在大学里开始小有名气。

    一年后,潘武阳受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俄文翻译。

    当斯大林在联共14次代表大会上,发起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时,中山大学里也参与了这项运动,潘武阳坚定地站在联共中央路线这边。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

    因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白色恐怖严重,会址不得不选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一个乡间别墅里秘密召开。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是潘武阳革命生涯的一个里程碑。

    出席“六大”的142名代表中,有53名是被指定参加的代表,潘武阳是其中之一。

    潘武阳既是会议代表,又兼做俄语翻译,为大会笔译和整理了很多文件和资料。

    在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前,斯大林召集部分代表和五届中央委员们谈话,6月14、15两日,布哈林又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政治谈话会”,潘武阳先后为多名党的高层领导人作俄文翻译。

    潘武阳的俄语水平和工作实绩等,受到中央领导的赞赏,潘武阳由此留在莫斯科工作,担任“六大”期间,在莫斯科成立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秘书长。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位于苏联境内的领导机构,是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的常驻代表团,共产国际通过该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

    1928年年底,潘武阳奉命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主持中宣部日常工作,并担任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及《布尔什维克》的副主编,为刊物撰写了大量重要的社论及文章。

    这期间,潘武阳还参与筹建了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

    《红旗》自1928年11月20日创刊,到1930年8月20日停刊,共出版了126期,潘武阳在这期间,为《红旗》撰写了大量的社论、评论、时事等论文。

    潘武阳还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活》等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有些文章长达数万字,从中不难看出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和革命才华。

    特别是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潘武阳成为李立三的得力助手。

    潘武阳不但是李立三的左膀右臂,还是时任总书记向忠发的“文胆”,在担任向忠发的秘书阶段,他代向忠发起草了很多重要讲话和文件。

    正是因为担任过李立三和向忠发的秘书,这才让潘武阳后来受到了牵连。

第0159章 卧底剿总() 
1930年7月,在成立的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上,年轻的潘武阳当选为委员,他的理想追求和人生价值都达到了高峰。

    然而,正当此时,一场党内的政治斗争使潘武阳的人生从巅峰跌入低谷。

    1931年,白色恐怖持续笼罩着中国大地。

    正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年命运多舛,内部矛盾和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纷争接连不断。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取代了李立三,取得了党内的领导地位。

    作为李立三的秘书,潘武阳被从上海调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这才有了他落难北平的遭遇。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写下自首书后的第三天被蒋介石下令处死。

    随即,中共军委干部胡章原投敌,导致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同和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等16人被捕。

    罗绮同被捕后自首叛变,杨匏安被杀害。

    紧接着,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廖化平在天津被捕,也向敌人自首,致使包括北平在内的河北省委所属的许多机关遭到破坏。

    此时,潘武阳在河北省委负责地下联络工作。

    7月底,潘武阳奉命到北平西交民巷附近的文宣公寓秘密接头,因事先不知,党的地下机构已经被廖化平出卖,他在到达接头地点时,落入民党复兴社北平特务机关手上。

    初到北平就落入敌手,这让潘武阳感到非常意外。

    然而,让他感到更加意外的是,廖化平叛变后投靠了复兴社,出卖了党组织,并亲自参与了对他的审讯。

    潘武阳来自于上海的党中央,又长期在中央主要领导人身边工作,颇具知名度,廖化平很清楚他的根底。

    见廖华平亲自审讯自己,潘武阳便设法与他斗智斗勇,想否认自己的共党党员身份已经不可能,于是,在审讯室里,他坦然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潘武阳的被捕,引起了另一名叛徒李渤海的注意。

    李渤海是北大文科毕业的高材生,曾经任北平地下党市委书记,1927年10月,他被张作霖的奉系军阀逮捕,酷刑折磨加上灌粪汤,他招供叛变了。

    李渤海叛变以后,改名李天才,投靠了张作霖的奉系军阀。

    此后,李渤海取得了少帅张学良的信任,被委任为民党北平市公安局政训部秘书,惜才的张学良拜这个北京大学的文科高才生为师。

    李渤海虽然叛变了,并且协助敌人劝降了很多被捕的革命同志,但他在张学良身边也做了不少对党有利的事,比如他利用权力,令警察不强行干预北平民众的游行活动,变相帮助我党发动的群众运动。

    李渤海久闻“大秘书”潘武阳的大名,于是便利用职权,把潘武阳保释了出来。

    在李渤海的劝说和复兴社特务们的威逼下,对前途感到渺茫、又想做学问的潘武阳填写了自首书,然后登报声明脱党得以获释。

    报纸上的声明刊登后,潘武阳被党组织开除出党。

    脱党后,潘武阳思想极为苦闷,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初衷不改,内心希望为国家为民族再做一些有益的事,于是他埋头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在鲜明地抵制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冯庸大学任教。

    这期间,赏识潘武阳才华的戴笠也曾派人邀他去南京工作,被他婉言谢绝。

    潘武阳的进步行为,引起了新成立的北平特科的注意,特科调查了潘武阳被捕后的表现,认为他虽被胁迫自首,但拒绝供出党组织,更不跟随特务去指认工作关系,并且继续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

    北平特科把潘武阳的表现,给中央特科进行了汇报。

    中央特科传达了伍豪首长的指示:

    “特科与阴险、狡猾的敌人打交道,在不损害党的利益的原则下,什么方式都可以采取,要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人为党工作。”

    此时,新成立的北平特科急需人才,再加上,潘武阳被党开除出党的灰色身份,更有利于参加特科,北平特科成员周怡,受组织委托去做潘武阳的工作。

    周怡是中共北平地下交通站的联络员,他见到潘武阳后,便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希望潘武阳加入北平特科。

    潘武阳在明白了周怡的来意后,内心多少有些迟疑。

    周怡儒雅潇洒,待人温和而真诚,同时周怡又如实告诉潘武阳,中央特科对待他的态度,最终化解了潘武阳心中的疑虑和恐惧。

    潘武阳表示愿意重新为党工作,只要党不嫌弃他,还信任他。

    周怡带着潘武阳,见到了北平特科负责人吴成方。

    吴成方认真分析了当时形势,对潘武阳指出:

    “北平特科是在上海中央特科遭受灭顶之灾,特科成员遭逮捕、杀害的情况下组建起来的,环境远比过去恶劣得多,各地共产党人大批被屠杀、关押,你在敌人手里有案底,再回来工作,风险可能比以前还大,要有心理准备。”

    对于吴成方担心的问题,潘武阳已经严肃地思考过了。

    从苏联回国后,他得知中央特科不少同志被捕被杀,幸免于难的也都远避他处。这个时候逆潮流而动,无疑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但是,潘武阳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执著信仰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热爱,他在脱党两年多后,又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中。

    重新为党工作,让潘武阳从里到外都变得明朗起来。

    潘武阳在特科指导下,逐渐改变书生气,有意识地在待人接物中,培养着自己深藏不露的练达和城府,以适应情报工作的环境。

    为了保护潘武阳,北平特科指定,在北平特别市公安局工作的特科成员杨青林单线与潘武阳联系,潘武阳获取的情报,全部经杨青林转交党组织。

    当北平特科得知,戴笠曾经托人找过潘武阳,特科同意他与戴笠拉上了关系。

    同戴笠联系上以后,戴笠即邀请潘武阳去南京做客,潘武阳欣然前往。

    果不出所料,戴笠想拉潘武阳进入复兴社工作,潘武阳按照特科叮嘱,对戴笠说,“奉系中的老朋友已经收留了我,不好这么快就弃旧就新。”

    戴笠见留不住潘武阳,只好约定今后可以合作,互相交换情报。

    叛变后的李渤海,是东北军里非同凡响的人物,他被少帅张学良任命为奉系东北宪兵教练处中校教官等职。

    潘武阳想要搞军事情报,少了李渤海肯定是不行的,为此,潘武阳与李渤海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李渤海尽心竭力帮助张学良,在东北建起了情报网络,得到了张学良的加倍重视和重用,被调到张学良身边工作,委以北平绥靖公署参事职务。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逐渐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张学良向李渤海询问共产党当前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问题,并向李渤海索取对中共的态度和对策等。

    李渤海已经脱离共产党多年,他无法回答张学良的问题。

    于是,李渤海向潘武阳讨教。

    潘武阳立即把情况汇报给特科,吴成方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于是指示潘武阳告知李渤海一些党的情况,并且帮助李渤海给张学良提建议当参谋。

    在不断接触中,李渤海逐渐意识到,潘武阳背后有中共组织的支持,两人心照不宣,彼此各取所需。

第0160章 取得信任()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

    化名李天才的李渤海,担任了“剿总”政训处的少将副处长。

    李天才迎合张学良对共产党革命理论产生的兴趣,顺势把潘武阳作为马列主义学者推荐给了张学良。

    于是,潘武阳便加入了张学良的东北军。

    张学良很快喜欢上了年轻精干的潘武阳。

    潘武阳的博学和见解,让张学良折服,张学良把他从北平调到武汉徐家棚“剿总”司令部,潘武阳从此留在张学良身边工作。

    李天才在武汉“剿总”司令部里设了一个机要组,自己亲自任组长,把他信得过的人全部安插在里面。

    李天才安排潘武阳当了机要组的中校秘书,负责电讯处,这个岗位几乎可供潘武阳毫无遗漏地获取武汉“剿总”的军事情报。

    张学良对工农红军前四次反“围剿”取得的胜利感到不解,特别是他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后,从东北军抽调了八十多个团的兵力,“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却被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打得落花流水。

    张学良很困惑,不论是武器还是装备,红25军都远远不如他的东北军,却让他接连吃败仗,让他的“围剿”计划一败涂地。

    张学良认为,很有必要对红军何以如此强大作一番研究,同时,他这样做,在心里也有着自己的小九九,那就是能不能联共抗日呢?

    丢失东三省,一直是张学良心中的疼,他渴盼着联系一切武装力量进行抗日,能尽早收复东三省。

    张学良内心深处很想联络红军,共同抗日。

    在这种背景下,张学良责成李天才,详细搜集有关红军的资料供他分析研究,以了解红军的内幕。

    李天才心里非常明白,潘武阳能完成这项任务。

    于是,李天才把了解红军的任务,交给了潘武阳。

    潘武阳在北平特科的支持下,组成了一个编写班子,把红军一些能公开的资料,例如武装理论、建军历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领导人物、重大事件等排成词条,按着词典的编纂体例,只用了一周时间就编写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匪情辞通》。

    小册子编撰好以后,李天才亲自带着潘武阳,去面见张学良。

    张学良审阅了《匪情辞通》之后,感到非常满意,亲自写了序,命令印刷下发部队,他自己也随身带上一本,不时翻阅。

    潘武阳顺理成章地被李天才推荐给张学良,成为了张学良的老师。

    张学良学习马列很认真,潘武阳讲解得也很用心,张学良开口闭口称潘武阳为“老师”,当着别人的面也是如此。

    从此,潘武阳赢得了张学良的尊敬和信任。

    潘武阳在这个位置上,获得了为党工作的很多便利条件,他还借机把苏联塔斯通讯社北平分社记者、共产党员刘尊棋引荐给张学良。

    刘尊棋与潘武阳同在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过,作为苏联塔斯通讯社北平分社的记者,刘尊棋如果能顺利采访到张学良,将对促进张学良反蒋抗日非常有利。

    刘尊棋从北平赶到武汉,见到张学良的时候,潘武阳正在给张学良讲课,张学良指着身旁的潘武阳给刘尊棋介绍说:“这是我的老师,他在教我学习《资本论》。”

    “呵呵,少帅,那可是共党的圣经,你不怕中毒?”刘尊棋给张学良开着玩笑说。

    “哈哈,中毒?这种毒多中点好,对思想有好处。我看《资本论》不是毒,那是思想的补品!”张学良爽朗地笑了笑回答道。

    “那少帅可要好好感谢你思想上的营养师潘武阳先生了。”刘尊棋说。

    “那是自然的!”张学良点了点头。

    到张学良身边工作后,北平特科交给潘武阳的任务,一是争取张学良反蒋抗日,二是获取重要军事情报。

    1934年1月下旬,蒋介石镇压了与他决裂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后,重新又集结兵力对中央苏区展开进攻。

    国共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开始进入决战的关键时期。

    进入10月份,红军的反“围剿”战斗愈来愈惨烈。

    为了彻底剿灭红军,蒋介石的军队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买武器,并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帮助出谋划策。

    同时,蒋介石调集重兵,用于直接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到50万人,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行营,直接指挥第五次“围剿”。

    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剿总”副总司令。

    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行动中,潘武阳将“接触”到的“剿总”军事机密,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北平特科,北京特科又及时电告中共中央,或者设法通过秘密交通线传到苏区。

    所以,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经常不失时机摆脱危险境地,转败为胜,潘武阳的情报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致使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以至反“围剿”后期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被迫踏上了慢慢的长征路。

    身在敌营中的潘武阳,每天看到和听到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失利的消息,内心焦急万分,他一方面紧张地关注战事,一方面加紧搜集机密军事情报。

    潘武阳希望能为长征中的红军多做一些事情,多一份精准的情报,转移中的红军便少一份危险。

    潘武阳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在,搜集分析敌人围追堵截红军的兵力部署上来。

    武汉剿总每天收发的大量机密军事情报,潘武阳私下都进行了备份,准备找机会交给北平特科的杨青林。

    此时,正好北平特科派杨青林专程来到武汉,秘密会见潘武阳,索要敌人的兵力部署和战役行动等机密情报。

    战事愈是紧迫,就愈凸显情报的重要性,前几次反“围剿”之所以能“用兵真如神”,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情报。

    长征初期,红军屡战失利,同情报不准有很大关系,潘武阳何尝不想把“剿总”所有的机密文件作为“炮弹”,都提供给红军呢?

    杨青林此次到武汉,是北平特科新的负责人李光伟派来的,这之前,北平特科创始人吴成方、肖明和周怡等相继被调离了。

    就在杨青林到达武汉后的第二天,中央特科主要领导人康正同志,化名张三洗,秘密潜入武汉,着手恢复党在武汉的地下组织。

    康正很快同杨青林接上了头,通过杨青林,康正又和潘武阳接上了关系。

    康正全面调查了解了武汉地下党的斗争形势后,感到很担心和疑虑。

    因为康正非常清楚潘武阳的底细,对潘武阳曾经的自首和为张学良工作始终耿耿于怀,他对立场不坚定的人,有着高度的警惕。

    康正很恼火北平特科再次让潘武阳加入党组织!

    通过吴成方,康正知道,潘武阳再次加入组织,是经过伍豪首长特批的,所以康正只有接受这个既成的事实,大着胆子同潘武阳接上了关系。

    但康正很不信任潘武阳!

    可形势逼迫,武汉地下党组织必须尽快重建,敌人围追堵截红军的军事情报必须尽快拿到,康正只有忍着内心的不满,接受了潘武阳。

第0161章 话不投机() 
听了潘武阳介绍的经历和遭遇,冯晨陷入了深思。

    潘武阳这是为了什么?

    不被理解,不被信任,而他却一日既往地为党默默工作着,值得敬佩啊!

    潘武阳经历远远比自己所经历的曲折委屈得多,同潘武阳比,自己所受的那点委屈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过了一阵,冯晨偏过头望了眼潘武阳说:“谢谢你的信任,潘武阳同志。”

    “冯晨同志,我给你讲述这么多我的经历,就是一个意思,只要我们心里装着党,能够为党工作,就不要在乎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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