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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刘娥，已经完全长成。住在张府时，为了排遣内心孤寂忧愁，（也不排除是为了让赵恒觉得自己并不输给出身名门的正式妻妾），刘娥博览群书、研习书画棋乐，早已是才华出众。走进开封皇宫的“刘美人”，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敲小鼓的川妹子了。
入宫后，刘娥眼看其它宫妃都有父母兄弟，自己却是孤身一人，心里自然不是滋味，于是她便向真宗提出请求，让自己的“表兄”龚美改姓刘，做自己的兄长，传继刘家的烟火。（常言道，一个女婿半个儿，龚美做为刘娥的前夫，如今却是不折不扣地成了前丈人整个的儿子。）
实际上，早在刘娥初遇赵恒的时候，龚美便跟着“表妹”也进了王府，并以谨慎勤力成为赵恒的亲信。因此刘娥一提这个要求，真宗就立刻答应了，并且给“刘美”安排了正式的官职。
当年的小银匠龚美，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会有成为皇亲国戚的一天。而宋真宗对于龚美和刘娥之间的关系，真的从来都没有过一点猜测吗？毕竟一个二十多岁的“表哥”带着十五岁的“表妹”离乡千里，在古代可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想不通这一对君臣之间，是个什么光景。然而刘美对宋真宗赵恒，确实是忠心耿耿的，甚至可以说，他只对真宗效忠。刘美任官，既不阿附于权臣，对部属也关心备至，出任在外时他的随从兵卒，都按省籍定时轮换，从不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同乡”这个词，在他那里是不吃香的）。相比某些一面牛叉哄哄一面拼命拉拔亲朋乡里的士大夫官员，出身卑贱身份微妙的刘美更无愧于宋真宗的信任。
景德元年（公元1004）的正月，刘娥正式得到了“美人”的封号，就在同一天，真宗另一名出于藩邸的姬妾杨氏受封为“才人”。
这一年，刘娥已经三十六岁。距她与赵恒初遇之时，岁月已经流转了二十一个年头。
三、“借腹生子”全过程
（赵桢出自侍女李氏的腹中，却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只认刘娥做亲娘。
赵桢乳名“受益”，他的降生也的确使很多人得益。只是真正亲生孩儿的李侍女却没有得到最大的益处。她在整件事里只扮演了一个“代孕”的角色。她只得到了一个“崇阳县君”的封号。当然，对比起历史上其它的类似事例，李侍女还是非常幸运的。）
真宗虽是皇帝，日子却并不好过。咸平六年（公元1003），郭皇后生的皇子赵祐夭折了，他是真宗最心爱的儿子。更令真宗伤心的事接踵而至——九岁的赵祐刚死半个月，出生刚两个月的另一名皇子也夭折了。真宗的后妃前后为他生的五个儿子居然一个也没能活过十岁，宋真宗年将四旬，忽然间膝下荒凉，不禁悲从中来。为了聊以自慰，也为了以防万一，他只得选择宗室幼童养在身边。
虽然儿女全无，但是宋真宗做为父亲，神经还是相对比较大条的，能够熬得住。但是对于身为母亲的郭皇后来说，却是难以承受的。她嫁给真宗十余年，前后亲生的三个儿子有两个很早就夭折，赵祐好不容易长到九岁又随兄弟们去了，郭皇后面对这样的打击，悲伤过度，身体一天天地垮了下去。
景德四年正月，赵恒率后妃宗室往西京朝陵。他不但祭扫了祖父母、伯父母、父母，也祭扫了早死的第一任妻子潘氏。同样，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堂兄弟和儿子们，都一一祭奠。
然而这一次的朝陵，却再一次触动了郭皇后的哀思。返回开封后不久，她就一病不起，很快就在四月十六日离开了人世，享年仅三十一岁，谥庄穆。对于品行出众、贤惠宽仁的皇后早逝，赵恒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都郁郁寡欢，直到秋天仍然对宴乐毫无兴趣。
郭皇后终于摆脱了无休无止的丧子之痛，赵恒却再一次成了鳏夫。
丧妻失子，国事兵事又没有平静的时候，宰相王旦当面指摘宋真宗治下的王朝不是“圣朝承平”；王钦若为了打击寇准，又说宋真宗御驾亲征的“澶渊之盟”只是被寇准利用而已，这果然达到了离间真宗与寇准的目的，但是更将宋真宗的面子和信心弄得渣都没得剩。宋真宗日子很不好过，急于弄点什么表明自己的能力，于是王钦若适时地加以引导，真宗便转而相信起了祥兆瑞梦，沉湎在自己幻想出来的“天书”“神梦”中不能自拨。连年号都改成了“大中祥符”。上好则下效，几年间举国上下共谱“天书奇谈”，瑞芝仙草一类更是如潮水般涌来，光是王钦若一次过就进献了八千株之多，从前史书上记载的仙芝都是“偶现”于世，到这里却达到了开铺子都怕积压的程度。天书奇谈发展到后来，就连一代名相寇准都被套了进去，他在被贬出京之后，和地方官创造出了又一起天书祥瑞，获得了重新起用为宰相的机会。
这一场天书奇谈，搞得整个国家乌七八糟，士大夫们没了道德准则，老百姓们都晕头转向。直到十几年后才算完事大吉。
不过，这个“大中祥符”和“天书祥瑞”，能够使真宗如此自打麻药自陶醉也不是没有原因的。除了重新找回的“圣明”信心，后宫也再次给真宗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又一名皇子降生了。真宗终于又有了亲生儿子，不必以宗室之子来继承自己的皇位了。
这名降生人世的皇子，是真宗的最后一个儿子，也就是未来的宋仁宗赵祯。他出自刘娥侍女李氏的腹中，却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只认刘娥为母亲。李侍女是杭州人，出身卑微，生性寡言沉静，入宫后便做了刘娥宫中的侍儿，偶尔也为真宗侍寝（又是一个平儿式的通房大丫头）。大中祥符元年的一天，她做了一个怪梦，梦中有一个赤脚羽衣的仙人从天而降，还说是来给她做儿子的。醒后她将这个梦说了出来，顿时使真宗和刘娥都喜上眉梢。
真宗之喜自不必说，刘娥之喜更有缘由：真宗多年来对她始终一往情深，郭氏去世后，真宗一直想要将刘娥册为皇后，可是刘娥出身卑微又没有子女，士大夫们都坚决反对，要求真宗册立十四岁的沈氏为皇后。沈氏是大中祥符元年才入宫的，虽然年幼却出身高贵，是宰相沈伦的孙女。进谏的群臣可算是弄不明白行情。当年赵恒做为小皇子，迫于皇帝老爹的压力，尚且要打些埋伏，如今他已经身为皇帝，怎么还受得了这起大臣们又拿“出身论”来难为自己。大臣们越是叨叨，他越是下定决心非要册立刘娥为皇后不可。然而真宗也知道，刘娥这时已经年过四十，几乎是没有了生育的指望，既无子又无背景，要立皇后谈何容易，于是他干脆让皇后之位空缺，闭口不谈立后之事。——如今刘娥的贴身侍女居然做了一个大吉大利的孕儿之梦，真是瞌睡碰到了枕头，“借腹生子”的妙计立刻就跳了出来。
此后不久，李侍女果然怀上了身孕。真宗闻讯大喜，闲暇游赏之时总不忘将李氏也带在身边。有一天，李氏在随真宗登台远眺的时候，头上的一枝玉钗却不慎掉下高台。李氏心中不喜，真宗却在心中暗卜：若是玉钗坠地仍然完好的话，则胎儿当为男孩。待侍从将钗呈上一看，果然没有任何损伤，真宗不禁心花怒放。
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10）四月十四日，李氏果然生下了一个男孩。孩子一堕地，李氏做为母亲的权利和义务也宣告终了——真宗早已向世人宣布刘娥有孕，并且早在孩子出生前三个月便晋封刘娥为“修仪”了（杨氏晋封为婕妤）。现在这个男孩也就顺理成章地归到了刘修仪的名下。不过刘娥也并没有亲自抚养这个儿子，而是将赵祯交给了杨婕妤照料。
这位杨婕妤，是刘娥的成都同乡，比真宗和刘娥小十六岁。她生性机敏通达，与刘娥亲如姊妹。真宗爱的既是刘娥，自然也对这位顺从刘娥的妃子好感倍增，因此凡逢晋封刘娥，也就都少不了杨氏的一份。这夫妻三人之间，可谓毫无芥蒂，相互间都十分信任。年过四十的刘娥在养育孩子方面，精力自然不如二十出头的杨氏，因此她毫无顾虑地将孩子交到了杨氏的怀中，让这位比自己年青的妹妹代行哺育之职。
在这样的安排下，乳名受益的赵桢成了真宗与刘娥、杨氏的儿子，真正亲生孩儿的李氏在整件事里只扮演了一个“代孕”的角色。她只得到了一个“崇阳县君”的封号。不过对比起历史上其它的类似事例，真宗和刘娥表现得要有人情味得多。或许出于愧疚，真宗此后仍然频频召见李氏，而刘娥也默许了真宗的举动。不久，李氏又生下了一个女儿，晋封才人，正式进入妃嫔行列。而不幸的是，这个小公主象她的五位异母哥哥一样，很早就夭折了。李氏做母亲的愿望又一次遭到了打击。
女儿的夭折，使李氏再一次自认“命薄”，没有做“皇子母”“公主母”的福份，她选择了沉默。终其一生，她都没有对自己不能与亲生儿子相认的事情表示丝毫的不满，没有做过或者试图做过任何想让赵桢知道真相的举动——也许是出于对真宗和刘娥地位权力的畏惧，但也有可能是害怕自己的无福会影响孩子的福份。对于一个活在“天命祥瑞”之下，没有什么学识的女人，只怕后者起的作用更大。
儿女频频夭折，对做父亲的真宗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和众多妃嫔们，似乎都没有为人父母的“好命”，因此当后宫随后又为他生下一个公主之后，他立即将这最后一个孩子舍入道观，出家为女道士——这位公主果然顺利地长大成人，似乎再一次证明了后宫无福为母的说法。于是终真宗和刘娥的一生，这位小皇女都没有被晋封为公主，直到赵桢即位为帝，她才受封为“卫国长公主”，号清虚灵照大师。归养刘娥的赵桢，便在这样的情形下，成了真宗唯一的孩子。
四、正位中宫
（纵观整个立后过程，细数真宗与刘娥之间共度的岁月，实在不能不佩服两人之间的情份之深。）
赵祯既然归到了刘娥的名下，真宗便开始计划册立刘娥为皇后了。更何况刘娥通晓书史，对朝中政事了如指掌，已经成了真宗真正的内助。
不过，大宋王朝的士大夫与其它朝代可不一样，极敢在皇帝面前甩派头、管皇家的闲事。对于后宫的隐私他们虽然不敢明说，可也心里有数得很——尤其是高品的官员，几乎都对刘德妃“生”太子的真相了如指掌。因此真宗不得不想着法儿迁就他们。在赵桢出生后的几年间，真宗凡欲“立之”，刘娥便定要“固辞”，以此平息士大夫们的汹汹议论。
这拉锯战打久了，真宗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十一月，真宗晋封刘娥为“德妃”，开始为她立后做最后的准备。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宰相王旦忽然宣布他“病”了，拒不上朝。刘娥对士大夫首领的这一行动的含义自然是非常了解，只得再一次向真宗“固辞”，表示自己甘愿不做这个皇后。真宗却不想再拖了，为了不招惹老宰相和他背后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决定先给宗室及内外官员们先升官赐赏——王旦加侍郎兼清昭应宫使，向敏中加中书侍郎，楚王加太师，相王加太傅，舒王加太保……
即使如此，真宗仍然不免心虚，于是册后礼仪一应从简。既不让地方官进贺，也不搞封后仪式，封后诏书也回避朝臣公议，只下令将封后诏书传至中书省，自己家里宣布一下就完事。
就这样，牛叉哄哄的士大夫们仍然不甘心，当真宗找翰林学士写封后诏书时，第一个选中的杨亿也给他来了个当面拒绝。真宗没办法，只得另请高明。一通忙乱之后，十二月丁亥，德妃刘娥终于成为大宋王朝的皇后——这时，她已经四十四岁了。
赵恒和刘娥从十五岁相遇到终于成为正式夫妻，至此已经三十年了。
纵观整个立后过程，除了佩服真宗与刘娥间的情份，就是不得不对宋朝的知识分子表示羡慕：敢在皇帝面前挺腰子的读书人历朝都有，而挺了腰子还能高待遇加善终的，恐怕只有宋一朝……）
成为皇后的刘娥，从此成为真宗赵恒名正言顺的内助。她才华超群，不但通晓古今书史，而且记忆力极佳，朝政事务和大臣们的彼此关系，她只要听一遍就能把来龙去脉和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在皇宫内务方面，她也努力做后宫表率，除了大型典礼之外，她的服饰简朴得与寻常宫嫔没有什么区别，处理宫中家务事也都遵照从前的定规而没有任何逾越，宫中都对她心悦诚服。做皇后做到这样的程度，那也就怪不得赵恒对刘娥越来越倚赖了。真宗每天退朝之后审阅奏章到深夜，都要刘娥陪在身边，时时询问刘娥的意见；而外出巡幸之时，也一定要与刘娥同行。经过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已经由“少年夫妻”顺利地过度到了“老来伴”的时间段了。
然而无论怎样，对于赵恒执意立刘娥为后、刘娥出身低贱之事，以宰相李迪和寇准为首的士大夫群仍然心有不甘。尤其对于刘娥参与政事，他们更是相当反感。刘娥自然也知道高处不胜寒，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她开始笼络自己的势力——这些人以钱惟演和丁谓为首：赵美娶了钱惟演之妹，而丁谓则是钱惟演的姻亲。两派势力势必要有一决高下的一天。
五、皇后的能量
天禧四年（公元1020）二月，赵恒患病，难以支持日常政事，上呈到皇帝那里的政务实际上都由皇后刘娥处置，一时间丁谓一派势力大盛。
同年六月，朝中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事情起于宰相寇准。寇准无疑算是中国比较正派而有才干的宰相，但是自当年被贬相复相以来，他对权力的欲望已经不可避免地大涨。这从天禧年间，他为求恢复宰相之位不惜制造“天书”、将扰乱民生的祥瑞再火上浇油一把就可以看得出来，复相后他也致力于培养自己亲信朋党。而常言道，恃才者多半傲物，寇准也不可避免有这个特点。
其实朝中有些人，原本是愿意依附寇准的，但是寇准自视甚高，言行不检，经常毫不回避地显示出鄙视之意，这些没有必要的一时之快使他树敌甚多，其中便包括原本对他言听计从的丁谓，并使更多人无可选择地倒向了丁谓一方。此后寇准又因处治刘氏在四川的宗族而得罪了刘娥，更使得两者水火不容。寇准自然也知道，刘皇后成了事实上的掌政者，对于他这个宰相意味着什么。于是他更用心地笼络真宗身边的近侍宦官。
真宗抱病日久，不免担心自己天年将尽，偶然也有过想让皇太子监国的想法（注意是“偶然”。事实上两年前他健康之时，连立太子都是很不情愿的，唯恐一旦册立太子会形成“朝中二君”的形势）。而这个偶然的想法他曾和自己的亲信太监周怀政商量过一次。
而这个周怀政是属于“寇准派”的，而且立刻就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寇准。寇准自然对这种前景心驰神往——太子才十岁，他能监国吗？实际上的监国者那不就是以寇准为首的士大夫了？不但可以彻底消灭丁谓一派，更能够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寇准决定兵行险着，决定打铁趁热，立即抓住一个机会向真宗提出让太子监国、并罢免丁谓的建议。而真宗表示同意。寇准回到家中，立刻找来当初拒绝草拟立后诏书的翰林学士杨亿，让他起草太子监国诏书，并承诺：一旦罢免丁谓成功，就让杨亿顶上丁谓的肥缺。
杨亿这头关门拟诏，那头眼看成功在望的寇准心情大好，不免多喝了几杯，兴奋之下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计划泄漏了出来。而这番酒后的言语几乎是立刻就被丁谓知道了——明摆着是在大庭广众下说的，这样的大事在前，杨亿都知道关门谢客，他居然还忍不住酒瘾，没福啊没福。丁谓得知这样的消息，不啻晴天霹雳，立即开始了对寇准的抵毁，倒过来要求真宗对寇准撤职查办。而真宗病中记性奇差，更有可能他对周怀政所说的本来就是没成算的事，因此他这时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对寇准说过的话，立即同意了丁谓的主张。
几杯老酒，断送了寇准的锦绣前程，他被罢相了。李迪成为新相。其实说起来，真宗当年的太子之位，还有寇准在太宗面前力保之功，他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有胆有识，是第一等的人物，可是水至清则无鱼，他并没有宰相容人的气量，更过于豪侈狂放，这桩大事就这样砸在了他手上。再者，寇准与皇帝身边的太监结交得如此之深，又急于让太子监国，更是严重地触犯了真宗的“皇权”大忌，就算他出发点再高尚，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真宗是病得昏了头，寇准是喝酒昏了头，也是怪不得事情会急转直下了。
周怀政眼见事情不妙，怕自己被追究，居然想出了一个胆大包天的主意：废皇后刘娥、奉真宗赵恒为太上皇，逼其禅位于太子赵桢，召寇准复相。
然而周怀政找错了合作伙伴，反被平日的好友杨崇勋、杨怀吉向丁谓告发了。丁谓立即换上便衣乘着妇人的车辆连夜联络党羽，次日便禀报了真宗。同时，当初寇准与朱能伪造“天书”一事也被丁谓揭发。真宗勃然大怒，恨不能立即要了寇准的命，幸亏李迪从中周旋，最后仅将他贬为相州知州（不过丁谓又擅改旨意，一个月后寇准便成了道州司马）。
为官做宰之人，权力倾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谁是谁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用夺取来的权力为百姓为国家效力。不幸的是，在这一场政治斗争中落败的寇准，才是一位忧国忧民的人物，而取得胜利的丁谓，却是完全不可与寇准同日而语。
而真宗到这个时候，也算是彻底地病糊涂了，已经到了言语错乱的程度。寇准远谪很久之后，他忽然对左右发问：“我很久没看见寇准了，他到哪儿去啦？”左右面面相觑，都不敢回答。而另一次的胡言乱语则把新相李迪给赔了进去。
一天会见辅臣的时候，真宗忽然发怒，说：“皇后越来越不象话了，昨天把妃嫔都唤到她那里去，不让任何一个亲近我，把我一个人丢在寝宫里。”李迪作为首辅大臣，再加上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