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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好玩。太有趣了！太好玩了！难怪鱼在河同志为了由不举手到举手，由举一只手到举两只手，（将来谁将会为我举出那一只手呢？）不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连陶小北和李小南那样的女孩子都不多去瞥一眼呢。就像那些“勤政”的皇帝。那些皇帝其实并不是不好色，而是没工夫去好色。那么多大臣等着他，这个拿着一本奏折，那个快马送来一份密报。这个跪着叩头苦谏——脑门子都磕破了；那个被拉出去斩首前哭喊着饶命——已身首异处了，还瞪着一双死鱼眼说：您怎么就把我砍了呢？我是忠于您的呀！一个人有了“斩首”权，他怎么会去好色呢！可惜现在很难享有这种斩首权了。若我鱼在河有这种权力，我哪有工夫陪陶小北去红海湖，有那点时间，我早坐到玻管局的“金銮殿”上，大喝一声：“把冯富强拉出去砍了！”甚至派两个捕快，星夜兼程赶到袁家沟，将袁长印那厮擒来，也一并推出午门。
或者为更快一点，干脆让小虎开奥迪车去，将袁长印、再捎带一个袁长鸣——袁长有就放一马吧。将这哥俩绑起来，嘴里塞一条毛巾扔后备箱里——那样都不需要推到哪儿斩首了，早将这哥俩在后备箱里捂死了。法医解剖后认定为：因窒息而亡。
与冯富强斗争激烈那一阶段，我真做过一个梦：我坐在金銮殿上，冯富强跪在下面，我龙眼一睁，断喝一声，他的脖子便变作一个血葫芦。可这家伙在猝然倒地前还喷了我一脸血。我脸上怎么全是血？以手一摸——梦醒了，心还在那儿怦怦跳着。
梦里也有真理呢！我砍冯富强时那么坦然，心里想：他流血与我何干？可一当这血喷我脸上，我立即从梦中惊醒——原来人都不害怕别人流血，只怕自己流血呢！这话反过来讲就是：你若想让别人害怕，那就设法让他流血！
因此我即使做了皇帝，也是一个勤政的皇帝，而不是一个好色的皇帝。至多匆匆上朝前，路过后花园摸摸那些女孩子的脸。这并不能证明我不好色，只是因为勤政与好色像熊掌与鱼一般，不可得兼也。
我现在已成为马方向局长的一只手，我当然会在马方向局长需要我举出这只手时，毫不犹豫地将手高高举起。只有现在将手举高，才能尽快寻觅到我的“第三只手”。玻管局谁将会是我的第三只手呢？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个有趣的问题。
马方向局长那天宣布我有“举手权”时语调斩截、不容置喙，口气里都能听出一些“铁腕”的味道来。原来马方向局长还是一个铁腕人物呢！
铁腕就是形容一个人手腕上很有劲儿。手腕上有劲儿说明这个人心上有劲儿。马方向局长心上和手上的“劲儿”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他头脑里固有的？当然不是！手腕若是电灯泡，权力就是电源和电流，电源接通，电流通过，灯泡就亮了！
我科长没做三天，板凳尚未坐热，便又升了一级（确切一点应是半级）。一夜之间由副科到正科到“准副处”。真应验了那句话：跟着马方向，我在玻管局有方向！
局里一些同志开玩笑，说我是《智取威虎山》里的侦察英雄杨子荣，戏称我为“九爷”。我在心里说，我若是“九爷”，那八位局领导不成“八大金刚”了吗？想到陶小北也成了一位“女金刚”，我不禁哑然。只是不知这妮子是否有那种“金刚不坏之身”——谁能“坏”她尊贵美妙的身子呢？如果我有一天做了皇帝，这妮子不知是否愿意欢天喜地跟我进宫？她当然是皇后啦！李小南只能做一个普通嫔妃——而且不能让她做“杨贵妃”。那谁做杨贵妃呢？首先体型得丰腴一些——那就是蓝天大酒店的商品部经理小柳柳如叶了！至于她姐柳如眉——打冷宫得了！至于一票，当然是和冯富强享受一样待遇——推出去斩首！
既已开始遐想了，就想个痛快吧。我若做了皇帝，首先要像市里的历次机构改革一样，以“精简人员”为目的，改革后宫体制。对一个勤政的皇帝来讲，没必要三宫六院、妻妾成群，闲置那么多“优势资源”和“固定资产”，有三个女人足矣！一个是陶小北，即皇后，端庄一些，尊贵一些，美丽一些；一个是柳如叶，册封贵妃。丰腴一些，性感一些，妩媚一些；再找一个年龄小一点的小妃子，二十一岁就差不多了，妖娆一些，调皮一些，娇纵一些。三人分工明确，“责、权、利”捆在一起。陶小北负责陪我上朝——有时即使退朝后也要去和她商量一些军国大事。柳如叶也得负责一方面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就是陪我上床。那个二十一岁有点淘气的小妃子，让她主要负责上头——必要时可允许她摸我的头。她摸我头时，我摸她那两个鸭梨。她因畏惧我例行公事地脱下衣服让我摸“鸭梨”，和她不畏惧我上我头时，我乘机摸她的鸭梨，其感觉还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死板一些，后者鲜活一些。就像死鱼和鲜鱼、蔫桃和鲜桃的区别一样。
以我目前的处境和我们国家现在的体制，要做一个皇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那就收起想像的翅膀，再回到玻管局现实的土地上来。在玻管局，我当然不甘于做一个九爷，我的理想是要做座山雕！而且现在我在玻管局的实际地位，也已不是九爷，而是二爷，我的实际权力仅在马方向局长之下。
这天马方向局长叫我到他办公室，推心置腹和我说话儿。首先谈到局里的财务问题。马局长让我汇报一下小金库里还有多少钱，我准确地说出一个数字：一百九十八万五千元。接下来，马局长和我谈了局里的人事问题。陶小北做总工程师后，空出一个工会主席位子，这个位子是由李小南做呢？还是冯富强去做？两人现在各有优势：冯富强是局工会副主席，接陶小北的工会主席，顺着呢。李小南是政秘科副科长，目前位置重要一些，况且工会主席和妇联主任一样，给人的感觉就应该由女同志去做。
我当时沉吟一下对马局长说：“这个问题老板你来拍板——”我这个“老板”的称谓是脱口而出的。我说出“老板”二字时，马方向的眉梢舒服地向上挑了一下，就像马的鬃毛兴奋地向上抖动一样，他显然十分受用。这一切都被我看在眼里，从此我开始称马局长为老板，并由于我的示范带头作用，局里的同志渐渐都开始称马方向为老板。若马方向下乡去了，有些同志手里拿着我签过字的报销单准备找局长签字时，便会互相询问：“局长——不，老板回来了吗？”得到的将是一个肯定的回答：“回来了”：“没有回来”：“不知道”。可你若问：“局长回来了吗？”被问者就会反问你：“哪个局长？”局里有那么多局长，你问哪个局长：陈奋远局长？余宏进局长？朱锋局长？——在行政机关，称呼副职从来不带前头那个“副”字。市里一个市长，那么多副市长，大家称呼他们却都是“张市长”、“李市长”、“王市长”。即使正市长姓王，其中一个副市长也姓王，大家也不喊“王副市长”。为以示区别，喊作“大王市长”，“二王市长”，再若还有一个姓王的副市长，则喊作“三王市长”。
去商店买鞋子，你当然应直接对售货员说：“给我买一双鞋！”只有脑子有问题那种人才会撇开售货员，问另一个顾客：“我可以买一双鞋吗？”这就不是买鞋，而是在搞笑了。我们玻管局的四十多个同志脑子反应快慢虽有所区别，但还没有如这个买鞋者一般纯粹的傻逼。所以某一天，大家突然像经过集体培训一样，都开始称马方向局长为老板。
那天老板问我由谁去接陶小北空出的那个位子时，我将“由老板来定”这句话说出去后
，又毕恭毕敬地对老板说：“我只负责具体操作，老板定作谁，我就去操作谁。”
我这里说的“操作”，就是指投票。老板定为李小南，我一操作，李小南在民意测验时票数就会领先。老板若定为冯富强，我同样有把握让他票数领先——虽然我内心里并不情愿。老板就是定做小虎或者小高，以及小胡或者小马，我也同样有办法让他们在投票时胜出！
“这个事情先放一放，待我考虑成熟再议吧。”老板对我这样说。接着他又说：“不过你现在就得开始考虑，李小南上去，谁做政秘科副科长？冯富强上去，谁做工会副主席？还有李小南空出的那个副主任科员，是让康凤莲去做呢？还是由小胡或者别的哪一个同志去做？小胡这个同志工作积极性蛮高的，年轻人有上进心总是好事嘛。总之这几个人选问题你现在就得开始琢磨。”
我真诚地望着老板说：“琢磨当然是我分内的事，但我只是替老板琢磨，替老板考虑，权当我是老板的第二副大脑，或者是第二双眼睛——老板你若是那种伯乐，我就配合你在咱们局里发现千里马。总之无论是哪个岗位需要提拔同志，我提参考意见，老板你拍板——你拍谁，我操作谁！”
我的这个“第二副大脑”、“第二双眼睛”的说法，将老板逗乐了。他用指头点着我说：“你这个鬼家伙，算我没有错看你！”
我当时嘴上那样和老板说，心里却在想：我的两只手早交给老板了，再将这副大脑和两只眼睛交给老板，那我不只剩下一副躯壳了吗？或者是骷髅？我现在这个角色也就是“躯壳”和“骷髅”。对老板来讲，我是一具躯壳，只为他行走；对局里其他人来讲，我则为骷髅，有时得将他们吓一吓。人就是这样，你不常吓唬着他，他倒可能过来吓唬你，甚至会像我心目中选中的那个调皮的小妃子那样——上你头呢！而对一个男性来讲，让别人上头远没有你去和别人上床那么快乐！小胡、小牛曾上过我头，现在他们敢吗？借一个胆给他们，他们也不敢！他们为什么不敢？就因为我变作了骷髅。相反我想上他们的头，他们会主动跪在我面前，甚至扶着我上呢！至于上去是拉屎还是撒尿，或者揪头发，那就得看我的兴致了。
那天在老板办公室，老板还和我研究了车辆购置问题。老板让我去省城给局里购买一辆吉普车。老板对我说：“我们局里现在几辆车都是小轿车，还没有一辆吉普车呢！”接着又说：“市里领导对我们新班子寄予厚望，我们应多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下基层总不能老是坐着小卧车，那样会脱离群众，也难以打开玻管工作新局面。买一辆吉普车，可以到农村去，在山路上跑来跑去。当年毛主席倡导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现在这些总是像泡沫一样浮在上面的机关干部，也有个新时期接受贫下中农——当然现在不叫贫下中农了，我的意思是说也有个接受人民群众再教育的问题！”
老板这样说时，我在心里寻思：莫非老板要买一辆那种四五万元钱的帆布篷北京吉普？那种车早淘汰了，据说厂家已不生产了，还不如买一辆“二一三”。那种新款“二一三”像陶小北一样，模样挺好看的。爬坡挺有劲儿，即使在沙土地里走，轰一下油门也就过去了。我正欲张嘴将我的建议讲出来，老板却吸了一口烟对我说：“我原考虑买一辆四缸或六缸日产三菱吉普，后来想干脆一步到位，买个八缸的算了！免得总是换来换去，八缸比六缸多出多少钱？”老板这样问我。
我当时没有心理准备，吓了一跳，但我很快镇定自若地回答老板：“八缸比六缸多十几万元，下来得六十多万元吧。”
“多十几万元就多十几万元吧，这事你近日去办。车接回来上户时按六缸上。别人问起来，就说是新款六缸车！不过局里也没有几个人懂得八缸与六缸的区别，这种高档车又不是满山遍野跑的羊，翻开尾巴盖儿瞧一瞧，就知道是羯羊还是母羊了。”
“这些请老板放心，我会一一办妥的。”我谦恭地笑着向老板点了一下头，后退了两步，然后才转身出门。一边向我办公室走，一边还在心里自嘲：这可真是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方向同志——这样的一辆“吉普车”，可是两辆甚至三辆红旗卧车的价钱呢！
40
1996年夏秋之交，惠风和畅，我去省城给局里买车。
在带哪个驾驶员的问题上，我动了一番脑筋，决定带小牛去。倒不是我喜欢这个家伙——我怎么会喜欢这样一个龌龊的家伙呢！我带他去是玩儿他呢！先给他找点欢喜，然后再给他添点难受。带哪个驾驶员接车，表明这辆新车将归哪个驾驶员开。我让这小子像娶媳妇似的高高兴兴将这辆新车接回来，当他正准备欢欢喜喜入洞房时，再一脚将他踹出去，并指着
鼻子骂他：还想做新郎官呢！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儿！那几句话怎么说：“俺们那里很穷，穿衣基本靠纺，致富基本靠抢，娶媳妇基本靠想”——让他蹲在门外一边哭泣一边“想”去吧！这小子是该好好想想了，要不到死都不知道怎么做人！
买车其实与买一袋方便面或一把牙刷没有什么区别。付钱，方便面或者牙刷就归你了。我和小牛来到省里的三菱汽车特约经销站，销售人员很热情，一听说买“八缸”，更热情，连经理都出来了。经理说：三天就有货，他们一批最新款式的八缸三菱车三天后就回来了，售价六十九万九千八百八十八元。经理说：“只是得让你们等三天！”经理脸上露着商业气息很浓的笑容，仿佛那六十多万块钱已贴在了他那张四喜丸子一样的胖脸上。他一边说，一边抱歉地向我摊摊手。
“三天就三天吧，又不是三年。”我对经理说。
我这句话把经理逗乐了，四喜丸子脸笑得更妩媚了，夸奖我：“老板您真幽默！”
我发现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四个字：表扬与批评。你让人家赚了钱，人家就会表扬你，多肉麻的话也能脱口而出。你挡了人家财路，人家就会批评你，再狠毒的话也敢往你脸上扔。经理称我为老板，这是此生第一次有人以这种称呼抬举我。正像我称马局长老板，马局长感到舒服一样，我当时心里也十分受用，像注射了一针吗啡，那种受用从针眼处漫溢开来。与“唱歌”也有类似之处，瞬间浑身通泰。“漫”出来的幸福“溢”到脸上，我的表情格外柔和，心情熨帖。
二十世纪最后几年，有两个词被中国人滥用。一个是老板，一个是小姐。你想恭维一个男人，就称他为老板。一个只放有一台电脑，一台复印机，只有一个打字员的巴掌大的门面，也有一个老板。你复印几份材料，复印一页算你三毛五分钱。你问：“能不能算三毛钱？”打字员就会对你讲：“我做不了主，得问我们老板！〃 骑摩的的人，只要见有人站马路边，就会殷勤地靠过来问：“老板您去哪儿？”装修房子，雇三轮车拉材料，付过运费后蹬车者笑着对你说：“老板，给五元钱太少了吧？”你一高兴，就会再给五元。就为他叫了你一声老板。
相反，你若想侮辱一个女人，就称她为小姐。小姐这种称谓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兴起时，起初并无贬意，反而有一种高贵之意。对女性的称呼由“同志”改为“小姐”，使女性普遍产生了一种性别被确认的感觉。那几年，从十七八岁的少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年城市妇女，都可称其为小姐。可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黄色娘子军一枝独秀，如蝗虫般铺天盖地而来，小姐在一夜之间成为妓女的代名词，称女性为小姐暗含着谑浪玩弄之意。紫雪某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南方来的客商在县招待所入住，出去办点事后，穿着那种背带裤兴冲冲地返回房间。楼层服务员是一个乖巧的女孩，拎着一串钥匙去开门。刚将钥匙捅进去，客人笑眯眯地对女孩说：“小姐请你帮我买两包香烟好不好啊？”服务员正欲转动锁眼儿，此时停下不转了，脸含怒意质问客人：“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客人大惑不解，按女孩要求将那句话一字不差重复了一遍。女孩生气地拔出钥匙，对客人说：“你母亲才是小姐！”然后跑过去伏在服务台，“呜呜呜”哭起来
用“目不暇接”这个词来形容二十世纪末中国人的心理感受，应该是恰当不过的。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时间，中国几乎一年一个变化：男人穿得越来越精神了，女人穿得越来越少了；人们走路的劲头越来越大了，眼里的茫然越来越多了。庸俗的词一夜之间变得高贵起来，比如老板；高贵的词一夜之间变得庸俗不堪，比如小姐。新的名词不断涌现，新的、精巧的商品不断出现在百货公司琳琅满目的货架上。我调入玻管局工作后，亲眼见证了中国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飞速变化。这十年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前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累积起来的发展速度。五六十年代，在广大农村，中国人只知道在门洞里哇哇叫的那个东西叫喇叭，噪音有时候比“正音”大。即使在城市，也只见识过可以拿在手里拔出一根天线听的那样一个小盒子，这个小盒子叫半导体收音机。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我们紫雪市才有了第一台电视机。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拥有一台十八英寸的大彩电也会令某一个家庭自豪。直到1986年前，紫雪市还只有那种“摇把子”电话，从市委、市政府的值班室往县里尤其是乡镇挂个电话，比现在往美国打个电话要困难得多。我们阎局长召开局务会时，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哪个轻哪个重，请同志们掂量掂量！”如果阎局长问我这个问题，我就会想起我在袁家沟中学时使劲摇那台老式摇把电话的情景：电话未被邮局接上，就轻，越摇越轻；电话被邮局接上，就重，越摇越重。我现在都弄不明白，邮局在那台黑色电话机里施了什么“魔法”。电话一接上，就好像一辆汽车后面突然被挂上了一节火车皮，怎么拉都拉不动——电话摇到最后，差不多得咬牙切齿使出吃奶的劲儿。那时我和柳如眉谈恋爱，我们谈了五年恋爱，我摇了五年这台电话。谈恋爱本来是一件“甜”的事情，可我现在回想起来却只有“酸”的感觉——摇电话摇得胳膊酸。
所以阎水拍局长若问我“哪个轻哪个重”时，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