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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那天我发言时故意前言不搭后语，甚至将“一二三四”说成“一三二四”或“一四二三”，显出思维混乱条理不清。我在室里负责政务工作，是一个重要岗位。局长和副局长大都是从这个岗位提拔上去的，局里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呢！据说这次调我到局里来专门负责起草会议材料，是阎水拍局长一手定的，其他几位局领导并不同意，认为局里别的科室还有几个文字水平不错的同志，选一个调整过来就行了，何必专为此调一个人进来呢？但阎局长坚持要调我进来。因为局里那几个同志写的材料，阎局长看不上：“就事论事，没有高度。”阎局长这样评价他们写的材料。阎局长年轻时也是“搞材料”出身，据说当年是市政府系统有名的“笔杆子”。阎局长对别人说：“搞材料关键是一个‘高’字，一入手就要站得高，高屋建瓴、高以致远嘛！”阎局长说起“搞材料”，话语间就有一种稔熟感，仿佛“材料”曾是他的一任妻子，就像王映霞之于郁达夫，陆小曼之于徐志摩一样，曾陪他们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在研究调我进来的局务会上，阎局长对几位副职说：“新来的市委书记为啥对我局工作留下不好印象？就是因为那份材料没有站到一定高度！”说到这里，他停下来瞥了余宏进副局长一眼，仿佛余宏进副局长就是那份没有“高度”的“材料”。点燃一支烟接着再说时，阎局长的语气就有点气咻咻的，他说：“那份汇报材料像什么？像一本流水账！市委书记又不是账房先生！市委书记就是市委书记，站得比我们更高！我们若在六楼，书记就在十楼、或者十二楼；我们若到十楼、十二楼，书记就到十六楼、十八楼去了！”
阎水拍局长想起一份材料毁了他前程的事就窝火，好端端吃了一个窝心脚！当时市政协空出一个副主席位子，市里准备在阎水拍局长和另外一位老资格局长中间选一个报上去。阎水拍局长当时五十三岁，再上一个硬台阶（指担任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已无指望，只能上一个软台阶（指任人大、政协的副职）。而且软台阶也只有这一次机会。新来的市委书记是一个不按部就班的书记，上任第二天就一个人悄悄去察访环境卫生，随即就以城市“脏、乱、差”为由免了城建局长的职。那段时间市里的局长们个个捏着一把汗。这天书记突然要玻管局两个小时后当面向他汇报工作。偏偏阎局长头一天到某县下乡去了。接到市委办公室通知是中午吃饭时间，赵有才主任哪敢怠慢，嘴里噙着一口饭就给阎水拍局长打电话。那天中午县里领导为阎局长接风，大家刚坐到席位上，阎水拍局长接到了赵有才主任电话，饭没来得及吃，向县领导说声对不起便匆匆往市里赶。可从这个县到市里最快也得三个小时，小虎都将桑塔纳车开到一百四十码了，阎局长还嫌慢。结果还是慢了：阎局长赶到市委，汇报刚结束，局里的二把手余宏进副局长手里捏着一份汇报材料正从市委楼里出来。阎局长将那份汇报材料看完便暗暗叫苦。果然第二天市委大院便传出新来的市委书记对玻管局工作不满意的说法。市政府别的局一些干部甚至说，市委书记指着鼻子将阎水拍那个老家伙训斥了一顿，老家伙从市委楼里出来时，脑门子上全是汗。阎水拍局长那天脑门儿上是有汗珠，但那是赶路急热出来的，却不是被书记“训”出来的。
这件事过后不久，那个市政协副主席的名额就报省里去了。报得当然不是阎水拍局长。据说常委会上大多数人开始倾向报阎水拍局长，但新来的市委书记皱皱眉头，讲了他的意见，大多数人便又都附和市委书记的意见。开常委会仿佛像夫妻俩去商店选购某件电器——书记是极有权威、说一不二的丈夫，常委们只是一群妻子——妻子说这个牌子的电器质量好，丈夫皱皱眉头，说还是那个牌子质量好。温顺的妻子便小鸟依人般地同意买丈夫所说那个牌子的电器。
阎水拍局长此生即与“地厅级干部”这个台阶诀别，只能再干几年到五十七岁时，在“县处级”这个台阶上退居二线。这件事成为阎局长心头的一个隐痛，因此对平时就不怎么看重的余宏进副局长更多了一番成见。第一次给领导汇报工作，有点像一个装扮一新的娇羞的新娘蒙着盖头去让新郎揭。领导就是新郎，汇报材料就是新娘的脸，看上看不上全在揭起盖头那一瞬间。你这个余宏进是怎么搞的？我阎水拍做了政协副主席，兴许你余宏进还有两天局长当。现在？想当局长？做梦去吧你！
阎局长心里这样一发狠，余宏进副局长此生头上那个“副”字就很难去掉了。就像一个男人，从结婚那天起就盘算和妻子离婚，可直到咽气那天还没有离成。
因此局务会上研究调我到局里工作，有几个副职持不同意见时，阎局长很不高兴，他当时不耐烦地打断一个副职的话说：“就这样定了！”随即他又转向赵有才主任说：“有才你明天就发调令，将鱼在河同志调过来！”
我就像一件挂在商店里的衣服，阎水拍局长一句话，这件衣服便被挪到市玻管局这个“衣架”上来了。
后来我对玻管局几位领导熟悉之后，发现他们和阎水拍局长之间的关系有趣得很，尤其是召开局务会的时候。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阎水拍局长总是让大家先讲意见。几个副职便唧唧喳喳讲半天。就像一窝小雀，在雀妈妈觅食归来前饿得喊作一团；或者像一个在乡间走街串巷说书唱戏的草台班子，吹拉弹唱各显其能。其中有一个最来劲儿：腿上绑着沙袋，一边在脚下使劲蹬，一边微闭着眼睛摇头晃脑敲打着琴盘。可最后决定任何问题，都得阎局长出来重重地敲那一下。阎局长一槌下去，问题决定了，曲终人散，台上台下顿时鸦雀无声。
从到局里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有如履薄冰之感。我调入局里工作之前，阎局长对我的“笔头子”赞许不已已风闻全局。若我“嘴头子”再好一些，必遭人记恨！因此我必须一开始就表现出我的不足：口才不好，甚至略微有点口吃（当然不注意听又听不出来，只是偶尔有点），书生气十足，有时显出呆板木讷，别人讲个笑话半天反应不过来，理事能力也差一些。果然那天我第一次亮相便达到了预期目的。开完我和大家的见面会后，我有点内急，急忙跑出去蹲到了卫生间。一会儿，小牛、小马和小胡进来撒尿，他们一边撒尿一边议论我。一个说：“这个鱼在河是个书呆子！”一个说：“讲两句话连个条理也没有，和赵主任的口才差得远，正说吃米突然就说吃面去了！”另一个说：“还是个结巴，虽然不很明显，可细心听还是能听出来。”一个又说：“见了女人还脸红，一下午看都不敢看陶小北和李小南那两个小妖精。”一个又调笑另一个说：“也许人家鱼在河真是那种目不斜视、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不像你，两个眼珠子像钉子，恨不得钉那俩美人脸上去！会开好没开好不知道，眼福是饱了！”另一个回答说：“这你不懂，饱眼福是一回事，关键是看得多了，她们就有感应，就会发热，兴许哪一天会主动用眼神撩拨你呢！”一个又说：“还撩拨呢！做梦娶媳妇——想得美！等你哪一天当了局长看人家会不会撩拨你！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吗？一男对一女说：我能追求到你吗？女笑着指指桌上的电话按键。男大喜，说：只要我不停地‘重拨’？女摇摇头说：不是重拨，是免提！”
最后不知谁又说了一句脏话，几个人笑作一团。当时他们站成一排冲尿池撒尿，我从卫生间小门的缝隙间恰好看见几人裤脚渐次抖动着，嘻嘻哈哈说笑着离开。直到出了门，还听见一个对另一个说：“不过男人追女人，‘重拨’还真起作用！我追我老婆时就靠的这一手，要不早没戏了！”
另一个说：“那你从今天开始，试着重拨陶小北，看能不能拨通？只怕拨到胡子白了，听到的还是忙音！”
《背叛》吴言
第三章
那天在卫生间最后听到的那句话，让我怦然心动，想了许久。真是一句有意味的话！那天下午直至回到家，柳如眉将饭碗塞我手中，我还在寻思这句话。我不由得在心里想：假若我要去“拨”陶小北，能拨通吗？
如果我要去“拨”陶小北，我就拨一生！即使最终听到的仍是忙音，也不遗憾。一个人一生中，重要的不是拨或者不拨，而是能否找到一个值得一生去拨的对象。找不到是不幸，找到了呢？
那种“第六感觉”告诉我，我找到了！可我能去拨她吗——我不能！对我来讲，只有一心一意跟着阎水拍老头儿在玻管局干革命，才是幸运！或者干脆就是幸福！我那天在办公室向阎水拍局长表白心迹时，其实完全可以不用“幸运”这个词来过渡，而是直接表达为幸福——难道置身于玻管局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里，不是一种幸福吗？也许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关键看你如何理解幸福二字的含义。对我来讲，每天在阎水拍老局长领导下，和赵有才、冯富强、陶小北、李小南、康凤莲这样一些同志共同为我市的玻管事业而努力、而奋斗，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正如爱情，你若爱上一个人，就是她的缺点也会被你喜欢，比如陶小北。如果玻管局就是陶小北呢？我完全可以将阎水拍老头儿想像成不过是陶小北长长的颈项上的一个小小的斑点，或者修长的身体某个部位的一颗黑痣，那我怎么会不喜欢这个可爱的“斑点”或“黑痣”呢？
是的，对我来讲，玻管局就是陶小北，我要全副身心去爱她！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玻管局，我来了！
《背叛》吴言
第四章
我调到局里来的时候，已经三十一岁，这个年龄才在行政机关起步，已经没有优势。
我从北方大学毕业后，原想分配到紫雪市委或市政府工作。当时首选的是市委办公室和市委组织部，其次是市政府办公室或者计划委员会，当然分配到经济贸易委员会也行。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市里还有一个玻管局。那时市政府的工作部门，就是计委和经委声名在外，这两个部门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刚刚在农村开始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不再像六七十年代那样饿得眼睛发绿，一手拖着衣衫褴褛的孩子，一手端一只搪瓷碗到处讨吃要饭。但城市改革尚未开始，市场经济这样的提法远未在报刊上出现。政府靠“计委”、“经委”这样的部门牢牢掌握着手中的权力。有一段时间，这两个部门几乎到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程度。那时包括交通局这样的部门也归经委管。当然那时候的交通局可没现在牛逼，还像个粗使丫头，在市政府这个“大户人家”里根本走不到台前来，只负责洗碗和擦地板。交通局“吃香”是在“九五”期间，那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每年投入几十亿元修公路，像交通局这样的部门一下“牛”了起来，成为市政府最要害的局。这是后话。我毕业分配时刚刚进入“六五”，最牛的不是交通局，而是计委和经委。我发现无论计委、经委、交通局，还是我们玻管局，都有点像民国初年的遗老遗少，谁要强行剪掉他们头上的辫子，他们会一头撞死。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紫雪市的六次机构改革为啥都是先硬后软、不了了之？就是因为机构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剪掉党政部门一些多余的辫子。你拿剪刀剪计委，计委不让剪；剪经委，经委不让剪；剪交通局玻管局，交通局玻管局也不让剪。硬要去剪，说不准这些部门就会像前清遗老一样护着辫子以死抗争。或者就像尤三姐，那样烈的性子谁敢去碰她！于是就不敢碰了，操剪刀的手缩回去了。经过六次机构改革，市上的“辫子”越剪越多。比如经委，就下属重工局、轻工局、化工局、纺织局，包括我们玻管局，当时称“一委五局”。后来我们这里发现了一些铜矿资源，又成立了一个铜管局，叫“一委六局”。后来乡镇企业露出一些好的发展势头，成立乡企局，叫“一委七局”。又后来有一个名叫“紫雪市东方炸药厂”的全市最大的乡镇企业发生了特大爆炸事故，死亡人数近百——轰隆一声震天响，九十八人上天堂。安全生产于是被提上议事日程，赶快又成立安监局，隶属经委系统，称“一委八局”。“一委八局”时期是经委系统的鼎盛时期，当时的经委主任被称作“二市长”，与紫雪市真正的市长形成对垒之势，紫雪市市长被称作“大市长”。
如果说当时的经委、计委一类部门是一个极有权威的丈夫，包括我们玻管局在内的这些局就是它的一群姨太太。或者说，如果经委、计委是一把考究的茶壶，我们这些局就是摆在茶盘里、围绕在这把茶壶周围的一群茶杯。学贯中西的辜鸿铭老先生就有一个观点，这个有趣的老头赞成一夫多妻制，他用以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就是：一个茶壶都有几个茶杯！
好在我们紫雪市不生产茶壶，如果要有几个茶壶生产厂家，经委系统又会多出一个局——叫“茶管局”或“壶管局”——那就成“一委九局”了。
我调到玻管局工作后，经历了六次机构改革中的其中两次。总的感觉是机构和部门越改越多，像蚂蚁一样在市政府大楼里爬来爬去。大楼里装不下这么多部门，有些部门就设在外边，每个部门单独修一座办公楼。市政府就有“内设部门”和“外设部门”之分。若市政府是贾琏，内设部门就是王熙凤，像我们玻管局这样的外设部门就是尤二姐。
其实我也认为“辫子”还是不要剪掉为好。若六次机构改革中的某一次将玻管局剪掉，我调到哪里去工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大学刚毕业时，我只是一根毛发，当时十分渴望“附”到某一张“皮”上去，但却怎么也附不上去。不说计委、经委这样炙手可热的部门，就连“壶管局”也拒我于门外。对一个无权无势出身农家的年轻人来说，当时要分配到“壶管局”一类部门工作，真是比登天还难。我的父亲母亲均不认识方块汉字，他们一生都像钱钟书先生晚年那样足不出户，从未离开过我出生的那个偏远的小山村。钱先生足不出户是为著书立说、启迪后人，我父亲母亲足不出户是因为他们没钱买车票，且一旦进入县城以上的“大城市”就辨不清东南西北。他们一生就像抗战末期的日本鬼子龟缩在炮楼里一样缩在我们村里。他们虽然生性胆小怕事却一生饱受欺凌。我们村只有“袁”、“鱼”两姓，袁姓是大姓，鱼姓是小姓。姓袁的想在我们姓鱼的头上拉屎就拉屎，撒尿就撒尿。我父亲母亲不认识任何职位的领导干部，他们认识的最大的一位领导干部就是我们村那位姓袁的支部书记，在我的分配问题上父亲母亲不可能给我帮上一点忙。
我们班四十五个同学中，我的分配结果最差。其他同学有分到省委、省政府的，还有一个一下跑到了国务院。而我却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样，拿着写得工工整整的简历和自荐信以及大学期间所获“三好学生”证书，在紫雪市委、市政府的楼道里窜来窜去，最后却像一颗皮球一样，不知被谁踹了一脚，骨碌碌滚回了四年前走出的那条山沟。那条沟叫袁家沟。
当我背着一个铺盖卷，像一个逃荒的难民一样走在我们袁家沟的乡间小路上，根本没有像当时流行的那首歌里唱的：“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恰恰相反，我当时心中的那种酸楚、痛苦和愤恨一点也没有随晚风飘散，反而在晚风中越聚集越强烈。一想到在国务院上班的那个同学，我就羞愧难当，恨不能将脑袋像鸡巴一样塞裤裆里去！悲愤交集的我，就这样在那所像婊子一样破败的袁家沟中学一呆就是十年，一直从六五初期呆到八五初年
应该说我算是一个比较有志向的年轻人，并没有在生活的打击面前沉沦下去，反而有一种愈挫愈奋的劲头。当时正是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一炮打响的时候。《人生》当然是好小说，路遥也是我十分景仰的当代作家。我对《人生》开篇引用另一名作家柳青的那句属于“格言”范畴的话亦深有同感。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我大学毕业时像一袋垃圾一样被扔到袁家沟中学，就是这紧要处“几步”中的其中一步。不过后来当我人生阅历更丰富之后，我发现“紧要处”何止几步！人生的每一步都很紧要！比如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等高官，年轻时也是一些有志青年，并且“紧要处”的几步也走得不差，可年老时却一步闪失，跌入了深渊。
我分配到袁家沟中学教书时，虽没有随波逐流沉沦下去，但还是有一些悲观思想的。学校毕业叫“踏入社会”。“社会”是什么？社会只是一个黑洞，一个巨大而空旷的黑洞。踏入社会就是踏入黑洞，一步稍有闪失，就会碰在坚硬的岩壁上，让你头破血流。《围城》里那个好高骛远的方鸿渐，从国外留学归来，在那艘法国邮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