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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有没有听说一个小时前刚刚发生的事情，加沙地带一名怀孕的定居者带着4个孩子开车前往耶路撒冷投票，在定居者公路上遭到巴勒斯坦枪手伏击，5人全部被打死。
“就算遭到袭击定居者也不能后退，”她目光进逼，“否则恐怖分子就得逞了。”
五
耶路撒冷的出租车司机喜欢同外国人聊局势，但千万小心，弄清楚司机是犹太人还是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再开口。相貌、穿着当然可以作为分辨身份的依据，还有车内摆设，犹太人往往会插上一面小型以色列国旗或美国国旗。阿拉伯司机却没有明显标志，不象其它巴勒斯坦城市的司机，放一本《古兰经》在挡风玻璃后面。“犹太人不喜欢打我们的车子，”一个阿拉伯司机告诉我，“一来觉得不安全，二来他们要把钱留给犹太人赚。”
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工种相同的阿拉伯和犹太司机，面貌不一定有明显界限，再碰上车内什么小摆设都没有的，我就不得不使出“绝招”问名字。
懂得阿拉伯语的缘故，我往往一听名字就能判断对方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但是这次，对方含含糊糊地说叫“阿什”，一个从没听说过的名字。“阿什”问我：“谁是巴以冲突中的麻烦制造者？”我谨慎地批评并同情双方，最后他还是急了：“相信我，如果巴勒斯坦人有飞机坦克，不会来搞自杀爆炸！”我突然明白，他的名字应该是“阿什拉夫”，典型的阿拉伯名字。
2003年9月13日，《奥斯陆协议》签订10周年纪念日。以色列右派报纸《耶路撒冷邮报》登了一个整版的手势：大拇指朝下，意思是《奥斯陆协议》完蛋吧。犹太司机摩西指着我手里的报纸说，犹太人打仗总是赢，和谈就不行，“你看，拉宾跟他们一谈，什么坏事都来了……”
还有一个犹太司机，说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是个疯子，给巴勒斯坦人那么多；阿拉法特
也是个疯子，因为他居然没接受。他说沙龙好，如果他是沙龙，手段更强硬，几天之内把巴勒斯坦人杀光，解决问题。我想争辩几句，但他那时双手已经脱开方向盘，回过头跟坐在后排的我说话。同车的国际台驻耶路撒冷记者陈庄说：“千万别再惹他了。”到达目的地前最后一个路口，司机问我：“向左以色列，向右巴勒斯坦，你到底往哪边拐？”
六
以色列“黑衣女人”组织每星期五在耶路撒冷街头举行示威活动，抗议当局占领巴勒斯坦城市。
那天，耶路撒冷法国广场上，稀稀拉拉站了十几个人，并非完全黑色打扮，有人帽子是花的，T恤是深蓝色。也并非全是女人，还有一个随女友加入的“黑衣男人”。她们都举着黑色手型大纸板，上面用白漆喷着“停止占领”。
一个老太太见我开口问她什么，就指指耳朵，意思是“耳背”。她拉来另一个老太太翻译，那老太太85岁半，耳背的那位已经90岁。85岁半的说，她相信，一旦以色列结束对巴勒斯坦城市的占领，巴勒斯坦人也会停止自杀袭击。
法国广场上车来车往，无人多看她们一眼。2002年12月20日美国明星简·方达参加“黑衣妇女”活动，冒着倾盆大雨在以色列总理沙龙住所门前站立10多分钟，呼吁立即停止占领巴勒斯坦土地。沙龙没有开门。
伊扎克不是真名，出于安全考虑，我就用这个名字称呼他吧。
第一次见伊扎克，在美丽的死海边，车开得飞快，伊扎克一路放歌。不唱的时候，他说，“你看，4个小时，就可以把以色列从南到北跑遍，为什么不让我们生存？”
银色月光下，朋友们的吉它声中，有着皮尔斯·布鲁斯南一般面孔的伊扎克说，他曾经
在加沙地带当“特种兵”，任务是晚上闯到巴勒斯坦人家里“那人还在床上，我拿照片一对，是他，梆，一枪打死了……”
如果不能确定对方是照片上的人，他就放弃暗杀；如果遭遇猛烈抵抗也放弃，便转向大部队求援。伊扎克打死过8至10个“恐怖分子”，“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死了，反正中了我的枪。”
“加沙，我熟，”伊扎克驾驶技术出众，一旦“生擒”目标人物，他还负责押送至以色列监狱。沿途有时看到国际红十字会车辆，“那是给‘恐怖分子’送吃的，”他说，“达到牢房时，我又饿又累，被捕的巴勒斯坦人却马上得到红十字会食品，还是热的！”
就这样认识了伊扎克。他刚服完兵役，正在找工作。“当兵前，我开了两间快餐店，生意不错……现在开不下去了，经济不景气，”
大概因为共同的“加沙工作经历”，伊扎克常常打电话来问候。几个星期后，他告诉我在一个叫“谢赫姆”的地方找到工作，至于工作内容，暂时保密。
“谢赫姆？”这个地名有些陌生。站在英文版地图前搜索，我发现约旦河西岸有个叫“谢赫姆”的城市，而在阿拉伯文版地图上，对应的位置赫然写着“纳布卢斯”。犹太人定居点！我瞬间明白，伊扎克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定居点，所以才会有不同名称。纳布卢斯是西岸流血冲突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他为什么在那里工作？
几次电话交谈之后，得知伊扎克和一些“正统犹太教徒”住在一个区域，进入工作地点，有“军车开道”。我确信，那是地地道道的定居点。
一天伊扎克又来电话，一开口居然跟我讲阿拉伯语。“哈哈，我正在学习阿拉伯语……”他终于承认，自己又当起了特种兵，月薪8000谢克尔（大约相当于1万6千元人民币），“有机会给你看我化妆成阿拉伯人的照片，我们的化妆师很棒……”无论西岸还是加沙，犹太人定居点内都有驻军，保护定居者安全，军队士兵数目大大超过定居者人数。而执行地面“定点清除”或抓捕任务，就靠特种兵了。
接下来，伊扎克居然打扮成阿拉伯人进入清真寺！“这是一个测试，看我们混在阿拉伯人中间有什么反应，”伊扎克说，他这次表现不是很好，有点紧张。
伊扎克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特种兵考试，准备正式执行任务。“我天天看新闻，不想看到你的名字，”我说。
“即使我被打死，你也看不到我的名字，”他说，特种兵到死都不会公开身份。入伍时，他们就向军队递上一份亲友名单及联系方式，一旦牺牲，军队负责通知名单上的人。
2003年年初，我外出返回以色列，在本·古里安机场入境窗口前等候。旁边窗口已经换了好几个人，我这里还是没有放行。玻璃窗背后，工作人员盯着我看了半天，打了好几个电话，最后，来了个女警察，把我带到入境处背后的一间办公室。
“坐下，等着，”她命令。“为什么？”无论我如何微笑或义正词严地要求解释，办公室里谈笑风生的女警察们只扔过来两个单词：“别问！坐下！”
一小时过去了，我已经没力气再问什么，从包里抽出一本《天才米开朗基罗》看起来。“你好，我叫基拉德，有些问题需要问你，请跟我来，”抬头，面前是个黄衬衣、咖啡色领带，圆头圆脑的中年男子，腋下夹着公文包，一男一女两名助手分立两厢。我什么都没说，站起身来。“米开朗基罗？啊，他的确是个天才，不是吗？”基拉德的眼睛已经开始工作，还千方百计逗我说话。
转了几个弯，走过一道狭长的走廊，在一扇门前立住。基拉德拿起脖子上的磁卡，在门边的电子仪器上扫了一下，门开了。一连穿过三道这样的门，终于进入一间不到两平方米的屋子。基拉德魁梧的身躯在小桌子背后落座，我在他对面，助手们坐在我左手边，形成“半包围”结构。
桌上，白炽灯照得一块铁牌闪闪发光：以色列国防部。此时看来，该翻译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问讯开始。基拉德的语速时快时慢，忽而又将问过的问题再问一遍，忽而又用希伯莱语同助手说上几句。他眼神犀利，或者说刻意犀利，试图射穿我脑子里的杂念。
多久去一次加沙？多久去西岸？为什么去加沙去得比去西岸勤？去西岸见谁？我答“阿拉法特”，但是没有人笑。
跟巴勒斯坦军事组织有联系吗？答“采访过亚辛”。基拉德低头作不屑状“别的呢？”
唯一让他们发笑的，是我一个月前没有通过以色列汽车驾驶执照考试。
我的手机响了好几次，机场外接我的朋友不耐烦了。另外，我的行李还在传送带上。
“认识以色列朋友吗？服过兵役的？警察？”大概是“国防部”铁牌起了作用，我马上想到伊扎克。“电话号码？”没想到，基拉德要了号码之后，立即拨通伊扎克的电话。他们俩用希伯莱语说了一通，基拉德把手机递给我，“他要跟你讲话。”
“怎么啦？”伊扎克笑着问。基拉德目不转睛直视着我，我不得不轻描淡写说：“他们要问些问题。”“不让你入境吗？”“已经两个小时了，我有朋友在机场外面等……”“嗯，我帮你找个人……”在我连连点头、挂掉电话之后，基拉德立即跟进：“伊扎克说什么？”
几分钟后，基拉德的手机响起来。他犀利的眼神突然收敛，几乎弯下腰去对着听筒，“
好，好，好……”收起电话，基拉德瞪了我一眼，“伊扎克比你想象得厉害多了！现在，‘这个人’让我赶紧结束问题，我不得不照办……”“谁？”“一个职位非常非常非常……高的人，你不要问了，”基拉德一口气说了几个“非常”，满脸沮丧。
他不再问话，向我亮出“底牌”：只有记者可以自由往来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他担心有巴勒斯坦人利用我携带东西，其中可能混有武器，或者其它足以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的东西。我告诉他，不是没有人提出过传递东西的请求，但我连一张纸都没带过，因为“我有我的原则”。显然，这个回答令他满意。“保持你的原则，”说完这句话，基拉德起身送行。
走出一道又一道门，终于看见我的两只行李箱孤零零躺在传送带上。
伊扎克很高兴我终于入境，但是他至今都没有告诉我，打电话给基拉德的到底是谁。
“扫里，扫里”是以色列犹太人萨拉模仿阿拉伯人说英语“对不起sorry”的口音。那天，她做了个恶梦：欧洲旅游途中，一个阿拉伯人突然跳下汽车，用报纸卷成筒，猛打站在路边的她，嘴里喊着：“扫里，扫里”。
在梦以外的真实里，萨拉对阿拉伯人充满“恐惧”。“走进那家超市，伙计过来跟我讲丹麦语，我用英语回答‘听不懂’……但我突然发现那个伙计和店主都是阿拉伯人，偌大一
个超市，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一次晚饭，她讲起在丹麦的经历，“我往冰柜那里走，紧张极了……他们听见我讲英语，一定会接着问，‘你是哪国人’？”果然，付款时，那两个阿拉伯人问，“小姐，你是哪国人啊？”萨拉眼睛不敢正视他们，含混地说了句“English（英国人）”。结果对方说：“Indian（印度人）？印度人好……”
听故事的人哄笑起来。对我来说，这不是第一次听萨拉讲“恐阿”（恐惧阿拉伯人）故事了。
萨拉曾经在以色列“工人热线”工作，接听外国劳工投诉电话，用法律手段帮助他们讨回合法权益。她说自己与许多阿拉伯人打过交道，有求助于她的工人，有希伯莱大学的同学，“但没有朋友，”她最怕与阿拉伯人谈论时事。
萨拉28岁了，从没去过约旦河西岸或加沙地带。“我对那些地方非常好奇，想看看巴勒斯坦人怎样生活，”她说，“但是我的两个朋友在希伯伦被打死……”萨拉不敢涉足巴勒斯坦城市，她的两个来自美国的犹太人朋友，在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遭当地导游“出卖”，被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打死。我建议她裹上头巾、坐在我的车里去。“可是，如果有人讲一句希伯莱语，我会下意识看他，这样就暴露了身份……”“即使戴头巾，他们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我是犹太人；就象我走在耶路撒冷街头，一眼就能分出谁是阿拉伯人，谁是犹太人；只有在大学里，我们的打扮差不多，那是唯一可以叫我忘记身份的地方……”她顾虑重重。
萨拉对阿拉伯人的排斥和恐惧，会到令我发笑的程度。一次，我从加沙的固定电话而非通常使用的以色列手机给她打电话，她万分惊恐地问：“你从加沙给以色列人打电话，不会有哈马斯突然闯进来吗？”萨拉那时候的男友也是一名经常往加沙跑的外国记者，她一再要我发誓，不能向任何巴勒斯坦人透露那名记者的女友是“犹太人”。
尽管“恐阿”，萨拉是所有在以色列的中国朋友公认、对待巴以问题态度最温和的以色列人。
那天，萨拉请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中国朋友、两个以色列朋友一起吃晚饭。茶余饭后，免不了“谈国事”。以色列人伊兰认为，“巴勒斯坦国”不可以是两个区域，把以色列夹在中间，“他们只能挑选其中一块，当然是大的那块，西岸……”“那么加沙人怎么办？”萨拉打断他。“既然我们已经没有土地可以让，我们的邻居、比如埃及，应该帮忙……”伊兰说。“阿拉伯人曾经要把我们赶进大海，现在我们‘夹在中间’总比进大海好吧，”这是萨拉的观点。
接着，我们三个中国人看三个犹太人争执起来。伊兰说：“巴勒斯坦已经有了国，那就是约旦，70％的约旦公民都是巴勒斯坦人……”他的女友达芙纳抢过话头说：“不，约旦之所以有这么多巴勒斯坦人，因为他们被我们赶到那里，是难民……”“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是被我们赶走的？”伊兰瞥了达芙纳一眼说，“‘巴勒斯坦’这个称谓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萨拉连忙解释：“过去巴勒斯坦是奥斯曼土耳其的一部分，后来……”
三个中国人的眼睛随着三个犹太人的“交锋”转动，我默默回味着“夹在中间总比进大海好”的含义。
看到我在加沙拍摄的一张照片：巴勒斯坦孩子没有什么游乐场，只能坐坐当地铁匠打造的铁摇椅，萨拉说“心都快碎了”。伊兰也感慨冲突对双方经济的影响：“冲突爆发前，以色列的社会治安非常好，但是今天，大家都穷了，再加上外来移民等因素，治安差多了，偷车的多起来……”说到这里，他忽然笑起来：“一个当兵的朋友，开着坦克去巴勒斯坦城市杰宁执行任务，突然看到自己的吉普车停在那里，他跳下坦克过去开车，招呼同事把坦克开走，自己开车先走一步……”他的吉普车遭窃，还被卖到杰宁！
“走，喝咖啡去！”“走，去酒吧！”萨拉往往不由分说，拉我去那些需要“冒生命危险的地方”。边读研究生边打工的她，没有钱可以节余，却不会省去喝咖啡、喝热红酒的部分。我问，你不敢去巴勒斯坦城市，倒敢天天泡酒吧，两者都是你可以选择的事情啊。萨拉痛快地说：“酒吧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巴勒斯坦城市不是。”
2003年12月8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与政府在开罗的停火会谈破裂，这可能成为“人体炸弹”行动的导火线。萨拉毫不在意，坚持要去酒吧。我把300多米长的酒吧街从头至尾、来回来去检查几遍，确认放进什么疯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之后，勉强同意。“如果你感觉不好，告诉我，我也不想那么倒霉，”萨拉说。
有家酒吧新开张，萨拉蠢蠢欲动，被我死死拽住。“看看那个门卫手里的冲锋枪，”我说，“别的保安只用手枪。”没有保安不行；保安太严，枪太大，也叫我害怕。
大多数以色列人对自杀爆炸的恐惧，并不如外界想象得严重。餐馆、酒吧，生意不比过去，主要是因为2000年9月底巴以流血冲突爆发以后，外国游客骤减。普通以色列人的生活仍然在继续，他们普遍认为遭遇自杀袭击的机率小于车祸，每年以色列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高于自杀爆炸死难者。另外，“习以为常”也是人们忽视自杀爆炸的原因之一，“咖啡馆、酒吧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萨拉的说法正是大多数以色列人所想。
2004年3月22日亚辛遇刺后，萨拉着实紧张了一阵，酒吧去得少了。“自从耶路撒冷发生阿拉伯人行刺过路人、替亚辛复仇的事件，我越来越害怕，”MSN上碰到萨拉，她说这些天如果天色已晚，一定会找个男士陪她回家，“不过遇袭的那个人，最后被发现是个以色列阿拉伯人……哈哈，”她写到。
一个人就是一扇门。结识一个人，看到门后的一片世界。因为德维，我觉得自己与耶路撒冷老城之间有了更深的联系。
德维来自宗教气氛较浓的家庭，他却只在汽车里放一顶犹太小圆帽，“见到我爸的时候得戴上，”他说。德维的父亲是个满脸胡子、一身黑衣的拉比。
父亲参加过1967年中东战争。当时，他和6名战友遭到伏击，只有他一人侥幸生还。战争结束时，以色列从约旦手中夺回耶路撒冷老城，从此犹太人又可以在哭墙前祷告。
战场归来，父亲的宗教情结浓重起来，非要在耶路撒冷老城买房。经商多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在老城犹太区住下，还取得了拉比资格。“你知道老城的房子多少钱吗，我父亲买的时候就200万美元了……”每次说到这里，德维都要认真地将房价换算成当前价格，除以家里兄弟的数目，计算自己将来可以继承多少。
终于有一天，德维说要带我参观他家，并且有一个“惊喜”。路灯幽幽，石板街面反射出清冷的光。德维家是犹太区里一栋三层小楼，屋里满墙经书，挂毯和装饰画都是耶路撒冷城墙或九烛台图案。妈妈穿长裙、戴圆边帽子犹太已婚妇女的标志；10岁的弟弟，头上也顶着犹太小帽。
从供奉经书的柜子里，德维取出一只深蓝色丝绒袋子。里面是两块每边长大约5厘米的正六方体，系着长长的黑色皮带。六方体的每一面上都刻有金字，德维说，这些字的含义是“上帝是全以色列独一无二的神”。打开六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