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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她问，为什么特地到这样一个戒备森严的检查站买菜？她说，因为拉姆安拉经常戒严，当地菜农担心没有人来买，所以往往贱卖。老太太住在检查站外不到1公里的地方。当她知道我是记者后，出乎意料地一把抓住我的手腕，眼珠子瞪得老大，“犹太人把我们欺负苦啦！欺负苦啦！”“新政府不是快成立了吗？你怎么看？”她松开我的手，撇了撇嘴，“不论是不是新政府，都不能保护我们，犹太人说杀就杀……”我转过头去，在风里擦了擦眼睛。
2002年至2004年，我见证了阿拉法特生命中的最后两年。这两年，是他多次遭围困、足不出官邸的两年；这两年，是美国和以色列“外交孤立”他的两年。
有句话说，“真正的权威不需要傲慢、长胡须和大声呵斥，真正的权威能用丝带、谦恭和智慧把你勒死。”在阿拉法特身上，傲慢与谦恭，丝带与长胡须，大声呵斥和智慧，相继为用。
新特使遇故知
第一次见面在2002年11月13日。
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王世杰到访，新华社等媒体记者随行采访。王特使与阿拉法特有着30多年的交情，第一次相遇时，王世杰正在叙利亚工作。而今天，作为中国中东问题特使，他不仅带来了中国政府对巴勒斯坦事业的一贯支持，中东之行本身也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信息：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中东事务。
十多平方米的阿拉法特会客室简朴得令人难以相信。没有窗户，光线非常暗。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两个挂钟，屋里几乎没有其它摆设除了阿拉法特座位后，一台上书“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字样的长方形装置，还冒着气泡不知是否是换气装置。
王特使健步走来，这个简陋的办公室立即充满了笑声和闪光灯。阿拉法特老远就伸出双臂，深深地拥抱王世杰，并用阿拉伯人最热情的礼节，左右各三下亲吻了特使的脸颊。这对阔别30多年的老朋友在中东和平进程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重逢了。
会谈持续了将近一小时。正值斋月，白天不能进食、饮水的阿拉法特却给客人端来了茶水。会谈结束，记者们才得到允许进入。阿拉法特耐心地同我们一一合影尽管早就听说他的眼睛怕强光刺激，但还是微笑着容许闪光灯不停工作。他的眼神非常柔和，据说那是一双喜欢看动画片的眼睛。
阿拉法特右手握住原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主任吴久洪大使，另一只手招呼我过去。站定，摄影师说最好换个角度，门口墙边有巴勒斯坦国旗，可作背景。阿拉法特一把拉起我和吴大使，刚才握着的手没有松开，我感觉到他的手非常有力，非常温暖。由于椅子的阻挡，他几乎是把我“拽”到国旗前，拍照时，他忘记换手势，还是反握着我的手掌，紧紧地。
众人轮流合影完毕，我一个箭步上前， 打开录音机就问：“请问您如何看待此次中国特使到访的意义？”话音未落，阿拉法特微笑着说，“非常感谢中国在目前和平进程面临巨大困难时，依然关心巴勒斯坦人。感谢所有中国领导人，我们不会忘记。”因为患上帕金森症，阿拉法特嘴唇颤抖厉害，念中国人名很费劲。他清晰记得自己首次访华的时间。
谈到中国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作用时，阿拉法特的眼睛闪了一下，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小姐，你不要忘记，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而且有举足轻重的国际影响。特使到访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关心巴勒斯坦人民。”
事实上，阿拉法特近年来身体虚弱，官邸新闻官一般只同意电视媒体记者采访阿拉法特。所以，我们决定“抢”一次采访。当我一个箭步蹿上去的时候，原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主任吴久洪大使默契地抱住阿拉法特的顾问，并与他攀谈。而等阿拉法特开口回答我的问题时，就不会有人“斗胆”上来阻拦了。
近10分钟后，礼宾官催着往外走，我已经关掉录音机，没想到阿拉法特往前走了半步，又停下接着说：“还有……再次感谢中国政府，感谢江泽民主席。”
阿拉法特转身一把拉起王特使的手，向办公楼外走去。
大楼门口各大媒体几十名记者一起拥上来，七嘴八舌问了一堆问题，焦点都是中国中东特使。王特使用洪亮的声音向全球媒体表明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阿拉法特通报了会谈情况。整个过程中，阿拉法特一直紧紧握着特使的手。
有记者问阿拉法特，以色列官员发出驱逐您的威胁，您对此有何评论？阿拉法特一下子激动起来，声音提高八度。“我是阿拉法特，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生活在这里”他一口气说了5个“祖父”，“没人可以把我从这片土地上带走！”
后来听说，王特使在会见中说出了一个小“秘密”：他一直希望能在巴勒斯坦领土上见到阿拉法特主席。
共进午餐
2003年2月7日，即将离任的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主任吴久洪大使一行到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阿拉法特官邸，向这位现年74岁的老人辞行。会谈结束后，阿拉法特执意邀请我们共进午餐。
意外的是，午餐不在饭厅进行，而就在我们刚刚结束会谈的办公室里因为官邸内根本就没有象样的饭厅。刚才，双方在半张桌边交谈，现在挪到另外半张就餐。两名白衫黑裤的侍者进来，训练有素地摆好餐盘刀叉。入座时，我发现杯盘刚好盖住桌面上一道长长的裂缝。
桌上摆的是“经典”阿拉伯菜肴：烤羊、烤鸡、牛肉、果仁汤等。只有阿拉法特的盘中餐与众不同：两边带把的陶罐、一点蔬菜。他双手捧住陶罐说，“我就不讲究礼节啦，”端起来就喝。一会儿，他就吃完盘子里的蔬菜，站起来笑咪咪地给每个人递玉米块。
近距离看阿拉法特，我发现他那标志性黑白格头巾已经泛黄。听说他是个非常讲究仪表的人，就连跟其他国家元首通电话前都要整理衣冠，以示尊敬。那次共进午餐气氛轻松，我们斗胆打破禁区，问起阿拉法特夫人苏哈和女儿的情况。阿拉法特两手端着汤，神色变了一下，目光没有直视我们，淡淡说，她们目前在巴黎或突尼斯居住。
与阿拉法特交谈，绝对需要掌握分寸。他本人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曾经不止一次突然摔开话筒，扔下一句：“你是在跟阿拉法特将军说话！”然后拂袖而去。此外，他身边的新闻官也会严密监控记者的问题，那眼神分明告诉你，一旦“越线”，你将永远成为阿拉法特官邸“不受欢迎的人”。所以，关于他的个人生活，只能点到为止。
不过，那天气氛轻松，阿拉法特甚至在我的提问下，说起小时候在耶路撒冷同犹太儿童玩
耍的情景。“那时我们从来没想过他们是犹太人，”他说。对于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他来说，重返圣城成了此生夙愿。
不过，有的传记作家指出，阿拉法特出生在埃及首都开罗，他的童年也是在那里度过。
想起前几天在加沙一处被以色列军队摧毁的民房前采访，一群不到10岁的巴勒斯坦儿童告诉我，不愿和他们的犹太同龄人玩耍，因为“长大后他们会像父亲祖父一样”。我向阿拉法特提出这个问题，如何看待过去三年流血冲突在巴以儿童幼小心灵中种下的仇恨？阿拉法特说，巴以人民间的信任已经被摧毁。然后，他指着胸口一枚橄榄枝型的徽章，镌刻有“和平种子”（peace seeds）两个英文单词，枝条上站着两个手拉手的人形，“这是两个巴以儿童，”阿拉法特说。听我说话的时候，他两只眼睛瞪得圆圆的，非常认真；一笑，眼睛就眯缝起来，长着稀疏白胡子的嘴唇颤动得厉害。
办公室窗户上堵得严严实实的沙包已经去掉，但阿拉法特政治顾问拉迪纳指给我看窗外：两层薄水泥板护住玻璃，沙包就在下面。办公室还是不见天日，灯光长明。阿拉法特感慨到，许多事情在目前形势下很难实施，特别是重建巴以人民间的互信。
告别时，吴久洪大使送给阿拉法特两件礼品。一是国画竹子，祝他如青竹挺立；二是一套紫砂壶茶具。阿拉法特笑得合不拢嘴，戴上老花镜给我们的纪念照片题字：“我最美好的祝福亚西尔·阿拉法特”。患帕金森症的他，握笔的手不停颤抖，竖笔划歪歪扭扭。“我也很想送你们礼物，但我现在实在拿不出什么象样的东西了，”他说。
瞄准镜下的阿拉法特
意大利女记者法拉齐曾经说，真正的权威不需要胡须和大声呵斥，真正的权威运用智慧、谦逊和丝带。我所认识的阿拉法特，有足智多谋，待人谦逊，他手里有丝带，必要时也会大声呵斥。总而言之，他是巴勒斯坦“真正的权威”。
2003年9月13日见到阿拉法特时；他已经遭到驱逐威胁两天了。
这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在拉姆安拉官邸召见各国使节。11日以色列安全内阁通过一项决议，“驱逐或杀死阿拉法特”。
官邸大楼之外；近千名巴勒斯坦学生高举国旗和阿拉法特画像聚集在广场上，齐声高呼口号“用鲜血保卫阿拉法特”，突然，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
从大楼第三层望下去，一方黑白格相间的头巾出现在被沙包、汽车轮胎堵得严严实实的官邸门口。一个“Ｖ”字胜利手势举过头巾阿拉法特出现了。
离得太远，我没有听清他讲了些什么，只看到随着他的手势，人群沸腾起来，红、白、绿、黑四色组成的巴勒斯坦国旗上下翻飞。很快，阿拉法特朝我站立的地方走来，步入会议大厅。途中，他两次停下脚步，探出窗口向广场上的人们挥手，广场上立刻以惊天动地的喊声呼应。
奇怪的是，阿拉法特身边的警卫并没有异常警觉，并非外界传闻那般。即使我突然把相机举到阿拉法特头顶拍摄他挥手照片，也没有遭到阻拦。
离开窗口，阿拉法特渐渐收起面对窗外的笑容，一个转身准备往会场里走。他的背微微有些驮，大概这几天遭到围困的缘故，眼神也不是特别清澈。转身，一瞬间，阿拉法特似乎忘记了会场在哪里。他的目光游移了一下，身边卫兵也跟着他的眼神转动，胳膊都伸着，随时准备搀扶他到要去的地方。
其实只是一秒钟的迟疑。阿拉法特马上反应过来，在卫兵的簇拥下，走向会场。这时候，我被穿绿军装的胳膊们架开了。
一进门；阿拉法特脸上立即露出笑容；热情地把手伸向每一名来宾。大概因为我是来宾中为数不多的女宾之一；到我面前时；他笑得更加灿烂，抓起我的手捧到嘴边亲吻两下；下颚上的胡子扎得我很痒。
阿拉法特绕椭圆形桌子一圈；同每一个人握手；端正稳健的步伐中隐约可见戎马生涯养成的习惯。发表讲话时，阿拉法特思路清晰，反应敏捷。巴勒斯坦外交部长沙阿斯在阿拉法特身边充当翻译，坐在阿拉法特右边的谈判事务部长拉布几次试图提醒阿拉法特；都被他打断。“我还没说到呢；别着急；”阿拉法特说。
阿拉法特讲话的时候；紧邻官邸一栋高层建筑内，以色列狙击手正注视着这里的一切行动。
大时代的余温
2004年10月28日。一个消息传遍世界：阿拉法特病情突然恶化。
那正是新华社加沙地带雇员沙乌德中国之旅的最后一天。我立即打通沙乌德随行导游的手机，沙乌德声音低沉，打断电话线这一端我的问候语，直接说起“阿拉法特”。他担心一旦局势失控，返回加沙地带的通道会被以色列军方关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开放。“妻子说：‘你赶紧回来！’……”早晨得知消息，沙乌德马上给加沙打了电话。
“怪不得他一早上都没与我说话！”陪同沙乌德等人游览中国的新华社国际部记者吕迎旭恍然大悟，“平时他话最多，今天只说了个‘你好’，也不与其他人聊天……”
当天下午2时，沙乌德飞离中国。前一天晚上的对中国和平环境的留恋已经被归去的急迫代替。
接下来的日子里，关于阿拉法特的消息时好时坏；11月10日，大势已去。
“脑出血”、“周五埃及葬礼”、“拉姆安拉官邸清真寺内安葬”等等越来越确切的消息逼近，我也越来越焦虑，甚至不敢独自承担听到他死亡消息的那一刻。虽然身为记者，我不得不承认，对于每一个牵挂巴以局势的人来说，阿拉法特的倒下惊天动地。
拨通加沙雇员阿马德的电话。问起街面上的情况。他说：“很奇怪，大家还是该干嘛干嘛，商店没有关门，孩子们也都照常上学……也许因为最后的消息证实之前，大家都还抱着一丝希望……”他哀叹连连。
10日那天，我重新感觉到阿拉法特那只颤抖的手。那只颤抖的手上，留存大时代的余温。曾经与之相握的手有：埃及前总统纳赛尔、萨达特、阿联酋总统扎耶德、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约旦前国王侯赛因、美国前总统卡特、克林顿、以色列前总理拉宾、佩雷斯，还有毛泽东、周恩来……当那些人大多逝去，阿拉法特还是奇迹般地生存下来。
那天，我分明感觉到那只手渐渐抽去。
原本打算在办公室守夜等消息，最后还是决定回家。希望明天早晨睁开眼睛，手机上没有未接电话，意味着阿拉法特又熬过了一天。
地铁末班车里，手机响。看到新华社的号码，心头一颤。“不会吧？”我首先发问。幸好对方只是证实一个词语的译法。10日夜里醒来三次。11日天亮了，手机还是没响。
11日中午，在食堂吃过饭回到办公室，撞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CNN）画面上简单的两个词：ARAFAT DIES（阿拉法特去世）。
我狂跑上楼，找到可以拨打国际长途的电话，阿马德在电话那端泣不成声，声音颤抖：“我们失去了民族象征，失去了民族支柱……”
最后生命历程中，阿拉法特从病危到死亡，历时7天，也许减少了巴勒斯坦民众感受震惊的程度，却无法弥补他留下的历史空缺。
11日我忙着跟踪相关报道、写了两篇随笔。心里一直闷闷的。午夜1时，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看电视，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对着镜头说：“他带走了希望，他带走了一切……”郁结在我胸中的情感才渲泄出来。两年多来足不出户的阿拉法特，对于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来说，早就只是一个“象征”；而无数次死里逃生，使我们相信，他是不死的。
街上一片寂静。灯火暗淡，只三三两两的人影晃动。哈立德（巴勒斯坦低级别官员，隐去真名）说，他们都是便衣，以色列军队一进来就报告阿拉法特官邸。
2003年10月4日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发生自杀爆炸后，阿拉法特官邸所在地西岸城市拉姆安拉气氛骤然紧张：以色列随时可能杀死或驱逐阿拉法特，随时可能对这座城市发起军事行动。美联社记者尼古拉告诉我，他在阿拉法特官邸对面已经守了好几天。
哈立德的吉普车一拐弯，停在一个不起眼的小门前。旁边是一堆汽车废墟，“以色列士兵进来的时候看到车子就毁，”哈立德向我解说这些展示在街头的“废墟艺术”。巴勒斯坦人用彩色喷漆在面目狰狞的破车身上作画。
推开小门，沸腾的音乐和笑声扑面而来。我一惊：拉姆安拉还有这样的地方！
20多平方米的酒吧灯火融融，觥筹交错。布置完全西化，墙角悬着一台电视，正在播放“时尚”频道：模特们踩着猫步，在Ｔ型台上来来往往，也吸引着酒吧里的视线。哈立德得意一笑：拉姆安拉有几处这样的“好地方”。
啤酒广告牌“科罗拉”、“喜力”、“嘉士伯”在头顶摇晃。“这里不禁酒吗？”我好奇地问。“岂止不禁酒，拉姆安拉当地还出产一种叫‘塔义布’（阿拉伯语，意为“好”）的啤酒，”哈立德说。
要是在加沙，这样的地方早就被哈马斯放火烧掉了。“这里他们可不敢，”哈立德竖起小指说，“法塔赫一根手指头就能把他们全干掉。”
环顾四周，座上宾大多是外国记者和衣着光鲜的当地人。突然，店主敲响铜铃，手捧蛋糕，走向一名没带头巾的巴勒斯坦妇女。他点燃蛋糕上的一截小烟花，“Happy birthday to you（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顿时响起来。
在这座拥有5万多人口的城市里，经常可以看到“摩登”巴勒斯坦女子。她们不蒙头巾、穿紧身牛仔裤，同加沙那些黑纱遮面的妇女大相径庭。哈立德说，加沙地带是哈马斯大本营，而在西岸城市，法塔赫的力量远远超过哈马斯。
“为什么法塔赫顶住美国和以色列压力，迟迟不打哈马斯？”“阿拉法特不愿自己人打自己人。”哈立德一勾手，朝站在门边的一个小伙子打招呼那是新任总理库赖办公室的人。
“我认为，库赖应该对哈马斯动手，”哈立德压低声音说，“就象中国共产党跟国民党打仗。”不过他显然不愿意在酒吧里谈论国事，说一会儿带我去另一个“灯火辉煌”的地方。
那是几个月前刚刚开张的一家大型超市，三层楼高，在巴勒斯坦城市中绝无仅有。在千疮百孔的拉姆安拉，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刻，斥资兴办大型超市，真是大手笔。“这是马斯里的产业！”“巴勒斯坦经济部长、亿万富翁姆尼卜·马斯里？”“不，他的哥哥。”
“我的看法是，打哈马斯就打哈马斯，死一千个人又怎么样？自己不打，以色列也天天打死巴勒斯坦人，”哈立德接着酒吧里的话题说。
逛超市的人比街上行人多。一名妇女对我说，其实大家心里挺害怕，买点东西赶紧回家。一名中年男子陪着孩子在超市二层大理石地面上玩遥控玩具车。他说：“军事行动？我们早就习惯了，无所谓。”
“你看看这些人，刚开始他们肯定说自己人不能打自己人，可是最后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就会赞同政府的做法，”哈立德说。的确，我采访到的巴勒斯坦人，没有一个可以想象法塔赫与哈马斯火并，尽管他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