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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几分失望和“咕咕”叫的肚子，踏进一家热气腾腾的大饼店。正对门，一幅图画叫我心头一跳：从左往右，一排三个妇女，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一律手持大饼。伙计说，这就是“大同”。“你是哪一个？”我问。“三个都是，”身为阿拉伯人的他说，看到我们两个中国人，还做了个双手合十的动作。
该怎样解释这幅图呢？我想，无论出于何种教派，我们都要吃大饼！人，都会饿的呀。
迈出大饼店，隔壁店铺的橱窗上，居然贴了张“镰刀斧头”海报，已经斑驳，依稀可以辨认出阿拉伯语和希伯莱语写的“以色列共产党大会”，“公平社会社会主义”。
海法，大同的海法。
阳光变温柔。马克西姆宽阔的玻璃窗倒映出金色的房屋，蓝天白云。对着马克西姆拍照，正同一个胖子聊天的保安立时紧张，叫我们过去问话。
2003年10月4日下午2时，巴勒斯坦实习女律师、28岁的哈纳迪·贾拉达特引爆马克西姆。2004年2月5日，我到杰宁难民营哈纳迪·贾拉达特的家，见到她的父母和妹妹。2004年6月22日坐在马克西姆吃饭，一个故事似乎完整。
餐厅很漂亮，据说是当地颇受欢迎的一家，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来这里用餐。宽幅电视机重播昨晚的欧锦赛。一面朝湛蓝的海水，一面临车水马龙的高速路。据说哈纳迪当时的目标并不是马克西姆，但这家餐厅紧邻公路，容易到达，所以提前引爆。
餐厅里，可以听到阿拉伯语、希伯莱语和英语。菜单拿来，居然有“猪排”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禁止使用的食品。
动作麻利的侍者扎耶德，说自己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阿拉伯人，一半一半，阿拉伯基督徒。
犹豫了一下，要不要问爆炸的事情，怕触到对方痛处。终于，扎耶德过来搭讪，就聊到了去年10月4日下午2时。
爆炸时，扎耶德正赶来上两点钟的班。在餐厅门前停车，亲眼看到那一瞬间。“我真的很幸运，很幸运，”扎耶德不断重复这句话，“4个服务生死了3个，”当然，其中有扎耶德的同事、朋友，“那些人我全认识。”
一个幸存的服务生，事后告诉扎耶德，他看到了人弹爆炸的全过程。“她进来时，大肚子，所有人都以为她是孕妇，很尊重她，”扎耶德指着我们斜对面，角落里一张桌子，“就是那里，她坐在那里，还有个男子陪着。”他指的那张桌边，现在也正坐着一男一女。
“她吃完了才引爆，”扎耶德的这句话，验证了哈纳迪的最初目标也许不是马克西姆。“记得她吃了什么吗？”“不知道，他们吃完后，走向收款台，然后爆炸了……”“那她一定没付钱……”“付了！她付钱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等同来的那个男子走出餐厅，就引爆了。”
扎耶德的举止非常节制，手不当心碰到我和同事的时候，触电一样离开，嘴里说着“对不起”。但是，当我提到一个单词时，他重重推了一下我的手“烈士……”“烈士？？得了吧，炸死婴儿的人是烈士？能进天堂的？”
那天我们点了猪排和一种阿拉伯酱制作的肉饼。扎耶德送来阿拉伯甜食，甜死人的那种。入夜，餐厅里客人多起来。扎耶德说，爆炸后三个月，马克西姆重新开张，现在的装潢比
过去更好，生意也渐渐多起来，熟客们又回来了。
只是扎耶德说，在爆炸中受伤的同事、朋友们都不肯接受采访。去过哈纳迪家之后，我就开始联系采访受害者，全部遭到拒绝。
记得哈纳迪的父亲说，马克西姆是一家军人餐厅，哈纳迪炸死的都是以色列军人，不值得同情。我没有在这里见到一个军人。哈纳迪的父母永远不会有机会看看马克西姆。他们是西岸巴勒斯坦人，他们的女儿是人体炸弹。
哈纳迪走进来的时候，为了避免嫌疑，没有戴头巾。那也许是她唯一一次在公共场合不戴头巾，或许还是第一次进入以色列餐厅。有时候我想，在巴以之间早就有一道隔离墙，阻隔他们了解对方的生活状态，任人将对方“妖魔化”。
出门，保安坐在角落里玩Nokia船型手机上的电子游戏。他不认识原先的那个保安，属于是另一个公司。“他为什么没能阻止人体炸弹呢？”“因为那时候保安不查女的……”原先那个保安被炸死了。说话间，走来一个大腹便便的男子，新保安把黑色金属探测器伸过去。
“我不认为自己的工作危险，炸完了，就过去了，”他说。自那以后，每逢安息日，马克西姆门前配备两名保安。
爆炸那天是犹太人的安息日。以色列餐厅大都关张，只有阿拉伯人的餐厅开着；而且这是海法，犹太人经常去阿拉伯人的餐厅。因为，大家都会饿的。（完）
图：海法照片一组
2002年12月24日，与巴勒斯坦基督徒拉纳说好早晨7时半在埃雷兹检查站见面，结果9时拉纳还没到。手机在家里。她丈夫解释说，以色列禁止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带手机进入以色列。
下起大雨，我在检查站里几乎睡着。9时半，包括拉纳在内巴勒斯坦基督徒“伯利恒朝圣团”一行10人终于从工人通道出来。原来是拉纳不知道每个人需要单独取得一张通行证，以
为可以随团。搜身检查又花去不少时间。
拉纳却不在乎这些，一脸笑容地上了车两年来，她第一次得到通行证前往基督徒心目中的耶稣诞生地伯利恒，并且终于可以看看居住在那里的姐姐。
拉纳没有象我通常见到的加沙妇女那样戴头巾，反而画了彩妆。与我同车的是两个基督徒、两个穆斯林。我问他们，加沙的1500名基督徒生活在150万穆斯林中间，双方关系如何？车里的基督徒和穆斯林都说“没问题，亲如一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基督徒人数占总人口的8％左右，主要集中在西岸。加沙地带500多座清真寺中，矗立着3座基督教堂。除了礼拜时间不同外，平时很难看出谁是基督徒谁是穆斯林。1000多年前伊斯兰教进入巴勒斯坦之前，基督教曾在这里占主导地位。
目前，对于居住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基督徒来说，最大的烦恼莫过于婚姻大事。加沙王府井大街上有一家衣服店，生意红火。老板在店铺各显著位置摆上小儿子的“艺术照”，为的是有人提亲。“你知道，基督徒希望与同样宗教信仰人的结婚，而加沙只有1500名基督徒，2000年冲突爆发以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基督徒无法进入加沙，所以……”老板一脸无奈地向我解释。
我问35岁的拉纳，“有几个孩子？”“两个。”而38岁的穆斯林卡米尔有10个孩子。拉纳的长子叫 “威廉”，取自《圣经》。虽然与英国王子同名，姓还是充满阿拉伯特色：阿布杜拉。
在距离伯利恒不远的比特·贾拉镇，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因为处以色列新设的石头路障拦住去路。天下着雨，我们吃力地翻过一个小山头。
没想到，已经有好几辆出租车在等客了。这个地区的基督徒比较多，出租车后视镜上都挂着十字架。“乔治，”一个司机招呼同伴一定又是一个西方名字与阿拉伯名字的组合！
冒着大雨，我和拉纳终于来到伯利恒圣诞教堂前传说中，耶稣诞生的地方。
低头弯腰进了一道小门。“弯腰进入‘谦卑之门’时，别以为我心里不害怕……”2002年4月，一批遭到以色列军队围追堵截的巴勒斯坦人闯入圣诞教堂寻求庇护，引发“圣诞教堂对峙事件”。美国《洛杉机时报》女摄影记者科尔突破以军封锁，从这扇“谦卑之门”闯入教堂，拍摄了后来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照片。
光线一下子变暗。空气里是蜡烛燃烧的香味。凹凸不平的石头地面，泛着奇怪光泽的罗马石柱，那黄里透红的颜色让我想到血。从高高的天花板上垂下来无数金属吊灯。地面上有几块打开的木板。原来下面是教堂被毁前的地砖：彩色马赛克。岁月无情，现在看到的是“铅笔淡彩”。那是罗马君士坦丁大帝之母海伦娜在公元325年的杰作。
1600多年后的今天，耶路撒冷新闻中心一楼名为“时间电梯”的动感电影院，循环播放一部30分钟讲述耶路撒冷3000年历史的片子，里面有这样一个镜头：耶稣身负十字架走在“苦路”上，美丽惊人的海伦娜乘轿子跟在后面，高傲而怜悯地。眼看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她伸手推倒一尊石膏维纳斯像，再一挥手，无数十字为顶的教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耶路撒冷。这个镜头讲述的，是基督教遭到罗马统治者迫害，直到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堡大帝宣布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公元326年，君士坦丁堡大帝的母亲海伦娜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拆除维纳斯神庙，亲自确定了包括伯利恒圣诞教堂在内的几处“圣址”。200年后，查士丁尼帝改建“圣诞教堂”。592年遭破坏，十字军时代修复过，后来经历多次改建。
又是弯腰进入一道窄门，前方有座祭坛。拉纳领我去“买”蜡烛。最少1谢克尔一支，自己往捐献箱里投钱，无人看管。燃蜡烛的人很多，烛火跳动。
沿祭坛旁一处光滑而狭窄的台阶下去，空间更小，吊灯更密集，人头攒动，无人高声说话。拉纳说，这就是耶稣诞生的地方。
右手边是令我心脏停止跳动的“伯利恒之星洞”。相传耶稣当年就出生在这里的马槽内，东方三博士在异星指引下，来到伯利恒拜见耶稣。现在，马槽被装修成一个大理石圣坛，地面镶嵌着一枚空心的14角伯利恒银星。银星代表那颗“异星”，指示耶稣出生的具体位置。上面用拉丁文刻着“圣母玛利亚在此生下耶稣”。银星上方悬挂着15盏属于基督教各派的油灯，分不同时间点燃。在拉纳的指导下，我伸手轻轻触摸了一下银星里凝固的暗红色蜡烛油，放在嘴里舔了舔，默默许愿。
其它地方还来不及细看，我们找到离教堂最近的一处栖身之地东方饭店。我手里的一本导游书里把这个饭店归为“高档”类：“……是伯利恒最好玩的宾馆，附有阳台，设备齐全，有电视、空调。内部装修十分传统。价格80美元一晚。”
我看到的，只有“内部装修十分传统”和房价昂贵属实。连护照都没看，经理就安排我住一层。有电话机、电视机，但都用不了。为什么？经理拉我看接待处里一束裸露在外的电线和地上的一个破电脑：“犹太人全砸了”。2002年4月圣诞教堂对峙期间，这个离教堂最近的饭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没见过冲突爆发前伯利恒庆祝圣诞节的盛大场面，我觉得圣诞教堂前的马槽广场还算热
闹。商贩、记者、小孩熙熙攘攘。小孩分两种，一种是父母领着，干干净净，少数还打扮成圣诞老人；另一种是卖口香糖的，面色黝黑，死缠烂打。我好心向一个抓着我摄影包不肯松手的小孩买包口香糖。一块钱一包，给他一个五角，5个1角。他愣是把1角钱的5个全部退给我，说“这不是钱”。
右手边“伯利恒和平中心”里人头攒动，部分原因是因为外面下雨。这是1999年为迎接“千禧年”由瑞士出资建造的。隔着玻璃，几个年轻人正往上贴宣传画报“选择你的领导——阿拉法特”。事实上，巴勒斯坦政府已经宣布大选无限期推迟。进去一问，年轻人说“借圣诞节之际，向世界发出巴勒斯坦人的声音”。
和平中心设了一个新闻办公室。可以上网，两个漂亮的接待小姐好奇地打量黄色面孔的我，抢着递过来一张“伯利恒2002年”日历。题目叫“Bethlehem under Occupation（占领下的伯利恒）”。每月一幅图案：坦克、冒烟的房子、废墟、推土机，还有被蒙上双眼、反绑双手的巴勒斯坦囚犯等等。日子用黑红两色区分，红色表示“被占期”，共153天。还有一行字：The occupation is still going on（占领在继续）。大概日历印得早，12月22－25日也标成红色。其实，宵禁在22日解除了。我庆幸这日历是2002年，而不是2003年的。
听见一名操伦敦口音的记者正采访一个衣冠楚楚的巴勒斯坦人，回头一看，正是伯利恒和平中心负责人。负责人把我和那名英国记者拽到门外，指着广场边两棵高大的树一棵是杉树，另一棵还是杉树看，今年没有任何装饰。他说，伯利恒65％的居民都靠旅游吃饭，这下全“瞎菜”了。我问负责人，今年伯利恒宣布不搞庆祝活动，和平中心大厅里怎么还有一棵挂彩蛋的圣诞树？他的回答很精彩：“即使有痛苦，也不能压抑欢乐。”
走出和平中心，被人一把抓住。原来还是那个卖口香糖的小孩，说“给点钱吧，我没新衣服穿”。可我身上只有100元的票子。他说，我找你，然后摸出一把10元面值的钱。
高高的杉树上，耷拉着一颗扯坏了的星形灯饰，原来应该张灯结彩的几日，杉树上却只有几串彩色灯泡，没有点亮。走过去几个穿制服的巡逻人员，其中一个告诉我“这都是陈年旧货”。一个孩子带着“圣诞老人”面具，神气活现地出现在众多记者镜头前，喊着“给我照相”。几个穿“圣诞老人”衣服的小孩也招来记者们一顿猛拍。要不是他们，没有圣诞树，没有彩灯的伯利恒也许更让人烦恼。
两个卖彩色气球的商贩成了没有装饰的广场上一道亮丽“风景线”。4岁的尼古拉斯选了只蓝色海豚气球。问他过节高兴吗，他母亲赶紧抢着说，不高兴，目前局势这么糟糕，以军持续占领，几乎每天实行戒严、宵禁，我们怎么高兴得起来。尼古拉斯则童言无忌，脱口而出：“高兴”。“为什么？”“过节呗”。
与不搞庆祝活动的“冷清”相反，示威游行队伍倒很“热闹”：先是一个名为“巴勒斯坦人民主张”的组织在圣诞教堂塔楼前打出一面巴勒斯坦国旗，十几个人站成半圆形，手里举着写有“停止占领”、“反抗不是恐怖”、“有定居点就没有永久和平”等标语，站在蒙蒙细雨中。我问组织负责人穆斯塔法·巴尔古提，“抗议活动是否会破坏节日气氛？”他回答说，“无论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首先都是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我们利用这个全世界关注的节日向世人表达心声。”
没过多久，一所小学师生在校长伊斯梅尔·马格比尔带领下，杠着写有标语的木牌出现在广场上。一个还没木牌高的小姑娘，费力地举着牌子：“耶稣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身后栏杆上画了象征宵禁的铁丝网，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寂静之夜？恐怖之夜！”
“先锋队”队列表演开始了。100多名穿土黄制服、带类似红领巾东西的男男女女踏着不怎么整齐的步子，举着彩旗在广场上走了几趟。没有敲鼓，也没吹号。带队的阿拉伯教育中心体育教练哈纳·祖摩特告诉我，往年阵容比这强大多了，好几百人，吹吹打打，围观群众得有十万，整个广场水泄不通。今天，这里一共就1000多人。手里的导游书说“每到圣诞节伯利恒朝圣者云集。进入圣诞教堂要事先预约，一个人的话则只能进到广场为止……2000年就不用说了，即使普通年份的圣诞节找旅馆都很困难……”
“先锋队”走完后，穿白袍的宗教队伍上场。领头的几个举着“法器”金色十字架、油灯，跟在后面的捧着《圣经》，有人边走边念。他们是列队迎接耶路撒冷拉丁教堂大主教米歇尔·萨巴赫前来主持弥撒。
一名78岁的老人扛着圣母玛利亚刺绣像出现在人群中，几个巴勒斯坦人举着大幅阿拉法特像紧随其后。今年是以色列当局连续第二年禁止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赴距离他拉姆安拉官邸数公里之遥的伯利恒参加圣诞节午夜弥撒。
找地方吃晚饭。走到“和平中心”门口，一阵热闹的音乐声叫我驻足。原来是7个来自德国、瑞士等国的年轻志愿者为巴勒斯坦儿童巡回演出，在平安夜这一天到达伯利恒。他们穿着红白两色的衣服，为儿童演唱欢快的圣诞歌。这个团体的名字叫作“Heart to Heart”，中文里“心连心”艺术团也许是最贴切的翻译。
所谓“舞台”其实就是圣诞树前几张长椅隔出来的一个空间。挤在前排的都是不足10岁
的小孩。他们笑啊，拍手啊，跺脚啊，相互推搡啊，天性完全释放出来。几个金头发的女演员边唱边舞。还有两个演员扮成小丑，同孩子们握手。这么欢快的气氛，真有点不适应。要知道，现在全世界媒体都在报道“伯利恒迎来历史上最悲伤的圣诞节”。女演员转了几个圈子，凑到小孩子们跟前唱：“无论如何，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圣诞节！”追求欢乐，正是天性；这种局势下，人们其实更需要一个盛大的、欢喜的节日。
表演完毕，21岁的演员、会讲阿拉伯语的德国人马克跟我聊了一会儿。他说：“要把欢乐还给巴勒斯坦儿童”。
中心里有一个纪念品商店，门口竖着一只火红的邮箱。应该就是“千禧年”叫许多人排长队等着寄信的那只。意外的是，服务员小姐告诉我，邮票卖光了。他们以为根本没人来呢。
没能在平安夜买到邮票寄明信片，失魂落魄的我走出中心。美国人阿力克斯过来搭讪。在仍然挂着“2000”字样霓虹灯的“圣乔治”饭店里落座，他顾作神秘状，凑过来耳语“我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教历史。
我告诉他自己没买到邮票，阿力克斯“慷慨”地拍出一叠在耶路撒冷买的以色列邮票，问我要多少。想起加沙邮局不给已经盖有耶路撒冷邮戳的明信片盖加沙邮戳的“前车之鉴”，我提醒他，以色列邮票可能有麻烦。召来侍者一问，果然以色列邮票不能从伯利恒寄信。阿力克斯傻了。
饭后，他说要去一个纪念品商店取货，他是那家商店今天唯一的客人。我来了兴趣跟去看看。路上再次经过“和平中心”，再遇中心负责人。负责人主动给了我们参加午夜弥撒的入场券。邮票也来了几张，但都比实际邮资贵许多。根据“配额”，我买到三张阿拉法特与教皇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