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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一匹马1-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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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没有来过台湾的朋友被我骗痴了过去,我才笑喊起来:“没有的事,是假的啦!中文书里看了拿来哄人的,你们真相信我会有那样真实的美梦——” 
  农业社会里的女儿看妈妈,就是我所说的那一幅美景。可惜我的娘家在台北,住在一幢灰色的公寓里,当然没有小河也没有什么大榕树了。 
  我所憧憬的乡下娘家,除了那份悠闲平和之外,自然也包括了对于生活全然释放的渴望和向往。妈妈在的乡下,女儿好似比较有安全感,家事即使完全不做,吃饭时照样自在得很,这便是娘家和婆家的不同了。 
  我最要好的女朋友巴洛玛已经结婚十二年了,她无论跟着先生居住在什么地方,夏天一定带了孩子回西班牙北部的乡下去会妈妈。那个地方,满是森林、果树及鲜花,邻居还养了牛和马。夏天也不热的,一家人总是在好大的一棵苹果树下吃午饭。 
  有一年我也跟了去度假,住在巴洛玛妈妈的大房子里,那幢屋顶用石片当瓦的老屋。那儿再好,也总是做客,没几天自己先跑回了马德里,只因那儿不是我真正的娘家。又去过西班牙南部的舅舅家,舅舅是婚后才认的亲戚,却最是偏爱我。他们一家住在安塔露西亚盛产橄榄的夏恩县。舅舅的田,一望无际,都是橄榄树,农忙收成的时候,工人们在前面收果子,不当心落在地上未收的,就由表妹跟我弯着腰一颗一颗的捡。有时候不想那么腰酸背痛去辛苦,表妹就坐在树荫下绣花,我去数点收来的大麻袋已有多少包给运上了卡车。 
  田里疯累了一天回去,舅妈总有最好的菜、自酿的酒拿出来喂孩子,我们呢,电影画面似的抱一大把野花回家,粗粗心心的全给啪一下插在大水瓶里就不再管了。凉凉的夜间,坐在院子里听舅舅讲故事,他最会吹牛,同样的往事,每回讲来都是不同。有时讲忘了。我们还在一旁提醒他。等两老睡下了,表妹才给我讲讲女孩子的心事,两人低低细语,不到深夜不肯上楼去睡觉。 
  第二日清晨,舅舅一叫:“起床呀!田里去!”表妹和我草帽一拿,又假装去田上管事去了。事实上那只是虚张声势,在那些老工人面前,我们是尊敬得紧呢! 
  回忆起来,要说在异国我也有过回娘家的快乐和自在,也只有那么两次在舅舅家的日子。 
  后来我变成一个人生活了,舅舅家中人口少,一再邀我去与他们同住,诚心要将就当做女儿一般看待,只是我怕相处久了难免增加别人的负担。再说,以我的个性,依靠他人生活亦是不能快乐平安的。舅舅家就再也不去了。 
  既然真正的父母住得那么远,西班牙离我居住的岛上又有两千八百里的距离。每当我独自一个人飞去马德里时,公婆家小住几日自然是可以,万一停留的日子多了,我仍是心虚的想搬出去。 
  女友玛丽莎虽然没比我大两岁,只是她嫁的先生年纪大些了,环境又是极好的人家。我去了马德里,他们夫妇两个就来公婆家抢人,我呢,倒也真喜欢跟了玛丽莎回家,她的家大得可以捉迷藏,又有游泳池和菜园,在市郊住着。这个生死之交的女友,不但自己存心想对我尽情发挥母爱,便是那位丈夫,对待我也是百般疼爱,两个小孩并不喊我的名字,而是自自然然叫“阿姨”的,这种情形在没有亲属称呼的国外并不多见,我们是一个例外。 
  在玛丽莎的家里,最是自由,常常睡到中午也不起床,醒了还叫小孩子把衣服拿来给阿姨换,而那边,午饭的香味早已传来了。 
  这也是一种回娘家的心情,如果当年与玛丽莎没有共过一大场坎坷,这份交情也不可能那么深厚了。 
  可是那仍不是我的娘家,住上一阵便是吵着要走,原因是什么自己也不明白。 
  在西班牙,每见我皮箱装上车便要泪湿的人,也只有玛丽莎。她不爱哭,可是每见我去,她必红眼睛,我走又是一趟伤感,这种地方倒是像我妈妈。 
  过去在西德南部我也有个家,三次下雪的耶诞节,就算人在西班牙,也一定赶去跟这家德国家庭过上十天半月才回来。当然,那是许多年前做学生时的事情了。 
  那位住在德国南部的老太太也如我后来的婆婆一样叫马利亚,我当时也是喊她马利亚妈妈。有一年我在西柏林念书,讲好雪太大,不去德国南部度节了,电话那边十分失望,仍是盼着我去,这家人一共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都是我的朋友。当时家中的小妹要结婚,一定等着我去做伴娘,其实最疼我的还是马利亚妈妈,我坚持机票难买,是不去的了。 
  结果街上耶诞歌声一唱,我在雪地里走也走不散那份失乡的怅然。二十三号决定开车经过东德境内,冒雪长途去西德南部。到的时候已是二十四日深夜,马利亚妈妈全家人还在等着我共进晚餐。更令我感动的是,一入西德境内,尚在汉诺瓦城的加油站打了长途电话去,喊着:“过来了,人平安,雪太大,要慢慢开!”并没有算计抵达南部小镇的时间,车停下来,深夜里的街道上,马利亚妈妈的丈夫,竟然穿了厚大衣就在那儿淋着雪踱来踱去的等着我。 
  我车一停,跑着向他怀内扑去,叫了一声:“累死了!车你去停!”便往那幢房子奔去。房间内,一墙的炉火暖和了我冻僵了的手脚,一张张笑脸迎我回家,一件件礼物心急的乱拆。那当然也是回娘家的感觉,可惜我没有顺着马利亚妈妈的心意做他们家庭的媳妇。没有几年,马利亚妈妈死了。当那个印着黑边的信封寄到了我的手中时,我已自组家庭两年了。 
  跟那一家德国家庭,一直到现在都仍是朋友,只是妈妈走了,温暖也散了,在德国,我自是没有了娘家可回。 
  飘流在外那么多年了,回台的路途遥远,在国外,总有那么一份缘,有人要我把他们的家当成自己的家,这当然是别人的爱心,而我,却是有选择的。 
  去年搬了一次房子,仍在我居住的岛上,搬过去了,才发觉紧邻是一对瑞典老夫妇,过去都是做医生的,现在退休到迪纳利群岛来长住了。 
  搬家的那一阵,邻居看我一个人由清早忙到深夜,日日不停的工作,便对孤零零的我大发同情,他们每天站在窗口张望我,直到那位老医生跑来哀求:“Echo,你要休息,这样日也做,夜也做,身体吃不消了,不能慢慢来吗?”我摇摇头,也不肯理他的好意。后来便是那位太太来了,强拉我去一同吃饭,我因自己实在是又脏又忙又累,谢绝了他们。从那时候起,这一对老夫妇便是反复一句话:“你当我们家是娘家,每天来一次,给你量血压。” 
  起初我尚忍着他们,后来他们认真来照顾我,更是不答应了。 
  最靠近的邻居,硬要我当作娘家,那累不累人?再说,我也是成年人,自己母亲都不肯去靠着长住,不太喜欢的邻居当然不能过分接近。也只有这一次,可能是没有缘分吧,我不回什么近在咫尺的假娘家。 
  写着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正在台北,突然回来的,久不回来的娘家。 
  妈妈在桃园机场等着我时,看见我推着行李车出来,她走出人群,便在大厅里喊起我的小名来,我向她奔去,她不说一句话,只是趴在我的手臂上眼泪狂流。我本是早已不哭的人了,一声:“姆妈!”喊出来,全家人都在一旁跟着擦泪。这时候比我还高的妈妈,在我的手臂中显得很小很弱。妈妈老了,我也变了,怎么突然母女都已生白发。 
  十四年的岁月恍如一梦,十四年来,只回过三次娘家的我,对于国外的种种假想的娘家,都能说出一些经过来。而我的心,仍是柔软,回到真正的娘家来,是什么滋味,还是不要细细分析和品味吧!这仍是我心深处不能碰触的一环,碰了我会痛,即使在幸福中,我仍有哀愁。在妈妈的荫庇下,我没有了年龄,也丧失了保护自己的能力,毕竟这份情,这份母爱,这份家的安全,解除了我一切对外及对己的防卫。 
  有时候,人生不要那么多情反倒没有牵绊,没有苦痛,可是对着我的亲人,我却是情不自禁啊! 
  本是畸零人,偶回娘家,滋味是那么复杂。掷笔叹息,不再说什么心里的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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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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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替朋友的太太去上坟的。 
  朋友坐轮椅,到了墓园的大门口,汽车便不能开进去,我得先将朋友的轮椅从车厢内拖出来,打开,再用力将他移上椅子,然后慢慢的推着他。他的膝上放着一大束血红的玫瑰花,一边讲着闲话,一边往露斯的墓穴走去。 
  那时荷西在奈及利亚工作,我一个人住在岛上。 
  我的朋友尼哥拉斯死了妻子,每隔两星期便要我开车带了他去放花。 
  我也很喜欢去墓园,好似郊游一般。 
  那是一个很大的墓园,名字叫做——圣拉撒路。 
  拉撒路是圣经上耶稣使他死而复活的那个信徒,墓园用这样的名字也是很合适的。 
  露斯生前是基督徒,那个公墓里特别围出了一个小院落,是给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国死者安眠的。其他广大的地方,便全是西班牙人的了,因为在西班牙不是天主教的人很少。 
  在那个小小的隔离的院落里,有的死者睡公寓似的墓穴一层一层的,有的是睡一块土地。露斯便是住公寓。在露斯安睡的左下方,躺着另外一个先去了的朋友加里,两个人又在做邻居。 
  每一次将尼哥拉斯推到他太太的面前时,他静坐在椅上,我便踮着脚,将大理石墓穴两边放着的花瓶拿下来,枯残的花梗要拿去很远的垃圾桶里丢掉,再将花瓶注满清水。这才跑回来,坐在别人的墓地边一枝一枝插花。 
  尼哥拉斯给我买花的钱很多,总是插满了两大瓶仍有剩下来的玫瑰。 
  于是我去找花瓶,在加里的穴前也给放上几朵。 
  那时候尼哥拉斯刚刚失去妻子没有几个星期,我不愿打扰他们相对静坐的亲密。放好了花,便留下他一个人,自己悄悄走开去了。 
  我在小院中轻轻放慢步子走着,一块一块的墓碑都去看看,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一块白色大理石光洁的墓地上,不是墓穴那种,念到了一个金色刻出来的中国名字——曾君雄之墓。 
  那片石头十分清洁、光滑,而且做得体面,我却突然一下动了怜悯之心,我不知不觉的蹲了下去,心中禁不住一阵默然。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曾先生,你怎么在这里,生前必是远洋渔船跟来的一个同胞吧!你是我的同胞,有我在,就不会成为孤坟。 
  我拿出化妆纸来,细心的替这位不认识的同胞擦了一擦并没太多的灰尘的碑石,在他的旁边坐了下来。 
  尼哥拉斯仍是对着他的太太静坐着,头一直昂着看他太太的名字。 
  我轻轻走过去蹲在尼哥拉斯的轮子边,对他说:“刚刚看见一个中国人的坟,可不可以将露斯的花拿一朵分给他呢?”我去拿了一朵玫瑰,尼哥拉斯说:“多拿几朵好!这位中国人也许没有亲人在这儿!” 
  我客气的仍是只拿了一朵,给它放在曾先生的名字旁。我又陪着曾先生坐了一下,心中默默的对他说:“曾先生,我们虽然不认识,可是同样是一个故乡来的人,请安息吧。这朵花是送给你的,异乡寂寞,就算我代表你的亲人吧!”“如果来看露斯,必定顺便来看望你,做一个朋友吧!” 
  以后我又去过几次墓园,在曾先生安睡的地方,轻轻放下一朵花,陪伴他一会儿,才推着尼哥拉斯回去。 
  达尼埃回来了——尼哥拉斯在瑞士居住的男孩子。而卡蒂也加入了,她是尼哥拉斯再婚的妻子。 
  我们四个人去墓地便更热闹了些。 
  大家一面换花一边讲话,加里的坟当然也不会忘记。一摊一摊的花在那儿分,达尼埃自自然然的将曾先生的那份给了我。 
  那一阵曾先生一定快乐,因为总是有人纪念他。 
  后来我做了两度一个奇怪的梦,梦中曾先生的确是来谢我,可是看不清他的容貌。 
  他来谢我,我欢喜了一大场。 
  以后我离开了自己的房子,搬到另外一个岛上去居住,因为荷西在那边做工程。 
  曾先生的坟便没有再去探望的机会了。 
  当我写出这一段小小的故事来时,十分渴望曾君雄在台湾的亲属看到。他们必然因为路途遥远,不能替他扫墓而心有所失。 
  不久我又要回到曾先生埋骨的岛上居住,听说曾先生是高雄人,如果他的亲属有什么东西,想放在他的坟上给他,我是十分愿意代着去完成这份愿望的。 
  对于自己的同胞因为居住的地方那么偏远,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回想起来只有这一件小小的事情记录下来,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后记 
  上面这篇小文章是朋友,作家小民托付我要写的,为了赶稿,很快的交卷了。 
  这件事情,写完也忘记了,因为文短。 
  过了很久很久,快一年多了,我有事去《联合报》,在副刊室内碰到编辑曼伦,她说有人托她找一篇三毛去年在报上发表的短文。 
  曼伦翻遍了资料,找不到刊过这篇文章的事实。其实,它当时发表在《中华日报》上,并不在《联合报》。“有人打电话来报社,说三毛写过一个在西班牙姓曾的中国人的事情,名字是他失踪了多年的兄弟,听说在西班牙失踪的,你有没有这个记忆?”曼伦问我。 
  我很快的将在西班牙认识的中国人都想了一遍,里面的确没有一个姓曾的。 
  我告诉曼伦,大概弄错了,没有姓曾的朋友,也没听说有什么在西班牙失踪的中国人。 
  没有想起这篇文章,他们在找的是一个失踪的兄弟,我完全没有联想。 
  过了不久,收到一封寄去报社转来的信,拆开来一看,里面赫然写着曾君雄的名字,当我看见这个全名出现了时,尖叫了起来:“他家属找的原来是这个人——他早死了呀!一九七二年还是七一年就死了呀!” 
  那封家属的信,是一九八○年的五月收到的。 
  高雄来的信,曾先生的兄长和弟弟,要答谢我,要我去高雄讲演时见见面,要请我吃饭,因为我上了他们兄弟在海外的孤坟。 
  面对这样的一封信,我的心绪非常伤感,是不是我上面的文章,给他家人报了这个死亡的消息?是事实,可是他们心碎了。 
  见了面,我能说什么?那顿饭,曾家人诚心要讲的,又如何吃得下去? 
  结果,我没有再跟他们连络。 
  去年夏天,一九八二年,我又回到迦纳利群岛去。一个酷热的中午,我开车去了圣拉撒路公墓,在曾君雄先生的坟上,再放了一朵花,替他的大理石墓碑擦了一下。 
  今年,一九八三年的夏天,我又要重返那个岛屿,请曾君雄先生在高雄的家属一定放心,我去了,必然会代替曾家,去看望他。 
  人死不能复生,曾先生的家人,我们只有期望来世和亲人的重聚。那个墓,如果您们想以中国民间的习俗,叫我烧些纸钱,我可以由台湾带去,好使活着的人心安。 
  因为读者来信太多,曾家高雄的地址已找不到了,请看见这篇后记的南部朋友代为留意,如果有认识曾家的人,请写信到皇冠出版社来与我连络。谢谢! 
  上坟的事,不必再挂心了,我一定会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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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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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的不是掌声,他要的不是个人的英雄崇拜,他不要你看热闹。 
  请你看他,用你全部的心怀意念看看这个高贵的人,看出这一个灵魂的寂寞吧! 
  你当然看到了他,因为这一场演讲会你去了。 
  请问你用什么看他?用眼睛,还是用心灵? 
  演讲会散了,闹哄哄的人群挤在走廊上,气氛相当热烈,好似上一分钟才从一场宴会里散出来。 
  一张又一张脸上,我找到的不是沉思,我听到看到的只是寒暄和吵闹。 
  那么多张脸啊,为什么没有一丝索忍尼辛的光影?而你正从他的讲话里出来。 
  你为什么来?他又为什么讲?场外那么多哀哀求票的人,你为什么不干脆将票给了他们? 
  是那一位过来问我:“三毛,你听演讲为什么泪湿?” 
  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你根本在场,看见了这样的一个人,听了他的讲话,想到他的一生,却问我为什么堕泪,那么你跟我,说的不是同样的语言。 
  我流泪,因为我寂寞,你能懂吗?孤臣孽子的寂寞,无关风月,一样刻骨。 
  你又说:“你是情感丰富的人,当然是如此反应的。” 
  那么我跟你说,你冷血,这儿一半听讲的人都冷血,全台湾一半的人冷血、自私、懦弱、短视……你无感,因为你没有爱,没有心,没有热血,也没有灵魂。 
  是的,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世界,我们自由得慢慢烂掉,烂在声色犬马的追逐里,死在浮华生活的彩色泡沫中而洋洋自得。这便是你对自由的了解和享受,是不是? 
  你是不是将索忍尼辛的来,又当作一场空泛的高调,你听见自由的呼唤,听见一个真诚而热烈的灵魂喊出了你常常听的东西,也喊出了大陆同胞的声音,你便机械的鼓掌,就如你一生拍了无数次想也当然的手一样。 
  你只是拍手而已,你的眼底,没有东西。 
  我们僵掉了,我们早已僵化了,我们有的只是形式和口号,我们不懂得深思,因为那太累了。 
  你不要喊口号吧,口号是没有用的,如果你不调整自己的生活,不改变自己的理念,不珍惜你已有的自由,不为你安身的社会担负起当有的一份使命,那么你便闭嘴好了。有的时候,我们将物质的享受和自由的追寻混为一谈,我们反对极权便加强渲染那个不自由世界里物质的缺乏。却不知道,有许多人,为着一个光明而正确的理想,可以将生命也抛弃。物质的苦难和自由的丧失事实上是两回事,后者的被侵犯才是极可怕可悲的事情。 
  我并不是在跟你讲国家民族,我只跟你讲你自己,我们既然将自由当作比生命还要可贵的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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