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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利佩把自己的绝技移植到阿波罗身上时，也考虑到了故事本身的合理性。十九世纪之前的网球一般是用皮、羊毛、甚至沙子制成的，其材质不像现在这样既轻且软而有弹性。那时的网球是真的能杀人的！1751年，威尔士的弗雷德里克王子就让一只网球击中了腹部，随即死于内出血。这样的爆炸新闻，想来利佩是不会不知道的。
那时的球场通常没有规范的尺寸。比如卢浮宫的球场大小是36×12米，而别处的球场面积往往只有它的一半。球网一般有齐胸高，对阵双方各自依墙而立，那架势有点像现在的软式网球。每个球场都有一个带围栏的观众席——在那幅画的左上角，树影葱茏处，便依稀能看出观众席的样子来。
与马术、狩猎、舞蹈不同，网球并不是年轻贵族的必修课，而是一种旨在“放松头脑、保持健康体魄的运动”（这是1742年的一本训练手册的说法）。不过，对于普通市民而言，这仍然是一项他们看不懂也消费不起的“高尚游戏”，所以安排阿波罗在画布上玩一把网球，大约也不能算是亵渎神灵吧。
再看画面上雅辛托斯的一身行头，裁剪得当，长短合宜，轻便里透出几分娇媚来，跟库娃的网球裙有一拼，细细品来，仿佛时光就在他衣服的褶皱间飞速穿梭，随后又凝止了。
美少年松开的腰带上系着一个金色的搭扣，那搭扣上刻着森林之神萨梯（Satyr）的头像。与之相对应的是画面右侧的一尊萨梯全身雕像，挺起大肚子，低下头，嘴边分明悬着一丝狞笑。这个长了一对羊角的萨梯，从来都是追逐享乐、不拘小节、亦邪亦谐的象征，利佩策划或者默许画面如此铺排，想来也有某种自嘲的意味吧。
喜欢自嘲的利佩伯爵1777年去世，享年五十三岁。他的侄子接管了他名下这方小小的地盘。不晓得是故意还是巧合，这位继承者有一个希腊味十足的名字，雅辛托斯。
心痛如斯（1）
其实瑞雪儿宁愿自己不要发现那本书的，至少不应该在怀着七个月身孕的时候。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本另觅新欢，甚至匀不出一点多余的气力是可以用来愤怒的。一股子狠劲上来了也是棉花拳砸上了橡皮墙，就只有一个人傻坐在纽约父亲的寓所里掉眼泪的份。哭累了抬起脸来瞥见胡桃木家具和深灰色台灯，心便愈发地冷，那些物像竟在视线里揉作一团，眉不是眉，眼不是眼的。
那是一本儿歌集，扉页上有一段题词是写给瑞雪儿的丈夫马克的：“我亲爱的马克，我想送你一样东西，来纪念今天发生的事情，这件事令我们的将来愈发明朗化了。现在你可以把这些歌唱给山姆听，将来我们一起唱给他听。我爱你。塞尔玛。”山姆是瑞雪儿两岁的宝贝儿子，居然也被白纸黑字地牵扯了进去，这不是存心要把她逼疯吗？
—马克终于回来了。……等他肉麻地吹捧完塞尔玛，等他说他不会放弃她，等他骂完我是泼妇淫妇碎嘴子牢骚精外加讨厌华盛顿，过了一会儿，他说尽管如此，他不希望我离开他。我坐在沙发上，挺着个大肚子，眼泪哗哗地往下流，等他说到第十六遍塞尔玛·赖斯怎么比我可爱的时候，我鼓足勇气对他说：“你疯了。”说这话用尽了我最后一滴自信。
他车一开走，我一把抱起山姆，拎起一只塞满尿片的提包，叫了一辆出租车，就去了机场。
当一个专门对付翻译小说的编辑，其实远没有想像中那么自在：三年了，我的工作状态经常是端坐在原作与译稿前，挣扎在两种文字的冲突与割裂之间左右为难。于是，故事被肢解了，情节四分五裂，我是在审校而非阅读，怀里揣着的是责任而非兴趣。时间长了，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我几乎忘却了一气呵成的阅读感受。
例外的只有那些情节张力与语言兴奋度配合得天衣无缝的作品，比如《心痛》（原文是heartburn；“心痛”自然是中规中矩的译法，不过我老是会联想到过去有一首歌叫“焚心以火”，总疑心用这个词能更传神一些）。
译者李卉定居在深圳，当初不远千里热线荐书的时候，我们还素昧平生。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声，如果画成声线图一定是弹性十足的波浪状的曲纹：
“真是一本好书呢！写书的就是诺拉·爱弗朗嘛！”
谁是诺拉·爱弗朗？
“哎呀，看过《西雅图未眠夜》（SleeplessinSeattle）吗？”曲线忽地挑高，成了一道陡崖，那口气是不由分说的。
怎么不记得？情人节。纽约帝国大厦顶层。冬夜里干冷的风利落地剪出汤姆·汉克斯和梅格·瑞恩渐渐靠近的侧影。已近影片尾声，却是男女主角的初遇。金风玉露一相逢，真真让每个看电影的人，终于欢欢喜喜地放下心来。
大学时代，这部片子我是一连看过三遍的——每一次看，照例还是会在每一个编导认为应该出彩的地方微笑，不是前仰后合的那种笑，只是点到为止、会心而已。我总觉得巧合的叠加到了那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就不仅仅是“浪漫”两个字能解释得清楚了。然而这也就愈发显得浪漫的可贵：黑夜一样的人生，真的需要浪漫来作一盏灯，虽是忽明忽暗，却是从不肯熄灭的。于是我省悟，无可救药地，原来我也是个满口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者。
《西雅图未眠夜》的编剧兼导演，便是这个诺拉·爱弗朗。她拳打脚踢在好莱坞创下的业绩，还包括《合欢树》（Silkwood）、《当哈里遇上萨莉》（WhenHarrymetSally，港译《90男欢女爱》可能更为人熟知）以及《电子情书》（You’vegotmail），都是既拿过奥斯卡提名，又创下票房记录的。
《心痛》是爱弗朗名下唯一的小说——当然后来也改编成了电影，担纲演那一对冤家的，是梅丽尔·斯特里普和杰克·尼克尔森。
没看过那部电影。但从小说里已经可以想见，即便不是配齐了斯特里普、尼克尔森这样老辣的大卡司，单凭规定情节和台词本身的戏剧性，已经为演员（哪怕是庸常之辈）提供了足够的发挥空间。只是观众多半会有一些惊诧，因为至少从表面上看，《心痛》的风格似乎与爱弗朗一向擅长的romanceedy相去甚远——edy还是edy，对于romance的迷局，《心痛》却更像是一种破解。嚼得再细一点，你还能发现，或许，喜剧，真的是需要拿悲剧的元素作衬底，才能厚实起来的。
好小说往往只讲小故事：丈夫有了外遇，而且是在妻子快要替他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堂而皇之地有了外遇。该拿他怎么办？或者说，该拿自己怎么办？给出一个确凿的答案当然不是小说的责任，它只告诉你：你大可以安慰自己，感情不是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你也大可以好离好散无怨无悔再见亦是朋友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就像歌里经常唱电影里经常演的那样；但你也绝对有权利愤怒，他用侮慢轻而易举地就把你的自尊与信任像纸皮核桃那样捏得粉碎、捏出响声来，你为什么还要放弃愤怒的权利？
愤怒到了极点，总是要喷薄而出的。《心痛》里那个叫瑞雪儿的妻子，一个成功的烹饪书作家，初时是怎么也不能相信丈夫居然可以离开她做的秘制色拉酱一个人过的。丈夫马克是个专栏作家，参议院里的那点猫腻一直是他的笔下快意恩仇的好材料，自然深谙兵不血刃的道理。他就那样冷冷地、宽宏大量地看着她，看她哭得一天一地，就像一个胸有成竹的勇士坦然面对一头发疯的公牛。他可怜她的无助，他原谅她的任性，总而言之，他不跟她一般见识。他说，走吧，我们回家，你还怀着孩子嘛；可他不说我离开那个女人，仿佛回家是一种恩赐，回家只是因为她怀着孩子。怒火就是在这时候燃烧起来的，瑞雪儿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心里有个声音在说，在喊：
—我还爱你，我这么想。可要我坐在这里，琢磨怎么让你再来爱我，还不如让我死了痛快。我宁愿去死，也不想再多花五分钟去翻你的抽屉，猜想你去哪儿了，等着再一次的不忠袭来，担心自己饱经沧桑满是剖腹产疤痕的可怜巴巴的中年女人的身体还会不会引起你的兴趣。自哀自怜我受不了。坐在这儿让满腔怒火触到自己的痛处，然后再化成眼泪流出来我受不了。
心痛如斯（2）
馅饼就在我的眼前，我看了它一眼，它突然抖动起来。这会儿他们正在谈国务院的事呢。要是我冲他扔了这块馅饼，我对自己这么说，他就再也不爱我了。我被这个念头击中了：他不爱我。这个想法擦亮了我的双眼：整件事情的症结就在这里。他疯不疯无关紧要。我清不清白内不内疚无关紧要。他不爱我，除了这点之外，什么都无关紧要。要是我冲他扔了这块馅饼，他就再也不爱我了。可他本来也不爱我啊。所以，我要想扔就扔吧。
馅饼就这样扔了出去。大部分落在马克的右脸，扔得很准。胡子、鼻子和睫毛全粘上了奶油和酸橙馅，有几块馅饼皮掉在了他的外衣上。说时迟，那时快，扔的人豁然开朗，被扔的惊诧莫名，读的人痛快淋漓。
想起早年看过的另一部美国电影《罗斯夫妇的战争》，饱蘸了青紫而至浓黑的色调，把夫妻之间由爱转恨的过程，渲染得阴郁而绝望。影片结尾，更是极尽夸张，男女主角同归于尽，临终，丈夫说我们和解吧，妻子说，不，决不。妻子那张狰狞的脸，现在闭上眼睛想起来，一阵紧似一阵的凉意还是会从牙齿根里渗出来。
相似的情绪，到了爱弗朗笔下，消解了大半的强度，浓度却未曾稀释半分，即便如此，也全然是另一种口味了。我更喜欢这种有节制的铺陈，也更喜欢读瑞雪儿家常味浓重、节奏感十足的语无伦次，那绝对是女人才说得出、女人才听得懂的语言。就好比只有拉拉杂杂地牵扯出一大段柔韧绵长的cheese，才算是吃到了好pizza。女人的愤怒和快乐一样，琐碎，却也浅近。愈是如此，心痛便埋得愈深。爱弗朗的小说，一如她的电影，最可激赏的地方，就是她从未站在一个俯视的位置，用既有的（毋宁说是男权话语的）主流意识去设计角色的反应——在她的作品里，女人只说女人想说的话，当她想把馅饼扔过去的时候，她就扔了。穷尽全篇，无论是人物、作者还是读者，不都是在等着这一扔吗？高潮的降临，既属意外的惊喜，又契合意料之中的逻辑关系。如果为这段压轴好戏配乐，我一定会选那个像女巫一样的加拿大歌星AlanisMorisette在96年Grammy大获全胜的唱片《破碎的小药丸》——馅饼扔出去的一刹那，耳边就该响起她掺和着30％哭腔、70％嘲讽的嘶喊才完满：
“……每次你喊她的名字，
你有没有告诉过她，你曾许诺爱我到死？
爱我到死？看看你现在，倒活得挺踏实！”
八十年代《心痛》刚问世的时候，很是鼓噪了一阵子。彼时爱弗朗在电影界只是小有名气，与后来screenwritinglegend的盛誉还相去甚远，细究起来，《心痛》的走红多半还是拜其中影射成分所赐。
影射还是一句客气话。小说的关键情节毋宁说是作者现实生活的翻版。书里那个“跟百叶窗做爱都能胜任”的丈夫马克，活脱脱就是爱弗朗的第二任丈夫卡尔·伯恩斯坦的真实写照。
这个伯恩斯坦也不是个等闲人物。设若把尼克松的政治生涯比作一本书，伯恩斯坦和另一根笔杆子鲍勃·伍德沃德的名字一定要留在扉页上。正是这两位《华盛顿邮报》的名记，在1972年6月19日发表了揭水门事件老底的独家报道，就此把尼克松赶下台。1976年好莱坞把这段轶事搬上大银幕，名曰《总统班底》，出演伯恩斯坦的是达斯汀·霍夫曼。
一切的一切，无论是表层还是内核，似乎都与小说情节严丝合缝：爱弗朗与伯恩斯坦也有两个儿子，在怀次子马克斯将近七个月的时候，伯恩斯坦的外遇给了爱弗朗当头一闷棍，最直接的后果，是小马克斯成了早产儿。至于书里提到的瑞雪儿那位爱仓鼠甚于爱女人的第一任丈夫是否影射爱弗朗的原配——作家丹·格林伯格，就无从考证了。
当年的一片哗然可想而知：全美国最善于挖掘隐私的无冕之王后院起火，但凡有点好奇心的，都愿意睁大眼睛看个究竟。爱弗朗的那枝笔，是断不肯饶人的，依照她小说里的情节，甚至伯恩斯坦（马克）许多写专栏的材料，都是直接从妻子那里批发来的。一代名记就此斯文扫地。
爱弗朗早年也曾是一名资深记者，炮制绵里藏针的随笔更是一绝。许多评论家指责她的小说过于“随笔化”，我总疑心这或许正是因为她的随笔实在是太过街知巷闻了。她在1975年出版的文集《沙拉也疯狂》（CrazySalad）久印不衰，被奉为70年代女权运动的经典文本。“如果我有一对丰满的乳房，我绝对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我。”这样一句现在看来平淡无奇的话却被当时的女人读出了别样的深意，也几乎成了爱弗朗本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标签。似乎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爱弗朗已脱不开为女人代言的干系，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冷嘲热讽的机会（依照爱弗朗本人的说法，为了让自己的随笔不受字数的限制，她写小说；为了不让自己的小说为镜头所篡改，她又学着干编剧、导演……总之，你别想封上她那张嘴）——即便是读她的小说，最让你（当然，假设你是个女人）贴心润肺的还是这样的句子：
…你可以强打起精神，和七位与你一样婚姻不幸的女人每周谈一次奶酪。你还可以和你的丈夫坐下来，拟出一张家务活清单，重新分配任务。成千上万个家庭这么做了，结果成千上万个丈夫同意擦桌子。他们擦完桌子以后东张西望，好像等着谁给他们颁奖。他们擦完桌子以后，希望问题从此消失。问题是消失了。女权运动消失了。他们的太太也跟着消失。太太走出家门，终于赢得了自由，并且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她们是在买家市场做卖家，她们发现七十年代女权运动的主要业绩，只是实行了AA制。
—有时候，我相信爱情会枯萎，希望会永存。有时候，我相信希望会枯萎，爱情会永存。有时候，我相信性加上内疚等于爱情，有时候又相信性加上内疚等于完美的性。有时候，我相信爱情自然如潮水，有时候又相信爱情只是一种意志。有时候，我相信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善于爱，有时候又相信每个人都在装腔作势。有时候，我相信爱是必不可少的，有时候我又相信爱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不然的话，你就会穷尽一生去寻找它。
即使到了如此大彻大悟的境界，一旦直面爱人的背叛，照样从头到脚，没有一寸不痛到麻木。我以为，爱弗朗的可爱，倒恰恰在于不惮挥霍小女子的这一腔怒气、满腹酸水，也不要那中看不中用的大将风度，横竖闹出来干净。就像她96年在母校威斯利女子学院作的讲演，向台下无数双满怀钦敬的耳朵大声疾呼：“不管你们选择干什么，不管你们会走怎样的路，我只希望，你们不要选择成为一名‘淑女’。”言辞恳切，尽管有那么一点张牙舞爪的意思。
瑞雪儿离开华盛顿的前一天（注：那时候，馅饼已经扔出去了），给大儿子山姆做了法式烤面包，然后去医院问儿科大夫，新生的纳撒尼尔出院的第二天能不能去纽约，大夫说可以坐火车。于是，瑞雪儿给纽约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自己在找到住处之前要先在他那儿蹭上几个礼拜。然后，瑞雪儿回家做最后一顿晚饭，顺便教会马克做那道秘制色拉酱。
躺在床上，瑞雪儿想起当年怀山姆那阵子，马克每天早晚都要给她唱一首叫《矮牵牛花》的歌，从来没唱准过拍子，但每一次都让她有一种安全感。
—那时，我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人这么爱我。我总想把歌词记下来，因为它又傻又好笑；但我始终没有动笔。现在什么也不记得了。我能记得那种感觉，但歌词实在是记不起来了。
淡忘过去，不能算是最坏的开始。
比烟花寂寞（1）
大提琴的好，是不容你在呢喃耳语间厮磨，一路就撞入肺腑里去。直白到了莽撞的地步。不似梵婀琳，起承转合间须有一点触到了要害，整首曲子便立时活起来；大提琴不然，哀与恸的气魄是压人的，拿十足的力跟你的冷漠拼，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是坦荡荡的悲壮。
像杰奎琳·杜普雷拉埃尔加的协奏曲，音符乍入耳就逼得人逃不过，心知是要泪雨倾盆了，却因为来得太快太满，反而许久都落不下来，倒连累酸涨了一鼻子。
指挥家祖宾·梅塔当年与杜普雷相见欢，合作时每每讶异于后者藉着琴音纵横四海的才情。后来杜普雷谢世，梅塔欲与另一干人马重温旧梦，也拉埃尔加，竟不成——才奏到一半，梅塔已哽咽难言：“……没有人能比杰姬拉得更好……”自此，这首曲子梅塔再没有碰过。
这个杰奎琳·杜普雷，二十世纪大大小小的音乐人物志都不会缺少她的词条：1945－1987，英籍大提琴家，五岁初展过人禀赋，十六岁开始职业生涯，才华与年龄的落差倾倒众生；1973年，被确诊罹患多发性硬化症，遂作别舞台，缠绵病榻十余载，终卒于盛年。
斯人已逝，生命的洪涛本该如罗素所言，聚拢成涓涓细流，末了，在静谧中归于虚无。然而，生涯璀璨而凄美者如杜普雷，那命运的河却总像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终点，时不时地，会藉由爱乐者的记忆，重又溅出几朵浪花，非得让喜欢在河边看风景的人，悠悠地吟出一声叹息来。
对于杜普雷的至亲，姐姐希拉里和弟弟皮尔斯，挥之不去又难以言传的，又岂止是一声叹息。或许，对于当事人而言，真的只有等到时光把往事拉开了一段恰到好处的距离，才有可能积聚起破解梦魇的勇气。
于是，隔了十几年，才有了这本希拉里与皮尔斯合著的传记，《狂恋大提琴》。
合上书，会有两个杰姬，在眼前交叠。一个身着蓝色天鹅绒曳地长裙，好衬得一头淡黄的披肩发泛出金色来，亮得灼人眼：曾有许多报章对她的“肢体动作略显夸张”的台风或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