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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2006年第01期-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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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致《十月》......................巴 金
[中篇小说] 
  文官武将.......................石钟山
  云间雪崩.......................曾 哲
  柳生.........................麦 琪
  狗的一九三二.....................罗伟章
[小说新干线] 
  十一月里天早早地黑..................哈 南
  黄金两钱.......................哈 南
  故乡的云.......................哈 南
  印象·在灯红酒绿间摆一张书桌.............南 帆
[散文] 
  在风中长大......................朱以撒
  我所知道的蓝翎先生..................金 锦
[经典常谈] 
  沉香缭绕众生相....................止 庵
[林中水滴] 
  荒原上的芭蕾.....................沈 睿
[文学宁夏] 
  黄昏.........................石舒清
  左手.........................石舒清
  拥脖.........................石舒清
  海棠十二贴......................陈继明
[科技工作者纪事] 
  生命,张扬在八百年前的废墟上.............母国政
[诗歌] 
  一月的图景(组诗)..................王冷阳
  诗四首........................唐不遇
  鸽子(外三首)....................郭志凌
致《十月》
巴 金 
  编者按:巴金老人驾鹤西行,引发国人无尽的哀思。一位作家不仅用笔、而且以心写就了自己的一生,赢得了至高的尊严。 
  这篇文章系巴老24年前的旧作,原发于《十月》1981年第6期。巴老在文中现身说法,以自己半个多世纪对文学孜孜以求的丰厚积累,饱蘸浓情地论述了作家与编辑的鱼水关系,其中的拳拳之忱和殷切期望,今天读来仍令人感动。 
  20多年来,《十月》全体同仁敬遵巴老叮嘱,精心办刊,不敢须臾懈怠,一直得到读者和作家的厚爱。今天重发此文,为纪念巴老,也为自我提醒和鞭策,并与热爱和从事文学事业的朋友们共勉。 
   
  《十月》杂志创刊三周年,编辑同志来上海组稿,说是长短不论。我答应试试。我想谈谈关于编辑的一些事情。可是近大半年我的身体一直不好,感情激动起来,连写字也困难,看来文章是写不成的了,那就随便谈点感想吧。 
  我一直被认为是作家,但我也搞过较长时期的编辑工作,自以为两方面的甘苦都懂得一点。过去几十年中间,我多次向编辑投稿,也多次向作家拉稿。我常有这样的情况:做编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从编辑的观点看问题;投稿的时候,我又站在作家的立场,对编辑提出过多的要求。事情过后,一本杂志已经发行,一部书业已出版,平心静气,回头细想,才恍然大悟:作家和编辑应当成为诚意合作、互相了解的好朋友。 
  《十月》杂志是很好的大型刊物。它是逐渐改进、办好的。刊物是为读者服务的。用什么来服务呢?当然是用作品。读者看一份刊物,主要是看它发表的作品,好文章越多,编辑同志的功劳越大。倘使一篇好作品也拿不出来,这个刊物就会受到读者的冷落,编辑同志也谈不到为谁服务了。作品是刊物的生命。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作家无法把作品直接送到读者的手里,要靠编辑的介绍与推荐,没有这个助力,作家不一定能出来。刊物要是不能经常发表感动读者、吸引读者的好作品,编辑要是不能发现新的作家、不能团结好的作家,他们的工作就不会有成绩。文学艺术是集体的事业,这个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与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有关系,大家都有责任。大家都在从事一种共同的有益的工作,不能说谁比谁高。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倒符合实际。 
  我想起一件事情。大概在一九六二年吧,上海一位出版局的负责人写了一篇文章,替编辑同志们讲了几句话。他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也知道一点编辑工作的情况,听到一些人的牢骚,想“安抚”他们,对他们做思想工作。没有料到,一篇文章闯了大祸,姚文元的“金棍子”马上打到他的身上来了。他从此背上“杂家”的包袱,吃够了苦头。没有人出来替他说一句公道话,只是因为有一位官比他大得多的人坐在姚文元的背后。但是解决是非问题,不靠官大官小。一眨眼二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仍然听见作家们在抱怨,编辑们在发牢骚。我觉得两方面都有道理,又都没有道理。对每一方面我同样劝告:对自己要求高一点,对别人要求低一点。前些时候我读过一篇文章,说“批评也是一种爱护”,“爱护”二字引起我一些想法。我要说,真正爱护作家的是好的编辑;同样,好的编辑也受到作家的爱护。好作品喜欢同好文章排列在一起,这也是所谓“物以类聚”吧。一个刊物发表了两三篇好文章,好的作品就像流水一样汇集到它那里。刊物选择作品,作家也挑选刊物。我听见一位作家对别人说:“某某是我的责任编辑。”声音里充满感情,我看,除了读者们的鼓励外,这就是对编辑的莫大酬报了。但是我又听见一位作家抱怨,编辑不向他组稿,他连杂志社的门向哪里开也不知道。他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我想劝他不要生气,我说:“这样倒好,主动权就在你手里了。你有两个办法:第一,他不组稿,你就不投稿,组不到好作品是他那个刊物的损失;第二,他不来组稿,你也可以投稿,看他识货不识货。漏过了好作品是编辑的过失,他会受到读者的批评。”拿我自己来说,我的作品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好些篇,可是《小说月报》编辑部的大门,我一次也不曾进去过。正因为我不管这些,才有时间多写作品。我从来不管谁来约稿,谁不约稿,经常考虑的倒是在什么刊物上发表作品比较好。当然,别人用不用我的稿子,并不能由我自己决定。我也只是写稿、投稿。作家嘛,时间应当花在写作上。我还听见有人批评编辑“偏心”,说他们“重名气,轻质量”。这已经是几十年的老话了。不能说别人就没有缺点,但我们更应该相信读者。不要以为读者对当前生活一无所知,对作品毫无欣赏力和判断力。我看,一部作品的最高裁判员还是读者。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是靠谁保留下来的呢?还不是读者!也只能靠读者。编辑不可能跟读者对着干,硬要编一本没有人要看的刊物。刊物没有人要看,一定办不下去,编辑也得改行。让两方面都来经受时间的考验吧,都来经受读者的考验吧。 
  我还想谈一点个人的经验和个人的感想。我在一些不同的场合讲过了我怎样走上文学的道路,在这里我只想表示我对叶圣陶同志的感激之情。他是很好的作家和教育家,但我是把他当作很好的编辑而感谢的。我写了长篇小说,缺乏自信不敢投稿,从法国寄给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托他代印几百册。我赴法前,看见过一位朋友的兄弟自印的小说,还记得书名叫《洄浪》,印费并不贵。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一见面就告诉我:“你用不着译书卖稿筹印费了,《小说月报》明年第一期起连载你的小说。”原来当时《月报》的代理主编叶圣老经常去开明书店,他在我的朋友那里看到我寄去的原稿,认为可以发表,就拿去推荐给读者。倘使叶圣老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作为编辑,他发表了不少新作者的处女作,鼓励新人怀着勇气和信心进入文坛。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我感激叶圣老,因为他给我指出了一条宽广的路,他始终是一位不声不响的向导。 
  我从来没有把写作当作成名成家的道路。作家不过是一种职业,一个工作岗位。作家不是一种资格,不是一种地位,不是一种官衔。我重视、热爱这个职业、这个岗位,因为我可以用我的笔战斗,通过种种考验为读者、为人民服务。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作家会是“社会名流”或者“太平绅士”或者“万应膏药”。我绝不相信作家可以脱离作品而单独存在,可以用题字、用名字、用讲话代替自己的文章。我常常静夜深思,难道我当初拿笔写作,就是为了大写“苦学自学”的经验谈,引导青年如何青云直上,充当各种活动、各种场面的装饰品?难道我所有辛勤的劳动都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我一切热情的语言都是欺骗读者的谎话? 
  有时我的思想似乎进入了迷宫,落到了痛苦的深渊,束手无策,不知道怎样救出自己。忽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位老人的笑颜,我心安了。五十年来他的眼睛一直在注视我。真是一位难得的好编辑!他不是白白地把我送进了“文坛”,他以身作则,给我指出为文为人的道路,我们接触的时间不多,他也很少给我写信,但是在紧要关头,他对我非常关心,他的形象也是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的文集开始发行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四人帮”垮台后,我每年去北京都要到他府上探望,他听觉减退,我们交谈已有困难。但是同他会见,让他知道我的脑子还很清楚,使他放心,我自己也仿佛卸了责任。我们最近两次会见,叶圣老都叫人摄影留念,我收到他从北京寄来的照片,我总是兴奋地望着他的笑脸对人说:“这是我的责任编辑啊!”我充满了自豪的感觉。我甚至觉得他不单是我的第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他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 
  对编辑同志,对那些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极大的敬意外,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但是我记得作家们抱怨过编辑同志的朱笔无情,那么我就向同志们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现在“文责自负”,就让作者多负点责任吧。我一生改过不少人的文章,自己的文章也让不少编辑删改过。别人改我的文章,如果我不满意,后来一定恢复原状。我的经验是:有权不必滥用,修改别人文章不论大删小改,总得征求作者同意。我当编辑的时候,常常对自己说:“要小心啊,你改别人文章,即使改对了九十八处,你改错了两处,你就是犯了错误。最好还是笔下留情,一、可以不改的就不改,或者少改;二、一切改动都要同作者商量。”我现在还是这样看法。 
  以上只是我对一般编辑工作的意见。这个小小的要求并不是向《十月》提出的。很惭愧,说到《十月》,我就想起那一笔不曾偿还的文债。《十月》创刊的时候我答应投稿,可是三年中我没有给刊物寄过一行文字。看来,我再也写不出适合刊物的像样文章了。编辑同志不会责怪我,但是作为读者,我读到好的作品就想起编辑们的勤劳和苦心,既高兴又感谢。刊物在发展,在前进。读者的眼光永远注视着你们前进的脚步,奋勇直前吧,亲爱的朋友们。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文官武将
石钟山
  一 
   
  文官姓胡,叫胡伟岸,当然这是他参加工作后才起的名字。胡伟岸是作家,作家不是什么官衔,人们就都叫他胡作家。胡作家现在已经离休,住在干休所里,享受着军职待遇,房子是五室两厅。人们看到胡作家的房子时,才想起人家是享受着军职待遇。 
  胡作家很普通,在职时是文职军人,肩章上的金豆银豆是没有的,只有一朵花,象征着文职和武职的区别。文职不像武职区分得那么细,从排职干部到军职干部,肩膀上都扛着一朵花,分不出个大小来。因此,人们就不知道胡作家的级别,胡作家也不想让人们知道这些,部队的作家嘛,是靠作品说话的。从年轻那会儿到现在,他一直笔耕不辍,写来写去地就成了作家。这在当初他放牛时,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武将是军区的副司令员,姓范,叫范业。以前参加革命前叫范勺,这名字不好听,当时的八路军领导听了先是皱眉头,然后就笑了。于是,就给他起了范业这个名字,“业”意味着革命事业的意思。 
  范业将军在职时是中将,正儿八经的将军,肩上的两个金豆熠熠生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范将军走在营院里,下级军官和士兵都眯着眼睛给他敬礼——将军肩上的金豆太耀眼了。 
  范将军人很威武,虎背熊腰,一看就是做将军的料。行伍出身,出生入死,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又到抗美援朝,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他都参加过。战斗把范业历练成了职业军人,就是脱了军装,穿上背心短裤往那儿一站,人们也一眼认出他是军人。 
  范将军也离休了,不穿军装的范将军住进了干休所。他是大军区副职待遇,住的是二层小楼,有专车和公务员。范将军虽然不穿军装了,但那栋将军楼代表着一切,像他曾经扛在肩上的金豆一样醒目。 
  小楼周围的环境很静,人们路过小楼时,都不由得放慢脚步;就是忍不住地咳嗽,也在嗓门深处给处理了。人们知道,这里住着范将军,弄出了大动静,就是对将军的不敬。 
  范业将军在晚年的闲暇里,回顾这大半生所走过的岁月时,也想到了当年放牛的日子。当时就是让他往死里想,也不会想到将来能是这样。 
  几十年前的范将军,一点也不像将军。那会儿他正和自己童年的伙伴——胡伟岸一同在山坡上放牛。 
  晚年的将军和胡作家时常会想起少年时光,日子也恍惚间回到了从前。 
   
  二 
   
  如今的老胡和老范都是放牛娃出身,两人不仅是同乡,还同岁。那一年,他们都差不多是十三岁。小胡给前村的王家大户放牛,小范给后屯的李家放牛。不知什么时候,两拨牛就走到了一起,小胡和小范也就走到了一起。放牛的日子很乏味,两个少年聚到一起也是个伴儿,说说牛,讲讲别的,然后看着牛们漫不经心地在山坡上吃草,不紧不慢地打发着日子。 
  小胡和小范也躺在一棵树下的荫凉里,看天上的白云。他们眯着眼,耳边响着肚子的咕咕声,早晨喝的稀饭,两泡尿下去,肚子就瘪了,饥饿让他们想象着天上掉馅饼的美事。此时此刻的两个少年,做梦也不会想到将来是什么?能吃上饱饭就是他们最大的梦想。 
  他们忍饥挨饿,熬到天黑后,赶着各自的牛,一摇一晃地向前村、后屯走去。分手时,相约着明天再一起做伴放牛。 
  如果不发生意外,两个人的日子就不会有什么改变,也不会有做梦也想不到的将来。 
  那是一天中午,王家的一头母牛怀春了,招引得王家的一头公牛和李家的一头公牛发了情。两头发隋的公牛都红了眼睛,它们明白,要想得到爱情,势必要有一场激战。于是,山坡上,两头公牛摆开了决一死战的架势。 
  这场变故,小胡和小范也发现了。但他们并没有觉得势态会有多严重,倒觉得单调的生活终于有了一点乐子。他们站在牛的身后,呐喊助威,甚至希望各自的牛能表现得勇猛一些。公牛受到了主人的鼓噪,身上的牛毛都竖了起来,它们怒目圆睁,向情敌发动了进攻。犄角抵在一起的搏击声,和皮肉相撞的摩擦声,让两个放牛娃激动得手舞足蹈。 
  没多久,事态急转直下,李家的牛把王家的牛抵瞎了一只眼睛,血顺着牛眼汩汩而出;王家的牛也把李家的牛身上剐开了一道口子,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俩人这才觉出事情有些严重了,他们不是心疼牛,而是怕回去无法和东家交差。他们拼命地想把两头牛分开,斗红了眼的牛已经不把主人放在眼里了。两头牛纠缠在一起,呼哧地喘着粗气,一副鱼死网破的样子。终于,耗尽最后一丝力气后,像两座山似的轰然倒下。它们倒下了,睁着血糊糊的眼睛,口吐血沫,气绝身亡。 
  两个少年傻了,一时没了主张。他们苍白着脸,双腿发抖地齐齐给死去的牛跪下了,心里喊着:牛哇,你们咋就死了。 
  他们马上就想到了后果,东家是不会饶了他们的,赔牛,就是卖了自己也赔不起哇。 
  他们呆立在那里。其他的牛嗅到了血腥气,嗷叫一声,四散着跑远了。两人终于醒悟过来,像死了爹娘般“呜哇”一声,哭号了起来。那只挑起事端的母牛,幸灾乐祸地瞪着一双迷醉的眼睛,望着躺在地上的一对公牛,然后又困惑不解地看一眼抱头痛哭的放牛娃,无辜地摇着尾巴走开了。 
  也就是那天的傍晚,山下过来了一支穿灰衣服的军队。俩人你看看我,我望望你,不约而同地说了句:咱们跑吧。 
  没有回头路了,只能一走了之。于是,俩人趁着暮色的掩护,像两只丧家犬似的,尾随着队伍,钻进了夜色中。 
  那会儿,他们还分辨不清前面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仓皇与忙乱,只能让他们毫无选择地随着队伍往前走。 
  许多年过去了,一想起当年的革命动机,他们自己都会感到脸红心跳。 
  这是一支八路军的队伍,以前八路军的队伍都在深山老林里和鬼子周旋。听说美国人在日本的后院投了两颗原子弹,把日本人炸得没心思恋战了。于是,八路军从老林子里杀了出来,两个少年歪打正着地撞上了。一切就是这么巧合。 
   
  三 
   
  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放牛娃就这样参加了八路军。他们首先有了自己的新名字——胡伟岸和范业,叫惯了小名的两个放牛娃,在领导喊他们的新名字时,还以为是在喊别人。等他们确信那崭新的名字已经属于自己时,心里一下亮堂起来,举手投足都是另一番滋味。从此,放牛娃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参军不久,一位八路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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