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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中穿过，随风飘散。
迎风而走，登上高山。一夜狂风扫荡，满目都是摧折的枝条，还有白生生的茬口。越是高大挺拔的树木，越是不能避免，树大招风，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也是一个社会现象。青松是那个时代人格的象征，看到青松就会想起它的兄弟——腊梅和翠竹，这些寻常之物，直到现在还多多少少地代表一种正气凛然、宁折不弯的力量，它们具备了与另一股势力对抗的品质，甚至不在乎自己的毁灭。在一个充满教条的灌输时代，松树无疑是最为直观而感性的喻体，在山村里举目都是，而在城市里也得到了大量种植，似乎要把人都培养成松树那般的人格，才是这个时代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人挑着柴担，站在狂风扫过的松林里，一种自我保全的心理占满了全身。如果一个人不本能地思考这一点，人生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事实上，一代又一代村民也是怀抱一点可怜的全身心理，生而为人的喜悦，冲淡了他们对于粗粝、贫瘠生活的埋怨，忍辱负重。一个完全是民间哲学家的老农让我看看摧折大树下的茅草，这么强大的力量，茅草由于和顺、柔软，毫厘不损。刘禹锡说得好：“风行草偃，其势必然”，低低头又怎么样呢？在一个崇尚青松的时代，很少人注意这一点，甚至不往这方面思想。山村生活使我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观，所谓的原则、气节、格调、境界都是人定下来的，你认可了才有价值，不认可，它什么都不是。在做一个有原则的人之外，我们还应该做一个灵活机动的人。生存更需要灵活，而不是原则。我看《晋阳秋》，书中说：“大康以来，天下共尚无为，贵谈老庄，少有说事”，为什么少有说事，玄说玄远，云遮雾罩，而一说事，则要触人之是非，这就危险了。所以《安身论》说得透彻：“崇德莫大乎安身”。士人们如此，具体到一个农耕人家，远离原则实属正常。他们处在一个变数很小的空间，充满了天意的生态圈，古今同调，只是人事已非。人与天是无原则可言的，水田中的人生对于天就是顺和，干旱或洪涝时节还须苦苦祈求，从鲜亮清新的村姑到皱纹满脸的老妪，一辈子能坚持住什么？人的本性中都会有一些与生俱来的血性，不愿过苦日子，不愿低人一等，更不愿子孙循旧辙家道中落。如今，已经降到了最低的限度。一个人不时修正自己的处世原则也无可非议，毕竟生存为大。
比起挺立的青松，我还是更喜欢青松脚下切实求生的小草。
这段时间里，我反复读的是一本从老乡家中找出的竖版魏晋诗集，前后数页已经被撕去卷了土烟，剩下中间薄薄的一部分。很凑巧，阮籍的几十首《咏怀》不曾损伤。在乡间的黄昏，在黄昏时的风起，一个人坐在村尾的老樟树下，随手翻动几页。阮籍的愁苦，有许多愁苦都付与黄昏，写着黄昏时日益加深的忧思，还有黄昏的风带来的悲凉：“回风吹四壁，寒鸟相因依”。时代相差那么远，个性也截然相反，那时的风却一直能够吹到现在。在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村子里，日子更遵循质朴、简单，表达更趋于寡语、沉默。罗伯特·勃莱说过：“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的确如此，“稻花香里说丰年”，一点好的先兆就让人易于满足，嗅着花香，似乎看到仓廪金黄堆满，却不知离归仓的这个过程中，会有多少变故。
我从风中的山野来到这个省会城市，已经二十六岁，又高又瘦如风中之丝。命运发生了改变，不必再迎风兀立或者逆风而行。一个从山野中回来的人，现在会在城市的茶艺居里，安闲地品着功夫茶，回想着原野浩荡无边的风群。许多人可能记住了其他更有价值的片段，因为记忆是私有的，储存和忘却存在着万千个差异。使记忆的价值产生不同的比较刻度。城市是乡村的怪胎，许多的空旷越来越紧密地被高层建筑挤占，似乎不占尽空间就不足以称城市。一座高大的建筑就是一面挡风的盾牌，盾牌多了，激荡的风难以穿越。城市闷热起来，蒲扇已经消失，电器降温设备在炎炎夏日的居室里制造着非自然的情调。有时也能巧遇故旧，当我放弃大路钻入小巷，风突然旋转而至，皮肤准确地判断它来自高空或者原野。即使城市生活久了，皮肤的感觉依旧，像一小节细微的芒刺拂动，有一点幸福的异样。
台风是城市最大的威胁。一个城市在建设中时刻要提防台风的到来。和一个家庭相比，家庭更会感到切肤之痛，被台风损毁的家庭，无不有一种被利刃划过的深刻。
没有谁看到等级达到十二级的台风，如同没有谁真切地捕捉到鬼魅。当我们看到台风时，已经是这股力量穿行过后留下的破坏痕迹了——楼房倒塌，桥梁倾圮，林木拔起，船只颠覆。装点城市的无数大型广告，妖冶的美女花容失色，断成几节，只余一只煽情的眼。城市处在无序和萧索的漩涡里，作为庸常生活的载体，我原本对这个城市不抱大大的美感，只是认为适合于普通的生活即可。台风之前，走马灯一样的各种检查表明，这座城市如此优秀，生活在这里是一种福分，这些来自官方报纸上的语言资源，如果盲从，还真的会以为离巴黎这座有着高贵神情的国际大都市，只是一步之遥了。
台风的到来，一切逐渐明了。生活中的马太效应这么明显，那些居住于别墅群中的富人，隔着宽厚的玻璃幕墙，看风起云涌，心机平和地打着手机，指挥大公司的运作，只等台风过后，生活毫无损伤地重新开始。住在棚户区的人，摇摇欲坠的老房子，此时的倾斜度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而吹垮的不在少数。在倾斜的木屋里生长，对于有着久远的期待平衡、中正民俗心理的人来说，精神上是一种负担，惊恐弥漫。如果风从另一个角度吹来就好了，可是没有。风每一次都朝着这一个方向，大势所趋，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抵挡。木壁散发着来自森林长久沤泡的霉味，还有油毡补丁的纹路。一年经历了几次台风，台风过后一脸茫然——毫无家底，下岗，多病，经不起波动。当老师在课堂上讲述比萨斜塔的美感时，他们的女儿，此时有些坐立不安，对于这种美感充满了忧郁——同样是倾斜，价值却有天壤之别，如果真如比萨斜塔就好了，生活将就此得到改观，心境得到安宁。想得多了，脑门上有些微微的晕眩。一阵风的过程中，对于有的人家只视为一种自然现象；而对于另外的人家，这个过程含纳了许多的神秘，让人不禁想象，私下扩大它凋敝的一面，让人觉得逆境凝聚了可供咀嚼的苦涩滋味。当然，向人絮絮叨叨自己的贫困，就好像把伤口摊开给人看。结果，只能让人离你更远。一些无言的苦涩让人只看到平静的外表，看不到深处的真实。就好比舞蹈，舞者的曼妙舞姿，让人觉得她生活在天堂，无忧无虑，可是皮娜·鲍希却说：“我跳舞，因为我悲伤。”这句话让人震惊许久。少年的早熟，有一部分是在贫困中发酵催化的，提前进入了成年的思维轨迹里，忧愁风雨。当成熟要由生活的困顿来做为催化剂，并且自古以来很欣赏由困境中走出的成功者，夸大困境的促进作用，在我看来，这很不道德。
生活在低洼地带的都是一些小户人家。从风水学的角度讲，这里不宜筑屋建房，透气不好，地气潮湿，视线也很局限，采风更是短促，完全不是向阳高地的爽朗开阔。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生态圈，从生态圈的方位就可以看到各个等级、身份、经济状态，这是一点都不含糊的。在我的感觉里，一个城市在无形中划分为几块，有的是生意圈，有的则是公务员、白领的聚集地，还有一大片是旧日官宦的后人，然后是学府师长、学子的文化区，最后是外来打工、捡拾破烂、乞讨者的部落。当这些人在一条必须之路上汇集着赶路时，穿着、举止、神情，自然地流露出不同阶层的气味。荀子曾经说：过令我铭记不忘的一段话，他说，马比人跑得快，牛比人有力气，却都归属于人驾驭，这是因为人能够结合，可以“群”，而“群”的前提是能“分”，即各守本分，见出高低阶层——世界就是由各个层次的人群组合成的。这里有着认命的理想，有人过好日子，也就有人过着苦日子，现实中人必须爽快地承认这一点。台风携带的暴雨首先冲刷和浸泡这些低洼地带。平日政府对于地下的排涝系统的整治看起来无懈可击，没有人怀疑它们的可靠性，直到风狂雨骤，壅滞堵塞，才知道全是纸面文章。四处汪洋中，机巧的人已经扎起简易的木排，开始运送过客，趁风雨交加发一点小财。老子当年说过：“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能攻坚，莫之能胜”，果真应验，这些激动万分的浑浊液体趁着风势破门而入。家中的轻薄之物，载浮载沉。天下大多数物品经不起浸泡，浸泡使它们还原不了原先的色泽、造型，还有质量。低洼地带的居民的敏感，已经在多年的遭遇中养成。像瘸子的手特别好使，像哑巴的眼睛特别明亮——人总是会在生活的艰辛的另一侧，增生出一些说来十分辛酸的生存手段。这些手段来源于生活的需要，只要他们不迁到高处，这一套完全可以作为遗产传给后人继续使用。当盆盆罐罐东一个西一个地散落在各处盛漏时，整座宅院八音和鸣，高低相激。这些声响不是为健康正常的生活设置的，听不到美感。生活破碎、残缺，在接漏的声响中点点滴滴地展示出来。时日长了，人也麻木了，坦然地面对一道道蜿蜒的屋漏痕，还有一盆盆盛满的水。许多年以后，也许生活质量有了稍稍的改善，当这种接漏声调偶然在梦境中穿过，会不会为此惊醒而坐起？！
这个临海的城市以水产养殖闻名。在惠风和畅的日子里，我们进入成排连结着的养殖水域，穿着长筒雨靴的养殖者的脸色如水平和，让人不由得对临水生活的从容和徐缓，生出一些歆羡。每一个网箱都试图网住一个大的希望，就像农耕人期待每一片土地都迸发出最大的能量。对于荡漾着心潮的水域，热爱的程度要比坚硬的地面大得多——水面真实地提供着发展的过程，传递着水族生长的微妙信息。这是一个让人难以定性的空间，希望建筑在摇曳的水上，有些心虚，投入越多，可能性越大，可能性的逆转也就相对大。此时，也只能这么走下去了。更深夜阑，水面迷蒙，隔着木板听得鱼虾的喋水、窜动，不由光着膀子走出，见远处三两灯火昏黄，万家沉睡，便坐下来点一支烟。隔了三天，平静被打破，浊浪排空，惊涛裂岸，小船、浮筒、网箱，水面上的家当在台风的伟力撕扯之下断裂破碎，鱼虾获得自由，散入无边无际的大海。几乎每一次，屏幕上都要出现他们绝望的容颜，以示关怀。当具体的生存一开始就要规避如此大的风险，希望就已经打了打扣。赌一把的心理与生俱来，充斥在我们生活的许多细节上，向往和背驰，希望和绝望，就是一枚钢铡儿的两面，大自然把我们不希望的那一面给翻过来了。
每一次台风过去，城市惊魂未定。对于大自然而言，只不过是它一次急促的呼吸罢了。
曾经有一出戏代表了一个时代对于风的强硬态度，它的名字叫《战台风》。当几百万知青躬耕于大野，对于自然的力量不寒而栗时，这出戏的出现，增添了人们不自量力的胆魄，面对台风、暴雨、山洪、泥石流，以血肉之躯去抵挡的人不在少数。甚至为了几根洪水中的公社木头，跃入其中不得返回。这些都成为范例，让旁观者羞愧。我在这一群人中不仅是一个旁观者，还是一个胆怯的避让者，在这类事件中奋不顾身而受表彰的大红榜上，从来找不到我的名字。不独我觉得自己渺小，我甚至觉得在山洪、山水的面前，整个村子的人捆绑在一起，也无比渺小。是哪一种用意的鼓动使人狂妄自大起来呢？我不知道人已经离准确估量自己偏差了多少。也许是在自然界的力量面前表现畏惧、退缩，使我后来回到城市的时间推迟了。一个狂热的时代肯定不喜欢退避者，他显出不听话不合群，还有我行我素。后来，当我离开山村，有些人就永远地消失了，他们是在自然的力量面前，为了公社的财产，财产说起来很小，无非是几头被冲走的猪、牛，一场无名的山火。只有激情而缺乏理智的判断，向前迈进一步，事态就走向反面。我们对于一个人价值的衡量，不是从进入市场经济才开始的，任何时候，都应该认为，人比猪、牛，比一片燃烧的山林，都更为重要。
自然界永远是这么一幅广阔高迥的相貌，深含超人的力量。风总是参与其中，推波助澜，凡有风的参与，自然界其他的力量都会变得更加强大和迅猛。在这个纬度上的人与城市，注定要不断地面对风雨带来的灾祸。人类无法拒绝风，无法改变风的走向，人的自尊自信受到了风的挑战。人在长大除了肉身的伸张之外，更重要的标志是人的思维摆脱了愚昧，走上了正常的轨迹。我注意到，面对破坏力强大的风，人们已经从迎战转为躲避，避其锋芒、尖锐，不再侈谈人定胜天这类空话。渔船靠港、学校放假，举村迁移，这些都是认识上的觉醒和进步——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加紧要，人在大自然面前低头，并不是人类的羞耻。
在风中，我们长大。
责任编辑 林苑中
我所知道的蓝翎先生
金 锦
知悉蓝翎去世的消息，是在甲申春节前。那天晚上刚看罢电视播放的书法大师刘炳森追悼会的新闻，正为人命危浅天不假年而怅然叹惜，便接到了北京一位军旅作家朋友的电话，告诉了我蓝翎先生病逝的噩耗。尽管他轻声地说是“走了”，但我的心头却不啻重重的一击。
两天后蓝翎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远隔千里，匆促间我只是发了一份唁函，遥祝他魂归天国，永久安息。当时追昔忆往，虽然心有所感，却没有急于诉诸文字。不是不想，而是觉得像蓝翎先生这样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和李希凡一起，因毛泽东那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而名震朝野的人物，即便写悼念文章，一时也轮不到我的份儿。光阴荏苒，时过半载，我一直留意凡能见到的报章杂志，竟没有发现追悼的辞章，这让我很有些失望和不安。也许痛定思痛的追忆是一个反复咀嚼回味的过程，可能需要酝酿更长的时间，我却有点沉不住气了，慌急间把几十年来对蓝翎先生零零碎碎的记忆连缀一起，觉得吐出来对他对我都是个安慰。
我对蓝翎先生的仰慕，是在认识他之前，这首先要追溯到山东大学的因缘。当年，两个小人物一夜走红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但到上中学时，就从语文课堂上知道了这两位山大中文系毕业生在母校校刊《文史哲》抨击权威一炮打响的重要事件，并由此萌生了对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向往。及至1975年秋天我终于跨进这座高等学府的时候，那种如愿以偿的感觉里，既包含对历史名校的景仰，也包含终与两位“小人物”同校为学的欣慰和自豪。上古典文学课时，从事红楼梦研究素有造诣的袁世硕教授，讲述起红学史上那场惊天动地的风波，对他的那两位同班同学自然就多了几分了解和评说。这就使蓝翎这个名字伴随着“两个小人物”的概念，在我脑子里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第一次与蓝翎先生认识，是在1980年春天那次中文系主办的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上。当时我已留校任教，从事古典文学的教研工作。这是拨乱反正后学校组织的首次纯粹的学术会议，一批全国知名的学界耆宿高校精英应邀而至，荟萃一堂，给乍暖还寒的校园带来了缕缕春风。一看到蓝翎与会，我便迫不及待地到住处造访。当那个清瘦单薄温文尔雅的身影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却怎么也不敢与当年敢于挑战权威的青年学者相联系，特别是那早生的华发和多皱的面庞，似乎盛名之下隐藏着诸多隐秘及沧桑。
简单的寒暄之后，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交谈。当我言及家乡是水浒故事发源地郓城时，他眼睛突然一亮，下意识地抓住了我的手，告诉我他的老家就是同属于菏泽地区的单县。要不是他亲口说出，我还真不敢相信，仰慕已久的两个“小人物”，其中一个原来是从鲁西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走出来的。乡情真是个奇妙的东西，瞬间打破了陌生人之间的怯生和戒备，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接下来的交谈就成了那种一见如故或久别重逢似的推心置腹。我怀着好奇，询问了他的生活历程，尽管这是初识比较忌讳的纯私人话题，他却十分坦诚地向我直陈了“轰动效应”之后的传奇经历。
蓝翎原名杨建中，1932年出生在苏鲁豫边界黄河故道区一个贫穷的乡村。他少年聪颖，不满18岁就从高中一年级考入华东大学，1950年并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当语文教师。就是这个时候，他与同在北京的大学同学李希凡一起，共同撰写了那两篇驳俞平伯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初衷本来只是为了表明和俞平伯不同的学术见解，但却因此而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恩宠加身的蓝翎，在懵懵懂懂中，几乎像金榜题名英雄凯旋般地调进了《人民日报》文艺部，两个刚刚踏进社会的大学生，不经意间成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一个方面最年轻的权威发言人。一时好评如潮，各种光环和荣誉纷至沓来，声名显赫如邓拓者亦不敢等闲视之。
岂奈天有不测风云，志满意得青云直上的蓝翎在党报立足未稳，那场突如其来的“三、五反”运动即席卷全国，他竟因右派言论而获罪，强行发配到河南一个偏远农场劳动改造，一下从天堂跌进了地狱，度过了十多年炼狱般的生活，尝够了失去自由的精神折磨，经历了孤独无靠的感情煎熬，遭受了筋疲力尽的体力惩罚。1961年摘帽后做过商业干部和文学编辑，但仍然是受人歧视的另类人物，特别是十年浩劫中饱尝了被人管制任人凌辱的滋味，直到1979年正式平反后，才被选调到郑州大学中文系从事教学和研究。
初获解放的蓝翎先生，就像涸辙之鱼回归大海，抑制不住重获新生的亢奋和激动，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