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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知道了我在注意什么，就说：粮食颗颗儿是最值钱的东西，比金子银子都值钱，比钱还值钱，五八九年你装上一疙瘩银子，换我的一碗粮食我还不换。再说，五八九年你有一疙瘩银子，我没一碗粮食。现在的人把饿肚子的事情都忘了，把他爸爸妈妈饿死的事情都忘了。
我从二阿爷家出来，把二阿爷用火柴盒捡粮食的细节对母亲说了，母亲笑着对我讲了个故事，二阿爷为了捡粮食颗颗儿和孙子吵架的经过：
孙子问，你多长时间能捡一火柴盒盒粮食？
二阿爷说，半个月能捡一盒盒。
孙子又问，一火柴盒盒粮食能吃几口？
二阿爷说，能吃两口。
孙子说，我半个月省两口饭，你别捡粮食了。
二阿爷说，能行！
二阿爷说完“能行”二字，就悄无声息地下炕了，下了炕，从地上捡起自己的一只布鞋，把孙子压住，照准孙子的屁股狠打一通。
父亲去世后，先是被停放在堂屋地上的一块木板上，脸和全身都用白布遮了起来，头顶放着尖尖的一碗黄米干饭。黄米干饭旁是一盏油灯——半碗清油，用棉花搓成的捻子一头在油里一头在碗边，碗边的一端被点燃后，一直要燃烧到下葬的那一天，中途灯绝不能灭。灯一灭，父亲到那一世就永远是黑的，而且也要挨饿。
出殡的那天，阴阳先生先要驱赶父亲的灵魂，让它回到身体里去。所用的工具竟是粮食，是一碗杂粮——玉米、高粱、麦子、谷子、糜子之类，阴阳先生一边念着咒语，一边把杂粮撒向四处，不是撒，而是带着一些力度，差不多是打了，打在墙上、地上、脸上。杂粮打在我脸上，疼得烧乎乎的，疼得有些惊心动魄。
农民一年也要缴一些税和费的，费这一部分，前些年叫“两金一费”，后来改为一个名称：统筹费。据说，名称变成一个了，但数量有增无减。农业税，加上统筹费，人均一百元左右。一家农户如果是五口人，就要缴五百元。我可以
想象，一户农民一年拿出数百元缴税和费的内心感受。绝大多数农民实在是太穷了，依靠土地吃饱肚子问题不大，但是，也仅仅是吃饱了肚子而已，一年缴几百元的税和费，其难度可想而知。后来，收税的税务部门和收费的乡政府想出一个办法，将税和费转换成粮食任务，让农民直接把粮食任务缴到粮库，然后税务部门和乡政府与粮库分别结算税与费。
拒不缴税（费）者也属常有。
这些农民被称作“钉子户”。
乡政府想了一个好点子，让各村的小学老师去攻“钉子户”。给每一个小学老师摊派几家“钉子户”，收来的税和费顶替你几个月的工资，收不来，你就几个月领不到工资。个别能抹下脸皮的老师倒也不难，比如，实在不行，就住在“钉子户”家里，吃在“钉子户”家里，直到“拔掉钉子”。但脸皮薄的老师毕竟占多数，“钉子户”一般都理由十足，而且十分“难缠”，多数小学老师说几句话就脸红，根本不是对手。于是，他们中有不少人宁可领不到几个月的工资，也不愿颜面丢尽去碰“钉子户”。
比较起来，中学教师就有脸得多。他们每年有两个月领不到工资，这两个月的工资被称作“档案工资”，人人如此，已经十几年了，时间越长，他们就越不抱希望，权当一年不是十二个月，而是十个月。除此之外，每年还有一两个月的工资，是用粮食顶替的，发给你粮票，凭票去粮库领略略低于市场价的粮食，不过，领出来的粮食往往用最低的市场价也难卖出去，因为这大多是粮库里积存多年的旧粮。
我的同学有禄在中学当老师。一天，有禄把顶了一月工资的一千六百斤麦子打出来，运回家，一边把粮食倒进柜里一边嘀咕：他*的，这老师当不成了。话音未落，被村里人称为碾子背后老汉（因家住在旧时的碾子背后而得名）的有禄父亲就破口大骂：日你妈，你一个月挣下的粮食，农民要辛辛苦苦种一年呢，你月月有个麦子黄，农民一年等一个麦黄七月，遇上荒年连种子都收不回来，狗日的你还有啥不满足的！有禄想不到父亲会发火，而且还真生气了，但父亲的话又凿凿有据，令他无言可对。
就是这个年近八十的碾子背后老汉，对粮食的态度极为有趣。由于儿子有禄每年都能领回来两三千斤粮食，而家里的地也没有荒着，由有禄的弟弟福平耕种，每年也能收个几千斤，于是，粮食越放越多，柜里面放不下，老两口的棺材也用上了。有禄多次给父亲建议：把余粮卖掉，变成钱，将来没粮吃了用钱再打，而碾子背后老汉就是不认这个理，总觉得家里存下粮食比存下钱心里踏实得多，再来个五八九年也不怕。更有意思的是，碾子背后老汉总是坚持吃最早一年的存粮，绝不乱吃，也绝不吃当年的新粮。有禄的姐姐家在北山后面，年年歉收，碾子背后老汉时不时地送粮食救济她，奇怪的是：老汉只舍得把刚打下的新粮送给女儿！女儿和女婿当然不好意思，不要新粮，要旧粮。老汉却硬是宁舍新粮不舍旧粮。这便成了一大笑话，官道里的闲人时不时会讲起来。
挨 刀
去年八月，我回过一次老家。我坐着朋友的一辆桑塔纳，进村的时候是晚上十点多，村子里已经黑尽了，大部分人都睡了。当晚住下后，转眼到了次日早晨。吃罢饭，邻居家的一个大肚子婆娘进来了，说：“四爷（我辈分高）你昨晚上差点把我吓死了。”我问原因，她笑着说：“你的车一响，我们还以为计划生育干部来了，赶紧翻过墙就跑，连鞋都没穿上，跑了几十步，才知道是你，又光着脚回来了。”
我一听，大笑起来。
笑完，问她：“几个了？”
她答：“一个。”
“才一个，怕啥？”
“没隔够五年。”
“她把环放上又取了。”母亲揭她的底。
“放上又取了？”我不解。
“能放，就能取。”她大大方方地说。
“花三四十元就取了。”母亲帮她解释。
“没有不取的，都取了。”她又说。
“乡上不知道？”我问。
“知道。”母亲答。
“人家结扎了的，还养着呢！”大肚子不服气地说。
我就更不明白了，结扎了怎么养？
不过，不用我问大肚子就讲起来了：“名字是结扎，其实就是做个结扎的样子，肚皮上拉一刀，紧接着再缝上，里面根本动都不动。”
我又吃惊又不解。
“有儿子的就真结扎了，没儿子的都是假结扎，肚皮上有个疤疤儿，就算是结扎了。上面来人检查，一看有疤疤儿就行了。”
我全明白了——原来，乡政府的干部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对上显示了不容置疑的认真，对下也显示了足够多的温情：如果有儿子，而且满两胎，就坚决“捉”了去结扎。一次捉不住，就两次，两次捉不住，就三次、四次，直到捉住了为止。而如果还没有一个儿子呢？则是无论已经生了几个女儿都默许你再生。但是，你必须同意去“挨一刀”（海棠人用语），被写进有关“统计表”后你愿生几个生几个。
蜜 蜂
我问：现在怎么没人养蜜蜂了？人们说：庄稼上了农药，蜜蜂一吃花就死。我又问：路上经常见养蜂的，人家怎么不怕农药？回答是：南方人养的洋蜂不怕，咱们的土蜂不行。我问：洋蜂土蜂有啥区别？答：土蜂能过冬，洋蜂则怕寒，洋蜂必须撵着热季走。土蜂酿蜜用时长，有时长达三年，而洋蜂酿蜜只需一月。
说起蜜蜂，我首先想起的不是蜜蜂而是花，金黄的、紫红的、纯白的三种花——金黄的油菜花、紫红的荞麦花、纯白的洋槐花。
油菜花，是单纯的黄色。少量的油菜花，看上去过于朴素和单薄，易于被忽视。一大片油菜花则陡然有了一种不凡的气势，金黄一片，令人的目光有种微微的灼热感，令人的内心稍稍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所以，我想起的油菜花总是很大的一片。油菜花的金黄色，比太阳更容易映亮人的内心，直接唤醒人对大地的爱。
荞麦花的紫红色，令人想起“盛装”这个词。荞麦的种植面积总是不大，总是方方的一块或长长的一条。这正符合荞麦花的紫红色所含有的娇贵气质。荞麦花细碎而忧郁，像落入俗尘的一个大家闺秀。而且十步之外，就能闻到它的香味。它的香味，不是一般的清香，而是浓郁的蜜味，人们常说它“蜜香蜜香”的。
纯白的洋槐花，是一串一串的，倒不像是花了，而像是果实。每年，洋槐花开的时候，我们就常在树上或在墙上，一把一把地捋着吃。捋一大把，喂进嘴里，闭着嘴嚼。不是因为饿，用它填饱肚子，而是在品尝它的甘甜。我出生时已经可以吃饱肚子了，洋槐花的甘甜，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甘甜，直接是大自然的滋味。
蜜蜂是最喜欢采上述三种花的。每年，花事正浓的时候，蜜蜂在百花间忽起忽落，看上去有种忙得不可开交，且醉心其间的感觉。蜜蜂总是把一口一口采到的蜜，小心地存在自己的脚上，待两只脚上都是蜜了，脚有些抬不动了，再用嘴叼上蜜，沉甸甸地飞回家去。一天要飞无数个来回，在巢里稍作停留，便又回到原野里去。最晚的一趟，采到足够的蜜时往往天近黄昏，甚至天已黑净，于是便留宿在花丛深处，在宽敞的原野上过一夜。次日早晨，便看见无数只蜜蜂在阳光里密密麻麻地飞回来了。
我常记得，谁家的蜜蜂忽然潮（海棠话，疯、生气，也常说人）了，无数只蜜蜂跟着蜂王从十米高的空中飞过，轰轰烈烈的，我们就跟着慌了神的蜂主追。有时候蜂群眨眼间就飞离村庄了，态度坚决地逃走了，只剩下掉队的零零星星的蜜蜂，在树丛间犹犹豫豫地乱飞，蜂主黑着脸蹲在某处一声不吭或骂骂咧咧，孩子们也就遗憾地停下来了。但大多时候，蜂群会落在一棵树的一根粗粗的横枝上，并迅速拥作一团，已经看不见单个的蜜蜂了，只见滚动着、起伏着的一团，像宇宙中的一个遥远的星球，似在变大，又似在变小，但始终是那么大。看起来，蜜蜂们唯一的欲望就是挤向深处，于是，有一个挤进去的，就有一个挤出来的，挤出来的再接着往进挤，如此往复不停。蜂主提着个草帽状的蜂斗爬上树去，折一束长满叶子的树枝，一边把蜜蜂往蜂斗里扫，一边用哄孩子似的声音轻唱：天爷要下雨，蜂娃儿快进斗，天爷要下雨，蜂娃儿快进斗。那蜂斗里已经糊上了一层蜜，但蜜蜂们似乎顽固地要留在树上，一部分被扫进斗里后，剩下的部分抱得更紧，拼着命往深处钻。即使剩下最后的一小撮了，仍然如此。原来，它们是在保护蜂王，不让人看见它。哪怕是蜂主，也不让看见。一窝蜜蜂只有一个蜂王，蜂王似乎有绝对的威望和号召力。
我小时候，海棠养蜂的人不少。
我印象最深的是元明爸。他家堂屋房檐下的土台子上，齐齐地摆着十几个蜂窝。蜂窝都是用新买的竹子背斗（旧背斗蜜蜂嫌脏，拒绝居住）做的，将背斗倒立在土台上，表面糊一层泥，底部切开一个圆圆的小孔，就是一个蜂窝了。元明爸和我父亲年纪相当，两人关系很好，我常随父亲去他家玩。每年夏天，他家的院子里便飞满蜜蜂。而我敢于在蜜蜂堆里出入，正是因为元明爸给我讲过一个常识：人不惹蜜蜂，蜜蜂是不蜇人的，它往往只是喜欢落在人脸上，吸些人汗，人汗是它筑巢的最好材料。因而，蜜蜂落在你脸上时，你最好一动不动，它稍稍吸些汗就飞走了，你一旦试图打它，它就会本能地一压屁股，蜇你一下。但它蜇你一下的代价是巨大的：它的肠子与屁股上的刺是连在一起的，刺留在你身上时，肠子随即也被带出来了，它即使从你的手掌下逃走，也难免一死！
天冷之后，蜂窝就全部被搬移到堂屋里，放在炕远端的台子上。但蜂窝的出口通常是被堵住的。每过十天八天，选一个天气晴暖、阳光充足的日子，元明爸就把蜂窝搬出来，放在房檐下的土台子上，再打开出口——只见小圆孔里，蜜蜂们的小脑袋麻浑浑的（海棠人用词），争着飞出来，所有的蜜蜂看上去都是沉甸甸的，有些飞不动的样子，却丝毫不停留，急急地飞向任意一个方向。此时仔细观察，便能看见有极小极小的黑点从蜜蜂的屁股下落下来了。原来，蜜蜂们在拉屎！积了十天八天的屎，一直忍着，绝不拉在自己窝里，于是，“放风”的这一刻，拉屎便成了急中之急。据元明爸介绍，有些蜜蜂竟至于憋死在蜂窝里了——即使憋死，也不在窝里拉屎！从窝里飞出后，也是尽可能飞远，把屎拉在周围的树枝上。不经意间对蜜蜂的了解，使我对蜜蜂不仅毫不惧怕，而且充满敬意和爱意，同样，我对留着小胡子的元明爸的敬意和爱意也在不经意间多起来了。
每次，蜂群从窝里飞出来，在他家院墙外的树丛中潮来潮去时，他总是捧着一脸盆灰，一把一把地撒向蜂群欲飞去的方向，手法非常娴熟，看上去令人着迷。蜂群落下后，他便快速爬上树去，一手提着草帽状的蜂斗，一手折一束柔软的树枝，将抱作一团的蜂群扫出一个个迅即又合拢的豁口时，动作轻重适度，充满爱意，同样有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美感。但是，我对元明爸的敬和爱几乎在一夜间消失殆尽了。
某天晚上，夜极黑，我去他家为父亲借一样东西时，他正在厨房里忙乎着什么，我推门进去后，立即被一种湿漉漉的蜜味包围了，看见一盏煤油灯下，他把高大的蜂窝斜斜地扶在热气腾腾的大锅边，挥动铲刀正把其中的蜜蜂和蜂蜜一同拨进半锅沸水中，有逃脱的蜜蜂们，在黑暗中盲目地乱扑乱撞，像小石头一样打在我脸上，打在房顶上、墙上、门上，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这响声令我一时头皮发紧，心里生出极大的不安来。我立即想起他平时对蜜蜂百般呵护的情景和他常有的和善面容，不可想象他爱护它们的最终目的却是如此。我想不通，他怎能忍心把它们全部拨入滚烫的沸水中呢？蜜蜂们那么聪明，为何早不知道这个结局呢？而他曾向我夸赞蜜蜂聪明的口吻完全是可憎的了。
我有很久都不去他家了，路上碰见他时，我心里也总是掠过一丝厌恶。但是，我在学校出了一件事情，令我不能不有求于他。我打碎了班里的一块窗玻璃，老师让赔，而我又不敢向父亲张嘴，想起元明爸酿蜂蜜肯定赚了不少钱，就下决心去向他借。一块玻璃三毛钱，但我打算借一块钱，剩下的钱，五毛买一枝钢笔，两毛用来买烟。我丝毫都不犹豫，向他家走去时甚至显得理直气壮。仿佛向他借钱，借足足一块钱，是我的一大作为，是我对他的一个力所能及的惩罚。谁让他那样凶狠地把蜜蜂铲进开水锅里的！我说：“我爸让我来借一块钱！”我似乎只能说出如此简短而直接的句子。他一听，立刻就掏出钱包，把一块钱给了我，还顺手摸摸我的头。我装出沉稳的样子，走出他家蜜蜂乱飞的院子。我立即去了三里路之外的镇子上，用两毛钱买了一盒工农牌子的香烟，原打算用五毛钱买钢笔的，却没买，把钱省下，然后才吸着烟，悠闲自得地回到海棠，回到学校。剩下的那五毛钱最终也买了烟。我后来的烟瘾大概正是那一块钱中的七毛钱培养起来的。
作者简介：陈继明，1963年生于甘肃省甘谷县。1984年在宁夏大学中文系毕业。当过教师，现执教于西北第二民院。
责任编辑 陈东捷
题 字 李纯博
生命，张扬在八百年前的废墟上
母国政
父亲不说“苦”，他也不说“苦”
陈文增，哪路神仙？
抿在双耳后边的灰黑色长发随风飘动着，顺着两鬓直泻而下在嘴唇四周汇聚起来的胡子乱蓬蓬支棱着，却不让人觉得这是演艺圈儿或美术圈儿里某些人故作的职业标识，反倒让人觉得那是他本人一种顺乎自然的表露。长发，连鬓胡子，粉红色短袖衬衫，使他具有某种时尚的风采，但那张略显憔悴、缺少光泽的脸上以及北方人端正的五官上，还有一种由纯正、安详、聪慧和沉毅混合而成的特殊气质，而这却让人觉得是传统的，甚至是古典的。
他年过五旬，事业有成，斐然可观，但除了制瓷业的人士，当然还有研究陶瓷的专家学者，知道他的人大概不多。
他出生在太行山东麓一个穷困的小村子里。
在家乡，他读过四年小学，又读过一年初中。他的学历仅此而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陈文增十二岁。那场愚昧、野蛮、残虐的风暴，不仅扫荡着北京、上海、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也沿着铁路、沿着公路、沿着大平原上密如织网的乡间小路向太行山下袭来。当它君临北镇——陈文增的故乡——时，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这贫农家庭，竟是村里第一个被冲击的目标。
他的父亲，被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揪出来了。
他一向以为父亲是个勤劳本分的农民，像村子里许多叔叔大爷一样。父亲大概是村里起身最早的，总是天没亮就背上粪箕子出去，为的是能捡到村外大道上夜间过路的牲口留下的粪便。他会沿着大道走出很远，不只捡粪，还捡路边或排水沟里的石块儿，为了能在他们的小院子里再盖两间新房，再过几年给儿子娶媳妇。父亲很爱他。那时粮食不够，吃饭时父亲让他先吃，他不懂事，敞开肚皮吃了，锅里的菜粥已所剩无几。母亲加瓢水，那菜粥更稀了。他爱父亲。这样好的父亲，怎么会是“历史反革命”？他害怕，心里又充满疑惑。
紧接着，更令他无法接受的噩运降落到他身上。
那天，下着小雨。一阵阵冷风吹着雨点儿潲在教室仅有的两块玻璃上，像孩子脸上的道道泪痕。他耳边响着老师讲课的声音，眼睛却失神地望着窗外，心里清冷清冷的。
教室门突然开了，一片灰蒙蒙的光亮射进教室里。光亮中站着代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贫协主任。他肩上披着的绿色塑料布，映得他的脸灰绿灰绿的。他凌厉的目光，直射到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