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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有一只野鸡飞来登上鼎耳鸣叫，武丁因此感到害怕。大臣祖己说：“君王不要担心，赶快先把政事办好。”于是祖己开导武丁说：“上天监察下民，以民众的道义为标准。上天赐给下民的寿命有长有短，不是天使人寿命夭折，而是人本身断送自己。有的人违背道德，不承认罪恶，上天降下旨意纠正他的行为。他才说：怎么办呢君王只要给民众办事，没有不是继承天意的，祭祀有常规，不要信奉应该抛弃的方法。”
此后，武丁便开始修明政事，推行德政，勤于政事，在刑徒出身的傅说及甘盘、祖己等贤能之人的辅政下，励精图治，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天下百姓欢喜欣悦，让商朝再度兴盛起来，史称“武丁盛世”。
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是时舆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而颂声作，礼废而复起。
武丁在位时，力行王道，无论贵族百姓都心悦诚服，当时商朝的势力东没有越过长江黄河，西没有越过氐羌，南没有越过湖北，北没有越过朔方，可是对商王武丁的称颂却已经流传在这些地区之外。
考古资料也说明武丁在位的五十九年间，是商朝最繁盛的时期。
武丁的为政举措包括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
政治：
1封官
对新的领土，或直接封给征伐的将领等，如象雀就被封为“雀侯”；或封当地臣服的氏族方国首领为侯伯，象犬侯、祝伯等。甲骨文中被封的侯有五十余个，伯有近四十个，数量不少，这一方面也可说明，被商征服的氏族方国何其多。此外，臣服于商的氏族方国，对王朝不仅有贡纳义务，还经常奉命征伐，象仓侯虎曾奉王命伐免方，侯告也奉王命伐夷方等。
2联姻
甲骨文中常能见到商王族与氏族、方国联姻的事。一般是商先通过征伐使之臣服，然后再联姻，或娶诸侯之女为妃，或将王室之女嫁于侯伯等。这对巩固商与诸侯的关系，加强国家一统的力度，还是颇有成效。纵观中外历史，联姻都是国与国联络的一种重要手段。
3筑城
在征服的地方建筑城邑，后可能再武装殖民，甲骨文中就常有“在麓北东作邑于之”此类的记载，这是对统治新的疆域应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举措。当时，商四周的氏族方国不少还处于原始落后的游牧生活阶段，武丁此举，实际上也算是在这些地区播撒文明的种子。
第六章 贤后妇好（）
军事：
商朝的武功以商高宗武丁时代最盛。武丁通过一连串战争将商朝的版图扩大了数倍。在频繁的战争当中，商王朝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能征惯战的统帅和将领，包括武丁本人主要是禽、望乘，还有雀、亘等等，同时也在战争中降服了一批能打仗的敌对部落将领，如原沚国的首领沚。而为武丁带兵东征西讨的首席大将就是他的王后妇好。
武丁见于史料的“诸妇”多达六十多位，其中只有三人拥有王后的地位，妇好的地位最重要，而且也是伟大的商朝中兴之王武丁一生中唯一真正爱过的女人。妇好是祖己引的母亲。死后庙号“辛”。
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甲骨文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殷墟的甲骨文记录了她攻克了周边诸多方国，这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从其墓中挖掘推断她的名字应该是叫“好”，卜辞的写法或者是左子右女，妇好墓出土的器物上比如那件编号为827的觚还有种很复杂的写法是中间一个“子”，左右各有一个“每母”，应该是“好”的繁构。
妇好并不姓妇，她的父姓是一个亚形中画兕形的标志，当她嫁给武丁成为王妻之后，武丁给了她相当丰厚的封土和士民，在她的封地上，她得到了“好”的氏名，尊称为“妇好”，或者“后妇好”。妇好的谥号为“辛”，商王朝的后人们尊称她为“母辛”、“后母辛”。“妇”则是一种亲属称谓，就好比我们今天叫某人“大姐头”一样。
武丁是个性非常强、也非常富于情感和壮志的君主。妇好嫁给武丁之前的身份，应该是商王国下属或周边部落的母系部族首领或公主，有着非同一般的出身和见识。妇好十分的聪明，也有着超乎寻常的勇气和智慧。
武丁时代的赫赫武功中，有着妇好相当一部分的功劳。商王朝带着浓烈的母系氏族遗风，这几个形容词用在商王后的身上，一点问题都没有。妇好臂力过人，她所用的一件兵器重达九公斤，足见她的身体强壮。而该兵器为大斧，更可见她的骁勇。
面对环伺四周的强敌，武丁不畏艰险，迎难而上，以硬碰硬，以强对强，四处征伐中建立了伟业。最大的对手来自北方，当时，商王畿北的土方和西北的鬼方，最为强劲，对商的威胁也最大，多次侵入商王畿。
此外，南面的虎方、东面的夷方﹑西面的羌方﹑周族等都对商王朝构成潜在威胁。
武丁执政初期，无力彻底根除这些大势力，所以采取妥协的外交政策以麻痹敌方，同时积极对周边的小国和地方势力发动兼并战争，以增强商王朝的势力和战争回旋空间。
武丁向四方连年用兵并且积极采取前述的政治措施，征服和联盟了周围的许多小方国。这些征伐战争，为王朝形成“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基础。
妇好和武丁，是一对真正志同道合的好夫妻。刚刚结婚的时候，武丁对妇好领兵作战的能力还不是非常了解。
某年夏天，武丁派一员将领发兵征讨沚国，但是由于沚的军事才能一点也不弱，派去征讨的将领迟迟不能取得战果。妇好便主动请缨，要求率兵前往助战。武丁对妻子的要求非常犹豫，考虑很久之后，还是通过占卜才决定让王后出征。没想到，妇好一到前线，调度指挥有方，而且身先士卒，很快就击败敌人，取得了胜利。
武丁征伐成功后，清除叛商势力，任命沚国首领为将领，沚国也成为商王朝西北的重要支柱和抵御土方和鬼方等西北方威胁的屏障。
武丁此后对妻子刮目相看，封妇好为商王朝的军事统帅，让她指挥作战。从此以后，妇好能够率领军队征讨作战，先后征伐十多个小方国，为商王朝的实力增长奠定了基础。
经过多年的准备，武丁认为时机已到，鉴于鬼方、土方经常侵扰商朝边地和属国，甚至联合威胁商朝西北边安全，武丁决定首先对付这两个势力。
武丁采取远交近攻之策，先对鬼方采取联姻的方法争取鬼方的支持，与鬼方夹击土方。另外一个进攻土方的原因是土方与王畿更近，威胁更大。
土方是唐虞夏商时期活动在山西、陕西一直到内蒙古以北地区的古老游牧民族之一。今天我们称土方是一个族是广义性的称谓，因为从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来看，这一族称所代表的群体，大概还只是处于一个部落群的阶段，其文明程度和经济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当时的商族。
有关土方的史料记载，最早当属甲骨文。而记录土方与夏汉族的关系，则可上溯到夏禹时期。诗经中就有“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的记载，它将土方与治理洪水的大禹联系在了一起。楚辞天问中也写道：“禹降省下土方”，说明大禹与土方之间在当时确实有过关系。
商与土方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更为密切了。在甲骨文中，除了有“王省土方”、“伐土方”、“征土方”等多处战争记录外，同时还有“贞卜土方贝与不贝”的记述，也就是关于殷商与土方之间进行实物交易的记载。“贝”在当时既是一种珍贵的装饰品，同时也可以充当交换过程中的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货币。
郭沫若曾根据甲骨文中有关土方的记载，认为土方在殷商时期是与商族发生关系最多、战争也最频繁的一个民族。他推断说：“土方距殷京今河南安阳约十二三日之路程，每日平均行程八十里计，已在千里之下，则土方之地望在今山西之北部。”
武丁敌对的土方是殷代北方距离商王畿较近的一个部族，屡屡侵夺商地居民，曾进入商东部劫掠两个居民居住地。
第七章 土方虎方之战（）
经过多年的准备，武丁认为时机已到，鉴于鬼方、土方经常侵扰商朝边地和属国，甚至联合威胁商朝西北边安全，武丁决定首先对付这两个势力。
武丁采取远交近攻之策，先对鬼方采取联姻的方法争取鬼方的支持，与鬼方夹击土方。另外一个进攻土方的原因是土方与王畿更近，威胁更大。
土方是唐虞夏商时期活动在山西、陕西一直到内蒙古以北地区的古老游牧民族之一。今天我们称土方是一个族是广义性的称谓，因为从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来看，这一族称所代表的群体，大概还只是处于一个部落群的阶段，其文明程度和经济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当时的商族。
有关土方的史料记载，最早当属甲骨文。而记录土方与夏汉族的关系，则可上溯到夏禹时期。诗经中就有“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的记载，它将土方与治理洪水的大禹联系在了一起。楚辞天问中也写道：“禹降省下土方”，说明大禹与土方之间在当时确实有过关系。
商与土方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更为密切了。在甲骨文中，除了有“王省土方”、“伐土方”、“征土方”等多处战争记录外，同时还有“贞卜土方贝与不贝”的记述，也就是关于殷商与土方之间进行实物交易的记载。“贝”在当时既是一种珍贵的装饰品，同时也可以充当交换过程中的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货币。
郭沫若曾根据甲骨文中有关土方的记载，认为土方在殷商时期是与商族发生关系最多、战争也最频繁的一个民族。他推断说：“土方距殷京今河南安阳约十二三日之路程，每日平均行程八十里计，已在千里之下，则土方之地望在今山西之北部。”
武丁敌对的土方是殷代北方距离商王畿较近的一个部族，屡屡侵夺商地居民，曾进入商东部劫掠两个居民居住地。
卜辞记载有一次土方曾入侵商朝北部的新附属地区沚国，沚君只好派人向武丁求救，五日之内连续报告好几次，可见当时情况之危急。此次土方的入侵使得武丁得到足够开战的理由，此后长达三年的与土方之战拉开了序幕。
与土方的战事由妇好全权主持，妇好出兵最少也是“登人三千呼伐土方，”出兵最多达“共人五千伐土方。”
直到最终一战才由武丁亲自率领和指挥，随从征伐的武将是沚。结果，土方的首领被杀，土方人民归顺了商王朝，土方地区成为商的北土。土方被灭后，武丁经常到这里视察，卜辞上叫做“王省土方。”
与土方的战争最后以商朝的胜利而结束。土方经武丁时出兵讨伐后，卜辞中很少见到其活动的记述，土方人不是归降了商王朝，就是被赶走，投奔鬼方等其它势力。
在清除掉土方的威胁之后，鬼方成为武丁的首要之敌。
前面介绍过，夏后氏后裔熏育建立的鬼方部族逐渐替代炎帝后裔的荤粥成为北方草原的新一代霸主。他们的宗教信仰与夏朝类似，比如祭祀日月，杀牲、望星象占卜等，但不建房屋，不守礼仪，披发左衽，以游牧为生。因为夏后氏的亡国之恨，而常常南下劫掠商王朝。由于渐渐远离文明，这种劫掠不再具备仇恨特性而成为一种缓解北方严酷恶劣环境的一种必然措施。
到了商王武丁时期，鬼方的势力已经扩展到甘肃南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西部，影响力西及陇山和渭水流域的广大地区。
武丁三十二年bc1362夏天，武丁派妇好伐鬼方。双方相持不下，位于南方的虎方南蛮的一支，居于今安徽寿县东南一带趁机启图攻打商朝，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武丁为解除商朝背后的虎方的威胁，发动了旨在解除后方威胁的荆楚之战。
此战由武丁亲自挂帅，发动了大规模南讨，征服了汉南地区的曾国等二十多个方国，战果辉煌，史载：“达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商王武丁率兵亲临盘龙城位于荆楚之地，立南使，加强南戍的力量，以震慑南邦虎方。
甲骨文中作为国族名称的虎，有虎侯和虎方二种记录，虎侯是商王的近臣，其领地在王畿之内的庸，商王也时常到虎地视察，虎方则是商王朝以外的方国。
虎王为被大禹击败的三苗后裔苗瑶族为中心的南蛮建立的政权之一，其范围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鄱阳湖－－赣江流域以西、洞庭湖－－湘江流域以东的地区古三苗聚居地区。吴城是虎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这个王国已经筑起了土城樟树吴城、创造了文字，是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以长江为天然屏障，阻止了商朝的南进，使得本地区的商代文化自成系统、**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土青铜文化。吴城文化和费家河类型商文化便是虎方的考古学文化。这两个类型商文化均带有浓厚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又具有鲜明的地方土著特色，是一支自成系统的南土土著青铜文化，而且中原因素和地方特色所占的比例在地理分布上又有差别，愈往北，中原因素愈浓，愈往南，土著特色愈明显，这一特征与虎方既与商王朝有接触，又没有被臣服的事实正好相符。
关于虎方，只有一条卜辞见于甲骨文合集：
贞，令望乘暨举途虎方，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丁，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
“途”有“征伐”义，举、望为族名，这条卜辞的大意是商王为了征伐虎方，卜问是向先祖大太甲还是祖丁、祖甲举行告祭才能得到保佑，取得胜利。太甲、祖丁、祖甲都是商王朝的名君，被视为战神，商王因战事向他们举行告祭，仅见于征伐鬼方、土方等少数劲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虎方也很强大，商王对此很慎重，而且，卜辞中伐虎方仅此一条，这是因为商王武丁此次伐虎方之役失利，以后的商王不敢贸然行事，这正是甲骨文中伐虎方之事少见的原因所在。
第八章 鬼方之战（）
由“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的记载，可知虎方的采矿业早在夏初就已产生，其渊源甚早，铜岭j号竖井也是目前国内乃至国际上最早的采铜遗存。虎方丰富的铜矿资源和源远流长的采矿术正是其青铜文化繁荣发达的深厚的基础。
虎方青铜冶铸术的一个特点是红铜与青铜并用。红铜器也称紫铜器，一般也认为是冶铜原始阶段的特征，可是，在青铜冶铸水平高度发达的虎方，商周时期仍很盛行。如湖南出土的大铜铙、江西吴城出土的铜鼎足等器物，铜的含量都在9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99，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大钺上还使用了错红铜装饰工艺，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错金技术实物。红铜熔点低，难以成形，虎方先民却制造了造型精美，器型高大的红铜器，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已掌握了很高的冶铜技术。
殷人对觚爵的迷信程度，众所周知，但是在虎方发掘的器物中，缺少觚爵类酒器，从深层向我们表明：虎方与中原殷人并非同族，分属不同的政治集团，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
进入商代晚期的虎方，已产生了国家政权，统治者为了加强和神化自己的统治，引进了中原地区的礼仪制度，礼器便是统治者通过对祭祀的独断实现神权统治的保障。
文字是人类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商代的虎方，已有自己的文字系统。其构形与结体方式与同期中原地区甲骨文、金文中的同类字完全相同，属同一文字系统。
在夏末商初，中原文字传入此地，使这里的文化开始发生变化，至商代晚期，中原文字系统已在这里推广，为下层人民所接受。
综上所述，在彭蠡以西、洞庭以东的平原地区，继“三苗”而起的是虎方文化。虎方的陶器群、铜器群与中原商文化有质的差异，无论是下层群众使用的陶器的组合，还是上层统治者使用的青铜礼器的组合，都与中原殷商民族习惯的组合明显不同，这种差别并不是同一种文化空间分布上的差异，而是创造这两种文化的主人所遵循的礼制不同的写照，是民族同共体不同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虎方文化不是商文化，至多只能称为商代文化。不过，虎方文化中还是带有浓厚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尤其是在青铜容器和文字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可能是虎方在上层建筑方面向中原学习的结果，这也是经济发达而上层建筑落后的民族在国家形态上的一种特征。
商代的虎方，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统治者为了加强和神化自己的统治，借鉴中原殷商民族先进的上层建筑，以适应本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的需要，当然，虎方统治者对中原文化的借鉴、吸收是有选择的，以不改变本地的社会风俗习惯为前提条件。虎方晚商段文化中土著因素占主导地位，这一现象又向我们表明他们已消化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因素，成功地完成了政治体制的移植，走上了**发展的道路，国力日渐壮大。
最近的考古材料表明，商王朝势力退出江汉平原后，虎方有可能乘机北进。湖北武汉市阳逻县香炉山遗址出土的早商段文物与中原殷商文化完全一致；晚商段文物则带有明显的南土地方文化因素。
虎方文化的推定，对我们正确认识商代文明无疑是很有帮助的。过去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是商文化铁板一块，在哪里发现了商式文物，就把它划入商王朝的版图。近十几年来的田野考古出土材料表明商文化周围分布着很多与其平行发展的地方土著文化，如北方的夏家店文化、西方的光社文化，西南的三星堆文化、南方的虎方文化、东方的岳石文化等。商文化是多元的，并非只有中原一个中心，中原商文化与周边方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