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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北京的地位，朱棣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他大规模地向北京移民屯田，加强它的经济力量，稳定它的秩序，另一方面，征调军队布置在它的周围，以加强保卫它的军事力量。
先说第一方面，移民屯田：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乙未，命户部遣官覈实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后征其税。
永乐元年，令选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陕西、河南及直隶苏、松、常、镇、扬州、淮安、庐州、太平、宁国、安庆、徽州等府无田粮并有田粮不及五石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附顺天府籍，优免差役五年。
永乐二年九月丁卯，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永乐三年九月丁巳，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其时，也有一些人户自愿赴北京种田：
永乐四年正月已未，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吏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愿为民北京。命给道里费遣之。
还有一些军士被放归乡里种田：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二月壬申，户部尚书掌北平布政司事郭资奏：北京、保定、永平三府之民，初以垛集充军从征，有功者已在爵赏中矣。其力弱守城者，病亡相继，辄取户丁补役，故人民衰耗甚至户绝，田土荒芜。今宜令在伍者籍记其名，放还耕种，俟有警急，仍复征用……从之。
或者收流民以复业：
永乐元年正月庚辰，北平布政司奏，诸郡流民复业者凡十三万六百余户。上命户部令有司加意绥抚，勿重扰之。
永乐元年十一月戊寅，书谕世子曰：山后官员军民，本皆无罪之人，曩因建文残害骨肉，祸及无辜，不得已逃遁，飘零艰窘，深可哀矜。今既来归，其令官仍原职，兵仍原伍，民仍原业，咸加绥抚。后有归者悉如之。
或者释罪囚以种田：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地，以处民之以罪徙者。
永乐元年六月庚戌，户部致仕尚书王钝言三事。一，种田囚人……宜不分籍贯，于保定、真定、顺天等府所属州县挨程安置，先近后远，庶几聚落易成，屯种有效。
永乐元年八月己巳，定罪囚北京为民种田例。先是，刑部郑赐、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等上言……北京永平、遵化等处，壤地肥沃，人民稀少，今后有犯者，令于彼耕戍，涉历辛苦，顿挫奸顽，庶几良善获安，词讼简息。凡徒流罪除乐王、灶匠拘役，老幼残疾收赎，其余有犯俱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定立年限，纳粮当差……上是之。
永乐元年十一月戊戌，谕世子曰：朕念北京兵变以来，人民流亡，田地荒芜，故法司所论有罪之人，曲垂宽宥，悉发北京境内屯种。意望数年之后，可以助给边储，省馈运之劳，且使有罪者亦得保全。
当时，朱棣残酷镇压政治反对派，以严刑苛法临天下，所在囚徒累累，此问题之又一面也。为了保证屯种的进展，官府给予牛具种子：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八月甲寅，上以北平、山东、河南累年经兵，民缺耕牛，特命王部于直隶凤阳、淮安等处以官牛给之。
永乐元年十二月戊寅，工部尚书黄福奏，陕西行都司所属屯田，多缺耕牛耕具，合准北京例，官市牛给之，耕具于陕西布政司所属铸造。
永乐二年三月丙寅，抚按江西给事中朱肇言：比者工部遣人于江西买牛，令有司递送淮安转运北平给军屯种，未免劳民。今江西、浙江、湖广所属郡县积岁没官牛共计五千余头，俱在民间牧养，若停收买，以民间见养之牛转送给军，则官民皆便。上命工部勘实，先以牛给本处屯军，有余者送北京给军屯种。
为了适应北京经济发展和建设的需要，朱棣到北京时曾“取南京民匠户二万七千以行”。
在靖难之役中，北京地区发挥了根据地的作用，军民多所劳苦。朱棣即位后，对他们很是眷顾。他说：“时皇太子居守北京，赖军民竭忠效力，不避艰难，供给军需，馈运粮饷，驰驱负■，昼夜不宁，攻守战斗，披坚执锐，冒犯矢石，父母妻子不保朝夕，甚为劳苦，使朕无北顾之忧……朕自即位以来，念尔将士人民，饮食梦寐，时刻不忘。” 为此，朱棣曾多次诏免北京税粮。一次，顺天府老人三十余人谒阙谢，朱棣谕之曰：“往者连年军旅，北方之民供给劳困，朕未尝忘之。比岁农种如何，民力复旧否？”又谕诸臣曰：“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调理之，庶几可安。不然病将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 朱棣厚遇北京之民，采取了种种措施。如，令罪犯于北京纳米赎罪，或充军饷，或输官仓 ；遇百姓乏食，或停天下中盐，专于北平开中 ，或诏民采盐易米者勿禁 ，；有灾则急治 ，民饥则给钞 ，量免其差，屡蠲其税，较之他地，优恤特甚。朱棣还将“初日所受王庄田地，薄其赋税，岁收租入，建仓积贮，赐名黄垡，于以备一方之民凶荒给赈，而又复除其身，有司差役一切不得与。且当其时，县令贺银，两迁至少司空，宠荣之极，振古所无。”明人沈榜称：“此非汤沐重地，故厚其民，以培植王业，因重其令以肇启太平乎！” “培植王业”，“肇启太平”，是朱棣强化北京地位、厚遇其民的根本目的。朱棣在永乐九年曾说过：“皇考以五州府兴王之地，特加优恤，而蠲其田租，所以固邦畿也。” 朱棣所做正仿此，优恤“兴王之地”，“以固邦畿”。
除此之外，朱棣于永乐四年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营山陵于北京昌平天寿山，十四年作北京西宫，诏文武大臣集议营建北京，十五年命陈硅董营建北京，十八年命蔡信重修北京诚垣。朱棣“焦劳圣虑几二十年，工大费繁，调度其广” ，可以说为经营北京费尽了心机。
再说第二方面，加强守卫北京的军事力量，以对付国内的政治反对派。为此，他不惜动用防御蒙古的兵力，破坏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北边防御部署。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乙巳，命都督陈国用、孙岳、陈贤，移山西行都司所属诸卫官军于北平之地，设卫屯种：云川卫于雄县，玉林卫于定州，高山卫于保定府，东胜左卫于永平府，东胜右卫于遵化县，镇朔卫于蔚州，镇虏卫于涿州，定边卫于通州。 丙午，改大同中护卫为定州卫。
永乐元年三月壬午，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指挥使司，隶后军都督府，设保定左、右、中、前、后五卫，隶大宁都司。调营州左屯卫于顺义，右屯卫于蓟州，中屯卫于平峪，前屯卫于香河，后屯卫于三河。设左、右、中、前、后五所，仍隶大宁都司。（已见上节）
按，是年大宁都司新城、富峪、会州、榆木、全宁、开平左、右、前、后卫、宜兴守御千户所均废，营州诸卫，兴州诸卫、开平卫、开平中屯卫、宽河守御千户所均内徙。可以看出，朱棣调来加强北京的军队卫所，都是原来用以防御蒙古的。在将大量卫所军队迁移部署到北京周围的同时，朱棣还规定北京地区原有卫所兵力不得轻易减少。杨士奇记载朱棣有这样一道令旨：“北京人民有在各处充军者，今后勾补，不复发去，只就河开立一卫或一所，就此当军。原卫军伍别着人当。若北京卫分当军的不动。”
若将这些情况与上文所述的宁王、谷王、辽王相继内迁联看，便可发现，永乐初年北边防线是一个内缩的架势。其当务之急，是集中兵力巩固兴王之地以对付国内的政治反对派。朱棣之所以敢于而且能够这样做，是当时鞑靼、瓦剌的分裂、纷争，他们无力南图，使朱棣得以腾手南向，同时，兀良哈、鞑靼的将领，与朱棣有良好关系，他们甚至率兵援助朱棣的靖难之役，朱棣自然无须对之设防了。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朱棣设立北京，考虑迁都北京，其初并非用来防御蒙古，相反，是撤消防御蒙古的力量，以加强北京。
另外，朱棣将首都迁到北京，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这不仅因为北京曾是他的藩邸所在，是他事业的基础地盘，从而感到很亲切，还因为南京给他造成的心理压力。南京是朱元璋和朱允炆做皇帝的地方，朱允炆是朱元璋所确立的合法皇帝，但却被这位声称“遵奉祖制”的叔父所推翻。朱元璋死而有灵，得无怒乎？朱棣坐在朱元璋和朱允炆曾经坐过的位子上，心里是不会安宁的。当他面对祖宗陵墓，或想到死后要葬到朱元璋身边，是会感到惭愧无颜甚至心惊魄震的。我们绝不能低估一个封建帝王迷信的程度。朱棣即位后，曾多次请番僧大做法事，“荐福于皇考皇妣”，一次斋醮便达七天七夜，不就是想得到冥冥之中的朱元璋的原谅吗？朱棣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死后被葬在朱元璋的身边，即使不迁都北京，也不会继续以南京为首都。这就是为什么早在正式迁都之前便开始在北京营建陵墓的原因。
朱棣正式将都城迁到北京是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这时朱棣的统治地位早已十分巩固了，如果说还有反抗势力的话，也已经无足轻重了。在这个时候朱棣为什么还要坚持迁都呢？除了前面所讲到的心理方面的原因外，除了迁都已成为既定国策外，人们常常提到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北征，认为北京足以发挥前线指挥中心的作用，其实还是把北京作为抵御蒙古的基地来看的。如果认为迁都的原因是如此简单，那还是未免太小看了朱棣，依然可以说“乌足达英雄之略”！
在没有得到皇位时要夺取皇位，在夺取皇位之后要巩固皇位，在皇位巩固后还要向外发展，朱棣的雄心或称为野心是逐步升级的。他最终的英雄之略在哪里？一言以蔽之，“控四夷以制天下”。不仅仅迁都一事，朱棣一生的大量活动都是为了这一个总目的。
明朝从朱元璋开始，便承认元朝在历代皇朝系统中的正统地位。他曾多次说过自己曾经是元朝的臣民，父母受过元朝的恩养。他认为元朝之得天下是因为有德，因而在他对历代帝王的祭祀中也包括元朝的皇帝。朱棣生于元末，长于明初，大元帝国的盛世必然为之习闻习知。他的藩邸所在，正是元朝的大都。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正是在这里君临天下的。对于朱棣来说，这是一个每日可见的令人神往的榜样。朱棣正是要追随他们的足迹，建立一个像大元帝国那样的与世无敌的庞大帝国。如果说都城迁于北京有利于征服蒙古，那么征服蒙古也只能是朱棣英雄之略的一部分。他将宁王、谷王、辽王内迁，将山西行都司、大宁行都司的诸卫所内迁，并不是甘于北方疆域的内缩，而是对北方很放心，认为控制它太容易了。他要控制的不仅有鞑靼、瓦剌、兀良哈，还要控制东北、西北的广大地区。他在东北设立如努尔干都司，多次派宦官亦失哈前往巡视，在西北，他不断派出陈诚、李达出使西域，设立哈密卫，这不只是为了“断匈奴之左臂”，以包围蒙古，也是为了直接控制这些地区。因而，当近在眼前的鞑靼、瓦剌竟然顽梗不臣的时候，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不惜一再发动大规模北征，必欲臣服之而后已。与此同时，永乐三年派郑和下西洋，永乐四年征服安南，郡县其地，简直是东南西北全线出击。《明史》坤城传说：“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朱棣的胸襟。必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 ，才是朱棣的英雄之略！
大都曾作为大元帝国的首都将近百年。历史上中原政权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困扰的局面，到元朝彻底结束了。元朝所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华夷一体四海混一的国家。它是我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朱棣希望继元朝之后做一个华夷一体四海混一的帝国的君主，但是朱棣失败了，因而也没有能使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继续发展下去。其挫折主要是由于他的蒙古政策失败了，这大概是一生中使他最伤心的事。虽然他对蒙古贵族实行了一些怀柔政策，如任用鞑官，封蒙古贵族为王等等，但他并没有改变朱元璋留下的禁止胡服胡语、禁止蒙古人自相婚姻、五府六部不得任用鞑官等等对蒙古的歧视政策，没有建立起一个蒙古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和联系的切实而有效的渠道。他在军事上实行的在边境地区的放火烧荒、禁止耕牧、防秋巡边的做法，对边境贸易施加种种限制的做法，特别是他亲自率领的五次大规模亲征，不仅没能使蒙古臣服，反而使蒙古地区与内地相互隔绝了。本来，在元朝时长城内外已经踏上了同轨发展的道路，到现在又相互脱节了。这也就是整个明朝蒙古问题一直难于解决的基本原因。朱棣原意是要一举控制蒙古地区的，结果，他的失败反倒使宁王、谷王内迁等等所造成的北边空虚成为难以克服的问题留于后世。他以北京为中心控制天下的构想，更随着永乐末年以后的朝政腐败而落了空。北边要塞及大片土地的放弃，使北京成了边防前线，造成了“天子守边”的局面。塞上一有风吹草动，便举朝惶惶不宁。正统己巳之变，嘉靖庚戌之变，无不危及京师，几倾社稷。当然，有些问题应当由后代负责，不能完全推给朱棣。
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元朝定都于大都（今北京），不仅仅是因为蒙古贵族兴起于漠北，或者为了方便而简单地承辽金之旧，它实在可以看做是推动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一个重大步骤。它再次使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首都北迁，或者说是使漠北与中原地区的统治中心合而为一了，它强调了长城内外、大漠南北的联系。朱棣欲做个君主华夷的统治者的野心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趋势在迁都北京这一点上重合了。朱棣此举肯定了北京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它不仅统治广大中原和南方，而且还统治包括黑龙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以北的北方广大地区。北京不仅是联系汉人南方各民族的纽带，而且也是联系女真人、蒙古人和西域各族人民的纽带。朱棣的英雄之略虽然是从个人的权力欲望和野心出发的，但是它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和发展的趋势。迁都北京表现出了朱棣本人的恢宏胸怀和胆魄。但是，他的后继者并不具备这样的胸怀和胆魄，更不具备推进这一“英雄之略”的能力，却反而重覆了朱棣的失误。终明之世，塞北多故，天子守边，举国上下惶惶惴惴，如果对朱明朝廷和朱棣后世子孙来说，迁都北京实在并非高明之举。
第五章 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一、“郡县交阯”—— 一招失算
朱棣的理想是做个超迈千古的盛世名王。为此，他除了要加强对蒙古地区的控制，向东北、西北、西南发展外，还力图把他的影响扩大到更广阔的地区。〃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在中国传统意识中，还不具备现代意义上“国”、“国家”的概念。在古代，“国”更具有地区、地域的意义。他们称世界为天下，天下的不同地域称为各国。中国有一句老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古代君主意识中，他自己就是人世间一切的主宰，其地位与上帝主宰上天是相对应的。在他的眼中，世界各地的民众与他的关系是没有太多区别的，一切生灵都是他的臣民，处于边远地区的是夷人，更远的则称为远夷。这些远近夷人与中原地区的一切和平交往都被称作来朝、向化，他们送给朝廷的礼物则被称为进贡、纳献。中国皇帝以大宗主自居，他们派使节赴各地封其国王、山川，宣布教化，传达政令，以期四海来朝。在这些方面，朱棣可以作为典型代表。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艰难，明初的国力也还有限，他虽控制了中土，但连北元也未能臣服，因此他还不太敢以主宰世界的天子自居。洪武元年，朱元璋颁给安南的诏书说：“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 就是这种态度。朱元璋还多次告诫子孙臣工：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中国患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他又在《皇明祖训》中做了明确的规定：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
朱元璋还规定了“不征国”：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占城、安南、暹罗、苏门答腊、爪哇、白花、浡泥、西洋、湓亨、三弗齐国等 。当然，朱元璋所说“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云云是封建的大国主义的理论，但他提出的安定边徼，慎动干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则是正确的。
朱棣的对待中外关系的态度，与朱元璋相比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时虽然有靖难之役的破坏，但毕竟明朝已经建立了三四十年，基础巩固，有了相当的实力。与洪武时期相比，蒙古衰落，东北、西北地区得到了更有力的控制。这些都为朱棣的好大喜功性格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永乐时期出兵安南，派郑和下西洋就是朱棣处理中外关系的典型事件。
安南，秦时为象郡，汉时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唐初为安南都尉府，宋以后历朝都接受册封立安南王。明初，陈氏受明朝册封为安南国王 。
其时，安南大权为其国相黎季犛掌握。洪武二十一年，国王陈炜被黎季犛杀害 。立陈日焜主国事，而一切皆决于黎氏父子 。建文元年，黎季犛又杀日焜旋大杀陈氏宗族而自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