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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赶回去为二弟送行刚要进家门的那一刻，才知道二弟是服下农药以极端方式出走的，这让我十分的不能理解也不能够接受，当时我真正地弄清楚了什么叫大脑空白。就在我迈腿进入家门的时候，才觉得人世间的事情与大自然是如此的不谋而合，人生就是这样变幻着，让人猜测不透呢，悲欢离合总是相倚相伴啊。我的二弟安静地睡着，不像往常一样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了。在我进家的时候，也才知道父母双亲已经被送到乡卫生院了，他们比我更不能面对和接受这种事实，这是谁人都能够想象得到的情景和场面。从临进门前知道二弟那自绝的方式那刻起，我开始痛恨亲爱又可气的二弟了，在我迈着像绑了两个三十斤重的沙袋的双腿走入那个自己过于熟悉的院子时，很不均匀的悲怆的号哭声迎面而来，给我当头就是猛然一击，我只有放慢忽高忽低的步子，二弟横陈在家里的局面已经很狼狈不堪了，我这做长兄的可不能再当众倒地了，在如此特殊的场面里我一定得像一座灯塔一样站着亮着，必须是队列里那个像标杆一样的排头兵。这是我与二弟相处四十年以来，唯一一次进门而且当众就骂他：都不要哭，不值得我们用眼泪为他送行。
我呵斥的声音，真是具有如雷贯耳之势，所有哭着的人都把声音藏进布袋里，整个庭院忽然之间静如五更天，好像连虫鸣也都戛然而止了。我也是第一次透彻地享受了做大哥的威风，把个山村的躁动挤压得无声无息，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作为一类怪物，从澜沧江底浪里白条般地突然出现。就现场的静止状态来说。我的声调和语气肯定是早到的春雷，所有的人都感到了惊诧以及不可理喻。那一刻，我是痛恨我二弟的，痛恨二弟的不光彩行为对父亲最直接的刺痛和打击。从而导致父亲的生命以初秋最迅速的进程，进入冬季而意想不到地衰落了。随意地责怪二弟，那不是我作为长兄应该做的事，我真的随时随地都应该包容二弟，可这次我从心里根本地失去了这种包容的精神基础。我始终认为，二弟找出一万条理由也不能开脱他的罪责，心胸狭隘的二弟已经等同于疯狂的狐狸蜂，二弟与狐狸蜂的先后进攻和左右夹击，把父亲过快地挤出了生命的棋盘。
二弟的反常绝命而去，出发点和症结到底在哪里，我百思不得其解，父亲也没有说，我就当二弟是典型的心理障碍，但是，问题又不会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二弟在被我们从死亡线上拉扯回来之后的整个康复过程，表现和反应都是正常的，我曾带他出来做过CT检查，全身的要害部位都没有任何异常。二弟责怪自家的包谷、稻苗和烤烟长得不如别人的好，这些我们认为是极其正常的心理活动，毕竟自己因健康原因不能亲自下田仔细薅锄，进地里精心照料，不能像往常一样历尽一个庄稼能手的职责。把心爱的禾苗扶植成自己心中勾勒的健壮模样，二弟的心急火燎状态，我是完完全全可以想见的。只是觉得二弟千万不该与自己心爱的庄稼和亲密的家人，不打招呼地匆匆而别呀，二弟丢了庄稼的脸，也丢了家人的脸啊。
能承受苦难的人，同样才能享受幸福。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滇西地质大队正式招收为工人而奔走于整个滇西山水之间的时候，那种在行走中勘探的神情以及风采，我只有靠想象的剪刀去任意剪裁和组接了。大理、怒江、保山、德宏和临沧，这些概念中的地名，在我很小的时候，是父亲在艰辛劳作之后的火塘边，像讲战斗故事一样给我灌输到记忆的模板上的。父亲在滇西的山水之间奔走了五年之后，被一人带着我老姨过生活而缺少男劳力的奶奶，连哄带骗地催回去了。爷爷在父亲八岁的时候就走了，奶奶拉扯着父亲和老姨，把祖传的老屋和田地守候并经营得像模像样，然而，在父亲工作后奶奶又穷追不舍地让儿子回去把持祖宅，个中的原因和奥妙我就不清楚了，在我今天看来，奶奶自有奶奶的道理和难处，我丝毫没有责备奶奶的意思。父亲是以家里有急事告假回家的，什么也没带就回家，回去后就再也没有返回地质队，父亲丢了一份现成的工作却保住了一个稳定的家庭。后来的后来我才体会到父亲的苦衷和无奈，父亲对被迫丢了的工作是后悔的，在不同的场合和心态下，以无声的反抗埋怨过奶奶的，只不过是父亲不说，永远地把一生的遗憾深埋心底而已。
在我后来当兵入伍并健康地成长并进步着，每月有一份固定的工资的时候，我就更能体会和感悟到父亲深埋心底的那份遗憾，甚至是血液里奔流着的不服气。这种忍耐、不屈和抗争，父亲把它转嫁到我的身上，他未竟的梦想完全地由我去逐一兑现。也是吧，飞出山沟的凤凰，凭什么非要歇落回原地去呢，这与传统的叶落归根不是一回事，也绝不是父亲一个有志男儿有棱有角的理想归宿啊。原来，父亲在倾力支持儿子安心部队保家卫国的大背景下，有着自己最隐蔽的私心和壮志。
这就是我敬重的父亲，这就是我那位对儿子什么也不说的父亲，这就是我那位把儿子当作续梦工具一丝不苟地使用着的父亲啊。
我是不是真的读懂了父亲了呢，尸骨未寒的父亲在知道儿子背着他如此解构他内心积郁和宏图大志的时候，会不会破口大骂儿子的胆大妄为给他揭露隐私，而让我戴上不孝不忠帽子呢，我不得而知。我只是想啊，父亲是了解儿子的，而儿子也是了解父亲的……
责任编辑 宗永平
希波克拉底之誓
陈 彤
至今为止，北京协和医院依然是中国医学界的珠穆朗玛。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在这座医院里那些为医学而奉献了一生的人的名字？杨秀玉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复校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在她念书的时候，绒癌还是一种高度恶性基本无法治愈的妇科肿瘤，当时国际上一位知名的肿瘤专家曾这样谈论这种疾病：“凡是绒癌一定治不好，凡是能治好的，一定不是绒癌。”
绒癌的全称是绒毛膜癌，是一组叫做滋养细胞肿瘤的恶性肿瘤中的一种。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绒癌患者的命运还几乎是无一例外地死亡于绒癌，绒癌被称为“癌中之王”，但是现在，肿瘤专家们在一起聚会，开玩笑的时候，有时会有人幽默地说：“如果人的一生注定要得一次癌，我愿意是绒癌。”理由很简单，绒癌的治愈率已经达到80％以上。而从完全不可治到可以完全治愈，不能不提到一个名字：“宋鸿钊”。他在国内首创了大剂量化学药物治疗方法，使绒癌的治疗取得决定性突破——根治绒癌，即，通过化疗为主的治疗手段，使绒癌患者获得治愈的效果。而这一工作不仅为化学药物治疗恶性肿瘤树立了成功的典范，而且宋鸿钊教授在研究过程中所提出的临床分期，1986年被世界卫生组织采纳，成为滋养细胞肿瘤的分期标准，是为“宋氏分期”，这对于一个把医学当做毕生事业来追求的人而言，是莫大的成就。正是由于他的杰出成就，宋鸿钊教授成为中国工程院成立后的第一批院士。1996年，宋教授被英国皇家妇产科医师学院授予院士，他是享此殊荣的第一位亚洲人。
跟随这样的前辈攀登医学高峰，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究竟是幸运还是太过艰辛？北京协和医院滋养细胞疾病诊治中心首席专家、中心主任杨秀玉是宋鸿钊教授的弟子，她从1977年开始跟着宋鸿钊教授研究绒癌，到现在已经历经三十年之久，从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到卫生部甲级医疗成果奖，从医科院医疗成果一等奖到首届陈嘉庚医学奖，乃至全国医药卫生成果金杯奖，奖项接踵而来。人们说她很幸运，因为她在那样年轻的时候就那样幸运地遇到一个泰斗级导师，如果要说这些话的人，照着杨秀玉那样的生活方式重复一遍，不要说三十年，就是三年，他们也未必肯。
一位协和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当住院医的时候，轮转到杨秀玉手下，一个月以后，她下定决心把自己学了八年的专业废掉，从此金盆洗手不做医生。问她，她说：“因为我没有杨大夫那样的境界。我做不到像她那样，把医学把病人当做生命中的头等大事，所以，我注定不会是一个好医生，在医学方面，也注定不会有她那样的成就，所以我不如趁早放弃，去干别的，好有工夫享受青春享受生活享受安逸。”
这件事情，杨秀玉当时并不知道，很多年以后，旁的人告诉杨教授那位学生放弃医学的真正原因时，杨秀玉吃了一惊，因为她知道，对于一个学了八年医学且在协和医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来说，放弃是多么可惜，但是当她知道那位学生因为转行而生活得安逸轻松时，她什么都没有说。因为她在协和干了一辈子，她太知道这中间的艰辛了——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如果他（她）希望安逸和轻松，学医以及做医生，确实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帐篷
杨秀玉至今依然非常清晰地记得，影响她做出一生最重要的职业选择的那堂课。那是林巧稚教授第一次给他们上课，林大夫的第一句话是：“受精卵比米粒还小得多，在母体内遨游一周，就长成一个孩子出来，这里面有多少奥秘需要探索。”
那一瞬间，杨秀玉决定了，要去妇产科。
林大夫的一句话，激起了一个年轻女子对生命的好奇，协和医科大学要读八年，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杨秀玉是医大六年级学生。
实际上，这并不是杨秀玉人生的第一个决定。对于杨秀玉来说，她最早的理想与一首曾经广泛流传的歌曲有关——《地质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帐篷……
高中时期的杨秀玉，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既单纯又充满热情，他们可以因为一首歌，而做出影响自己一生的选择。在杨秀玉印象中，她所就读的福建第一女子中学。考大学那年，一个班的同学竟然有十个报考了地质大学，其中有一位同学后来牺牲于为祖国找矿。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人们渴望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艰辛而伟大的事业中去，就此度过坎坷曲折但却骄傲而光荣的一生。那个时候，无数年轻人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抄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既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当他生命结束的时候，他就可以自豪地说，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
而就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杨秀玉却因为肺结核，体检不合格，连续两年不得报考大学，那是她最难过最失意的时期，既自卑又伤感，每天做一份简单的工作，她那时想也许一辈子就这么平凡地过去了，那些壮丽而艰苦卓绝的事业再也跟她没有关系了。那个时候，她经团委介绍到福建省政府的支前委员会上班，做统计员。与她后来所从事的职业相比，这是一份安逸的工作。但她却不开心，觉得自己一辈子只能做一个统计员，没有什么大出息，而这显然不是她想要的人生。
1956年，杨秀玉19岁，那一年，国家号召有志青年报考大学，为祖国努力成才。当时杨秀玉所供职的省政府的年轻人都去报名，她的单位有8个人要去考大学，全都脱产学习。
杨秀玉也动了心思，这个时候她的肺结核已经康复，但她连想都不敢想考大学这件事情。因为当年她来省政府工作的时候，组织科长曾找她谈过话，谈话内容很简单，即使统计员是一份简单的工作，但国家为了培养一个合格的统计员，也需要短期训练3个月。组织科长希望杨秀玉能够保证在这个岗位上安心地做下去，不要辜负这3个月的短期培训。杨秀玉当即做了保证。
有一种人对自己的承诺看得非常重，不管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做的承诺，也不管后来形势发生什么变化，承诺就是承诺，杨秀玉就是这样的人，她照样每天去上班，绝口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那个时代优秀的青年都是这样，他们完全不懂得如何开口去要自己想要的东西。 直到有一天，大家在一起过组织生活、谈心。杨秀玉说了真心话，在她看来既然组织生活要每个人说真心话，她说说也无妨。她说她羡慕那些能够考大学的同志们，但她只能把羡慕压在心底，因为她跟李科长（组织科长）保证过，她要守住自己的工作岗位。
那个时候离高考只有一个月时间，已经五月底了。组织上一考虑，觉得应该响应国家号召，鼓励有为青年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于是团委书记来找杨秀玉谈话，核心思想是你想考大学，我们支持，我们给你报名，但是全脱产可能有困难，因为你的工作没有人接，所以我们只能给你半脱产，就是每天你要有半天时间上班工作。杨秀玉立刻答应——只要能报名，只要能有机会参加高考，杨秀玉已经很兴奋了。她一路飞奔回家，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了家人，谁知道她妈妈听了，第一个反对，母亲想事毕竟周到，她对杨秀玉说：“你怎么不想想，万一考不上，工作又丢了，你可怎么办？省政府的统计员，这样稳定踏实的工作上哪儿找？”
杨秀玉兜头被浇一盆冷水，整个人清醒过来，又飞奔回单位，见了领导，气都没喘匀张嘴就问：“我要是考不上大学，你们还要不要我？”
领导哈哈大笑，给杨秀玉吃了定心丸：“你要是考上，我们送你上大学，考不上，你就安心在我们这里做统计员。我们还要你。”
杨秀玉有的时候回忆过去，想到这一段，会哈哈大笑。那个时候，她只有19岁，那样年轻，那样单纯，甚至有一点点天真。有人说，其实这也是那个年代所成长的知识分子的特有品质，这是一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文品质，因为这种品质，他们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也遭遇到种种我们常人所谓的麻烦和不如意，但他们却始终相信人应该有一颗单纯无私的心，始终认为应该把他人的利益放在私人的利益之上。他们看不起世故，看不起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蝇营狗苟，他们愿意襟怀坦荡，愿意把自己的个人命运和一项宏大的事业联系到一起，投身其中，义无反顾一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才不辜负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杨秀玉17岁高中毕业，因为肺结核耽误了两年，现在终于可以填写报考志愿了，她立刻兴奋地给那些已经上了大学的同学写信，询问他们的意见。杨秀玉内心的想法是学医，她希望为更多的像她那样因为身体原因而不能考大学或不能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人服务，但很快她的理想被另一理想替代——她的同学们纷纷告诉她，她应该去学生物遗传。
杨秀玉的同学们之所以建议她去学生物遗传，是因为当时的一部非常著名且轰动一时的苏联电影，讲述的是生物学家米丘林的故事。在那部电影中，美丽的果园，每天在果园里工作的科学家，科学原来可以如此诗意！在当时的大学生中，“米丘林”和“改良品种”这两个关键词，即代表了最浪漫和最有意义的人生选择。
杨秀玉立刻做出决定——去做一个米丘林那样的生物学家，将一生奉献给品种改良。实际上，她在做出这个决定以后，选择就很少了，准确地说，只有三个选择，因为当年的生物系只有三所大学招生：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杨秀玉首先pass掉了厦门大学，她生在福建，从来没有离开过福建，倘若念一个大学还在福建，她觉得不够“壮丽”，不符合她对自己人生的要求。所以她其实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北京大学，一个是复旦大学。
家里人对她说，还是复旦吧，北京太远，而且她是南方人，身体又不好，如果去北京读书，生活上气候上都不见得适应。她自己想了想，折中一下，挑选了上海。而人生恰恰是充满了未知和偶然，复旦大学生物系一共要读五年，她读到三年级的时候，赶上协和医科大学复校，国家决定从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生物系分别挑选一批学生，一共30人。杨秀玉就这么阴错阳差地到了北京，仿佛冥冥之中命运替她安排好了一样——如果她不是肺结核，她就不会耽误两年考大学；如果不是耽误两年，她就不会去学米丘林的生物而是唱着“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的帐篷”为祖国找矿，如果是那样，她就不会恰巧赶上协和医科大学复校，而如果没有上协和，她的一生会怎样度过呢？
激情燃烧的岁月
杨秀玉从来不吃任何动物肝脏。她这个毛病是当年参加江西血防医疗队落下的。当时他们在江西整整待了一年，她什么都做，跟外科一起切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