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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范和尊严。
“我光顾着保持平衡来着”给杨秀玉很深印象，她觉得作为一位学者，就应该像宋教授这样，无论别的^说你什么，无论周围的环境什么样，你都要对自己有一个标准有一个交代要做到问心无愧。
也许杨秀玉自己也深知做一名好医生是多么困难，所以她从来不鼓励自己的亲人去学医，她女儿考大学的那年，杨秀玉正好在英国进修，等她回来的时候，女儿委屈地告诉她，她原本是想学服装设计的，可父亲一定要她学医，说是女
儿要向母亲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夫。
杨秀玉说，如果她当时在国内，是断然不会让女儿去学医的，不是说学服装设计有多好，而是学服装设计，最多就是一个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但绝对不会有性命攸关的大事。而做一名医生，却是与人的生命在打交道。与生命打交道的人，就必须要懂得奉献，不仅要懂得奉献，而且还需要掌握高超的本领，否则你光奉献，可是医术不行，不是照样害人性命？没有医术却心眼好的医生，最多只能说是个“好人”，而好医生则是“人好”＋“医术高明”，但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1965年，绒癌组有一位曹姓病人，呼吸没了，只有心跳，那个时候没有呼吸机，医生就用麻醉机代替呼吸机，而这个代替的关键要诀就是医生的手要“长”在麻醉机的皮球上，一分钟捏16下，所有的人轮流捏，一直捏了72个小时，终于病人有了自主呼吸。后来这个病人康复以后，到甘肃当了赤脚医生，成了当地的劳模，她觉得这条命是医生给捏回来的——而事实上也是如此。什么叫好医生？好医生在1965年的标准，就是为了挽救一个普通患者的生命，连续72小时捏皮球。
1985年，协和医院的第一例绒癌脑转移开颅手术。杨秀玉记得那天她已经上了班车，班车马上就要开了，这个时候急诊护士跑来，告诉她来了一个重病人，在当地已经确诊是绒癌。杨秀玉立刻下了班车，直接跑到急诊室，这是当年协和的规矩，凡是急诊病人，是哪个专业组的就通知哪个专业组。当时，病人已经因脑转移、脑水肿而处于昏迷状态。杨秀玉当即告诉病人家属，必须要开颅减压才有望争取时间获得治疗时机。病人的母亲问杨秀玉：如果是你的女儿呢？杨秀玉说，是我的女儿我也会这么做，否则发生脑疝就无法挽回了。 “那么开颅一定有救吗？” 一般医生不愿意回答家属的这些问题，因为回答就意味着承担责任。毕竟在此之前，没有先例。杨秀玉对家属说，绒癌的晚期治愈率有50％，如果不死于脑疝，应该有希望。当天晚上，外科就做了手术，那一夜杨秀玉和做手术的外科教授一起留在医院。人家做手术，她等着手术结果。杨秀玉的这个毛病，家里人早都习惯。
这位患者后来不仅痊愈，而且还生了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儿。作为第一例脑转移开颅手术且彻底康复的患者，她为自己感到幸运，因为她遇到了好医生。只要有人问到她，什么叫好医生，她就会说，一位好医生，仅有水平是不够的，还得肯承担一定风险。她的想法如果换成杨秀玉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那就是作为一个医生，一点风险都不肯担待，那只能是一个平常的医生。优秀的医生除了水平高除了好心眼还得要有承担风险的能力，如果是有八分把握两分风险的事，你都不肯做，那你肯定成不了一位好医生，不过，同样道理，病人和病人家属也必须承担需要他们承担的风险，否则的话，大家都做百分之百有把握的事情，医学就没有进步了。
杨秀玉直言不讳地表示，做医生最大的成就感来自于患者对自己的认同。看到自己亲手治好的病人能够重新生活，是她最大的快乐。有一次，她收到一张婴儿的照片，上面写着婴儿的名字：“念杨。”那是一个患者为了表示对杨大夫的感谢，特意给孩子起了这么一个名字。还有一次，一个农村妇女跑到医院来找杨秀玉，对她说：“杨大夫，现在我发达了。我要感谢您当年的救命之恩。”那是80年代，她所说的“发达”是她种的土豆丰收了，她送给了杨秀玉一大袋土豆粉。那一段时间，妇产科绒癌组的护士鞋是最白的，因为杨秀玉根本不知道土豆粉是做什么的，护士长说用来擦鞋吧，擦鞋最好使了。
在同事的眼里，杨秀玉是一个大大咧咧心无城府的人，活了一辈子，单纯得像透明的玻璃鱼缸。她家就是请一个保姆，也会请出一个故事来。那个保姆实际上并不是要来做保姆的，她一直想找杨秀玉看病，但一直挂不上号，后来偶然得知杨秀玉需要一个保姆，就这么来了。干到第三天，保姆对杨秀玉说了实话，说自己结婚数年一直没有孩子，看了好多医院花了好多钱，后来听人家说，杨秀玉是妇科专家，所以特意慕名而来。 这件事，但凡旁的人听了，都会觉得杨秀玉被算计了，哪里有这样的保姆？但是杨秀玉却为了那个小姑娘在协和医院跑上跑下，该做的检查都做了一遍，而且还得倒贴医药费。她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件原本跟她完全不沾边的事，一旦成为医患关系，她立刻转变角色——小保姆转变成患者，而她成了医生。在她的价值观里，医生是不能和病人计较的。
一位好医生的遗憾
也许从某个角度看，杨秀玉投身于医学，对于她个人来说，似乎是得不偿失的。她的整个青春时代，几乎谈不上个人生活，直到今天，她的生活知识与她的医学造诣相比成绝对反比，医学造诣有多高，生活知识就有多低，几乎就是一个不会生活的人，孩子一生下来，就交给老人，长年住协和医院的集体宿舍，到1985年才从集体户口转回去，从来没有周六周日，最多休息半天时间。尤其是临床观察，要用新药制定新的化疗方案时，更是白天黑夜都在病人跟前。
关于杨秀玉，同事之间有个笑话，大概是80年代中期的时候，有一天她在家待着，听到有人敲门，她开门一看，是一个农村模样的人问她要不要换鸡蛋。那个时候，国家还发行粮票，城里人粮票有富余的，常常拿粮票换鸡蛋，但是杨秀玉根本连听都没听说过这回事儿，转过头去问丈夫，偏偏丈夫也是一“技术型人才”，一把将门关上，对杨秀玉说：这是犯法。
第二天到了医院，杨秀玉跟其他同事说起这件事情，所有同事笑得前仰后合，有年轻人开玩笑说：你们两口子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也许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他们那就不叫过日子，但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样的日子是最正常的。杨秀玉的爱人在空军工作，说起来他们的认识还是充满传奇色彩的。
当杨秀玉还在福建做统计员的时候，她未来的爱人已经是一位有成就的空军工程师了。1955年，福建成立支前委员会，杨秀玉未来的爱人——空军工程师“空降”到当地协助机场建设，就这样，认识了同在支前委员会的杨秀玉。第一次约会是以“组织谈心”的方式进行的。当时流行“一帮一，一对红”，所以当杨秀玉得知阮工程师要和她谈话，也没有多惊讶。那个时候，她除了上班就是回家，没有任何社会交往，何况那是她最失意的一段，同学们都去上了大学，只有她因为肺结核而只得去做一份不痛不痒的统计员的工作，所以她平常很少说话，尤其不跟从北京来的工程师说话，有什么好说的？对于她来说，他们和她不是一个世界的。
谈心地点在福州的西湖。阮工程师到底是军人作风，简单明快开门见山问杨秀玉有没有男朋友。杨秀玉看看眼前的阮工程师，又高又大，心想他应该早就结婚了吧？所以当时就说：“没有啊。是你要给我介绍吗？”阮工程师说：“不是我想给你介绍别人，我是毛遂自荐。”杨秀玉听了这话，当即撒腿就跑了回来。以后几天，只要在单位碰到，能躲就躲，有一次，杨秀玉正要上楼梯，一抬头看见阮工程师正好要下楼梯，杨秀玉赶紧转身飞奔下楼换到楼里的另一侧楼梯，结果人家也换到了那侧楼梯，正好撞个正着。
三个月以后，机场建好了，阮工程师也回北京了。但他知道杨秀玉要考大学，特意从北京给她寄来复习提纲。杨秀玉也知道阮工程师的情谊，但她那时候有一个怪想法，认为学生谈恋爱，没出息，她要好好读书，不想谈。阮工程师比杨秀玉大9岁，却非常沉得住气，持之以恒等了她十年。中间，阮工程师的哥哥妹妹都急得不得了，劝他说你就非那么死心眼吗？万一人家读完大学把你蹬了怎么办？阮工程师说蹬了我就认了，总之当时无论谁给他介绍什么女朋友，他一概不见。很多年后，他告诉杨秀玉，自己就喜欢她那样的性格。
杨秀玉光大学就读了八年，毕业以后又下乡一年，回来以后做小住院医，整天围着病人转，等到终于结婚的时候，阮工程师不无感慨地说：“我见你一面简直比登天还难。等你这么多年。如果用来搞科研，怎么也可以成功地搞出一项了。”
杨秀玉年轻的时候，天天泡在医院，阮工程师倒是支持她，再说阮工程师自己的工作也很忙，且部队系统，很多出差是保密的，杨秀玉能习惯，她一个人惯了，春节都经常在医院值班，且从来也没有因此对家庭有什么内疚。
阮工程师赚多少钱，她连问都不问，也不知道，她自己一个月工资是54元5角，后来涨到58元，总之每个月除了给家里寄钱以外，剩下的都自己花。杨秀玉还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知道，她丈夫以前是清华的地下党，解放后有保留工资，一个月170多元，后来阮工程师多次要求组织取消保留工资，经过反复要求，最后组织上终于同意把他的工资减到120多元。这样的事情，是阮工程师的同事“多嘴”告诉杨秀玉的。
他们结婚这么多年，好像就一直这么忙碌着，体谅着，谁都没有因为对方工作忙而有过怨言。直到1990年的时候，杨秀玉做开胸手术。当时怀疑是肺癌，杨秀玉第一次体会到一个患者的心情，也第一次深深地为自己的生活感到遗憾。她既没有陪伴孩子一起成长，也没有跟丈夫一起出去玩过，她的两个孩子都是产后56天就吃牛奶，家对于她来说，就像是旅馆，孩子都记不得她年轻时的样子，因为她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已经入睡了。
杨秀玉在得知自己必须开胸以后，跟丈夫去了一趟香山。她记得是早上9点钟去的，丈夫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工作狂老婆会突发奇想去香山？而且也不是逢年过节。丈夫一直在等杨秀玉对自己说什么，可是杨秀玉到底也没有说实话，她只说自己第二天要住院做全面检查。
但她私下里却已经给小姑子写好遗嘱，主要是把两个孩子托付给小姑子，当时杨秀玉的儿子在念大学，女儿才上高中，另外，她也对小姑子交了一个底，万一自己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阮工程师也需要人照顾，她要小姑子答应她照顾阮工。那一年，杨秀玉的母亲又是第一次从外地来到北京，杨秀玉只好跟弟弟说了实话，她很有可能是肺癌，希望弟弟替自己说说瞎话，告诉母亲她参加医疗队到外地了，大概要很长时间，中间不能回来，也不能写信。
幸运的是，手术开进去，不是肺癌，只是结核瘤，做了肺叶切除。那次手术之后，杨秀玉轻易不愿意再给绒癌病人做开胸手术了。她曾经做过阑尾炎手术，术后第二天就抢救病人，但是开胸手术则完全不同，手术后痛得上天入地，吃了无数的止痛药，完全无济于事，她那一刻居然想到她的化疗病人——化疗病人在手术后要马上化疗，那种痛苦要比她仅仅手术后的痛苦痛百倍。在那次手术之后，杨秀玉有了一个悄悄的转变，她体会到一位前辈对她说的话：如果觉得病人确实无望，就没有必要再增加病人的痛苦。有些手术，能不做就不要做了。
说起来有意思，阮工程师后来知道了全部情况，他对杨秀玉说：“我说你怎么会忽然有时间约我去香山！”知妻莫若夫，阮工程师根本就不相信杨秀玉能够改掉她的“习性”——他为了跟她结婚，等了她十年，他太了解她了。果然，那一年杨秀玉正好晋升正教授，她手术还没拆线，穿着病号服去作了述职报告，在她那一批中，她是第一个成功晋升的。阮工程师给她画了一张漫画，漫画中的杨秀玉，每多写一篇学术文章，脑门上就多一个道道。
事实上，杨秀玉真正感到遗憾的事，是在那次开胸手术之后的很多年。1990年杨秀玉开胸，那次的体会使她感受到人生苦短，但是当排除了肺癌之后，杨秀玉很快又回到以前的轨道上来，病人又成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直到去年，她去西部“送医送药”，结果80高龄的老伴在家摔倒，这一次，她才又一次重温“遗憾”的感觉——她在西部的那些底层医院，挽救了三名患者的生命，但是她自己的老伴却摔出了毛病，现在一刻离不开人，有人跟她说，这是宿命。年轻的时候，你老伴追你追得那么辛苦，现在轮到你还债啦，也该你伺候伺候他啦。她想也许这是命运的安排吧，陪着老伴的时候，她想这不正是她自己年轻的时候所要的生活吗——奋斗一生，将青春全部奉献给最壮丽最值得付出的事业，然后到暮年的时候，与心爱的人一起回想过去。这不正是她自己所设定的“无悔人生”吗？
独木不成林
作为宋鸿钊教授的弟子，杨秀玉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为绒癌组找到新生力量。但这个任务却不是那么容易完成，因为第一，绒癌组的收入是全科最低的，所以到绒癌组来的人必须要有奉献精神；第二，绒癌的治疗水平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再提高很难，所以到这里来的人，必须要能吃苦，善于钻研。 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有一天，在楼上产科工作的向阳来找杨秀玉，表示想到绒癌组来，那年向阳32岁，他找到杨秀玉的机会很巧，正赶上杨秀玉在找一个接班人，毕竟宋教授的毕生心血应该有人继承。就这么着，向阳到了绒癌组，紧接着，进入他人生的辉煌阶段——1997年被批准为硕士研究生导师，2000年破格晋升为教授、主任医师。2002年被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关于“阴道超声在妇产科的应用”及“耐药与危重绒癌病例治疗的研究”分别于1998年及2000年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关于“产前诊断新技术的系列研究与临床应用”于2005年获得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1999年被评为卫生部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曾被卫生部共青团中央授予1999年～2000年度“全国卫生系统青年岗位能手”。于2004年获得由人事部等七部委授予的“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称号。目前是妇产科主管科研的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秘书。
很多人都说向阳运气好，但杨秀玉的评价则很中肯，她认为每个人的成才都需要机会，但有些人是你给了他机会，但他不努力，或者抓不住，而向阳一方面是运气好，但另一方面他确实有很多显而易见的优点，比如说有才、能干，而
且更难能可贵的是，向阳非常能吃苦。中午从来不休息，做事快，脑子灵活。
杨秀玉一直有一个看法：“独木不成林。”她认为，医学作为一个学科，集体冠军更重要，只有人才辈出，学科才有发展。回顾绒癌研究的历史，除了作为领军人物的宋鸿钊院士，杨秀玉还提到了积极协助、参与了绒癌研究工作的吴葆桢、夏宗馥、王元萼和唐敏一等教授，更有林巧稚大夫的高瞻远瞩和光辉榜样。绒癌的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跨越了十年浩劫的艰难岁月。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位杰出的领军人物和优秀的团队，才能够在过去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世界先进水平的优异成绩。在绒癌研究的荣誉榜上，有一串长长的名字，那是一个杰出的团队，领军人物从宋鸿钊传到杨秀玉，现在又落到了向阳的肩上。
现在的绒癌组，有了新的血液。除了向阳，宋鸿钊教授的关门弟子万希润博士也于前几年回到了组里，还有从事绒癌研究的研究生、轮转的主治医和住院医以及来自各地的进修医等等。曾经赴香港及美国做过访问学者的万希润，先后师从吴葆桢、宋鸿钊和杨秀玉教授，研究生期间曾经对于滋养细胞肿瘤的放射免疫显像做过深入的研究，后来又对医学教育和循证医学有广泛的探讨，目前兼任医院的继续教育项目负责人和循证医学小组的成员，先后数次获得协和医院和协和医科大学先进教师的称号，是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耐药与危重绒癌病例治疗的研究”课题的主要成员之一。
“我们不但为绒癌组培养了接班人，也为医院提供了优质的年轻管理干部”，杨秀玉在提到向阳和万希润分别都担任了一定的行政职务时满怀欣慰，“后继有人啊。”
经过几年的努力，绒癌组充满活力的新团队已经打造成形。国际滋养细胞肿瘤研究学会是国际间研究滋养细胞肿瘤的唯一专业组织，每两年举行一届国际滋养细胞肿瘤大会，代表了国际滋养细胞肿瘤研究的最高水平，能够参加会议者世界范围内每届不过百人左右。宋鸿钊教授曾经是国际滋养细胞肿瘤研究学会的第四任主席，并作为大会主席主持过在中国举行的第四届国际滋养细胞肿瘤大会。这些年来，每届国际滋养细胞肿瘤双年会都有向阳和万希润的发言，向阳还成为了国际滋养细胞肿瘤研究学会的执委。在这样一个人数有限的极为专业的会议上始终保持话语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特别是在我们的研究条件和语言表达比外国同行更为艰难的情况下，始终保持了领先者的水平就需要更为杰出的实力做后盾。最近，下届会议的主办方日本又给向阳和万希润发出了大会发言的邀请函，作为世界著名的滋养细胞肿瘤研究中心，北京协和医院的绒癌组可谓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团队，向阳和万希润都刚刚四十出头，还会有更年轻的新鲜血液补充进来。杨秀玉说：她现在可以体会到宋教授当年的心情，只要有年轻的人跟进来，投身于这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