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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民政的政府官员互相制约乃至攻击，这种情况下，出现不了特别有权力的大臣，皇帝用不着用自己的私家奴才去办事，进而蚕食公权。
从根本上说，这江山都是某姓帝王的家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从秦始皇郡县制实行以后，宫和府还是有区别的。尤其是读书人通过早期的察举，后期的科举来管理国家事务，并非完全是皇帝的家奴，大多数时期是皇帝和文人集团共同管理国家，只是皇帝是这个“超级大公司”理所当然的董事长，各级官员作为“公司”的不同级别的职员，必须对董事长负责，但这些职员多多少少有自己的利益所在，也有和董事长不相同的想法。
让我拿太监乱政最严重的明代来分析。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鉴于历史上太监乱政，想了很多招防止太监有权。比如说他一再告诫后代继位的子孙，只能用太监在宫中伺候皇帝、后妃的起居之类的小事，决不能委托他们去办政事；再比如招录的太监必定是文盲，让他们不具备干政的才能等等。防范不可谓不严密。
可是明太祖的遗诏一再被后代子孙忽视，到了明代后期，军政权、情治权、财权、用人权无一不操纵在太监手中，难道能简单地说这些明代皇帝都是朱元璋的不孝子孙吗？
非也，皇帝一人乾纲独断，他便不信任各级官员，也不信任所谓的先皇留下来的制度，只相信自己，以及自己身旁的亲信。——这是人的弱点决定的。
明朝真正让宦官手握大权的是从朱元璋的儿子，永乐大帝朱棣开始的。朱棣兴兵南下，夺了侄儿的江山，其皇位得来不正，自然很难堵住天下人悠悠之口。因此对不合作的官员，例如方孝孺等人，可以采取“诛十族”这类残暴的手法，让天下士人噤若寒蝉；尽管明代皇帝也一再践踏士人的人格，如打屁股等等，但读书出身的人，总有些气节，孔孟的书不是白读的，明代不怕掉脑袋敢于对皇帝进谏的文臣也前赴后继。要把这些政府官员从心理上完全变成奴才，朱棣做不到，他老爸朱元璋也做不到。
面对侄子孝文帝留下来的庞大帝国官僚层，不可能全部换掉，还得靠他们干活，那么朱棣是很不放心的，他只能重用伺候的自己的阉奴们，如此他才放心一些。因为太监是给自己端茶、送饭、倒马桶出来的，能有什么气节可言？无非是皇帝身旁的一条狗。
狗是自己豢养长大的，总比地里耕田的牛、路上拉货的驴更好使。
成祖朱棣一朝，最有名的太监是那位七下西洋的郑和。《明通鉴》说：“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和踪迹之，且借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原来是为了寻找那位还没死去的孝文帝。孝文帝仁厚，在士人中声誉很好。这样诡秘的事，他能让那些文武大臣去办吗？没准那些人心中对孝文帝还抱以同情，那么只能派自己的心腹太监了。成祖朝同郑和齐名的还有一位出使西域的太监侯显。
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又派太监山寿率军出云州——太监统军，自唐代鱼朝恩开始，到明代成了常例。《明通鉴》写道：“自上（成祖）即位后，中官出使，岁以为常，此又典兵之始云。”宦官，在政府的官员序列中，没他的位置，无论统兵还是治民，只能从行伍或科举中选拔，可是宦官一旦成为皇帝的私人代表，那么就不在乎“名不正言不顺”了。皇帝既然让他干，那他就什么都可以干。既然可以出使外藩，统帅军队，那么开矿牟利、监造工程、管理东厂、西厂的特务组织，还有什么干不得的？
皇帝一开始重用太监，往往是办一些不好摆在桌面上的事情。那些朝廷法度规定的事情，如平叛御敌，如管理百姓等等，可以让文武官员去干，可是去找皇帝私人的死对头，去帮皇帝个人聚敛财富，去监视手握重兵的将帅，或者替皇帝到某个青楼里找个美女，只能派和自己朝夕相处过的太监。一个超大规模的集团公司，其分支机构很多，那些常驻在外地的分公司、办事处经理，一年才回总部述职一次。董事长总是担心这些人私下里把公司的财富据为己有，表面上他还得依靠这些人开拓市场，可私下里他更相信自己的秘书和司机，找个机会便让秘书下去巡查分公司的经营情况。而替董事长办一些需要保密的个人事情不能让职能部门的人去干，只能靠秘书或司机代劳。
太监之祸，这些皇帝不是不知道。但有一条，太监哪怕再无耻，再没有气节，首先他没有子女，他可能假借皇帝作威作福，贪污腐化，可这种行为对皇帝来说是“小节”，有时皇帝还担心手下的人太有操守了，不贪金钱可能所图者大，这么多官员，保不定有想做皇帝的，这些人做了皇帝能传之子孙。——因此有比太监更大的诱惑。
而太监再折腾又能折腾到哪里去？而且如朱棣这样的马上皇帝，相信自己能控制住太监。永乐一朝，太监虽然有权，但不能为乱。——重用太监而不乱的前提是：皇帝必须能干、果断、勤勉。碰上了熹宗这种只会做木匠活而不理朝政的荒唐皇帝，这就靠不住了，从小伴他长大的太监魏忠贤要揽权就很容易了。朱元璋以为太监没文化，就不能乱政。错了，他自己没多少文化不照样做了皇帝吗？魏忠贤识字不多，照样能做秉笔太监，有了权力，识字不识字不是顶重要的事情。
宣宗一朝号称明之盛世，可宣宗朝太监之祸也很厉害。宣德六年（1431年），宣宗诛杀太监袁琦，并将他的同党十几人一起处死。这袁琦自幼伺候宣宗，感情不可谓不深，但他仰仗恩宠肆意妄为，派宫廷里的内侍，以采办为名，到处掠夺官府和民间的财富，搞得天怒人怨。这宣宗算个明白人，不杀袁琦这民怨难平。可等杀了袁琦不久，又赐予司礼太监金瑛、范洪免死，诏书极尽褒美之词。为什么宣宗要搞这样的两手呢？史书里讲：“上即罪琦等，以此示赏罚之公。于是中官之宠任者如故。”也就是说，皇帝没办法离开这些可以替他办私事的亲信太监，他杀了袁琦只是这个太监太过分了。那么这样一手硬一手软，自然使后面的太监琢磨，如何能避免袁琦那样招杀身之祸，而如金瑛等人那样，搞到皇帝的免死诏书。这样的话，杀死再多的乱政太监，也很难避免太监继续乱政。
许多皇朝便重复了重用太监——诛杀这些太监——再重用另一拨太监的恶性循环，直到亡国。皇帝何尝不知道用太监如饮鸩止渴，但他不重用太监能重用谁？重用别人他更不放心。
刘瑾当权时的监察官员（1）
正德皇帝明武宗登基后，权柄操于大太监刘瑾之手。这刘瑾是个超级贪官，说他富甲天下一点不假。吴思先生在书中曾详细地分析了刘太监敛财的手法。
刘瑾索贿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他不仅仅操纵官吏任命来收受贿赂，也把持监察大权，如有不就范贿赂或巴结自己的，就会找个理由罢免或者罚款，甚至投进监狱。
兵部尚书杨一清不吃刘瑾这一套，杨一清向皇帝奏报请派大臣去督促将未完成的边墙修好，以抵御外敌。这本是一项有利于国家的国防大计，刘瑾让皇帝下诏停修边墙，将剩余的钱粮送回京师，并且还指使监察官弹劾杨一清，说他破冒边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以国防项目为名，随便乱花钱。将杨一清投进锦衣卫监狱，幸亏大学生李东阳等人上表为杨尚书辩护，被放出监狱，但还是被刘瑾罚了六百石米。
翰林学士吴俨家财很多，这哥们或者是个铁公鸡，或者是个不畏权势的正人君子。刘瑾派人上他家索要钱财，并许诺给他一个很肥的官位，吴俨严辞拒绝。他大概自以为没有什么把柄抓在刘瑾的手中。在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百官时，刘瑾让吴俨提前退休，理由是“帷幕不修”，也就是说这个风流学士私生活奢靡，在家中喜欢和妻妾玩乐。标榜礼法治国的明朝，这理由虽然牵强，但还是有杀伤力的。
御史涂祯奉命到长芦盐场巡盐，刘瑾纵容自己的人去贩卖私盐，并让人向涂祯索取海货，涂御史没答应。回京后见到刘瑾也就是长揖一下而不跪拜。刘公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涂祯被抓进锦衣卫监狱。涂祯因为当过江阴县知县，官声很好。在京的江阴人准备募集资金贿赂刘瑾，搭救涂御史，涂祯知道后写信劝阻，说：“死就死了，怎么能因为这事侮辱各位父老乡亲呢？”涂祯因为被杖三十，死在狱中。
在刘瑾的淫威下，大明的文武百官争相贿赂他。包括他的同类，得到肥差的太监，甚至包括国公、藩王。宁王朱宸濠王府的护卫曾经被革除，贿赂刘瑾后得到恢复。中山王徐达的后人魏国公徐俌争夺僧侣和乡民的田产，巡抚艾璞秉公断案，魏国公府贿赂刘瑾，艾璞被杖五十，削职为民。
而那些来京办事的地方官，去京外巡察的监察官，如果不贿赂刘瑾，很有可能祸从天降。工部给事中许天锡奉旨从安南出使回来，见到朝廷风气大变，没人敢说真话，清查内库时发现刘瑾贪污银两，正准备上书，结果在上书前一天晚上暴死在家，只有一个家童在侧，这个家童后来也消失了，便成了个无头案。兵科给事中周钥奉命去淮安巡察，知道回京后不贿赂刘瑾是没法交待的，于是和淮安知府赵俊商量，赵知府答应借他一千两银子，可后来赵俊违背诺言，周钥这个老实人无计可施，留下写有“赵知府误我”的遗书后，自杀身亡。朝廷追查此事后，处理结果更加荒唐，押送赵俊到京，以其违背借钱给周钥的诺言定罪。
地方官员进京后，为了免祸纷纷聚敛金银送给刘瑾，每个省达到两万两。这些银两多半是从京师富豪那里借贷的，回到任职后要加倍偿还。这种银两被取了个专有名词“京债”。
刘瑾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贪婪的，他的胃口也是被官员们一点点喂大的。刘宇通过巴结刘瑾得到都御史（最高监察官）这个要害职位，于是送给他一万两银子。刘宇是第一个用如此大数目贿赂刘瑾的，刘瑾以前接受贿赂，每次也就是几百两银子，这回大喜，说：“刘先生为什么这样对我好！”既然刘先生这样待刘瑾，当然他也希望李先生、张先生都这样待他。而一个靠奉承贿赂太监的人，他出任最高监察机构的长官，大明的吏治还可能清明吗？
在贿赂刘瑾的监察官员中，有两名最倒霉，他们不幸碰上了刘瑾想作秀的时候。
侍郎张彩靠巴结刘瑾得官，并成为刘瑾的亲信。他知道因为刘瑾索贿太厉害，天下臣民怨声载道，就劝说刘瑾：“公公知道收纳的银两从何而来吗？它们不盗自国库，就是从老百姓那里盘剥的。官员们借公公之名中饱私囊，公公得到的不到这些人得到的十分之一，而天下怨恨都归公公一人，这样的话你如何对待天下人呢？”
刘瑾觉得这番话很有道理，真是为自己好，便决定暂时拒收贿赂。两个倒霉的监察官员监察御史欧阳云、工科给事中吴某刚从京外巡察回来，哪知道刘公公正准备立一块清廉的牌坊，便照旧例以厚礼贿赂刘瑾。刘瑾便说欧阳云二人有贪污劣迹，并试图贿赂自己，罢免了二人的官职。
我估计，当年大明朝有关反腐败的总结报告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公公会带头讲述，自己当年拒收贿赂多少多少银两，令天下官吏效法之。
矿产越丰富百姓越穷困（1）
按照现代社会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哪个地方矿产资源丰富，当地的地方经济应当较为发达，当地居民也多多少少沾一点好处。许多地方政府对开矿乐此不疲，以为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因此也带来矿难、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可看明代的历史，发现一个今天看来很奇怪的现象：当时哪个地方矿产越是丰富，当地的居民负担反而更加沉重，百姓和地方不但从矿产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累。
在《明史》和《明通鉴》等历史著作中，有关因开矿激发社会矛盾的比比皆是。
浙江的温州、处州，福建的浦城等地，明代有银矿，每年朝廷在此征税。税额逐渐增多，到明代中期福建银矿增加到三万两，浙江增加到八万两。地方财政为此枯竭，百姓苦不堪言。
明英宗继位后，下诏令封闭矿山的坑道。但是政府不开，一些所谓的“奸民”私下里偷开矿山。大约和前些年遍地开花的小煤窑一样，私开小矿，上面征不了税，管理成本也很低，自然利润丰厚。于是蜂拥而上的“奸民”，因盗矿相互斗殴，死伤不断。
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福建参政宋彰，浙江参政俞士悦针对私人盗开银矿的种种问题，上书请求“重开银场，使利归于上而矿盗自觉”。这两位官员的建议不是没有道理的，与其让朝廷的矿产资源这样浪费和流失，还不如直接由官府开采。但当时的浙江按察使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重开银场虽然一时得利，但开采的各种器用由民间出，恐怕有关部门横加科派骚扰，祸患更深。不如选官看守，严加禁止，盗矿行为自然绝迹。
朝廷一开始接受了这位按察使的建议，可是没过两个月，福建、浙江的银场又重新开采了，这次是邢科给事中陈傅的提议。但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当时宫中的宦官和一些大臣争相附和，背后操作。最后规定了每年向银场征税，福建为两万一千余两银，浙江为四万一千两银，比宣德年间减少了一半，可却是洪武年间的十倍。而供应官府的费用，比税额还多得多。从此当地老百姓更加困苦，浙、闽之盗相继而起。
请注意，促成皇帝改变主意，重新开设两省银场的是宫中太监和一些大臣。这些人为什么这样积极？难道他们真是公忠体国，关心朝廷的财政收入？不是，他们是关心自己个人的利益，只有以朝廷的名义去开采矿场，他们才有牟利的机会。
明代派遣宦官充当矿监，是当时百姓的一大灾难。横行各地的矿监税使中，最为骄横的要数陈增、马堂、陈奉、高淮、孙隆等数人。陈增是万历年间的宦官，被派往山东任采矿使，陈增到山东后即插手地方事务，并与福山知县韦国贤发生矛盾。陈增诬告韦知县阻挠开矿，将他逮捕免职。山东参政万象春仅为韦国贤辩护了几句，竟也被停发薪俸。陈增随即在山东大规模地强行采矿，随意抽取壮丁，致使多人死在矿井中。陈增将少量所得送给朝廷，而将大部分归入自己私囊。——明代管理矿产开采的官员基本上如陈增这样跋扈。
其实开国不久，明太祖就认为“（矿）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也就是说，开矿对朝廷没多大好处，对老百姓只有坏处。朱元璋这个观点是符合当时事实的。如果放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奇谈怪论了。西方等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初期无一不是从办厂、开矿、兴办贸易开始的。独独在明朝为什么对朝廷和老百姓只有坏处，没什么好处呢？这就是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的区别了。中国古代无论是开矿还是给郑和舰队造船，或是架桥铺路，一直到清朝的洋务运动时期，都是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不分，用搞政治的方式去搞实业。具体到开矿，不是把矿作为一个企业来经营，该支付的成本必须支付，才能确保收益的稳定，皇帝派出太监替他去开矿，变成了一项谁也不能讨价还价的政治活动。如上文所说的陈增要报复当地官员，给他安的罪名是“阻挠开矿”。开矿是皇帝交办的政治任务，阻挠开矿就是反对皇帝，这种上纲上线罗织罪名的方式，在帝制社会里是百试不爽。
这样的体制下，管理矿产的官员因为是皇帝身边的人，便有无穷的权力，他能以公权力来强迫当地百姓几乎无偿给他劳动，也可不给当地支付任何成本而将矿挖走，“器用”都出于当地，可见起码的设备和运行成本都是当地承担。而大部分利益落到管理矿产的私下腰包里，朝廷得到的是很少一部分，对当地百姓则是百害无一利。
黄仁宇评价明代是内敛保守的政府，完完全全用管理农业社会的方式治国。这样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很难成长，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更不可能出现。在此情况下，国家对于矿产资源，越消极反而越好。就如明太祖和那位浙江按察使的主张一样：干脆不去开采，国家也不会有什么损失，老百姓负担会更轻。
一个假校尉的蚀本买卖（1）
近二十年内中学毕业的人大约都学过一篇课文《五人墓碑记》，笔者也不例外。但说老实话，我当时对这篇文章兴趣索然，主要是死板的语文教学方式害的，老师一味地让你总结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把好好的一篇短文零刀碎割，糟蹋得不像样子，学生们记住的无非是在封建社会里面，劳动人民敢于反抗统治阶级的大无畏精神。
年岁稍大，开始能独立地看一些书，了解到明末东南文坛领袖、主持复社的张溥所写这篇短文的时代背景，更增添了对几位平民义士的景仰，也了解到明末的党争并非简单的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就可以概括的。
这个事件发生在明代天启朝，皇帝是那位木匠技艺直逼鲁班、治国之术逊于宋徽宗的明熹宗，大权由不识字的大太监魏忠贤独揽，东林党一些担忧国运、痛恨阉奴秉政的大臣自然很不爽，一再上疏参劾魏忠贤。——这几乎是向一个糊涂的家长告他儿女的状一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反招来魏党的疯狂报复。一大批东林党人被残害，包括为熹宗即位操心得一夜白发的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龙、左副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吏部尚书赵南星等高干。
引发苏州百姓反抗阉党特务统治事件的官员周顺昌（字景文，号蓼洲）级别并不高，但地位显要。他做过吏部文选司员外郎。明清两代，对人事最有权的两个司局，吏部是文选司，兵部是武选司。所有文武官员升迁的基本材料是这两个司局整理出来的，你说重要不重要？
周顺昌是南直隶吴县人（今属苏州），这个地方是东林党人的大本营，魏忠贤所清洗的文官多半出自这一带。本来周员外郎可以免祸，明代的野史《人变述略》记载：“周吏部之逮，在丙寅三月。吏部家故贫，直节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