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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马科斯在外面旅行的时间最长。回来的时候，带回几只大箱子，堆放在后院的鸡窝和柴房之间，整整放了一个冬天。开春以后，他叫人把箱子搬到阅兵场。那是个大空场子。每逢国庆节，老百姓集聚在广场上观看军队跨着从普鲁士人那儿学来的鹅步列队游行。箱子一打开，只见里面装着用木头、金属、花布制成的零散部件。马科斯按照一本英文指南花了两个星期把零件装配起来。亏得他想象力无比丰富，借助一本小字典，总算弄懂了指南里的提示。活儿干完了，原来是一只史前鸟。头上画着一张怒目而视的雄鹰面孔，两翼能够上下活动，背上装着螺旋桨。这下子又轰动起来，一时间马科斯又变成新闻人物。名门望族的成员忘掉了风鸣琴，星期日，人们走上街头，观看大鸟。卖吃食的小贩和流动摄影师趁机捞上一把。没过几天，人们的兴致开始冷下去了。这时候，马科斯宣布：天一放晴，他立刻骑鸟上天，飞越高山峻岭。消息不胫而走，成了当年的热门话题。这架机器肚皮紧贴着地面，又笨又重，看上去不大像当时在美国开始制造的现代飞机，更像一只受伤的鸭子。单从外表上看，实在无法想象它能转动，更不用说腾空而起，飞越雪山了。新闻记者和好奇的人纷至沓来。大家提出一大串问题，马科斯笑而不答，只是站定了让摄影师拍照。关于实现这番事业的设想，他没从科学技术上做任何解释。有的人专门从省里来，为的是瞧瞧热闹。四十年后，马科斯的外孙尼古拉斯（ 马科斯和他无缘相会） 重提飞天的倡议。在这个家族的男人当中，飞天的热情久盛不衰。尼古拉斯想的是借飞行做笔生意。他打算使用一根巨大的肠衣，里面充上热气，外面印上汽水广告。在马科斯宣布要乘飞机旅行那会儿，可没有人想到这玩意儿有什么实际用途。马科斯这样做只是出于冒险精神而已。到了起飞那天，一大清早，乌云蔽日。人们抱着很大期望，马科斯不愿意推迟起飞日期。他准时来到起飞地点。天空上乌云乱滚，他连瞧也不瞧一眼。好奇的人们把附近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爬上附近住家的屋顶和阳台，或拥挤在公园里。任何一次政治性集会都没有招来过这么多人。直到半个世纪以后，全国第一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总统候选人提出争取用百分之百的民主办法登上总统宝座时，才又出现了人山人海的盛况。克拉腊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盛大的节日。离春季正式开始还差几天，人们提前换上了春装。男人身穿洁白的亚麻布上衣，女人头戴当年流行的意大利草帽。成群的学生在老师率领下手持送给英雄的鲜花列队游行。马科斯接过花束，开玩笑地说，请等一等，等到他在空中爆炸，好拿着鲜花为他送葬。红衣主教不请自到，亲临现场，还带来两个管香炉的，为大鸟祝福。为了让大家高兴高兴，宪兵队的乐队奏起朴实欢快的乐曲。骑在马上的警察手持长矛，费力地劝说观众离公园中心再远一些。马科斯站在公园中央，身穿机械师的长裤，戴着赛车手的护目镜和一顶勘探者的头盔。为了此次飞行，他带上了指南针、望远镜，还有几张稀奇古怪的航空图，这图是他根据列奥那多·达·芬奇的理论和印加人的星象知识自行绘制的。说来似乎荒唐，第二次发动的时候，大鸟居然在架子的吱吱嘎嘎声和发动机的轰轰隆隆声中腾空而起。随着两翼上下扇动，大鸟越飞越高，直至没入云端。人们挥舞着手帕、旗子，鼓掌声、口哨声混成一片，乐队鼓声咚咚，圣水四处喷洒，一起向大鸟告别。在地上，惊奇万分的观众和知识渊博的学者议论纷纷，希图给奇迹找到合理的解释。舅舅早已看不见了，克拉腊还久久地仰望天空。过了十分钟，她以为又瞧见舅舅了，其实那是一只过路的麻雀。三天后，全国首次乘坐飞机上天引起的兴奋情绪渐渐消失，谁也不再提起这件事了。只有克拉腊还不知疲倦地朝天上仰望。
过了一个星期，飞上天空的舅舅仍杳无音信，有人猜想他准是越飞越高，最后消逝在太空中了。那些愚昧无知的人竟然异想天开，认为他登上了月球。塞维罗认为，内弟和那架机器一定是跌落在某处山沟里，再也找不到了。想到这儿，他既感到痛心，又觉得一阵轻松。妮维娅痛哭流涕，在专主失物的圣安东尼奥像前点起几根蜡烛。塞维罗反对求神父做弥撒，不相信用这种办法可以升上天空，更不可能回到地上。他认为，什么做弥撒，什么办遗嘱，这些和免罪、出卖画像、法衣一样，全是骗人的买卖。因此，妮维娅和老奶奶只好安排所有的孩子偷偷念《玫瑰经》，一连念了九天。与此同时，一些探险者和登山运动员自愿分成几组，不怕疲劳深入到大山的峰峦沟壑寻找。凡是能进去的地方，不管多么崎岖陡峭，全部一一寻遍。最后胜利归来，把尸骨装进一具简朴的黑棺材，钉好交给家属。为了送别这位百折不挠的旅行家，举行了盛大葬礼。人虽故去，却成为英雄，一连几天他的大名出现在各家报纸的新闻标题上。大鸟起飞那天聚集起来为他送行的人们又从灵柩前列队走过。全家人理所当然地痛哭一场。唯有克拉腊依旧像天文学家似的耐心地在天空中寻找。葬礼完毕，又过了一个星期，马科斯舅舅安然无恙地出现在塞维罗·德尔·瓦列和妮维娅家的门前，从海盗般的胡须中露出愉快的微笑。他本人承认，正是由于家中的女人、孩子们偷偷念《玫瑰经》，他才活了下来，原有的本领丝毫未丢，性格还是那样愉快。虽然他绘制的航空图全都有根有据，飞行还是失败了。飞机丢掉了，只好步行回来，骨头没有折损一根，冒险精神依然如故。全家人从此越发相信圣安东尼奥。后来人也不认为这是什么教训，还是企图用各种方法飞上九天。不过，从法律上讲马科斯已是一具尸体。塞维罗·德尔·瓦列只好运用他掌握的全部法律知识使内弟复活，取得公民资格。当着有关部门的面，打开棺材一看，原来埋的是一袋沙土。自愿帮忙的探险者和登山运动员的名声本来很好，这下子沾上了污点。从那天起，他们几乎被看做是恶棍了。马科斯英雄般地复活了，全城人彻底忘掉了风鸣琴的事。大家又邀请他到各家客厅赴宴。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吧，他总算恢复了名誉。这次，马科斯在姐姐家一住就是几个月。一天夜里，他不辞而别，丢下了箱子、书籍、武器、靴子以及其他什物。塞维罗，甚至妮维娅都松了口气，马科斯这次住的时间太长了。但是，克拉腊的情绪受到了影响，整整一个星期，她梦游似的走来走去，还嘬手指头。那一年，她只有七岁，但是已经能够阅读舅舅的故事书了。她擅长猜测各种事物，因此和舅舅的关系很亲近，超过和家里其他人的关系。马科斯认为，外甥女的罕见的本领既可以成为一项财源，又可以借此增强她的洞察力。按照他的理论，这种本领人人皆有，他们家族的成员尤其如此。有人不能有效地运用这种本领，只是缺乏训练而已。马科斯从波斯市场买来一只玻璃球。据他说，这只球来自东方，很有魔力。后来才知道玻璃球不过是渔船上用的浮子。他把球放在一块黑色天鹅绒上，说这只球能算命，能辟邪，能知过去，还能让人做好梦。试一次，五分钱。第一批顾客是街坊四邻的女佣。有户人家丢了一枚戒指，硬说是女仆偷走的。玻璃球指示出戒指的去向，果然是滚到衣柜底下去了。第二天，塞维罗‘德尔。瓦列家门口排起长队。来人当中有车夫、商人、送牛奶的、送水的。后来，又悄悄地来了几位市政府职员。一些贵夫人也顺着墙根儿偷偷地溜来，尽量不让别人认出。老奶奶负责接待顾客和收费，忙得一天到晚不得空闲。最后连厨房的活儿也顾不上了。晚饭只好吃老菜豆和榀椁甜食，全家人一个劲地抱怨。马科斯把车库收拾出来，挂上几幅破旧的帷幔。这几幅帷幔本来挂在客厅里，丢在那儿多少年没人管，都成了尘封的破布条啦。马科斯和克拉腊在车库里接待顾客。两个算卦者身穿杏黄色长袍，据马科斯说，这是“智者的颜色”。老奶奶曾把袍子放在做米粉杏仁羹的锅里，加上藏红花揉成的粉末一块儿用开水煮过。除了长袍外，马科斯还在脑袋上围了一块头巾，脖子上挂着埃及护身符。头发、胡子留得长长的，比往常显得更瘦削了。马科斯和克拉腊十分令人信服，尤其是克拉腊，用不着看玻璃球就能猜中每个人想听到什么。她趴在舅舅耳边，对他说几句话。马科斯再把话转达给顾客，临时加上几句他认为是中肯的劝告。问卜的人来的时候垂头丧气，愁眉苦脸，走的时候便满怀希望。患单相思的恋人能够得到打动对方冷漠之心的办法；穷人可以找到在跑狗场上下赌注的万无一失的诀窍。这样一来，马科斯和克拉腊名声大振，生意越来越兴隆，过厅里一天到晚挤满顾客。老奶奶站得时间太长了，脑袋一个劲发晕。待到两位算卦先生发觉只要顾客一字不差地照他们的话行事，回回都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时，心里反倒害怕了，觉得这可不是老实人干的勾当。塞维罗反倒用不着亲自出面劝内弟歇业了。马科斯和克拉腊丢下车库的宝座，把赚下的钱一人分了一半。其实呢，关心这笔买卖的物质利益的只有老奶奶一个人。
说起听舅舅讲故事，在瓦列家的兄弟姐妹当中，数克拉腊最有耐性，最有兴趣。每个故事她都能重述一遍。国外印第安人方言里的一些词儿，她能背得出来，还能说一说印第安人怎么样把木针穿在嘴唇上，穿在耳垂上。她会讲加入会道门的礼仪，叫得出最凶恶的毒蛇的名字和解毒药的名称。舅舅口若悬河，能说得小克拉腊仿佛感到身上让蝰蛇咬得火辣辣的疼痛；仿佛看见地毯上有条蛇在蓝花楹木的靠墙桌的桌脚间来回游动；仿佛听见小鸟儿在客厅的帷幔间啼叫。她能滔滔不绝地讲述洛佩·德·阿吉雷（西班牙冒险家）“黄金国”的经历；说得出见多识广的舅舅亲眼见到的或杜撰出来的佶屈聱牙的动植物名称。她知道喝酥油茶的喇嘛；能详尽地描绘波利尼西亚健壮的土人妇女和中国的稻田，还有北方国家白茫茫的原野，那里常年冰冻三尺，野兽被冻死，人稍不留心几分钟内就能被冻成冰棍。马科斯有几本旅行日记，上面记载着他的行程和感想。还有一批地图、故事书、历险记和讲鬼怪的小说。这些东西装在箱子里，存放在瓦列家后院靠墙边的杂物室内，给后人增添了不少梦幻。直到半个世纪后，才被一把烈焰无端地烧个精光。马科斯最后一次外出旅行，是躺在棺材里回来的。他死于一种神秘的非洲瘟疫。得病后，浑身起褶、发黄，好像一张羊皮纸。他一发觉身染疾病，立刻启程回家，希望在姐姐的照顾下，库埃瓦斯大夫能大展医术，妙手回春，让他多活几年。乘船走了七十天，他实在顶不住了。到了瓜亚基尔，高烧耗得他油尽灯灭，嘴里还不住念叨着身上散发着麝香味儿的女人和埋藏在某个地方的宝贝。船长是个英国人，姓朗费罗。他让人把马科斯裹在一面旗子里，要把他抛进大海。可是，旅客们不准许他这样干。别看马科斯模样像个野人，满口说胡话，在横渡大洋的旅途中还是结交下很多朋友，引起不少女人的爱慕。朗费罗只好把尸体和船上中国厨师的蔬菜放在一起，否则的话，热带气候和蚊虫会把尸体毁得面目全非。后来，船上的木匠临时打造了一个大箱子。在卡亚俄，才找到一口像样儿的棺材。又过了几天，船长对这位旅客给航运公司和他本人带来的麻烦恼火透了，不顾一切地把棺材卸在码头上。奇怪的是一直无人认领，也没人偿付这笔额外开支。后来才知道，这一带的邮局远不像遥远的英国邮局那样可靠，他拍来的电报竟不知去向。还算朗费罗走运，海关的一位律师认识瓦列一家人，表示愿意负责处理这件事。律师把马科斯和那堆乱七八糟的行李装进一辆送货车，运往首都，送到人人皆知的马科斯唯一固定的住处，也就是他姐姐家。
幸亏巴拉巴斯混在舅舅的杂物里一起被运回来；否则，那一天一夜会成为克拉腊一生中最悲痛的时刻。院子里乱成一团，她却听而不闻。克拉腊凭本能直接走到丢放笼子的角落。巴拉巴斯就在那只笼子里面。只见它瘦得皮包骨头，难以分辨毛色。浑身尽是疮，东脱一块皮，西少一片毛。一只眼闭着，另一只眼沾满眵目糊，像具尸体似的趴在屎尿中一动也不动。尽管模样如此，小克拉腊还是一下子就认出它是条狗。
“一只小狗儿！ ”她尖声喊道。
克拉腊照料起小狗，把它从笼子里抱出来，揽在怀里，像修女一样细心地往它肿胀干裂的嘴里喂水。自从朗费罗船长——和所有英国人一样，他关心小动物远胜于关心人——把巴拉巴斯和行李丢在码头上之后，还没有人想到喂喂它。这只狗和垂危的主人一起待在船上那会儿，船长亲自喂它，牵着它在甲板上遛弯儿，比照料马科斯周到得多了。可是，一上岸，巴拉巴斯就和件行李一样了。克拉腊像母亲似的照料小狗儿。这算不算一份美差啊？ 反正没人跟她争抢。弄到最后，她居然帮着巴拉巴斯活了下来。马科斯舅舅尸骨还乡，接着又是出殡，闹了两三天才算平静下来。塞维罗这才注意到克拉腊怀里抱着一只没毛的小畜生。
“这是什么玩意儿？ ”他问。
“巴拉巴斯。”克拉腊说。
“把它交给花匠，让花匠处理掉。不然的话，会传染疾病的。”塞维罗用命令的口吻说。
克拉腊拒不接受。
“狗是我的，爸爸。要是有人抢去，我发誓我会喘不上气来，我会死的。”
就这样，巴拉巴斯留下来了。过了不久，它能够四处跑动了。不管是帷幔的穗子、地毯，还是桌子腿儿、椅子腿儿，它都连啃带嚼。很快就从奄奄一息中恢复过来，而且开始长个儿了。给巴拉巴斯洗完澡，才看出它是条黑狗，脑袋四四方方，腿长毛短。老奶奶说，得把它的尾巴截短，那才像条温顺的家犬。克拉腊大哭一场，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打那以后，再没人提起给狗割尾巴的事了。巴拉巴斯保住了一条完整的尾巴。过了一阵子，尾巴长得像高尔夫球棒那么长，而且来回摆动，谁也控制不住，桌上的瓷器被扫到地下，灯被带翻。没人能看出这只狗是什么种。反正和流浪街头的狗不一样，和某些富贵人家豢养的纯种小狗儿更不相同。兽医说不出它是从哪儿来的。据克拉腊估计，它来自中国，因为舅舅行李里装的东西一大半让人想起那个远在天边的国度。巴拉巴斯的生长力简直可以说是无限的。过了六个月，它的个头儿赶上一只羊；一年后，长得像匹马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