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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日子真艰难啊。当时，我约莫有二十五岁上下；但是，我觉得留下的日子不多了，我得为前程做出安排，争取有个满意的社会地位。我像牛马一样整天苦干。有几次星期天不干活儿，坐下来歇口气，我都觉得是在浪费宝贵的时光。每闲待一分钟，我离开罗莎又要远出一个世纪。在矿上，我住在一间锌皮顶木板房里，是我自己动手盖起来的，只有三个雇工打下手。只有一间屋子，四四方方的，把东西都存放在里面。每面墙上开一扇小窗户，白天闷热，好让空气流通。入夜，寒风四起，窗子上有窗板，可以关上。全部家当只有一把椅子、一张行军床、一张简陋的桌子、一台打字机和一只沉重的保险箱。保险箱是用骡子驮过沙漠的，里面存放着矿工的工资、几份文件和一个小小的帆布袋。布袋里有几小块闪闪发光的金子，是我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那所住处很不舒服，不过我早已过惯了不舒服的生活。我从来没用热水洗过澡，对童年的回忆不过是孤苦伶仃、挨冻受饿。一连两年，我就在那间屋子里吃饭、睡觉、写字。除了几本反复读过多遍的书籍、一堆旧报纸和几册英语课本外，别无其他可供消遣的东西。我借助英语课本学习这种美妙语言的基本知识。还有一只匣子，里面收藏着我和罗莎的来往信件。我的习惯是用打字机写信，自己留一份拷贝。我的信和她的不多几封回信按日期排好。我和矿工们吃得一模一样。我规定禁止在矿上喝白酒。我家里也没有白酒。我总认为，孤独和厌倦会把好端端的人变成酒鬼。也许是因为想起父亲那副模样，我才主张忌酒的。父亲手里总是拿着一只酒杯，敞开领口，领带松松垮垮地耷拉着，上面尽是酒痕。他两眼混浊无光，一个劲地喘粗气。我酒量不大，一喝就醉。自从十六岁那年发现这一点后，我一直不曾忘记。有一次，外孙女儿问我：你远离文明生活，独身一人，怎么能挨过那么长的时间呢？ 我说不上来。其实，这样打发日子，对我来说，要比别人来得容易一些。我不爱交际，朋友不多，也不喜欢过节或凑热闹。单独一个人，反而觉得好过些。我很难和别人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当时，我还没和女人一起生活过，因此不会怀念那些不知其味的事情。虽然到了今天，这么大岁数了（ 照照镜子，都认不出自己了） ，一看到玉臂的暗影、腰肢的曲线、女人膝盖的晃动，还不免心潮翻腾，但是我对爱情是忠贞不二的，不会见一个爱一个，从来不会。我好像一株扭曲的大树。对年轻时候的荒唐事，我不打算辩解，更不会说什么情欲冲动难以控制一类的话。在那个岁数上，我接触不到别的女人，只能和一些轻狂的女人混一天算一天。对什么是正经女人，什么是不正经女人，我们这一代人还是能够分辨的；在正经女人当中，还能分清哪些是自皂的，哪些是别人的。认识罗莎以前，我连想也没想过爱情。在我看来，浪漫主义既危险又无益。纵然我喜欢上某位姑娘，也不敢贸然接近她，担心被拒绝，害怕闹笑话。我为人十分高傲，为此比别人受的罪就更多。
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是，俏姑娘罗莎闯入我生活的那一时刻，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她像愉快的天使从我身旁飘然而过，摄走了我的灵魂。跟她走在一起的有老奶奶和另外一个小女孩儿，大概是她妹妹吧。我想，她是穿了一件淡紫色的衣服，不过没有把握。我的眼睛根本无暇顾及她的衣服。她长得太美了，即使她身穿一件白鼬皮的外套，我也顾不上看一看，两眼只是盯住她的面庞。对于女人，通常我不大注意。但是，谁要是对罗莎视而不见，那他准是个傻瓜蛋。她那一头不可思议的绿色长发像一顶奇特的帽子围住她的面孔，仪表好似仙女，走起路来仿佛鸟儿在飞翔。她走过来的时候，人群中一阵骚动，交通顿时阻塞。从我面前经过，她根本没看我一眼，就飘然走进阿马斯广场的糖果店。我痴呆呆地站在大街上。她在店里购买茴芹籽糖，一块一块地挑选，把几块糖塞进嘴里，又递给妹妹几块，不时发出银铃般的笑声。着迷的人不只我一个，没过几分钟就围了一圈人，隔着玻璃窗朝里张望。我立时发作起来。我根本没想过，向这样一位天仙般的姑娘求婚，我远不是个理想的人物。我没有财产，不是个有出息的小伙子，前途十分渺茫。甚至我还不认识她呐！ 但是，我被弄得眼花缭乱了，当下就认定只有她才配做我的妻子。得不到她，我宁肯打一辈子光棍。她回家的时候，我一直尾随在后面。她上电车，我也上电车，坐在她后边，目不转睛地盯住她那完美无缺的后颈、浑圆的脖子、轻柔的双肩。几缕没有梳好的绿色鬈发披散在她双肩上。我仿佛进入梦境，觉不出电车在开动。突然，她步履轻盈地走过通道，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用那双金黄色的明媚的大眼睛朝我的两眼扫了一下。一时间我失魂落魄，呼吸中断，脉搏停止跳动。刚一缓过劲来，立刻冒着被跌得骨断筋折的危险跳下电车，急忙朝姑娘走过的那条街跑去。我遥遥望见淡紫色的倩影消逝在一扇大门后面，故而能猜出那里是她的住处。打那天起，我开始在她家的对面站上岗了，像只离开妈妈的小狗儿一样在那条街上徘徊，暗中窥测，给花匠塞钱，跟女仆攀谈，最后和老奶奶搭上话了。老奶奶真是个好心肠的女人，她同情我，答应把情书、花束、不计其数的装满茴芹籽糖的糖盒转交给姑娘，以博得她的欢心。我还给她送上几首离合诗（是一种短诗，每行首字母依次排列可组成词）。我不会做诗，好在有个卖书的西班牙人，写韵文是把好手。写诗啊、编歌啊，总之，凡是动笔的活儿，我都托他代劳。菲鲁拉姐姐也帮助我接近瓦列家的人。据她说，我家的姓和瓦列这个姓八百年前曾经有过亲戚关系。她还寻找机会让我们在望完弥撒出来时互相寒喧几句。就这么着，我找了个机会登门拜访罗莎。那天，我走进她家，本来能和她说上几句悄悄话，可我一句话也想不出来。我手里拿着帽子，嘴巴张得大大的，活像个哑巴。这副表情瞒不过罗莎的父母，他们帮我摆脱了窘境。究竟罗莎对我有什么看法，我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一阵子她表示愿意嫁给我，我也不知道。我没有费什么九牛二虎之力，就正式成了她的未婚夫。罗莎美若天仙，十分贤惠，但是没人登门求亲。她母亲解释说，没有哪个男子汉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一辈子保护住罗莎，以便对付那些垂涎三尺的男人。围着她团团转的人的确不少，一个个神魂颠倒。但是，直到我站出来以前，谁也没有拿定主意。罗莎的姣容把人吓住了，大家只能从远处投来爱慕的眼光，而不敢凑上前来。说实话，我压根儿没想过这些。我的问题是身上一文不名，不过有了爱情的力量，我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有钱人。我朝四下望了望，打算找到一条捷径，但决不搞歪门邪道，我受过的教育告诉我为人要诚实。据我看，要想取得成功光凭一个令人起敬的姓氏是不够的，必须有靠山，有专长或者有资本。我琢磨，如果一开始我就有钱，那我可以去打扑克，赌赛马；可我没钱，只好考虑干点儿什么营生，不怕担风险，能捞到一笔钱就行。开采金矿、银矿是冒险家的梦想：他们要么陷于贫困，死于结核病；要么变成有财有势的人。问题全在运气如何。多亏母亲的姓氏颇为显赫，我从银行得到一笔保证金，租下北方一座矿山。我打定主意，哪怕用两手把山榨干，用两脚把石头踩碎，也要把山上的金子挖得干干净净，直到最后一克。为了罗莎，我要这么干，再难也不在话下。
主教亲自警告雷斯特雷波神父，要他别去打扰小克拉腊．德尔．瓦列，神父才不得不收敛起那股宗教法庭法官的气焰。到了秋末，瓦列一家人总算静下心来，不再担心雷斯特雷波神父打什么算盘；另外，也无可奈何地只好相信马科斯舅舅真的去世了。于是，塞维罗开始把他的政治计划付诸实践。为此，他准备了好几年。塞维罗应邀代表南方的一个省，作为自由党的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那个省他从来没去过，在地图上也很难找到，不过毕竟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自由党很缺人，塞维罗又急切希望在议会中占个席位，因此没费什么力气就说服了南方贫苦的选民提名塞维罗为候选人。为了表示支持塞维罗，选民们给瓦列家送来一只烤猪，个头儿挺大，红亮红亮的。猪肚子上开了个大口子，里面塞满石鸡，石鸡肚子里又塞满洋李。另外，还有一个大玻璃瓶，里面装着半加仑国产的上等白兰地。成为众议员，最好成为参议员，这是塞维罗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他努力和各方接触，广交朋友，秘密集会，小心谨慎而又切合时宜地在公众场合露面，在适当的时候给合适的人送钱，为他们办好事。做了这一系列细致的工作，才水到渠成，达到了目的。那个南方的省份虽然地处边陲，鲜为人知，但这恰恰是他所希望的。
送来烤猪的那天是星期二。到星期五就吃完了，剩下的皮和骨头丢在院子里，让巴拉巴斯大啃大嚼。就在那天，克拉腊预言家里还得死人。
“这回死的人可冤枉啊！ ”她说。
星期六，她整夜都很不安宁，醒来的时候大嚷大叫。老奶奶给她喝了一服椴树花浸剂，其他人都没在意。父亲要去南方旅行，大家都张罗着帮他打点行装。俏姑娘罗莎一起来就浑身发烧。妮维娅吩咐罗莎不要起床。库埃瓦斯大夫说，不是什么大病，让人给她冲一杯柠檬汁，多加点儿糖，兑上些白兰地喝下去，好发发汗。塞维罗特地去看了看女儿，只见她身上盖着奶油色的带三角图案的被单，满脸通红，两眼光彩熠熠。他送给女儿一张舞会票，还叫老奶奶打开盛白兰地的大玻璃瓶，往柠檬汁里兑白兰地。罗莎喝下柠檬汁，盖上羊毛毯，躺在克拉腊身边（ 她们姐儿俩合住一间屋子） ，立刻睡熟了。
悲剧发生的那个星期天，老奶奶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起来了。挈弥撒前，她先到厨房为全家人准备早点。头一天煤炉子封了火，老奶奶借着余火把炉子烧旺。她一边烧上水，热上牛奶，一边收拾盘子，准备往饭厅里端。然后，煮燕麦粥，滤咖啡，烤面包。她又另外收拾出两只托盘：一只给妮维娅，她习惯在床上进早餐；另一只给罗莎，她生病了，只好在床上吃早点。老奶奶在给罗莎准备的托盘上盖了一方修女们绣的亚麻布餐巾，一来怕咖啡凉了，二来好挡挡苍蝇。她走到院子里，看看巴拉巴斯是不是在近处。平时她端着早饭走过院子的时候，这条狗总爱往上扑。她一看，巴拉巴斯正和一只母鸡逗着玩呢，便趁这工夫儿赶紧走出来。这条路还真不短。从厨房出来，得穿过几重院子、几条游廊，走到宅院的尽头，才能拐到旁边姑娘们住的屋子。来到罗莎住的那间屋子门口儿，老奶奶突然有一种预感，不由得犹疑了一阵子。和往常一样，没有敲门就走了进去。她立刻闻到一股玫瑰花香，可此刻不是玫瑰开花的季节啊。这时候，老奶奶明白了，一定是发生了无法挽回的不幸事件了。她小心翼翼地把托盘放在床头桌上，一步一步走到窗前，拉开沉甸甸的窗帘。清晨苍白的阳光流进屋里。她痛苦地转过身来，果不其然，只见罗莎已经死在床上。看上去，她比平时更加俏丽，头发碧绿碧绿的，皮肤的颜色好像新鲜的象牙。两只蜂蜜般的金黄色的眼球茫然地张着。小克拉腊站在床脚旁，盯住姐姐。老奶奶跪在床边，握住罗莎的一只手，开始为她祷告。正在她祈祷的时候，只听得一声响彻屋宇的可怕的吼叫声，仿佛轮船失事时人们发出的惊呼声一样。原来是巴拉巴斯在狂吠，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整整一天，巴拉巴斯为死去的姑娘不住气地狺狺狂吠，把全家人和闻声赶来的左邻右舍的神经都要叫碎了。
库埃瓦斯大夫朝罗莎的身体瞥了一眼，立时断定死因比普通的发烧要严重得多。他东嗅嗅，西闻闻，检查了厨房，把手指伸进平锅；打开面粉袋、糖袋、干果盒；把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个个儿。凡是他走过的地方仿佛刮过一场飓风，东西都被弄得乱七八糟。大夫把罗莎的箱子翻腾了一遍；挨个儿询I 司仆人；还把老奶奶逼得几乎发疯。查来查去，最后查到那个装白兰地酒的大玻璃瓶。大夫没把心中的疑团告诉旁人，只把玻璃瓶带回实验室。过了三个小时，他回来了，脸上的表情挺吓人的。本来像法乌努斯（意大利神灵）一样的红润脸庞变得十分苍白。在处理这桩可怕的事件过程中，他的脸色一直是那样苍白。大夫找到塞维罗，抓住他的胳臂，把他拉到一边儿。
“酒里有毒药，足够杀死一头牛。”大夫把嘴凑近塞维罗的耳边说，“不过，要想确有把握地证实是酒中毒药害死了姑娘，还得做尸体解剖。”
“您是说把她剖开？ ”塞维罗大声喊道。
“用不着全剖开。脑袋不用动，只查查消化系统。”库埃瓦斯大夫说。
塞维罗听了，觉得四肢软绵绵的。
这当儿，妮维娅已经哭得精疲力竭，一听说他们打算把女儿拉到停尸所，突然又激动起来。大家伙儿连忙赌咒发誓，说一定把罗莎从家里一直送到天主教墓地，妮维娅才算平静下来。大夫给了她一片鸦片酊，她同意吃了下去，一下子睡了二十个钟头。
傍晚，塞维罗安排停当。让孩子们上床睡觉，叫当差的早早退下去。这件事闹得克拉腊情绪太激动了，塞维罗让她到另一个姐姐屋里去过夜。各屋里的灯火熄灭了。整个宅院一片寂静。这时候，库埃瓦斯的助手来了。是个瘦弱的年轻人，近视眼，说话有点结巴。他们帮着塞维罗把罗莎的尸体送到厨房里，小心仔细地放在一块大理石板上。平时老奶奶用这块石板和面，切菜。虽然塞维罗秉性刚强，但是看到大夫税掉女儿的睡衣，女儿美人鱼般的晶莹玉体裸露出来时，还是承受不住了。他痛苦万分，像个醉汉似的跌跌撞撞走出厨房，摔倒在客厅里，孩子般地放声大哭起来。库埃瓦斯大夫亲眼看见罗莎出生，对她了若指掌，可是一看到姑娘的裸体，也不禁吃了一惊。年轻的助手激动得气喘吁吁。在以后的多少年内，每每回想起罗莎那副令人难以想象的形象——赤身露体地平躺在厨房的石桌上，长长的头发垂落到地，仿佛翠绿的瀑布——他还不由得气喘吁吁。
老奶奶哭累了，祈祷烦了。她预感到在后院她平日干活儿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就在大夫和助手进行可怕的尸体解剖的时候，老奶奶从床上起来，围上大披巾，走到院子里。看见厨房里点着灯，可是门窗关得紧紧的。只好穿过三重院落，顺着冰凉的静悄悄的游廊一直走到客厅。客厅门半掩半闭，壁炉里的火熄灭了。只见东家满面忧伤地在客厅里来回踱步。老奶奶走进客厅。
“我的宝贝儿罗莎在哪儿？ ”她问。
“库埃瓦斯大夫跟她在一块儿，老奶奶。在这儿待会儿吧，跟我喝一杯。”塞维罗央求说。
老奶奶站在那儿，两臂交叉，在胸前用手拉住披巾的两个角儿。塞维罗指了指沙发，老奶奶畏畏缩缩地走过去。她到瓦列家干活儿以来，第一次离东家这么近。塞维罗斟了两杯雪利酒，一人一杯。他一仰脖，喝下了自己的那杯。然后，把脑袋埋在两手之间，用手指不住地捋头发，唔唔哝哝地说些不清不楚的伤心话。老奶奶欠着身子，直僵僵地坐在沙发边儿上，看见主人落泪才放松下来。她伸出粗糙的手，自然而然地给他理顺头发。二十年来她正是用这样一股柔情抚慰塞维罗的孩子们。塞维罗抬起双眼，盯住她那张看不出年岁的面孔、印第安人特有的颧骨、漆黑的发髻和宽阔的前胸。他亲眼见过所有的孩子都曾经在老奶奶的怀里被哄得犯困了，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