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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子化为乌有。特鲁埃瓦参议员火气发光了。两手被捆绑着，在椅子上坐了一夜，直觉得浑身骨头酸疼，千年的劳累压在背上。一开始，他没有认出佩德罗第三，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没再见到佩德罗第三了。当他注意到对方的右手缺了三个手指的时候，立刻想到噩梦做到头了。两个人默默地对视了一会儿，都在想对方是世上一切可恨事物的化身，然而在他们的心中燃不起往日仇恨的火苗。
“我来带你离开这儿。”佩德罗第三说。
“为什么？ ”老头儿问道。
“因为阿尔芭求我带你走。”佩德罗第三回答说。
“见鬼去吧！ ”特鲁埃瓦不大相信，咕咕哝哝地说。
“是啊，咱们早晚都得见鬼去。请跟我来。”
佩德罗第三动手解开绳索。那是雇工们给老头儿绑在手腕上的，免得他去砸门。特鲁埃瓦把眼睛扭过一旁，不想看对方伤残的右手。
“带我离开这儿，别让别人瞧见。我不想让记者知道。”特鲁埃瓦参议员说。
“您从哪儿进来的，我还带您从哪儿出去，从正门走。”佩德罗第三说。说罢，朝外面走去。
特鲁埃瓦耷拉着脑袋跟在后面。两眼布满红丝，从他能记事起，这是第一次感到自己被击败了。他们走过厨房，老头儿一直没有抬头。穿过房间，从东家的住宅走到大门口。一群吵吵嚷嚷的孩子簇拥在他们周围，后面是一伙儿不言不语的农民。布兰卡和阿尔芭坐在记者和士兵中间，用手抓起烤肉往嘴里送，就着酒瓶口儿大口大口地喝红葡萄酒。酒瓶在大家手中传递。阿尔芭一看到外祖父，立刻激动起来。自从克拉腊去世以后，她还从来没看见过外祖父如此颓丧。她连忙咽下嘴里的东西，跑过去迎接外祖父。祖孙俩紧紧拥抱在一起，阿尔芭趴在外祖父耳朵上悄悄地说了几句话。这时候，特鲁埃瓦参议员才又神气起来。他昂起头，对着照相机的闪光灯像过去一样露出傲慢的笑容。记者拍摄下他登上一辆带官方牌照的黑汽车的场面。一连几个星期，舆论界都在琢磨：他干吗要出这份洋相呢？ 后来，出现了严重得多的事件，这件事才从人们的记忆中被抹掉。
总统夜间经常失眠。为了消磨时间，常和海梅一起下棋。那天晚上，在两局棋之间，他谈起这件事。一边谈，一边透过带黑框架的厚厚的镜片用狡猾的眼光偷偷打量着对方。他发现海梅有些不自在。海梅一言不发，还是不停地在棋盘上摆棋子。
“老特鲁埃瓦的确有两下子，”总统说，“应该把他争取过来。”
“该您走了，总统。”海梅指着棋盘说。
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形势大大恶化，全国似乎处于战争状态。人们的情绪非常激动，尤其是反对派的妇女们。她们敲着锅上街游行，抗议买不到东西。居民中一半人要推翻政府，另一半人要保护政府，谁也顾不上干活儿。一天晚上，阿尔芭看到中心大街黑魃魃的，空无一人，不由得大吃一惊。整整一个星期没人收垃圾，野狗在堆积如山的垃圾里刨东西吃。电线杆上糊满印刷的传单，冬雨把传单上的字迹冲刷得模糊不清。所能利用的空间都刷上了两派提出的口号。有一半街灯被石头砸坏了，楼房没有一个窗口有灯光。只有用报纸、木板点燃的火堆放射出微弱的光芒。那是在部机关、银行、办公楼前站岗的人取暖用的。他们轮流值班，防止极右团伙乘夜色袭击公共场所。阿尔芭看见一辆厢式货车停在一幢公用建筑前。从车上下来几个戴白头盔的年轻人。他们手拿油漆桶和油漆刷。用浅颜色在墙上打好底子，然后画上几只彩色的大鸽子、蝴蝶、红艳艳的花朵、诗人的诗句和号召人民团结起来的口号。他们是青年纵队队员。他们认为用表现爱国主义的壁画和鸽子宣传画可以挽救革命。阿尔芭凑上去，向他们指了指大街对面的一幅壁画。壁画上涂了红油漆，是用大个字母写的一个字：Djakarta。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同志？”她问。
“不知道。”大家回答说。
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反对派要在墙上写下这个亚洲词儿。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在那个遥远城市的大街上尸积如山。阿尔芭跨上自行车，朝家里骑去。自从汽油定量供应，公共汽车工人罢工以后，她从地下室把童年时代的旧玩具找了出来，用以代步。阿尔芭边骑边想着米格尔，一种不祥的预感憋得她喉头发紧。
有好长一段时间她没去上学了，时间充裕得很。教员宣布无限期罢工，学生占领了各系的大楼。在家里学大提琴学得厌烦了。只要不和米格尔一起玩耍、散步或者争论，她就去区里的慈善医院，给海梅舅舅和其他几位医生帮忙。他们不顾医学院下达的停止工作、和政府捣乱的命令，还在继续行医。这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走廊里挤满病人，像一群咩咩哀鸣的羊羔，一连几天等着治疗。护士人手不够。海梅拿着手术刀就睡着了，时常忙得忘记吃饭。他瘦了，显得十分憔悴。他每天值班十八个小时。躺在破床上也难以入眠，还在想着排队等候的病人。医院里没有麻药，没有注射器，没有药棉。纵然他变成一千个人，也不够用，这好比是打算用手阻挡住一列奔驰的火车。阿曼黛作为志愿人员也在医院里工作，一来可以接近海梅，二来可以找点儿事干。护理素昧平生的病人累得她精疲力竭，但是青年时代曾经照亮她内心的光辉又重新照亮了她，一时间甚至幻想着自己是幸福的。她围着一条蓝色的围裙，穿着一双胶鞋。可是，海梅总觉得她走过自己身边的时候，昔日戴的玻璃串珠还在叮当作响。海梅喜欢她陪在左右，甚至希望他还爱她。几乎每天晚上总统都要在电视上露面，揭露反对派正在进行一场殊死的战争。他很劳累，时常声如裂帛。反对派说，总统喝得醉醺醺的，从热带地方用飞机运来不少穆拉托女人，晚上和她们纵欲取乐，为的是暖暖骨头。总统提醒大家，罢工的卡车司机每天从外国人手里领取五十美元，使全国陷于瘫痪。反对派回答说，有人利用外交邮袋给他送来椰子冰淇淋和苏式武器。总统说，敌人和军人勾结，阴谋发动政变，他们宁肯让民主制度死亡也不愿意由他来领导民主政府。反对派指控他患了偏执狂，满嘴瞎话，从国家博物馆里偷出名作，放在他情妇的屋子里。总统预言，右派已经武装起来，并且打定主意把祖国卖给帝国主义。反对派回答说，总统的储藏室里堆满鸡胸脯，可是老百姓排着长队，只能买到鸡脖子和鸡翅膀。
那天，特鲁埃瓦参议员正在书房里算账，路易莎·默拉按响了街角大宅院的门铃。在默拉姐妹当中，只有她还活在人世。她的身材萎缩了，好似一位流浪的天使，但仍然光彩熠熠，仍然具有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自从克拉腊去世以后，特鲁埃瓦一直没再看见过她。但是，从声音和气味上还是认出了她。默拉的声音还像悦耳的银笛。她身上那股野香堇菜的芳香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淡薄了，不过从远处仍然可以闻到。她走进书房，肋生两翅的克拉腊的形象也随着进来。特鲁
埃瓦有好几天没见到克拉腊了，如今他那双恋人的眼睛又看见克拉腊在空中翱翔。
“埃斯特万，我这次来，是想告诉您一些不幸的事。”路易莎·默拉在安乐椅上坐下来。
“唉，亲爱的路易莎，不幸的事够多的了……”埃斯特万叹了口气。
路易莎讲述起从观看星象上发现的事情。特鲁埃瓦是讲求实际的。为了说服他，路易莎·默拉先说明了一下她使用的科学方法。她说，近十个月来，她研究了政府和反对派中每一个重要人物的星牌，
其中也包括特鲁埃瓦。把星牌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将要发生不可避免的流血、痛苦和死亡事件。
“埃斯特万，我一点儿也不怀疑，”她最后说，“残酷的时刻正在逼近。死者会不计其数。您是在胜利者一边，只是胜利会给您带来更大的不幸和孤独。”
坐在这个非比寻常的女巫面前，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心里不大舒服。她扰乱了书房的宁静，她那些星象学的胡说八道闹得他心绪不宁。可他又不敢撵走她。这是为了克拉腊。他坐在一个角落里正用眼睛的余光观看死去的爱妻。
“埃斯特万，我这次来，不是想用这些消息打扰您，反正您也左右不了。我是来找您的外孙女儿阿尔芭说说话的，她姥姥让我给她带个口信儿。”
参议员把阿尔芭叫来。阿尔芭七岁以后没再见过路易莎·默拉，
但是她记得十分清楚。她小心翼翼地拥抱了默拉一下，免得把她那象牙般的纤细的骨架挤碎了。她贪婪地闻了闻默拉身上那股独一无二的香气。
“我来告诉你，你要小心点；孩子。”路易莎·默拉擦干了激动的泪花说，“死神步步紧跟在你后面。你姥姥克拉腊从彼岸保护你，但是她叫我告诉你，在大灾大难中幽灵想保护人也无能为力。最好你出趟远门儿，到大洋对岸去。到那儿就有救了。”
谈到这里，特鲁埃瓦参议员再也忍耐不住了。他认为眼前这个女人准是个疯老婆子。过了十个月又十一天，在宵禁中有人在夜间把阿尔芭带走了。到那时，特鲁埃瓦参议员准会回忆起路易莎·默拉的预言。
第十三章
恐怖
军事政变那天，一大清早阳光灿烂。在乍暖还寒的初春，这是很少见的。海梅几乎工作了一整夜，到早上七点钟仅仅睡了两个小时。一阵电话铃声把他惊醒了。听到女秘书略带慌乱的声音，他才睡意全消。电话是从总统府打来的，通知他尽快赶到总统同志的办公室。不，总统同志没有生病。不，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只是奉命通知总统的所有医生。海梅像梦游者似的穿好衣服，开动他那辆汽车。幸亏因为职业需要，他有权领到汽油，否则，只好骑自行车到市中心去了。八分钟后，海梅到了总统府。看到广场上空空荡荡，他感到十分惊讶。一队健壮的士兵守在政府所在地的门洞里，一个个身着戎装，头戴钢盔，荷枪实弹。海梅把汽车停在阒无一人的广场上，没注意到士兵打手势要他站住。他刚一下车，士兵立刻举起枪，把他包围起来。
“出了什么事啦，同志们？ 跟中国人打仗啦？ ”海梅笑着说。
“往前走，这儿不准停车！ 禁止车辆往来！ ”一位军官用命令的口吻说。
“很遗憾，是总统府这儿叫我来的，”海梅边解释边掏出身份证，“我是医生。”
他们陪着海梅走到总统府沉重的木门旁，一队军事警察在那儿站岗。站岗的把海梅放了进去。总统府里一片骚乱，仿佛轮船失事一样。职员们像昏了头的老鼠似的顺着楼梯跑上跑下。总统私人卫队把家具挪到窗口，把手枪分发给总统亲信。总统迎面走来。他头戴钢盔，和那件精致的运动衫、意大利鞋颇不相称。海梅这才恍然大悟，准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了。
“大夫，海军叛乱了，”总统只短短地说了这么一句，“战斗的时刻到了。”
海梅抄起电话，通知阿尔芭不要离开家，还求她转告阿曼黛。事情急转直下，此后他再也没能和阿尔芭通上话。九点钟以后，来了几位政府的部长和政治领导人。他们通过电话和叛乱分子谈判，以便看一看叛乱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能不能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但是，到了九点半，政变军人掌握了全国武装部队。在军营里开始清洗忠实于宪法的军人。那位负责统领军事警察的将军命令总统府卫队出来，因为警察也归附了政变集团。
“同志们，你们可以走。不过，把枪都留下。”总统说。
军事警察们心乱如麻，羞愧难当。但是，将军下了死命令。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敢看看国家元首的眼睛。他们把枪放在院子里，低着头，鱼贯走出总统府。走到门口，一个士兵转回身来。
“我和您留下来，总统同志。”他说。
到了上午十时左右，事态明朗了。通过对话无法收拾局面，几乎所有的人都纷纷撤退出去。只留下了总统的几位挚友和私人卫队。总统强令他的女儿们也离开这儿。大家连拉带拽地把她们拖了出去，从大街上传来她们呼唤爸爸的声音。留在总统府的大约有三十人。他们隐蔽在二楼的几个大厅里。其中就有海梅。海梅以为自己在做一场噩梦。他坐在一把红色丝绒椅上，手里拿着枪，木呆呆地望着手枪。他根本不会使用。他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看了看手表，这场噩梦刚刚过去了三个钟头。突然他听见总统通过广播向全国讲话的声音。这是他的告别词。
“现在，我向将要受到迫害的人们讲几句话，我要告诉你们，我不会辞职，我要用生命报答人民的忠诚。我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我对祖国和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一定会有人闯过眼下这个时刻，壮丽的林荫大道会很快开通，让自由人通过，去建设美好的社会。人民万岁！ 劳动者万岁！ 这是我最后的几句话。我相信，我不会白白牺牲。”
天空出现了乌云。不时听到远处响起零星的枪声。总统通过电话和叛军头子通话。对方答应提供一架军用飞机，送他全家出国。但是，他不准备流亡国外，不想和其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弃国出走的被推翻的国家元首一起在遥远的地方度过残生。
“叛逆者们，你们认错人啦。人民把我放在这个位子上，至死我不能离开。”他镇定自若地回答。
这当儿，只听得飞机的嗡嗡声。轰炸开始了。海梅和其他人一起卧倒在地上，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确乎难以置信。昨天，他还相信在他的国家里不会出什么事，即使军人也是尊重法律的。只有总统没有趴下。他端着火箭筒走近窗口，朝街上的坦克发射数弹。海梅爬到总统身边，抓住他的腿肚子，要他伏下身来。总统骂了句粗话，仍是站着不动。过了十五分钟，整个大楼起火了，炸弹和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海梅在破损的家具间爬来爬去，破碎的砖瓦骤雨般从屋顶露天处落在他的周围。他打算救护伤员，但只能讲上两句安慰话。在死者面前，只能闭上眼睛。突然枪声停了。总统把活着的人叫到一起，要他们赶快离开。他不希望有什么烈士和无谓的牺牲。况且人人都有家，还有重要的任务有待完成。他说：“我要求对方停火，好让你们离开。”可是，谁也没有撤离。有的人浑身发抖，但个个都表现出自尊自爱。轰炸一下子就过去了，总统府被炸成废墟。下午两点，大火吞噬了殖民时期以来一直使用的古老的大厅。总统身边只剩下几个人。军人闯进大楼，占据了底层烧剩下的部分。一个军官发狂似的大喊大叫，盖过了乱哄哄的嘈杂声。他命令楼上的人投降，举起两手，列队下来。总统和大家一一握手。他说：“我最后一个下去。”从此一别，竟成永诀。
海梅和其他人一起下楼。宽阔的石头楼梯的每一级上都有士兵把守。他们似乎发疯了，怀着一股新仇——几个小时内在他们身上刚刚进发出的仇恨——用脚猛踢下楼的人，用枪托打他们。有的士兵还在投降者的脑袋上方连连开枪。海梅的肚子挨了一击，疼得他弯下腰去。待到他能直起腰的时候，眼睛里噙满泪水，裤子里尽是温热的屎尿。士兵们一直把他们打到街上。命令他们趴在地下，然后用脚踩他们，辱骂他们，直到用尽了西班牙语里所有的脏字儿。这时候，他们朝坦克车打了个手势。俘虏们听见坦克车开了过来。所向披靡的沉重的车辆缓缓开过来，震得柏油路不住发颤。
“往前开！ 让坦克车从这帮混蛋身上压过去！ ”一位上校高声喊叫。
海梅从地上瞄了一眼，觉得这个人挺眼熟。他想起了年轻的时候一个曾经在三星庄园里和他一起玩耍的少年。坦克车在离开他们脑袋十厘米的地方轰隆隆地开了过去，引得士兵们哈哈大笑，消防车的报警器尖声狂叫。远处传来军用飞机的嗡嗡声。过了很长时间，士兵们按照俘虏的罪行大小，把他们分成几组。海梅被带到国防部。国防部已经变成军营。士兵们强迫他猫着腰往前走，仿佛在战壕里前进。他们押着他走过了一个大厅。大厅里尽是赤身裸体的男人。十个一排捆在一起。每个人都是倒剪双臂，被打得很厉害，有几个人站立不住了。鲜血在大理石地面上流成一条条小河。士兵们把海梅带到锅炉房。那儿有几个人冲墙站着。一个脸色铁青的士兵走来走去，把自动步枪对准他们。海梅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像梦游者似的站了很长时间。墙外传来阵阵号叫，听上去心里备受折磨，但他一直弄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觉得那个看守在打量他。突然把枪口垂下，朝他走来。
“坐下歇会儿吧，大夫。我一打招呼，您就赶快站起来。”看守低声说，还递给他一支点燃的香烟，“您给我妈妈动过手术，救过她的命。”
海梅不吸烟，只是慢慢地嗅了嗅烟卷儿的香味儿。手表碎了，从又饥又渴的情况来看，估摸着是晚上了。他累极了，穿着肮脏的裤子很不舒服，顾不上想一想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刚要打个盹儿，看守走过来了。
“站起来，大夫，”看守压低声音说，“他们找您来了。祝您走好运！ ”
过了一会儿，进来两个人。给海梅戴上手铐，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在那儿，一个军官负责审问俘虏。海梅看见他陪过总统几次。
“大夫，我们知道，您和这件事没什么相干，”他说，“我们只想请您在电视上露个面儿，就说总统喝醉了，开枪自杀。然后，放您回家。”
“要说，您自个儿去说。甭指望我，王八蛋。”海梅回答说。
他们抓住他的胳臂。头一下打在胸间。然后，把他举起来，按在桌子上。海梅觉得他们剥掉了他的衣服。过了好半天，他才昏迷不醒地被拉出国防部。下雨了，清凉的空气和雨滴使海梅苏醒过来。醒来的时候，士兵们正把他推上一辆军用汽车，把他放在后排座位上。透过窗子，海梅看到夜色如墨。汽车开动了，只见街上空无一人，建筑物上挂满了旗子。他知道敌人已经得胜了，也许他还想到米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