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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枢机主教也不能帮我找到外孙女儿的下落，她不可能像变魔术似的一下子不见了，那天晚上他们把她带走后，我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一个月来我到处找她，都快找疯了，就是这种事让军事委员会在国外威信扫地，让联合国抓住把柄，搞他妈的什么人权，一开头我不想听人说什么有人死啦，有人受刑啦，有人失踪啦，可现在我不能再认为这是共产党说瞎话啦，就拿美国佬儿来说，是他们第一个援助军人，派飞行员轰炸总统府，可连他们也为大屠杀大动旰火，我不是反对镇压，我明白一开头非得手段坚决才能维持秩序，但是他们干得过火了，对局势太夸张了，借口保障国内安全，消灭思想敌人，对所有的人下毒手，谁也不会同意这种干法，连我也不同意，我第一个给士官生撑腰，我第一个支持政变，我第一个为政变鼓掌喝彩，那时候别人还没想到呐，大教堂里举行的感恩仪式我出席了，正因为如此，在我的祖国里竟然发生这种事情，还有人失踪，我接受不了，他们把我的外孙女儿从家里强行拉走，我拦也拦不住，我接受不了，咱们这儿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因此，正因为如此，我才来找您谈谈，特兰希托，五十年前您是“小红灯”妓馆的一个瘦筋巴骨的小姑娘，当时我万万没想到会有今天，我上门来跪在地上求您帮一把，帮我找到外孙女儿，我斗胆提出要求，因为我知道您和政府关系蛮好，有人跟我说起您，我相信谁也不如您更熟悉武装部队的要员，我知道您为他们组织晚会，我进不去的地方您进得去，所以我求您为我外孙女儿出把力，现在还不算晚，一连几个礼拜我睡不着觉，跑遍了各部，跑遍了各办公室，找遍了所有老朋友，可谁也帮不上忙，现在都不愿意见我了，让我在前厅里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这些人我可没少给他们帮忙，特兰希托，要什么您尽管说，我还算是个有钱人，尽管闹共产主义那阵子我的处境很难，土地让人没收了，不用说您都听说了，在电视上、报纸上一准看到了，真是件丑事，那些农民无知无识，把种牛吃了，让比赛用的骏马去拉犁杖，不到一年，三星庄园成了废墟，可现在我给庄园装备了拖拉机，让庄园兴旺起来，从前我年轻的时候，干过一次，现在我上岁数了，可身体还行，又在干同样的事，那帮手里攥着我的财产所有证的倒霉鬼们落到一文不值，正在饿死，到处找些不三不四的活儿干，糊口谋生，可怜的人啊，他们没有错，他们是上了该死的土改的当了，我从心底里原谅了他们，希望他们回到三星庄园，甚至在报上登通知，叫他们回来，早晚他们会回来的，没办法，我只好伸把手，他们全像孩子似的，好吧，我这次来不是跟您谈这个的，特兰希托，我不想耽搁您的时间，我的境遇不错，生意一帆风顺，这很重要，您要什么我可以给您什么，要什么都行，只要能找到我的外孙女儿阿尔芭，别再让那个疯子给我寄来砍下来的手指头，或者寄来耳朵什么的，最后弄得我发疯，或是得心肌梗塞，一命呜呼，我的手在发抖，神经很紧张，我这副样子，请您原谅，说不清出了什么事，上次我接到一个邮包，里面包着三根人的手指头，这是个恶作剧，让我回想起许多往事，可那些事和阿尔芭毫不相干，当时我的外孙女儿还没有出生，毫无疑问，我有不少敌人，所有政治家都有敌人，正当我为阿尔芭被捕急得要死要活的时候，有个疯子给我邮寄来手指头，故意跟我捣乱，让我脑海里产生些可怕的想法，这种事并不少见，要不是我已经用尽办法还是一筹莫展，我也不会来麻烦您啦，特兰希托，看在老明友的分上，可怜可怜我，帮我找找我的外孙女儿阿尔芭，还来得及，他们还没把她剁成碎块，给我寄来。我不由得呜咽起来。
特兰希托·索托能有今天，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她懂得借债还钱。我估摸着，她是利用她了解当权者不可告人的一面，偿还我借给她的五十比索。两天后，她给我打来电话。
“我是特兰希托·索托，老板。您托付的事儿办妥了。”她说。
尾声
昨天夜里，外祖父去世了。他曾经担心会像条狗那样死去。但是没有。他安然死在我的手臂中，把我误认为是克拉腊，有时候又把我当成罗莎。他没有痛苦，没有烦恼，头脑清楚，情绪镇定、愉快，比任何时候都更清醒。现在，他平躺在那张宛如潺潺流水中的帆船一样的大床上，面带微笑，神态安详。我坐在外祖母的金黄色的木桌前写东西。我拉开蓝绸窗帘，晨光一泻而入，给室内增添了几分欢快的气氛。靠近窗户的旧鸟笼里，一只新买的金丝雀在啁啾鸣啭。巴拉巴斯卧在屋子中央，用那只玻璃球做成的眼睛瞧着我。外诅父告诉我说，有一天，为了让克拉腊高兴高兴，他把从巴拉巴斯身上剥下的那张狗皮做成地毯，铺在屋里，结果把克拉惜吓昏过去了。当时，我们笑得直淌眼泪，当即决定从地窖里把可怜的巴拉巴斯的那张皮找出来。尽管时光流逝，无人照料，那张皮还是原来那副模样，还是那么虎生生的。半个世纪前，外诅父为了纪念他平生最喜爱的女人曾把狗皮放在屋子中央。如今，我们还把狗皮放在那里。
“放在这儿吧，它永远应该待在这儿。”外祖父说。
冬日的一个明朗的早晨，我乘坐一匹瘦马拉的大车回到家里。沿街排列着两行百年以上的栗树和几座深宅大院。那辆蹩脚的马车和周围的环境似乎不大相称。然而，马车停在外祖父的家门口，格调倒还显得协调一致。街角大宅院颇有些古怪，建筑式样奇特，极力追求法兰西风格。正面墙上爬满散发臭气的常春藤。花园里杂草丛生。几乎每扇门都吊挂在合页上。总之，比我记忆中的还要凄凉，还要古旧。大门和往常一样没有关上。我按了按电铃。过了一会儿，只听得一阵草鞋的嚓嚓声朝门口传来。一个陌生的女仆打开屋门。她朝我望了一眼，不认得我。我嗅到一股我出生的这幢房子特有的木头味儿和囚室味儿，立时热泪盈眶。我朝书房跑去，预感到外祖父一定在他经常坐的地方等我。果然他在那里，身体蜷缩在安乐椅上。看到他那么衰老，那么猥琐，不住地哆里哆嗦，我不禁大吃一惊。能让人想起往日情景的只有他那部狮鬃似的雪白胡须和那柄沉重的银手杖。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好长时间不忍松开，互相亲吻，嘴里叨念着：“姥爷”、“阿尔芭”、“阿尔芭”、“姥爷”。他一看到我的右手，顿时痛哭失声，破口大骂，和过去一样用手杖猛击家具。他还不像我开头感觉到的那样年迈体衰，我笑了。
当天晚上，外祖父提出我们一起出国。他在为我担心。我告诉他，我不能走。远离开这块土地，我会变得和圣诞树一样。可怜的无根松树只能苟活一时，很快就会枯死。
“我不傻，阿尔芭。”外祖父定定地望着我说，“你想留在这儿，真正的理由是为了米格尔。对不对？ ”
我吃了一惊。我从来没和外祖父提起过米格尔。
“孩子，自打认识他那会儿起，我就知道没法儿让你离开这儿啦。”他忧伤地说。
“您认识他？ 姥爷，他还活着？ ”我抓住外祖父的衣服，使劲地摇晃。
“上星期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还活着。”外祖父说。
他说，我被捕以后，一天夜里米格尔来到街角大宅院。当时，外祖父吓得差点儿得了中风。过了几分钟，他才明白原来他们俩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我营救出来。打那儿以后，米格尔时不时地看望他，陪伴他，和他一起设法找到我。最后，米格尔出了个主意，要外祖父去找特兰希托·索托。这一招儿，外祖父压根儿没想过。
“听我的吧，先生。我知道在咱们国家里谁有势力，我的人打进了各个地方。要说这会儿有谁能帮阿尔芭一把的话，那只有特兰希托·索托了。”米格尔满有把握地说。
“孩子，要是咱们能把她从军事警察的魔爪里救出来，她可得离开这儿。你们一块儿走。通行证，我可以弄到。钱，不会少你们的。”外祖父自告奋勇地说。
米格尔看了看外祖父，似乎在看一个犯疯病的老头儿。他解释说，他有项任务要完成，不能逃离。
“说来说去，我只好同意你留下了，”外祖父搂住我说，“现在，把事情的经过跟我讲讲吧。根根梢梢儿的，我都想知道。” ‘
于是，我把事情怎么来怎么去讲了一遍。我说，自从我的右手发炎以后，他们把我送进一个秘密诊疗所。在被捕的人当中，凡是他们不想让死的，全都往那儿送。在诊疗所里，一个眉清目秀的高个子大夫给我看病。看样子，他和加西亚上校一样恨我，不肯给我打镇静剂。每次给我治病，他都借机大谈其如何在国内——如果可能，也在全世界——消灭共产主义的独家理论。不过，除此之外，倒也不来打扰我。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睡上干净的床单，吃上足够的饭菜，看到自然光。照看我的是一个名叫罗哈斯的护士。他身材魁梧，圆圆的面孔，心肠特别善良。身穿一件天蓝色大褂，老是那么龌龊。他喂我饭吃，没完没了地给我讲早年间足球赛的故事。参赛的队，我从来没听说过。
他还为我弄到镇静剂，偷偷给我打针，直到我不再说胡话为止。在诊疗所里，罗哈斯护理过数不清的不幸的人。他亲眼看到，病人中大多数人不是杀人犯，也不是叛国者。因此，他对被捕者态度很好。经常是他刚给病人包扎好，他们又把人带走了。罗哈斯伤心地说：“我干的事好比是往大海里扬沙子。”据我所知，有些人求他帮他们赶快死去。我觉得，起码他干过一次。对进进出出的人，罗哈斯记得清清楚楚。他能毫不迟疑地说出这些人的名字、入院日期和病情。他对我发誓说，从来没听说过“米格尔”这个名字。这样，我就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不过，有时候我还是情绪沮丧，跌进暗无天日的深渊，嘴里不住念叨着：“我想死”，“我想死”。这时候，罗哈斯跟我讲起阿曼黛的事。他们把她送到这儿来的时候，罗哈斯已经无能为力了。阿曼黛死了，但是一直没有供出她弟弟，履行了多年前——也就是她领着弟弟第一次去上学的那天——许下的诺言。唯一令人安慰的是，她死得比他们希望的快得多。由于吸毒，再加上海梅之死给她留下的巨大伤痛，她的机体已经衰弱不堪了。多亏罗哈斯的照料，我的体温下降，手上的伤口开始愈合，理智也恢复了。他找不到什么借口再把我留下去。我担心他们又会把我送到埃斯特万．力口西亚手里。但是，他们没有来，我猜想，就在那时候，那个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的女人施加了影响，起了好作用。后来，我和外祖父曾一起去拜访她，感谢她救我一命。晚上，有四个家伙来找我。罗哈斯把我叫醒，帮我穿好衣服，祝我走好运。我心怀感激地吻了他一下。
“再见啦，小姑娘！ 换换绷带，别弄湿了。要是再发烧，就是又发炎了！ ”他站在门口，冲着我说。
他们把我带到一间窄小的牢房。我坐在椅子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把我送进一座女犯集中营。我永远忘不了给我解下眼罩的时候我看到的那副情景。我站在一个洒满阳光的方形院子里。周围的妇女们为我唱起《欢乐颂》。我的女友安娜·迪亚斯也在她们当中，她跑过来和我拥抱。她们很快给我安顿好铺位，告诉我这里的规矩和我的职责。
“痊愈之前，你不必洗衣服、缝衣服。可你得看孩子。”大家就这么定下来了。
在地狱里，我挺过来了，总算坚贞不屈吧。可是，有同伴儿在身边，我却垮了。一两句亲热话会引得我哭上一场。入夜，我躺在女犯人中间，瞪着两眼，望着黑洞洞的房间。她们轮流守着我，从不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睡不着觉。每当恶劣的回忆开始折磨我，或者看见加西亚上校出现在我面前，我吓得不知所措，或者想起米格尔，不禁低声啜泣时，她们都来帮助我。
“不要想米格尔，”她们一再说，“别想亲人，也别想大墙外面的另一个世界。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
安娜·迪亚斯找到一个练习本。她把本子送给我。
“给你写字用吧。把沤在心里的事儿全掏出来，一下子就好了。跟我们一块唱歌，帮我们缝衣服。”
我摊开右手，摇了摇头。她把铅笔放在我另一只手里，要我用左手写。我慢慢学会用左手写字了。我打算从“狗窝”写起，把这段历史整理出来。拿铅笔的手时常发抖，我往往失去耐性。这时候，难友们都来帮助我。有时候，我把什么东西都扔得远远的，接着又后悔莫及，拾起练习本，满怀深情地把本子弄平展，谁知道哪年哪月能找到第二个本子呢。还有的时候，清晨醒来，预感到要出什么事，心里难过，面朝墙躺着，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可她们没有把我丢在一边，而是摇晃我，强使我干活儿，给孩子们讲故事。还小心翼翼地给我换绷带，把纸铺在我眼前。
“你要是想听，我把我的情况说给你，让你写下来。”她们说啊，笑啊，互相打哈哈。大家都说，人人的情况全一样。不如写爱情故事，大家都爱看。她们还强迫我吃饭。分发食物严格按照公平的原则，按需分配嘛。我呢，总能多分到一点儿。她们说，我精瘦精瘦的，连最馋嘴的男人也不会留意。听了这番话，我不禁浑身一震。安娜·迪亚斯提醒我说，遭强奸的女人绝不止我一个。这种事，还有其他许多事，忘掉它算了。白天，女犯人扯起嗓子唱歌。军事警察砰砰地直敲墙。
“住嘴，臭婊子！ ”
“有本事，你们来封住我们的嘴巴，王八蛋！ 看你们敢不敢！ ”她们接着唱，唱得更响了。军事警察没有进来。他们也学乖了：不可避免的事就是无法避免嘛。
我把发生在女犯集中营的事件的细枝末节尽量都记下来。他们逮捕了总统的妹妹。抢走了我们的香烟。来了一些新近被抓起来的妇女。阿德里亚娜又犯病了。她扑到孩子们身上，要杀死他们。我们从她手里把孩子抢出来。我坐下去，一手抱着一个孩子，给他们讲马科斯老舅姥爷收藏在诱人的箱子里的讲鬼怪故事的书，直到哄着他们睡着了。我边哄他们，边思索着他们的命运。他们跟着疯疯癫癫的妈妈在这样一个地方长大，照看他们的是那些还能唱得出摇篮曲、还能做得出爱抚表情的陌生的女人，别人的妈妈。我边写边问自己：阿德里亚娜的孩子们怎么样才能报答那些今天哄逗他们的女人，把歌声和爱传递给她们的儿子或孙子呢？
我在集中营里只待了几天。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几个挎卡宾枪的士兵来找我。一时间，我很害怕，心想他们又要带我去见埃斯特万·加西亚了。难友们说，这些家伙穿制服，不会是军事警察。我的心潮才算平静了些。我把毛背心留给她们，让她们拆了，给阿德里亚娜的孩子们织衣服。我被捕的时候身上带的钱也全都留下来。军人们把这些钱还给了我，他们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总是一丝不苟。我把练习本塞到裤子里，挨个儿拥抱过难友们。离开集中营的时候，我最后听到难友们齐声歌唱，为我鼓气。只要有被捕者来到集中营或离开集中营，她们照例都这么做。我边走边掉眼泪。在集中营里，我是幸福的。
我告诉外祖父，宵禁的时候，他们蒙上我的眼睛，用辎重车把我带走。车子颠簸得很厉害，我听见自己的牙齿咯咯直响。一个和我一起坐在后排座位上的卫兵往我手里放了一块糖，还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表示对我的安慰。
“放心吧，小姐。不会出事的。我们马上放你。再过几个钟头，你就能和家人团聚啦。”他悄悄地对我说。
他们把我丢在靠近密塞里科迪亚区的一个垃圾场上。
“现在是宵禁，你要当心，”他趴在耳边对我说，“天亮以前，千万别动窝儿。”
我听见马达声，心想他们准会用车压死我，然后在报上发条消息，说我死于车祸。可是，车子没有碰我就开走了。我等了一会儿，又冷又怕，浑身都僵了。最后，我拿定主意摘下眼罩，看看我究竟在什么地方。我朝四下望了望。那是块荒地，是个堆放垃圾的空场子。几只老鼠在垃圾间跑来跑去。月色微明，我看见远处有一个小小的村落，用草纸板、洋铁皮和木板搭起的房屋的轮廓隐约可见。我很清楚应该认真对待那个士兵的忠告，在那儿一直待到天亮。要不是来了个小孩儿，我真要在垃圾堆上过夜了。小家伙儿在暗影里躲躲闪闪，悄悄地冲我打手势。反正我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丢了，就磕磕绊绊地朝他走过去。走到跟前，我看到一张焦急的小脸儿。他把一条毯子披在我肩上，拉住我的手，一声没吭就朝村子走去。我们弓着腰往前走，避开大街，躲开那几盏路灯。几只狗狺狺狂吠，但是没有人探出头来看看出了什么事。我们穿过一个土院子。院子里的铁丝上像旗子似的挂着几件衣服。我们走进一间破旧的茅屋，周围的房子同样是破破烂烂的。屋里只点着一盏光线暗淡的小灯泡。那副极度贫困的景象确实叫我心酸。家具只有一张松木桌子、两把简陋的椅子和一张床。床上睡着几个孩子，一个压着一个。一个身材矮小、肤色黧黑的女人走出来迎接我。她两腿青筋暴露，两眼深陷，脸上的皱纹好似一张网。但是，她长得慈眉善目，不怎么显老。这个女人笑了笑，我看见她缺了几颗牙齿。她走过来，为我整了整肩上的毯子。她没敢拥抱我，而是代之以一种又粗鲁又胆怯的表情。
“我给你弄杯茶去。没有糖，喝点暖和的，对你有好处。”她说。
她告诉我说，他们听见车响，都知道宵禁的时候车子开到荒郊野外意味着什么。他们等了一会儿，直到确有把握车子开走了，才让孩子出来瞧瞧他们扔下了什么东西。他们本来以为会找到一具尸体。
“有时候，他们把被枪毙的人扔给我们，让大伙儿放老实点儿。”
我们谈啊谈的，整整谈了一夜。我们国家有些妇女十分克己，讲求实际。她就是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