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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腊在父母这座带三重院子的大宅院里默默地度过了少女时期。哥哥姐姐都疼爱她。塞维罗也最喜欢她，妮维娅宠她。老奶奶惯她，一会儿假装大老怪吓唬她；一会儿又关怀备至，亲昵得不得了。哥哥姐姐们陆陆续续地先后结了婚或者离开了家。有的出门远游；有的到省里工作。这座过去住着众多人口的大宅院渐渐空了，许多房间匕了锁。克拉腊把家庭教师留给她的空余时间用来读书；或身子不动地搬运各种各样的物件；或追着巴拉巴斯满世界跑；练习下课，学习编织。所有家务活儿当中她只学会了编织。自从那次圣周的星期四雷斯特雷波神父指责她“鬼迷心窍”以后，在她脑海里一直有个阴影在晃动。父母对她疼爱，哥哥姐姐又守口如瓶，阴影总算控制住了。可是她的奇异功能还是在女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中悄悄地传开了。妮维娅发觉谁也不来邀请她的女儿，甚至表兄弟也躲着她。妈妈想尽办法弥补女儿无友之苦，结果十分成功。克拉腊愉快地成长起来，尽管儿时孤独一人，甘当哑巴，在后来的岁月里，她还是把童年看做一生中最光明的时期。她一辈子都记得和母亲在小小的缝纫室里一起度过的每个下午。妮维娅用缝纫机给穷人做衣服，给她讲故事，讲家庭逸事。让她看墙上的照片，讲过去的事情。
“那个留着海盗胡子、板着脸的先生，看见了吗？ 那是马特奥舅舅，他到巴西去做翡翠生意。一个穆拉托（指黑白混血种人）女人，欲火旺盛，弄得他眼睛不好使了，头发脱落了，指甲掉了，牙也松动了。他只好去找巫师，一个黑不溜秋的尤图族巫师。巫师给了他一个护身符，帮他固定住牙齿，长出指甲和头发。你看，孩子，他的头发比印第安人的还多。世上只有他的头发秃了，又长了出来。”
克拉腊微笑着，一句话也没讲。妮维娅接着往下说，因为她已经对女儿的沉默习惯了。另外，她是想往她脑子里多灌进些东西，说不定她迟早会提出问题，重新开口说话呢。
“这位是胡安舅舅，”她说，“我非常喜欢他。有一次，他放了一个屁，这可要了他的命。真是天大的不幸啊！ 事情发生在一次野餐会上。那天，春光明媚，我们姐妹们都在场，穿着薄纱衣服，帽子上插着花，缀着飘带，男孩子们穿着讲究的假日服装。胡安脱下白色上衣。唉，事情好像就在眼前！ 他卷起衬衣袖子，灵巧地吊在一根树枝上，想耍个杂技动作，让孔丝坦莎·安德拉德鼓掌叫好。她是葡萄节皇后。胡安第一次看见她就爱上了，弄得心神不定。胡安做了两个漂亮的屈体动作，接着一个大回环。在做下一个动作的时候，猛地放了个响屁。你别笑，小克拉腊！真可怕。大家慌乱得一时愣住了，接着葡萄节皇后纵声大笑。胡安面如死灰，穿好上衣后，不慌不忙地离开了人群。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大家找他，一直找到了外国军团，找到所有的领事馆，一直得不到他的音信。我想他准是当传教士，到帕斯夸岛照看麻风病人去了。为了忘掉这件事，也为了让别人忘掉他，那是他能去的最远的地方。那个岛在航线以外，连荷兰人的地图上也没标出来。从那以后，人们只记得他是‘放屁精’胡安。”
妮维娅把女儿带到窗前，让她看那棵杨树干枯的树干。
“本来是棵大树。”她说，“我头一个儿子出生前，让人把它砍了。听说树高极了，从树顶上可以看见全城。只有一个人爬到了树顶上，可他又没有眼睛。瓦列家的每个男人要穿长裤的时候，都得爬上去试试自己的胆量。这有点像人世仪式。树上刻满记号，砍倒以后我亲眼见过。从最下面的几根烟筒般粗细的树枝起就能看到先人们当年留下的记号。从刻在树干上的字母可以看出谁爬得最高，谁最勇敢，也能看出谁害怕了，中途停住了。有一天轮到赫罗尼莫，他是你爸爸的堂兄，是个瞎子。他亳不迟疑地摸着树干往上爬。他看不见树有多高。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会踩空。爬到树顶，没等写完第一个字母J 便一个倒栽葱从树上掉了下来。头朝下摔在地上，正好落在你爸爸和几个叔叔的脚下。那年他才十五岁。大家用被单裹好他的身体，送到他妈妈那儿去。可怜的女人啐了每人一脸唾沫，把他们臭骂一顿，咒鼓动他儿子上树的人不得好死。最后，慈善堂的修女给她套上件束身衣，把她架走了。我知道我的儿子早晚也要按这个野蛮的传统办事，所以才让人把树砍了。我可不愿意叫路易斯和别的孩子在窗前这个绞刑架的影子下长大成人。”
克拉腊有时陪着妈妈和两三位提倡女权主义的女友参观工厂。在厂子里，她爬到箱子上，对女工们发表演说，工头、老板和她们保持一定距离，用嘲笑和凶狠的目光盯着她们。尽管克拉腊年幼，完全不懂事，还是能看出那个局面实在荒唐可笑。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双方的鲜明对比。妈妈和那几位女友身穿大衣，足蹬羊皮靴，对一群穿着粗糙的卡其布围裙、两手通红尽是冻疮的逆来顺受的可怜女工们大谈什么压迫、平等和权利。几位女权主义者从工厂出来到阿马斯广场的小吃店喝茶，吃点心，谈论运动的进展。即使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消磨时光的时候，她们也丝毫不离开自己那套狂热的理想。有时候，母亲带克拉腊到贫民区和大杂院，带去一车食物及妮维娅和她的女友为穷人做的衣服。就是对待这事情，小姑娘也能凭她惊人的直觉写道：救济品并不能减轻天大的不公平。她与妈妈的关系既愉快又亲密。妮维娅虽说生过十五个子女，但是她把克拉腊当成独生女儿看待。母女间的关系非常牢靠，作为一种家庭传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以后几代。
老奶奶变成一个说不清岁数的女人。青春活力丝毫不减当年。她可以从犄角旮旯里一次一次地跳出来吓唬哑巴姑娘；也可以整天待在第三重院子中央，点起熊熊的炉火，用一根巨棍在铜锅里来回搅动咕嘟咕嘟冒泡儿的韫椁果糖浆。这种黄玉色的浓汁倒在大小不等的模子里，冷却后变成糖块。妮维娅再把糖块分给穷人。老奶奶习惯于在孩子群里生活。别的孩子长大成人，纷纷出走，她就把脉脉温情全都倾注到克拉腊身上。尽管小姑娘也大了，老奶奶还是把她当成婴儿似的给她洗澡，把她泡在搪瓷盆里的矮糠和茉莉香水里。用海绵给她擦身体。小心翼翼地涂肥皂，耳朵眼儿、脚巴丫儿，一点地方也不漏。用花露水给她搓身体，用天鹅毛刷子给她掸粉。耐心细致地为她梳头。把头发梳得像海生植物一样光亮顺溜。老奶奶给她穿衣服，铺被子，用托盘给她送早饭。强迫她服用安神的椴树花浸剂、利胃的母菊浸剂、能使皮肤光洁的柠檬水、强胆的芸香水和清神的薄荷水。最后，小姑娘变成了美丽的小天使。在院子和游廊上漫步时，浑身花香四溢，浆过的衬裙悉簌作响，鬈发和飘带好似一道光环。
克拉腊在自家四壁环绕中度过了童年，步入青年。她生活的世界中，既有令人咋舌的故事，又有安详静谧的时刻。计算时间不用钟表和旧历，每个物件都有生命。幽魂坐在桌旁与生人交谈。同一事物既是过去又是未来。眼前的现实犹如乱七八糟的镜片组成的万花筒，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对我来讲，阅读她当年的笔记确是一件乐事。她描绘出一个已经消逝不见的魔幻世界。克拉腊生活在一个专门为她缔造的世界中，受不到生活的风刀霜剑的打击。在她生活的世界里，物质的平淡的真理与梦幻的纷乱的真理混在一起，物理规律或逻辑规律不能时时起作用。在那个时期，克拉腊耽于幻想，和空中、水中、地上的精灵做伴，其乐融融，九年间没感到有什么必要说话。大家对再次听到她说话声已经不抱希望了。可是，过生日那天，在吹熄插在巧克力蛋糕上的十九支蜡烛之后，她开口说话了。多少年来，一直闷在心里的声音听起来好似走了音的乐器的声音。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她说。
“跟谁呀？ ”塞维罗问。
“跟罗莎的未婚夫。”她回答。
这时，人们才发现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说话。全家人被这件奇迹大大震动，不由得失声痛哭。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传遍全城。有人问库埃瓦斯大夫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夫简直不能相信。克拉腊开口说话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人们反倒忘了她说的是什么话了。过了两个月，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登门向克拉腊求亲，人们才想起她说过的话。罗莎安葬后，埃斯特万一直没露过面。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在车站下了火车，提着两只箱子。英国人在租赁国家铁路期间仿照维多利亚车站修建的铁皮圆顶车站，与前几年他最后一次看到的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些脏乎乎的玻璃，那些擦皮鞋的孩子、卖鸡蛋面包和土制糖果的妇女，搬运工还是戴着印有英国皇冠标记的黑帽子，谁也没想到用国旗颜色的帽子取而代之。他雇了一辆马车，把妈妈家的地址告诉车夫。他觉得这个城市认不得了。到处是一片现代化的乱哄哄的气氛。女人露着腿肚子，男人穿着打褶的坎肩和长裤，真是干奇百怪。工人们乱成一团糟，在道路上挖坑，刨了树安电线杆子，拔了电线杆子盖楼房，推倒楼房又种树。沿街叫卖的小贩比比皆是，高声叫喊磨刀石多么好使，炒花生多么香脆。“小娃娃啦，自个儿会跳舞，不用钢丝不用线！ 买个试试吧！伸手摸摸吧！ ”一阵风吹过，又是垃圾味儿，又是油炸食品味儿，又是工厂的臭气，又是汽车的怪味儿。汽车和“血汗车”（ 人们管载运人群的老马叫“血汗车”） 撞来撞去。人群急促地喘着粗气，疲于奔命，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都有固定的日程，都那么急躁不安。埃斯特万感到压抑。他恨这座城市，比记忆中的城市还要令人厌恶。他怀念旷野里的杨树林，辽阔冷寂的田野、清冽恬静的河水、寂然无声的宅院，还有按照下不下雨计算的时间。
“这个城市真是堆臭狗屎。”他说。
马车飞快地把他拉到自幼生长的老家。自从有钱人搬到高处去住，城市向山坡伸展以来，几年间他家所在的那个区败落得一塌糊涂。埃斯特万看到这种破败景象，不由得浑身一震。儿时玩耍的广场不见了。在那块空地上，卖货的小推车夹杂在垃圾中间，野狗在垃圾堆上扒食。他的家已经残破不堪。时间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雕花玻璃门上刻着外国鸟的图案。大门摇摇欲坠，式样早已过时，门上有个铜环，形状是一只女人手握住一个球。他拍了拍门环，觉得似乎等了好一阵子。有人从楼上拉了拉连着门锁的绳子，大门打开了。妈妈住在二楼，把一楼租给一家纽扣工厂了。埃斯特万爬上楼梯。楼梯长时间没打蜡了，咯咯吱吱乱响。一个老态龙钟的女仆（ 他全然忘记了家里还有这样一个女仆） 在楼上等他，眼泪汪汪的，亲切地接他进去。十五岁那年，他从公证处回家的时候，女仆就是这样迎接他的。当时他在公证处替不认识的人抄写财产、权利转让证书，赚钱养家。家里没有丝毫变化，连家具的摆法也是老样子。但是，埃斯特万觉得一切都和从前不同了。廊道上的地板破破烂烂。窗子上破了几块玻璃，马马虎虎地用草纸板挡住。几棵落满尘土的欧洲蕨无精打采地立在生锈的铁罐里，瓷砖花盆架外皮已经剥落。饭食和尿的臭味熏得人直倒胃口。“唉，穷透了！ ”埃斯特万心里想。为了让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他寄来那么多钱，真不知道她们把钱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菲鲁拉愁眉苦脸地迎了出来。她变多了，不如几年前那么丰满。人变瘦了，棱角分明的脸上，鼻子显得特别大。她满面愁云，神情恍惚，身上散发出一股浓烈的薰衣草味儿，穿着一身式样过时的衣服。姐弟俩默默地拥抱一下。
“妈妈怎么样啦？ ”埃斯特万问。
“你去看看吧，她在等你呢。”她说。
两个人穿过一条廊道。两侧的房间有门相通。屋子都是一模一样，光线幽暗，墙壁黑乎乎的，屋顶挺高，窗户很窄。糊在墙上的花纸退色了，画上的美女显得萎靡不振。天长日久，火盆的煤烟把墙纸熏得脏乎乎的，也没钱换一换。远处传来电台播音员的声音，正在为罗斯大夫的药丸做广告，说药丸虽小，效力很大，专治便秘、失眠和呼吸不畅。埃斯特‘特鲁埃瓦夫人卧室的门关着，他们在门前停下。
“就在这儿。”菲鲁拉说。
埃斯特万打开门。屋里黑咕隆咚，过了好几秒钟才看清东西。药味、腐臭味扑面而来。汗味、潮味、不通风的闷气味混杂成一种甜不拉叽的气味儿。还有一种气味，一开始他说不清是什么，后来才突然像遭到瘟疫似的明白过来，原来是肉体在腐烂过程中发出的气味。从半开半闭的窗户缝里透进一缕阳光。埃斯特万看到那张宽大的木床。父亲死在这张床上，母亲从结婚起就睡在这张床上。那是一张黑色的雕花木床，床顶有一群天使的浮雕，红色织锦缎幔使用时间太久已经泛黄了。妈妈半躺半坐在床上。看上去仿佛挤成一团的肉，用脂肪和破布堆成的骇人的金字塔，顶端是一颗又秃又小的脑袋。只有那双蓝眼睛还是那么善良、柔和，而且活跃得令人吃惊。关节炎把她变成了一个石人，关节不能屈伸，脑袋不能转动，铁钩似的手指就像爪子的化石。为了在床上保持半躺半坐的姿势，背后垫着一只箱子。箱子靠在嵌入墙内的木柱上。从木柱压进墙面的痕迹上可以看出究竟过了多少岁月。这是受苦受难的痕迹，痛苦的羊肠小路。
“妈妈……”埃斯特万轻声说。声音哽在胸间化做强行抑制住的呜咽。悲伤的回忆一下子化为乌有，什么贫困的童年，陈年的臭气；什么寒冷的早晨，儿时喝的油腻腻的汤汁；还有多病的母亲，谢世的父亲以及从懂事时起养成的那股肝火旺盛的脾气。这一切统统都能忘记，唯有春晖般的母爱难以忘怀。记得就是如今躺在床上的这个陌生的女人把我抱在怀里摇啊摇的，摸摸我的前额看我是否发烧，为我唱摇篮曲，和我一起低头看书。童年的时候，妈妈看见我天一亮就起来干活儿，曾经伤心地啜泣；夜里看到我回来又高兴地落泪。妈妈啊，在为我落泪。
埃斯特夫人伸出手，不是向他问候，而是不让他走近。
“孩子，别过来。”她的声音还是像年轻女人的声音那样悦耳、那样完美，和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她身上有味儿，”菲鲁拉干巴巴地说，“会沾你一身。”
埃斯特万掀开丝丝缕缕的花缎被单，看了看妈妈的腿。两条腿像是丝虫病患者的腿，像两根青紫色的圆柱。腿上尽是烂疮，蛆虫在伤口上挖洞做窝。两条腿生生地烂下去了。两只脚肿胀得不成样子，颜色发青。脚趾上的指甲脱落了，又是脓水，又是黑血，可恶的虫子硬是吃她的肉。上帝呀，这是我亲生母亲啊！
“医生让我把腿锯掉，孩子。”埃斯特夫人用少女般的声音平静地说，“可我岁数太大了，罪也受够了，不如死了的好。可见不到你，我合不上眼。这些年我总以为你不在了，那些信是你姐姐写的，为了叫我别伤心。开开灯，孩子，让我好好看看你。上帝啊！ 你真像个野人！ ”
“在乡下生活嘛，妈妈。”他唔唔哝哝地说。
“算了吧！ 看样子你还挺壮实。多大啦？ ”
“三十五岁啦。”
“正是结婚的好岁数，该成家啦，我也可以死得安心点儿。”
“您不会死的，妈妈！ ”埃斯特万说。
“只要知道能有孙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孩子身上有我的血液，姓我们的姓。菲鲁拉不指望结婚了，可你该找个妻子。找个信基督教的正派女人。你还是先去理理发，刮刮胡子。听见了吗？ ”
埃斯特万点了点头。他跪在母亲身边，把脸埋进她的肿胀的手里，一股恶臭呛得他朝后退了退。菲鲁拉抓住弟弟的胳膊，把他拉出充满悲凉气氛的房间。出来后，埃斯特万深深地舒了口气，鼻子里那股味久久不散，他感到一股无名火直往上蹿。动辄发作的火气像热浪似的冲进脑海，注入眼睛，到嘴里化做了海盗式的粗野的咒骂。我恼恨过去没想到您，妈妈，没能照顾您、疼爱您、好好地关心您，我恼恨自己没尽孝道。不，原谅我吧，妈妈，我不想说这些话，他妈的。老人家快要死了，我却束手无策，不能为您除掉痛苦，减轻溃烂，不能给您清除可怕的气味，不能端掉煎熬您的死亡的滚油，妈妈呀！
两天后，埃斯特·特鲁埃瓦夫人死在晚年受尽折磨的病榻上。咽气的时候，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女儿菲鲁拉出去了。每星期五她都要到密塞里科迪亚区的贫民大杂院去，给穷人、无神论者、妓女和孤儿念玫瑰经。那些人冲着她扔垃圾，泼尿盆，吐唾沫，而她却跪在大杂院狭窄的通道上，不住气地连声祈祷，呼唤“我主”和“圣母马利亚”。穷人的破烂儿、无神论者的唾沫、妓女的秽物和孤儿的垃圾弄得她满身都是。受到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