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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楼 作者:索尔仁尼琴-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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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个有教养的人这时都会明白,应该迈出一步迎上前去。但是啃骨者不理会这一点。他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所把握的这种分寸嗤之以鼻。这时,他挺直瘦长的身躯站了起来,穿上了外出散步作为大衣的那件肥大而又几乎拖到靴子的浊灰色绒市女式长衫,洋洋得意地抛出一句自以为富有哲理的话:

  “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人要是不生病,就不会知道什么是寿数。”

  他从长衫口袋里掏出了卷成4指厚的一条带五角星搭扣的军人皮带,用它束在掩上了衣襟的长衫外面,只是留神没把肿瘤部位勒得太紧。接着,一边揉着一支不等抽完就会自行熄灭的那种廉价的蹩脚“钉子”烟卷,一边向门口走去。

  发声困难的那个病号在病床之间的通道上给科斯托格洛托夫让路,尽管他具有银行行长和部长总理的外表,但那央求的神态却好像科斯托格洛托夫是四海扬名的肿瘤学权威,但此去将永远离开这栋楼房:

  “那么,请您说说,喉头肿瘤大约有百分之几是癌?”

  “34%,”科斯托格洛托夫对他微微一笑,从他身旁走过去。

  门外台阶上一个人也没有。

  奥列格幸福地吸了一口静止的湿冷空气,没等这口冷气流遍全身,他就即刻点起了一支烟卷,不这样他就总觉得美中不足(尽管现在不仅仅是东佐娃,而且还有马斯连尼科夫在信中也没忘记提醒他戒烟)。

  外面一点风也没有,也不算很冷。借着一扇窗户透出的灯光,看得见附近的一个水洼,水面发黑,没有结冰。算来只是2月5日,可已经是春天了,似乎还不习惯。空气里悬浮着算不上雾的薄雹,薄得掩不住远处路灯和窗户的光亮,只是使它变得柔和些,不那么强烈而已。

  奥列格左边有4棵金字塔式的白杨,像4个兄弟紧挨着,耸然向上,比楼顶还高。另一边只有孤零零的一棵,但技权伸展得无拘无束,跟那4棵一般高。它后面就是密密层层的其他一些树木,公园从那里延伸开去。

  13号楼门前是没有遮拦的石头平台,它的几级台阶通向一条夹在灌木树篱中间的慢坡沥青路。现在树木都没有叶子,但紧密地挨在一起,显得很有生气。

  奥列格是出来散步的,他想沿着林荫小径走一走,随着每一步的迈出,随着每一次腿骨的舒展,感受一下作为一个九死一生的人走路稳健、有其好腿之喜悦。但是从平台上看到的景色使他停住了脚步,于是他就在这里把烟抽完。

  对面几栋楼稀疏的路灯和窗户的光线十分柔和。小径上几乎已没有人走动。当后面附近一条铁路上没有隆隆驶过火车的时候,这里就会传来均匀的温偏流水声——一条湍急的山洞之水在那边楼房后的悬崖下面奔流、飞溅。

  再往前,过了悬崖,过了山涧,是市区的一个公园。不知是从那个公园(尽管天气很冷)还是从俱乐部开着的窗户里传来管乐队演奏舞曲的乐声。今天是星期六,所以有人在跳舞……某某人同某某人跳着交谊舞……

  奥列格由于讲了那么多话,而且别人都洗耳恭听,所以还处在精神亢奋状态。还是在两星期之前他就认为自己同生活已经完全绝了缘分,而现在,生活却又突然回到他的身边——这种感觉占据了他整个心灵、诚然,这生活并没向他许诺任何被称之为美好的东西,也没许诺这座大城市的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住宅、财产、事业上的成就、金钱。但是倒能带来他始终懂得珍惜的自在之乐:不必等候口令就可以在大地上迈步的权利;独自呆会儿的权利;眺望星星、凝视灯光照不到的空间的权利;夜间熄灯在黑暗中睡觉的权利;往邮筒里投寄信件的权利;星期日休息的权利;在江河里游泳的权利。是的,这类权利还有许多许多。

  包括同女人谈话的权利。

  由于恢复了健康,所有这些数不尽的美妙权利才回到他的身上!

  他站在那里,一面抽烟,一面觉得心里美滋滋的。

  音乐是从公园里传来的。但奥列格所听到的不是这音乐,而仿佛是响彻在他内心里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他仿佛听到这交响曲激动不安而又令人心碎的开头,听到开始部分一支奇妙的小曲。对这支小曲,奥列格是这样理解的:仿佛主人公重新回到生活中来,又仿佛主人公本来是一个盲者,突然重见光明,——仿佛他伸出手来抚摩那些物体或亲人的面庞,摸着却还不敢相信自己的幸福,不敢相信这些东西是实际存在的,不敢相信自己眼睛已开始复明。

  
  









第十二章 一切欲望和激情全部复归

  星期日早晨,卓娅匆匆穿衣服要去上班的时候,想起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请求——下次值班时一定还穿那件金灰色的连衫裙。那天晚上他只看到白长衫底下这件衣服的领口,因此想“在白天的光亮里看一眼”。有时,满足一些通情达理的要求是很愉快的。今天她穿这件连衫裙倒也合适,因为它凑合算得上是过节似的服装,而卓娅指望白天没什么事情可做,那就可以等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跟她开心。

  想到这里,她急忙换上了他说的那件连衫裙,喷了点香水,梳了梳头发,但时间不多了,她就一边往门外走,一边穿大衣,奶奶差点儿没来得及把早点塞进她的口袋里。

  这是一个有点雾气、阴冷的早晨,但已完全不像冬天的时节。在俄罗斯,逢这种天气外出要穿风雨衣。可是在这儿南方,人们对冷和热的概念就完全不同了:大热天还穿毛料衣服;大衣,人们总是尽量早穿、尽量晚脱;而有皮大衣的人、就巴不得有寒冷的天气,哪怕有几天也好。

  一出大门口,卓娅就看到自己要乘的那路电车,便跟在车后跑过一个街区,最后一个跳了上去,气喘吁吁、面颊绯红地待在有风的后面车台上。市内的电车都驶得很慢,又隆隆作响,拐弯时与铁轨的磨擦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对年轻人来说,气短也好,乃至急剧的心跳也好,都是愉快的,因为马上就会过去,而过去之后就会更充分地感到体魄的健康和心情的欢畅。

  医学院放假期间,无非是到医院里去值班——每周值3班半——对她来说,这是十分轻松的,等于休息。当然,不值班就会更轻松,不过卓娅已经习惯于双重负担:她半工半读已是第二个年头了。在医院里没有多少实习的机会,卓娅工作不是为了实习,而是为了挣钱,因为奶奶的退休金光买面包还不够,卓娅的助学金一花就没了,父亲从未寄来什么,卓娅也不向他要。她不愿向这样的父亲伸手。

  从上次值夜班以来,也就是寒假的最初两天,卓娅没睡过懒觉,她从小就没有这个习惯。首先,她坐下来给自己缝一件春天穿的乔其纱内衫,衣料还是工Z月份领到报酬时买的(奶奶经常说:“夏天准备雪橇,冬天准备大车”;正是根据这个谚语的道理,商店里好的夏令用品只有冬天才能买得到)。卓娅是在奶奶的那台旧“辛格尔”牌缝纫机上做活的(这台机器是从斯库棱斯克搬来的),最初的缝纫技术和剪裁手法也是奶奶传授的,现在都已过时了,于是卓娅就靠眼看心记向邻居、熟人中上过裁剪缝纫培训班的人学,因为她自己怎么也挤不出时间去上这样的课。在这两天里,她没能把内衫缝完,但却跑了好几家化学干洗店,总算找到一家愿意洗她的一件旧的单大衣。她还坐车到市场上去买过土豆和蔬菜,在那里她讨价还价,似乎把每一分钱都掂一掂,最后,两手提着两只沉甸甸的拎包回来(在商店里买东西,通常是奶奶去排队,但重东西她拿不动)。卓娅还去过一次浴室。她想随便躺下来看看书,可是没有时间了。而昨天晚上,她跟大学同年级的同学丽塔一起,到文化宫去参加过舞会。

  卓娅真希望能有比一般俱乐部更健康、更清新的地方,但是除了俱乐部,便没有可以结识年轻人的那种风气、场所和晚会。她同一个年级和同一个系里有很多俄罗斯姑娘,可小伙子差不多都是乌兹别克人。因此,学校里的晚会她懒得去。

  她跟丽塔一起去的那座文化宫,地方宽敞、整洁、供暖好,有大理石的柱子和楼梯,有镶青铜框架的高大镜子——走路或跳舞的时候,老远就能看见你自己,还有昂贵的舒适太师椅(不过它们被套子罩了起来,不允许往上坐)。然而,从新年晚会以后,卓娅就没到那里去过,因为她在那里曾受到很大委屈。当时举行的是化装假面舞会,设有精彩服装奖。卓娅给自己缝了一套猴装,带有绝妙的尾巴。她的整个打扮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发型也好,薄薄的脂粉也好,色彩的对比也好,这一切都既滑稽而又漂亮,可说能稳拿头奖,尽管能够与她竞争的人很多。可是就在发奖之前,几个缺乏教养的小伙子用刀子将她的尾巴割了下来,相互传递和藏匿。卓娅哭了起来——倒不是由于这些小伙子的愚蠢行为,而是由于周围人的发笑,把恶作剧看做是很机智的举动。没有尾巴,这套服装便大为减色,加上卓娅情绪低落,结果什么奖也没得到。

  即使是在昨天,她走进文化宫俱乐部时,还带着委屈情绪生俱乐部的气。可是没有任何人和任何物提醒地猴子尾巴事件。到的人是来联欢的,有大专院校的学生,有工厂的工人。卓娅和丽塔没有一次机会能在一起跳,她们一下子就被分开了,在管弦乐队的伴奏下,她们一连3个小时尽情地旋转、摇晃、跺脚。身体需要这种活动,需要这种旋转和扭动,它觉得很舒服。而所有跟她跳舞的舞伴都很少说话,要是偶尔说了句笑话,那按卓娅的鉴赏标准来看,也显得有点愚蠢。后来,一个名叫科利亚的技术设计员出来送她回家。一路上他们谈论印度电影,谈论游泳;要是谈什么正经话题,那必定会觉得可笑的。快到大门口的时候,他们在比较晦暗的地方接吻,而卓娅那撩人春心的乳房是最够受的了。它们被他搂得多么紧啊!他还试图通过别的途径达到目的,卓娅已陶然心醉,但与此同时她想到星期日还要早起,此刻有点浪费时间,一股冷意不由地透入心胸,于是她把他打发走了,自己顺着年久的扶梯跑上楼去。

  在卓娅的女友中间,尤其是医学院的女同学之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必须尽快向生活索取,而且愈早愈好,愈多愈好。在这种思潮的氛围中,要在一年级、二年级、直至三年级还保持什么老处女似的状态,除了滚瓜烂熟的理论知识以外一无所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卓娅也经历过,也跟不同的小伙子数次经历过相互接近的各个阶段——从逐渐放宽限制开始,到被突袭和被占有;经历过忘乎一切的飘然时刻,即使炸弹落到屋顶上也不能改变姿势;也经历过平静下来以后浑身乏力的时刻,把散扔在地板上和椅子上的衣物捡起来——本来,他们的衣物怎么也不可能放在一起,而这时双方却看到它们放在同一个地方,而且一点也没感到奇怪,还当着对方的面很自然地把衣服穿上。

  快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卓娅就绕过了老处女的行列,可这毕竟不是那么一回事n试一切之中缺少那种生活稳定乃至生活本身的基础,缺少某种具有本质意义的连续性。

  卓娅今年只有23岁,可她见到的已经不少了,至今还记得从斯摩棱斯克撤退时那令人发疯的漫长路程;起初坐货车,后来乘驳船,再后来又坐货车。不知为什么她尤其记住了货车上的那个邻居,此人不停地用绳子去量每一个人所占用的铺板的宽度,最后证明卓娅一家多占了两厘米。她也记得战争年代这里的饥饿而又紧张的生活,那时人们所谈论的都是关于食品配给卡和黑市上的价格。记得她的叔叔费佳常常从床头柜里偷她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面包。而如今,在医院里,她所看到的都是这些忍受着癌症痛苦、难以摆脱厄运的病人,听到的是他们那令人沮丧的倾诉,看到的是他们的眼泪。

  同这一切相比,偎依、拥抱乃至更进一步,都只不过是生活苦海中有点甜味的几滴。靠这样的儿满是无法解渴的。

  这是不是意味着一定要出嫁呢?是否意味着幸福在于嫁人?可同她结识、跳舞、散步的年轻人,无一例外,统统表现出这样一种意图:热乎一阵,一走了事。这些年轻人私下里说:“我本来可以结婚,可是一两个晚上就能找到一个,何必结婚呢?”

  当周围的人都肯于让步的时候,你就没法摆出一副傲然不可接近的样子,就像往集市运送的货物很多时,没法卖高价一样。

  即使登记也无济于事,同卓娅互相交接班的乌克兰族护主玛丽娅就有过这样的教训:玛丽娅相信登记,但过了一周丈夫还是把她抛弃,远走高飞,无影无踪。7年来,她独力抚养孩子,还要被认为是个有夫之妇。

  因此,在举杯相祝的小小晚会上,如果生理方面正赶上危险期,卓娅每走一步都格外留神,就像士兵处在布雷区似的。

  卓娅还有比玛丽娅更近的例子,她看到过自己的父母过的那种活受罪的生活,看到过他们怎样一会儿吵架,一会儿和好;怎样一会儿各奔东西,一会儿又聚在一起——就这样彼此折磨了一辈子。重蹈母亲的覆辙,对卓娅来说,无异于喝硫酸。

  这同样是任何登记手续都不起作用的一个例子。

  在自己身体内部,在身体各个部分的对比方面,在自己的性格中,在对生活的整个理解上,卓娅都感到平衡与和谐。只有在这种和谐的气氛里,才谈得上她的生活的扩展。

  如果有谁在两手摸她身体的间歇中对她说些愚蠢、庸俗的话,或者像昨天科利亚那样,几乎是照搬电影里的一套,那他马上就会破坏这种和谐,不可能赢得卓娅的好感。

  就这样,卓娅站在后车台上随着电车一路颠晃,直站到终点,其间女售票员大声斥资过一个不买票的年轻人(而那人听着,还是没有买票)。电车开始绕圈子调头,圈子的另一边已经聚集了不少等车的人。被数落的那个年轻人没等电车停住就跳了下去。有一个男孩也跳下去了。卓娅也跟着跳下车,因为从这儿走过去路近些。

  时间已是8点零1分了,卓娅沿着医疗中心那曲折的柏油小路飞奔。作为护土,她不应该奔跑,但作为大学生,则完全可以原谅。

  等她跑到癌症楼,脱去大衣、穿上白大褂和到了楼上的时候,已是8点10分了。如果是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交班,那卓娅就不会有好脸子瞧;如果是玛丽娅交班,那也会对她板着个脸说些难听的话,仿佛她不是迟到了10分钟,而是耽误了半班的时间。然而幸运的是,在她之前值班的也是医学院的大学生——卡拉卡尔帕克族的图尔贡,此人一向待人宽厚,尤其是对她。他本想朝她屁股上拍一下作为惩罚,可她没有使他得逞,两个人都笑了,结果反倒是卓娅把图尔贡从楼梯上往下推了一把。

  图尔贡虽说是个在校的大学生,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干部,他已被任命为一所乡村医院的院长,他只有最后几个月可以自由自在,不必一本正经地约束自己。

  图尔贡留给卓娅的是一本医嘱簿,另外还有护士长米塔交特的特别任务。星期日没有巡诊,治疗暂停,没有刚刚输过血的病人,不过也增加了一件操心的事:病人家属未经值班医生批准不准闯进病房。此外,米塔依然把自己来不及做的、份内的没完没了的统计工作,分一部分给星期日值白天班的护士做。

  今天,这项工作是整理去年——1954年12月份的厚厚一叠病历卡。卓娅嘟圆了嘴唇,仿佛要吹口哨似的,手指弹了一下卡片的一角,估了估有多少张,还有没有剩余时间用来绣花儿,这时她感到身旁有个高大的人影。卓娅并未觉得奇怪,扭过头去便看见科斯托格洛托夫。他胡子刮得很干净,头发也梳过了,只是下巴上的疤痕像往常一样表明他有一段强盗般的历史。

  “早上好,卓英卡,”他完全按绅士的派头说道。

  “早上好,”她摇了摇头,仿佛什么事情使她不大高兴抑或怀疑什么事情,其实没有任何原因。

  他那深褐色的大眼睛望着她。

  “我倒是看不出,您是不是按我的请求做了?”

  “什么请求?”卓娅皱起眉头惊讶地问(她的这一着,向来都会收到好的效果)。

  “您不记得啦?我还为这一请求占卜过呢。”

  “您从我这里借走一本解剖学,这事我记得很牢。”

  “我现在就把它还给您。谢谢。”

  “都看明白了吗?”

  “我觉得,该明白的都明白了。”

  “我这样做是不是对您有害?”卓娅问,这次并非戏言。“我后悔了。”

  “不,不,卓英卡!”他急于否定这一点,几乎碰到了她的手。“相反,这本书使我得到了鼓舞。您借给我的书简直太好了。不过……”他望着她的脖颈,“请您把白长衫的第一颗钮扣解开。”

  “干什么??”卓娅现出十分惊讶的神情(这在她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没觉得热!”

  “恰恰相反,您已经热得满脸通红了。”

  “这倒是真的,”她温和地笑了,自己的确想敞开长衫衣领,因为刚才跑到很急,又跟图尔贡爆闹了一阵,还没喘过气来。于是她把长衫的领子解开了。

  灰金色的连衫裙金光炯烟……

  科斯托格洛托夫睁大了眼睛望着,几乎不出声地说:

  “真漂亮。谢谢。待会儿多露出些给我看看行吗?”

  “那要看您占的什么卦。”

  “我一定告诉您,只是稍微晚些,好吗?我们今天岂不一直要呆在一起?”

  卓娅把两个眼珠子滴溜溜地一转,像个布娃娃似的。

  “那您得来帮我的忙。我冒汗发热是因为我今天有许多工作要做。”

  “如果要我用针头去扎活人,我可帮不了忙。”

  ‘要是做些医务统计方面的工作呢?往表格上划划线行吗?”

  “我尊重统计工作。只要不是保密的就行。”

  “那么您吃过早饭以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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