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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这种观点是可以同意的，”后面传来一个清晰悦耳的男人声音。“的确，何苦让人灰心丧气呢？”
阿维叶塔当然不需要任何同盟军，但她凭着自己一贯的好运气知道，如果有人发表意见，那必定对她有利。她面向窗子转过身去，白色的曲折线迎着日影一闪。只见一个年纪与她相仿的富有表情的年轻人在用一支多边形黑杆自动铅笔的末端轻轻敲着自己的牙齿。
“文学的目的是什么？”不知他是想说给焦姆卡听，还是想说给阿拉听。“文学的目的在于，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给我们解闷儿。”
“文学是生活的导师，”焦姆卡前咕道，但随即为自己这句话说得很不适宜而涨红了脸。
瓦季姆把头往后一仰：
“什么导师不导师，你说什么呀！没有文学我们也能设法弄清楚生活是怎么回事。作家难道就比我们干具体工作的人高明？”
他跟阿拉互相打量了一下。就观点来说，他们针锋相对：尽管他们年纪相近，对方的外貌也不可能不引起自己的好感，但各人都在坚定地走自己的生活道路，不可能从任何偶然的一瞥中去寻找奇遇的开端。
“总之，人们把文学的作用过分地夸大了，”瓦季姆在阐述自己的观点。“往往把作品捧到不应有的高度。比如，相人传卜书就是例子。没读之前，你会以为那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可是读过之后，你会发现通篇都是下流话，白白浪费了时间。”
“色情的成分在现代作家的书里也有。那不是多余的，”阿维叶塔一本正经地反驳说。“它可以同最先进的思想性结合在一起。”
“那是多余的，”瓦季姆深信不疑地加以驳斥。“把话印在书上并不是为了刺激情欲。春药可以到药房里去买。”
于是他低下头去继续读自己的书，再也不看她那深红色的毛衣了，也不指望她来说服自己改变观点。
阿维叶塔一向恼恨人们的思想不能分成正确与错误界限分明的两组，而是按其各种意想不到的色调向四处蔓延，那只会带来思想上的混乱，比如说现在就无法弄清：这个年轻人是赞成她还是反对她？她应当同他辩论，还是就这样算了？
她决定就这样算了，最后又对焦姆卡说：
“你要明白，小朋友，描写现在就有的事物比描写现在还没有、但你知道将来一定会出现的事物要容易得多。今天我们的肉眼所看到的事物，不一定就是真理。真理是指应该有的事物，是指明天会有的事物。应当描写的是我们美好的‘明天’！
“那么明天人们描写什么呢？”反应迟钝的少年皱起了额头。
“明天卜…暗，明天人们就描写后天呗。”
阿维叶塔已经离开床沿站到通道上了。她结实、匀称，是鲁萨诺夫家族名门出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满怀喜悦的心情听完了她给焦姆卡上的这一课。
阿拉已经吻过父亲了，现在她还是举起了五指伸开的手：
“暗，爸爸，为健康而奋斗吧！努力奋斗，继续治疗，甩掉肿瘤——什么也不用担心！一切，一切的一切都会非常如意！”
第二十二章 流入沙漠的河
亲爱的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们能够想像这是在哪儿和有着怎样不可思议的情景吗？窗户上装有铁栅（诚然，仅仅装在楼下的窗上，是防盗贼的，栅栏设计成图案式的——有如从一角射出来的光线，也没有护窗板）。一个个房间里排着被褥齐备的床铺。每张床上有一个吓得不知所措的人。一清早就供应一份定量分配的食品，还有糖和茶（不同的是另外还有早餐）。上午大家都没精打采，沉默不语，谁也不愿跟谁说话，可是到了晚上便闹哄哄了，兴致勃勃地讨论这讨论那。争论的问题包括要不要打开通风小窗，谁的病情会好转，谁的病情会恶化，撒马尔罕的清真寺有多少砖头。白天，人们被单独“提去”跟主管人员谈话，接受治疗，跟家属会见。下棋的下棋，看书的看书。也有人来送东西，收到东西的爱不释手。有时会给谁开一点补充营养品，不过，不是犒赏告密者（这一点我敢肯定，因为我自己就得到补充营养品）。有时来查铺，把私人的东西拿走，因此不得不把它们藏起来，还得为散步的权利而斗争。洗澡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同时也无异于一场灾难：炉子热不热？水够不够？发给什么内衣？最可笑的莫过于新来的入，他刚被带进房间的时候，就会提出种种幼稚的问题，对于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命运还没有概念……
怎么样，你们猜到了吗？……你们一定会说我在胡诌，因为如果说是中转监狱吧，又怎会被褥齐备？说是侦讯监狱吧，又为什么没有夜间提审？估计这封信会受到乌什一捷列克邮局的检查，所以我不再做其他的分析了。
就是这样的生活我在癌症楼里已度过了5个星期。有时候我觉得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里，而且没有尽头。最苦恼的事情是，我得无限期地蹲下去，直到有了特释证明。（可是监督处开的许可证只有3个星期，严格地说我已经超期了，可以指责我是逃跑。）什么时候让我出院，他们根本不说，一点口风也不透露。显然，根据医疗指示，他们必须从病人身上榨取可以榨取的一切，直到血完全“不中用”了的时候才肯放他出院。
而我的情况是：经过两个星期的治疗以后我一度产生的那种返回生活的喜悦心情，也就是你们上一封来信中称为“亢奋”的状态，现在已完全消失无踪了。我非常后悔，当时没坚决要求出院。在对我的治疗中，一切有益的部分都结束了，现在开始的只会有害。
我每天要有两次被爱克斯光照得发昏，每次20分钟，300个“单位”，虽然我早已忘记了离开乌什一捷列克时的那种疼痛，但却尝到了照射后恶。心的滋味（也有可能是打针引起的，反正各种因素凑在一起）。五脏六腑似乎都要变成碎片了！烟当然戒掉了，是自己不想抽了。这种难以忍受的状态使我散步也不成，坐也坐不稳，只找到了一种比较好受的姿势（此刻我就是保持这种姿势在给你们写信，因而用的是铅笔，字写得也歪歪扭扭）：不垫枕头，朝天仰卧，腿稍稍抬起，脑袋甚至略略从床沿下垂。当你被叫去接受照射时，走进充满“爱克斯光味儿”的器械室，简直会担心马上就要呕吐。本来，施黄瓜和泡菜还能抑制这种恶心的感觉，但是，不用说，这种东西不论在医院里还是在整个医疗中心，都是找不到的，而病人又不准走出大门。有人说，那就让家属给你们带点来。家属卜…众所周知，我们的家属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原始森林里像野兽似的在用4条腿爬！一个可怜的囚犯能有什么办法呢？于是我就穿上靴子，用军用皮带把病号服拦腰一束，蹑手蹑脚地向医疗中心围墙的一个半塌的地方走去。在那里设法迈出去，然后越过铁路，5分钟的工夫就到了市场上。无论是在市场附近的小胡同里，还是就在市场上，我的模样都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惊讶或发笑。从这一点我看到我国人民精神之健康，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习惯了。我在市场上走来走去，皱着眉头讨价还价，恐怕只有老班房才善于这样（面对着白皙嫩黄的肥鸡，会带着很重的鼻音问：“大婶儿，你这患疾病似的小鸡儿要多少钱？”）。我能有多少钱呢？而这点钱又来之何易？……
我的爷爷曾经说过：“省一个戈比，能保住一个卢布；而省一个卢布，则能保住一条命。”我的爷爷可真聪明。
我什么胃口也没有，单靠黄瓜维持生命。脑袋沉得不得了，有一次晕得差点儿昏过去。当然，肿瘤剩下不到一半了，边缘也变软了，我自己勉强能摸到它。不过与此同时血液受到了破坏，他们给我吃一种特殊的药，以增加白血球（这大概又要使别的什么受到破坏！）。而“为了激发白血球的产生”（他们就是这么明说的！），他们想给我注射……牛奶！简直是野蛮透顶！何不给我就那么端一杯新鲜牛奶来！说什么我也不让他们打这样的针。
他们还扬言要给我输血。我也不肯。好在我的血是A型，难得有这种血浆送来。
总的说来，我跟放射科主任的关系非常紧张，没有一次见面不争吵。这个女人可真严厉。最近一次她触摸我的胸脯，断言说“没有人造雌酚反应”，指责我逃避打针，欺骗她。不用说，我表示愤慨（可事实上我当然是欺骗她）。
可是要我对主治医生拿出倔劲来就比较困难，那是为什么？因为她态度非常温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似乎曾经对我解释过“软话折骨”这句成语的来源。请您再给我提示一下！）她不仅从来不嚷嚷，连皱眉头似乎也不知怎么个皱法。如果她要开什么与我的意愿相违背的针药，自己就低下头去，垂下眼光。于是不知为什么我就会让步。有些细节我跟她不便讨论，因为她还年轻，比我小，有的事情不便于向她刨根问底。顺便说说，她模样很讨人喜欢。
是的，她书生气十足，对他们那套一成不变的治疗方法深信不疑，我无法使她改变观点。总之，谁也不愿屈尊跟我讨论这些方法，谁也不愿让我充当富有理智的盟友。我不得不留。心听医生们的谈话，用猜想去补充他们没有说出的内容，设法弄到几本医书——通过这样的办法把情况搞清楚，使自己心中有底。
尽管如此，要作出决定还是很困难：我该怎么办？怎样做才对？医生经常摸我的锁骨上方，说那里会发现转移，可这有多大可靠性呢？他们一再用成千上万的爱克斯光线单位向我轰击是为了什么呢？真的是为了防止肿瘤重新生长吗？还是以防万一，打上5倍、10倍的保险系数，就像架桥一样？还是没有知觉、机械执行指示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就会失业？但我是能够摆脱的！我是能够冲破这个框框的，只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
可他们什么也不说。
我本来早就会跟他们闹翻，一走了之，但那样他们就不会给我出具证明。而证明对一个流放者来说是多么需要啊！简直是命根子！也许明天监督官或保安员就会把我流放到再远300千米的沙漠里去，可是有了证明我就可以赖着不走，因为证明上会写着：需要经常观察、治疗。这就请您原谅了，长官！作为一个老犯人，岂能放弃医生出具的证明？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就意味着，又得耍花招，弄虚作假，欺骗、拖延，一辈子都这样实在腻味！…小IW 便提一下，由于耍花招太多，疲于应付，结果也干出了蠢事。我请你们给我寄来的鄂木斯克那位化验员的信，就给我自己招来了不少麻烦。我把信交出去了，结果他们拿去跟病历钉在一起，后来我才明白，在这件事上我被骗了：现在他们正放手对我进行激素疗法，而本来他们好像还有所怀疑。）等我拿到了一纸证明，就不吵不闹、和和气气地离开这里。
回到乌什一捷列克以后，为了使肿瘤不向任何部位转移，我还要用伊塞克湖的草报把它制住。用剧毒治病似乎包含着一种浩然正气，因为毒药不用佯装成无害的药物，它就那么直言不讳：“我是毒药！请您当。心！要么别用，要么您就冒险！”这样，我们就知道自己在迎接什么。
要知道，我并不要求长命百岁！何必想得太远呢？……我的生活，时而一直在看守的监视下，时而一直在病痛的折磨下，现在我只想在两者都没有——既没有看守监视，也没有病痛折磨的情况下多少过一阵子，这是我的最高理想。我既不要列宁格勒，也不要里约热内卢，我只希望回到我们那偏僻的小地方，回到我们的乌什一捷列克。夏天快到了，我希望今年夏天能睡在星空下的行军床上，这样，夜里醒来就能根据天鹅星座和飞马星座的位移知道已是几点钟了。只希望这一个夏天能这样度过，能看到星星，而不是看到被探照灯照亮的夜空，而以后哪怕永远不再醒过来也行。对了，尼古拉·伊万内奇，我还想跟您一起（当然，也带上茹克和托比克），在炎热消退了的时候，沿着草原上的小路走到楚河那儿去，在水较深、没到膝盖的地方，坐到沙底上，让两腿顺流而放，就这样久久地坐在那里，动也不动，跟对岸的苍资竞赛。
我们的楚河不流入任何湖海大川。这条河在沙漠中结束生命！一条河，不汇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和最好的动力就那么一路分送给萍水相逢的朋友们——这岂不是我们囚犯生活的写照！我们注定什么也干不成，注定只能背着恶名从这个世界悄然消失，但我们所有最好的东西，犹如我们还没有干涸的一片水面，我们所留下的全部纪念就是通过见面、交谈、帮助这类方式互相捧给对方的一掬水。
流入沙漠的河卜…但就连我这最后的一段水面医生们也想剥夺。不知凭什么权利（他们从未想到过问问自己有没有权利），他们未经我同意就代替我决定采用一种可怕的疗法——激素疗法。这简直是一块烧红了的铁，只要用它去烫人一次，就会把人变成一辈子残废。而这种事情在医院的日常生活中竟是那么司空见惯！
有一个问题，过去我早就思考过，而现在尤其如此：生命的最高价值究竟是多少？到底为它该付出多少代价，而付多少便不可以？照学校里所教的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对人只有一次。”这就是说，要不惜任何代价抓住生命……劳改营帮助我们之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出卖、陷害孤立无援的好人——这样的代价太高，我们的生命不值那么多。说到奉承、拍马、撒谎，营里的人有意见分歧，有人说这代价还可以忍受，也许是那么回事。
可是，为了保全生命，要把赋予生命本身的色彩、香味、激动统统付出——这样的代价又如何呢？换来的只是包括消化、呼吸、肌肉与脑细胞活动的生命，仅此而已。成为一具活动的标本。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高？是不是一种嘲弄？要不要照付？在部队呆过7年和在劳改营呆过7年，这两个7年——童话里或圣经里所经常提到的期限——之后，再失去体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这代价是不是太残酷了？
你们最近的来信（到得很快，只五天的时间）使我心中很不平静：怎么，我们区里还来了大地测量考察队？要是能站在经纬仪旁，这该多么令人高兴啊！哪怕只干上一年像样的工作也好！不过，他们会要我吗？要知道，这项工作肯定要越出监督范围的，而且，总的说来，这种事情都是绝对保密的，毫无例外，可我是个有污点的人。
你们所赞赏的《滑铁卢桥》和《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看来，我已没有机会看了，在乌什一捷列克是不可能放映第二次的，而在这里要看电影，必须出院后在什么地方过夜才行，可我到哪儿去过夜呢？何况，我出院的时候还能不能爬得动呢？
你们表示愿意寄点钱给我。谢谢。起先我想谢绝，因为我一生总是避免（确实避免了）欠债。但我想起，我死后还不至于没有任何东西留下：一件乌什一捷列克的羊皮袄——这毕竟是件东西！不是还有当毯子盖的两米黑呢料吗？而梅利尼丘科夫作为礼物送的那只鸭绒枕头呢？还有钉成一张床的那只木箱？两只铝锅呢？还有劳改营的那缸子？小勺？还有那只水桶呢？一截梭梭木！一把斧头！最后，还有一盏煤油灯！我没留下遗嘱，只是由于粗心。
如此说来，如果你们能寄给我150卢布（不要多寄），我将十分感谢你们。你们要我找点灰锰氧、小苏打和桂皮，我一定照办。你们再想想并写信告诉我，还要些什么？要不要搞一只轻便的熨斗？我一定会带给你们，别不好意思开口。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根据您提供的气象资料来看，你们那里还有点儿冷，雪没化尽。可是这里春天的气息已相当浓了，这真有点不大像话，也有点不可理解了。
提起气象，我倒想起了一件事。您如果见到英娜·施特廖姆，请转达我对她的由衷问候。请告诉她，我在这里经常想到她
不过，不提也罢……
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感觉在我。心里骚动，我到底要什么？我有什么权利希求呢？
但是，我一想起使我们得到安慰的那句伟大的习惯用语——“过去岂不更坏／精神便顿时为之一振。别人那是别人，我们可不能耷拉脑袋！我们还是要挣扎一番的！
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提到她两个晚上写了州封信。我在想：如今有谁还念念不忘远方的朋友，为他们献出一个又一个晚上的时间？因此，给你们写长信是愉快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你们会念这样的信，而且会一遍又一遍地念，还会逐句分析，逐一回答。
祝你们永远那么幸福顺遂、美满如意，我的朋友！
你们的奥列格
1955年3月3日
第二十三章 为什么不过得好点呢？
3月5日这一天，外面阴沉晦暗，寒冷的细雨下个不停，但病房里却五光十色，变化异常：昨天晚上在同意开刀的单子上签了字的焦姆卡，要搬到楼下外科病房里去，这里又塞进来两个新的病号。
第一个新病号正好占用焦姆卡的床位——在靠门口的那个角落里。这个人是个高个儿，但佝偻得厉害，脊背不直，容颜苍老。他的两只眼睛如此浮肿，下眼睑如此低垂，以致一般人呈椭圆形的眼窝在他竟变成了圆圈。而在这圆圈里，眼白显得病态泛红，而淡褐色的虹膜环也由于下眼睑的下垂而显得特别大。这老人似乎是怀着令人不愉快的专注神情，用这双又大又圆的眼睛在仔细打量所有的人。
最近一个星期，焦姆卡的病情已变得使他不能忍受了：他的那条腿一刻不停地疼，仿佛抽筋折骨似地，他已不能睡觉，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强忍着不叫喊，以免惊动别人。他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