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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星期，焦姆卡的病情已变得使他不能忍受了：他的那条腿一刻不停地疼，仿佛抽筋折骨似地，他已不能睡觉，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强忍着不叫喊，以免惊动别人。他被折腾到这等地步，简直不再认为那条腿是他生命中的无价之宝，而成为可诅咒的负担，只想尽快摆脱它，以求轻松些。一个月以前被他视为生命之终结的截肢手术，现在被看作是得救之道了。
焦姆卡虽然在同意手术签字之前已同病房里所有的病号都商量过了，但是今天他把包裹结扎好了跟大家告别的时候，还是有意识地让大家能够再安慰他几句，说几句使他宽心的话。于是，瓦季姆也只好再重复一下自己已经说过的话，什么焦姆卡能这样简便地解决问题，可说是够幸运的了；什么他瓦季姆要是能跟他对换一下，还求之不得呢。
然而焦姆卡还是有保留意见：
“那是用锯子在锯骨头。就那样锯来锯去，像锯圆木一样。据说，无论处在哪种麻醉状态都能听得见。”
但瓦季姆不善于、也不喜欢多劝：
“反正你不是头一个。别人经得住，你也受得了。”
在这一方面，如同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瓦季姆是公正而又严于律己的：他不要求别人安慰自己，也受不了那种安慰。任何安慰本身都含有某种宽容的、信仰上帝似的味道。
瓦季姆还同刚到此地时一样精神专注、懂得自爱和彬彬有礼，只是在山区晒黑了的皮肤渐渐变得颜色浅了，再就是嘴唇往往因疼痛而微微颤动，前额因焦躁和困惑而受到牵动。在这之前，他只是口头上说还能活8个月罢了，而事实上还是照样骑马，飞莫斯科，跟切列戈罗德采夫会见，内心深处还是相信能闯过这一关。但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月——那8个月中的一个月，说不定已不是那8个月中的第一个月，而是第三个或者第四个月了。走路一天比一天疼得厉害，很难设想还能再骑上马到野外去。疼痛已波及到腹股沟。带来的6本书他已经看完了3本，但原先认为根据水情可以找到矿藏（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的信心不足了，因而他已不是那么坚持不懈地看书了。打的问号和惊叹号也不那么多了。瓦季姆一向认为，要是一天的时间总感到不够用，排得满满的，那才是生命没有虚度的最好标志。但现在他似乎感到一天的时间够用了，甚至绰绰有余，而感到不够的是生命。他能像弦一样绷紧的工作毅力松弛下来了。他已不是经常一清早就醒来，在安静的环境里看书了，而常常是就那么蒙头盖脑地躺着，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想法：也许认输，就此拉倒，要比奋斗来得轻松。这里俗不可耐的环境、愚蠢无聊的谈话使他感到荒唐和可怕，他恨不得打破自己一向认为光彩的自持力，像野兽面对陷阱那样嚎叫：“玩笑也算开够啦，松开我的腿！”
瓦季姆的母亲奔走了4个高于接待室也没有弄到胶体金。她从俄罗斯带来了恰加，跟这里的一位女护理员讲好了，让她每隔一天把煎好了的几罐药汁带给瓦季姆，她自己则又飞到莫斯科去了：到另外一些接待室去弄那种胶体金。她不甘心眼看某个地方存放着放射性金，而儿子的肿瘤转移却要渗透到腹股沟。
焦姆卡也走到科斯托格洛托夫跟前，说几句或听几句临别的话。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自己的床上斜躺着，两条腿搭在床架子上，而脑袋则从床垫上向通道倒垂。这样，对焦姆卡来说，他是颠倒的，而焦姆卡对他来说也是颠倒的。科斯托格洛托夫伸出一只手，轻声地（现在他感到大声说话很困难，会使肺底下震痛）道出临别赠言：
“别害怕，焦姆卡。我看到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回来了。他三下五除二就会把手术做好。”
“真的吗？”焦姆卡的神情变得开朗了。“你亲眼看到的？”
“亲眼看到的。”
“那就好了！……我总算等到他回来了，那就好！”
的确，只要那位两只胳膊显得很长的大高个子外科大夫在医院里一出现，病人们的精神便会为之一振，仿佛恍然大悟：这里整整一个月正是少了这位又高又瘦的人人。如果允许外科人夫一个个从病人们面前走过去，然后让病人们自己挑巡．那人概会有很多人登记要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做手术。可他在医院由老是显得无精打采，连他的这种表情也被人们这样理解：今八个是手术日。
对焦姆卡来说，虽然叶夫根尼她·乌斯季诺夫娜没有任例不好的地方，虽然娇小的叶夫根尼妞·乌斯季诺夫娜是位出色的外科医生，但躺到列夫·列昂尼多维奇那双长臂猿般多毛的手下，情绪就会完全不一样。不管结果怎样，能不能得救，反止这位大夫不会出什么差错，这一点，不知为什么，焦姆卡深信不疑。
病人同外科大夫的亲近为时很短，但是却比跟自己的父亲还亲近。
“怎么，那位外科大夫很好吗？”眼睛浮肿的新病人从原先是焦姆卡的床上闷声闷气地问。他的神态显得惶惑，似乎茫然不知所措。他怕冷，甚至在屋里也把绒市长衫罩在睡衣外面，或子没扣上，也没把腰带系上。这老头左顾右盼，仿佛他是在自己家里被夜间的敲门声惊醒，刚从床上下来，也不知祸是从哪里来的。
“啄——！”焦姆卡啤叫了一声，神情愈来愈开朗，愈来愈满意，仿佛他这次手术一半已经成功。“那可是把好手！让人一百个放心！怎么，您也要动手术吗？您得的是什么病？”
“也要，”新病人只简单地这样回答，仿佛没听全整个问话。他脸上没有受到焦姆卡轻松神情的感染，他的呆滞的大眼睛没有丝毫变化——不知是过于专注，还是完全视而不见。
焦姆卡走了，有人给新病人铺好了被褥，他坐到床上，身体靠着墙壁，又默默地瞪着他那显得很大的眼睛。他并不转动眼珠，而是盯住病房里的某一个人就那么久久地望着。尔后又把整个脑袋转过去瞧另一个人。也有可能视线从旁边掠过。他对病房里的任何动静都毫无反应。他不说话，不问也不答。一小时过去了，从他口中所探听到的仅仅是：他来自费尔干纳。再就是听护士说，他姓舒卢宾。
他简直是一只猫头鹰，鲁萨诺夫一下子就认定这双动也不动的呆滞的圆眼睛像猫头鹰的眼睛。病房里的气氛本来就令人不快，而这只猫头鹰可说来得又很不合时宜。他阴郁地盯着鲁萨诺夫，瞧得那么久，简直使鲁萨诺夫浑身难受。他对所有的人都这样盯着看，似乎这里大家都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他们病房里的生活已不可能像原来那样自然地进行了。
昨天，给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打了第十二针。他对这种针剂已经适应了，不再陷入指妄，但他经常感到头痛和虚弱。最主要的是已经搞清楚了他没有生命危险，不消说，那是一家人的一场虚惊。肿瘤已缩小了一半多，而依然留在脖子上的那一部分也变软了，虽然碍事，但没有多大影响，头部已逐渐能自由活动了。剩下的问题只是虚弱。虚弱倒是能够忍受，就这一点来说，甚至还别有乐趣：爱躺多久就躺多久，看看《星火》画报和《鳄鱼》杂志，喝点滋补剂，如果想吃就挑好吃的吃，跟知心人聊聊天，听听收音机——不过这都是回家以后的事。要不是东佐娃医生每次都用手指生硬地在他腋下触摸，像用棍子戳似的，那就只不过是剩下虚弱问题了。她在寻找什么，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月的时间，是能够猜到她在寻找什么的：第二个新的肿瘤。有时她还把他叫到诊室里去，让他躺下，然后摸腹股沟，同样是那么戳得人受不了。
“怎么样，会转移吗？”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安地问。他那由于肿瘤的消退而产生的整个喜悦神情顿时蒙上了阴影。
“治疗的目的正是为了不出现这种情况！”东佐娃摆了摆脑袋。“不过还得打好多针才行。”
“还要打多少针？”鲁萨诺夫吓坏了。
“这要看情况需要。”
（眼生从来不把话说死。）
打了12针他就已经那么虚弱了，面对他的验血单医生们都直摇头，然而还得经受多少针啊？骂也没有用，病还是那么我行我素。肿瘤虽然缩小了，但真正高兴还为时尚早。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日子过得没精打采，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好在啃骨者也老实了，不再嚷嚷和顶撞别人，现在看得出来他已经不装腔作势了，疾病也降伏了他。他愈来愈经常地把头部往下倒垂，眼睛眯缝起来，就那么久久地躺着。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则经常服用头痛药粉，用湿毛巾敷前额，闭上眼睛避光。他们就这样并排躺着，相安无事，躺上几个小时也不发生口角。
在这一期间，宽阔楼梯平台（那个老是离不开氧气袋的小个子病号已从此处被送进了太平间）的上方挂起一幅标语——照例是白字写在长长的红布上：
病员们！不要互相谈论你们的疾病
毫无疑问，用这样的红布，在这样显著的地方，悬挂庆祝十月革命节或五一节的口号会更体面些，不过对于住在这里的病号来说，这一号召也是很重要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已有几次根据它来制止病人说些使人丧气的话。
（总的说来，从国家的角度考虑，比较正确的做法是，不要把肿瘤病人集中在一起，而应该把他们分散在普通医院里，这样他们就不会互相吓唬了，也可以不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这样就更为人道些。）
病房里人员经常变更，但从来没有人进来时高高兴兴的，都是神色沮丧、疲惫不堪。只有已经扔掉了拐棍即将出院的艾哈迈占，经常咧着嘴笑，露出洁白的牙齿，但他只会自得其乐，不善于使别人开心，所以，说不定反而只会引起别人的妒忌。
今天，在那个阴郁的新病人来到之后约两个钟头，时间是灰蒙蒙的下午，大家都各自躺在床上，被雨淋湿的窗玻璃透不过多光亮光，还是在午饭之前人们就想打开电灯，希望夜晚早点来临；就在这时，忽然有一个身材不高、非常活跃的人迈着迅速、稳健的步伐，赶在护土的前面走进了病房。他甚至不是走了进来，而是急冲冲地闯了进来，仿佛他知道这里已整好了队列准备欢迎他，而人们等他都等累了。可是，看到大家都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他十分惊讶地停住了脚步。甚至还吹了一声口哨。于是他带着狠狠责备的意味颇富兴致地说道：
“喂，弟兄们，你们怎么都像落汤鸡似的？你们都能着腿干什么？”虽然他们并没准备欢迎他，可他还是以半军人的手势向大家致意，仿佛是来上了一个敬礼，介绍说：“我是恰雷，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诸多关照！稍息！”
他脸上没有癌症病患者的倦容，而是洋溢着乐观、自信的微笑，于是有几个人对他也报以微笑，其中包括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个月来，鲁萨诺夫都是跟愁眉苦脸的呻吟者在一起，这会儿似乎才算来了个像样的人！
“就这样吧，”他谁也没问，凭着一双敏锐的眼睛看准了自己的床位，马上迈着有力的步伐走过去。这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旁边的一张床，先前属于穆尔萨利莫夫。新来的这位病人走进靠近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床边的通道。他坐到床上，晃了晃身于，床轧轧作响。他下了个断语：“30％可以折旧了。院长用不着逮老鼠。”
他开始安放自己所带的东西，不过也没什么要安放的，两只手里什么也没有，一只口袋里是剃刀，另一只口袋里是一包方整的东西，但那不是香烟，而是一副纸牌，几乎还是新的。他把纸牌掏了出来，手指在上面弹了弹，一双机灵的眼睛望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问道：
“您玩吗？”
“有时也玩玩，’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坦率地承认。
“朴烈费兰斯？”
“很少玩。多半是玩‘傻瓜’。”
“这算不上玩牌，”恰雷严肃地说。“那么什托斯呢？文特呢？扑克呢”
“都不在行！”鲁萨诺夫窘迫似地把手一挥。“当初没时间学。”
“在这儿就能教会您，还用到哪儿去学？”恰雷兴致勃勃地说。“常言道：你不会就教会你，不愿学就逼你学！”
说完他笑了。就他的脸盘来说，鼻子显得太大——这是一个软绵绵、有点发红的大鼻子。但正是因为这个大鼻子，他的脸才显得朴实、使人产生好感。
“没有比玩扑克更有意思的了！”他以权威的口气宣称。“下赌注全凭运气。”
他已不怀疑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会成为牌友，接着就环视四周，继续物色别的人。但附近没有人能使他产生希望。
“我来！我愿意学！”艾哈迈占在背后喊道。
“好，”恰雷表示赞许。“你去找一件东西来，可以当桌子，放在两张床铺之间。”
他转过脸来继续环顾，看到了舒卢宾呆滞的目光，看到还有一个乌兹别克人缠着粉红色的头巾，下垂的胡须有如根根银丝；而就在这时内利她带着水桶和抹布走了进来，准备擦洗地板，可她来得不合时宜。
“噢——噢！”恰雷马上表示赞赏。“好一位大底盘姑娘！喂，你过去在哪儿？我跟你一块儿荡秋千是最合适不过了。”
内利哑撅起厚厚的嘴唇，这样算是她在微笑：
“那又怎么了，现在也不算晚呀。不过你是病号，那怎么行呢？”
“肚皮贴肚皮，什么病都能去，”恰雷把话说白了。“莫不是你见到我就胆怯了？”
“你身上还能有多少男子汉的东西！”内利娘打量着他。
“别担心，足够你消受的！”恰雷使她下不了台。“那就赶快擦洗地板吧，我倒是愿意正面瞧瞧你！”
“瞧就瞧吧，这不收钱，”内利妞十分大方地说，接着就把湿抹布啪的一声扔到头一张床铺底下，弯下腰去擦洗。
这个人也许根本没有病？从外表看他没有病痛的地方，脸上也现不出体内哪儿疼痛。莫非他是靠意志的命令那样硬挺着，以便做出病房里所没有的、但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所应该给自己树立的榜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带着羡慕的目光望着恰雷。
“您是什么病？”他悄声问，不让别人听见。
“我吗？”恰雷抖动了一下身子。“息肉！”
息肉是怎么回事，病人中谁也说不清楚，但往往在这个人或那个人身上会生出息肉来。
“怎么，不感觉到疼吗？”
“正是因为疼我才到这里来了。不是说要切除吗？请吧，有什么好拖延的？”
“那东西长在您什么地方？”鲁萨诺夫还是那么满怀着敬意地询问。
“大概是胃上吧！”恰雷满不在乎地说，脸上还带着笑容。“总而言之，胃得开刀。要切除四分之三。”
他把手掌比作刀子做了个剖腹的动作，同时眯缝起眼睛来。
“那怎么行？”鲁萨诺夫十分惊讶。
“没关系，我能适应的！只要伏特加渗得进去就行！”
“您可真是想得开，挺得往！”
“亲爱的邻居，”恰雷点点头，他那目光率直的眼睛和有点发红的大鼻子显得很和气。“要是不想见阎王，就不应该心情沮丧。病最好少说，少说少烦恼。我劝你也想开点！”
这时正好艾哈迈占拿来了一块胶合板。他们把胶合板放在鲁萨诺夫和恰雷的床铺之间，还挺好，稳稳当当。
“这才有点文化娱乐，”艾哈迈占十分高兴。
“把灯打开！”恰雷发布命令。
灯打开了。气氛变得更加愉快。
“还缺一个人，谁来？”
第四个人似乎还物色不到。
“没关系，您先就那么给我们讲好了。”鲁萨诺夫兴致很高。瞧，他坐在那里，像个健康人似的，两腿垂到地板上。脑袋转动时，颈部的疼痛比以前轻多了。胶合板不过是块胶合板罢了，可是在他看来，简直就是一张小小的牌桌，被天花板上射下来的欢快的强光照亮。红黑花色在纸牌光滑的白色衬底上显得十分清晰醒目。也许，的确应当像恰雷那样对待疾病，说不定那样一来疾病当真会自然而然地好转？干吗要哭丧着脸呢？干吗要老是往坏处想呢？
“那就讲吧，还等什么呢？”艾哈迈占催促道。
“好吧，”恰雷以放电影胶片的速度使全副纸牌从自己那有把握的手指中间过了一遍：不需要的剔到一边，需要的留下。“要用的牌是从95gA。花色的顺序是：梅花、方块、红心和黑桃。”他把每一种花色都叫艾哈迈占看一看。“懂了吗？”
“是的，懂了！”艾哈迈占十分满意地回答说。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把选出来的牌时而弄弯弹响，时而稍稍一洗，继续讲解：
“每人分到手5张牌，其余的放在中央。现在要弄清楚牌的大小和顺序。组合是这样进行的：对子。”他给看了看。“两副对子。顺子——也就是5张牌依次相连。像这样就是。或者这样也是。接下来便是3张同点。再就是富尔……”
“谁是恰雷？”有人在门口问。
“我是恰雷！”
“到楼下去吧，您妻子来了！”
“带没带提兜，您没看见吗？……好吧，弟兄们，暂停。”
他精力充沛、无忧无虑地向门口走去。
病房里静了下来。电灯像晚上一样亮着。艾哈迈占回到了自己床上。内利妞很快就洒了一地的水，大伙都得抬起腿把脚搁到床上。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躺了下来。他总是感觉到那只猫头鹰从角落里投过来的目光——带着指责似的从侧面死死地压迫着他的头部。为了减轻这种压迫，他问：
“您呢，同志，是什么病？”
但是，那个阴郁老头甚至没有迎着问话的人做出任何有礼貌的表示，仿佛那不是在问他。他那泛红的钱褐色的圆眼睛似乎是从鲁萨诺夫的脑袋旁边望了过去。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等他回答，就开始逐张查看手中那光滑的纸牌。就在这时他听到低沉的声音：
“同样的东西。”
跟什么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