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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不会有。手术大夫把胃翻过来一看——什么也找不到，干干净净！而我反正醉了，什么也不知道…再说，你也上过前线，明白这个道理：每逢进攻之前，就发伏特加……你负过伤吗？”
“没有。”
“你运气好…而我负过两次伤：这儿，还有这儿，你瞧两只杯子里又各斟上了100克左右。
“不能再喝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怎么坚决地推辞说。“危险啊。”
“什么危险？是推向你灌输了鬼话，说是危险？……来，吃番茄！啊，多好的番茹！”
说得对，既然开了戒，喝100克银喝200克有什么不同？既然伟人死了也没有人提起，喝200克跟喝250克有什么两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把第二杯也干了，表示铭记主人的盛情厚意。一干到底，就像在忌日宴上一样。他满怀忧伤地撇了撇嘴。随后把番茄往扭曲了的嘴唇中间送。他会意地倾听马克西姆说话，两个人的脑门子几乎碰到了一起。
“嘿，红得多可爱！”马克西姆在发议论。“这里，1000克番茄卖一卢布，要是带到卡拉干达，能卖30卢布。那还抢不到手呢！可要带吧——不行。托运吧——不接受。为什么不可以呢？你倒说说，为什么不可以？……”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激动了起来，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从中看得出他在紧张地思索，探求生活的意义。
“一个穿旧上衣的小人物来到站长面前：‘你，站长，想活下去吗？’站长连忙抓起电话，以为这人是要来杀害他……可是这个人却在站长办公桌上放了3张100卢布的钞票。‘为什么不让带？’他问。‘为什么说“那不行”？你要活，我也要活。你就吩咐他们把我的那批番茄作为行李托运好了！’就这样，帕按，生活胜利了！一列运行的火车，名义上是‘客车’，而实际上运的全是番茄：行李架上是番茄筐，行李架下也是番茄筐。给列车员一点小费，给检票员一点小费。出了路局的管辖范围，便是另外一些检票员了，那就对他们也表示点小意思。”
鲁萨诺夫已感到晕乎乎了，浑身发热，此时疾病已被压倒。但是马克西姆所说的事情，似乎不大对头……协调不起来……岂不违背…，
“这是背道而驰！”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固执地说。“为什么要这样呢…·该不好……”
“不好？”恰雷感到惊奇。“那你尝尝这种不威不淡的脑番茄！还有这鱼子酱，也来点…在卡拉干达，石墙上刻着大字：‘煤就是粮食’。不消说，这是指工业粮食。可是人们要吃的番茄却没有。要不是会做生意的人往那里运，那就一点也不会有。人们花25卢布抢到一千克，还要说一声谢谢。这样总算看到了番茄，否则连影儿也见不到。在卡拉干达那里，人蠢到什么程度，你简直无法想像！他们找了一些警卫、打手，不是派他们去装几十车皮的苹果往自己那里运，而是把他们分布在草原上把守各条路口——要是有人往卡拉干达运苹果，就拦下来。不许通过！他们就那么一直把守着，这些蠢货！……”
“怎么，你就是干这种生意的？你？”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有点噢丧。
“怎么会是我呢？我么，帕抄，不是带箩筐跑单帮的。我是带公文包的。是带小小的手提箱的。有的少校、中校出差证快到期了，就去敲售票处的窗口，可是车票却弄不到！根本弄不到票！！……我可从来不去敲那儿的窗口，却总是能弄到车票。我知道，在哪个车站上要弄到票就得去找烧开水的，在哪个车站上就得去找行李寄存处。你要知道，帕沙，生活永远都是占上风的！”
“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广
“我的工作，帕沙，是技术员。虽然我没在技术专科学校毕过业。我还当经纪人。我干工作就是为了口袋里装得满满的。哪儿没有油水了，我就离开那里。懂了吗？”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似乎觉察到，事情不是那么对头，甚至有点儿偏离了方向。然而，他是那么好、那么爽朗的一个自己人，也是一个月以来第一次遇到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忍心得罪他。
“不过，这样好吗？”他只是试探。
“好，很好！”马克西姆让他宽心。“你吃这小牛肉。一会儿咱们再把你的糖渍水果干掉。帕沙！咱们在世上只能活一次，为什么不过得好点呢？应当过得快活，帕沙！”
这一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能不同意，这是很有道理的：在世上只能活一次，为什么不过得好点？只不过……
“你知道，马克西姆，这是不合法的……”他婉转地提醒对方。
“怎么说呢，帕抄，”马克西姆同样坦诚地回答，一只胳膊搂住他的肩膀。“这个问题在于从什么角度来看。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
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可有的地方喜欢长鸡巴！……”
恰雷说完便哈哈大笑，还直拍鲁萨诺夫的膝盖，鲁萨诺夫也忍不住笑得身子发抖：
“想不到你连这样的诗也知道…暗，马克西姆，你还是个诗人啊！”
“那你是干什么的？你做什么工作？”新朋友向他打听。
不管他们搂着肩膀谈得多么投机，此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还是情不自禁地端起了架子：
“总的来说，我是搞人事工作的。”
他说得比较谦虚。事实上当然还要高些。
“在什么地方？”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了在哪儿。
“听我说！”马克西姆大为高兴。“有一个很好的人得安排个工作红包儿’，你放心，按规矩办事！”
“你说什么呀！你这是想到哪儿去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生气了。
“怎么叫想到哪儿去了？”恰雷感到惊讶，他眼睛里又开始颤动着探求生活意义的那种目光，只是由于酒喝多了而变得有点模糊。“要是人事干部不接受‘红包儿’，那他们靠什么过日子？靠什么养活孩子？访问，你有几个孩子？”
“这报纸您看完了吧？”在他们头顶上方响起了低沉的、令人不快的声音。
这是猫头鹰从角落里走了过来，一双浮肿的眼睛不怀善意，病号长衫的衣襟敞开着。
原来报纸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坐在身下，有点弄皱了。
“拿去吧，请拿去吧！”恰雷应道，一边从鲁萨诺夫身下把报纸往外抽。“你抬抬屁股，帕沙！拿去吧，大叔，别的东西我不敢说，这玩意儿我们舍得给。”
舒卢宾绷着脸接过报纸就想回去，但这时科斯托格洛托夫把他留住了。就像舒卢宾默默盯着别人那样，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开始对他仔细打量，此时则看得尤为真切和清楚。这个人可能是谁？为什么他的脸是那么不同寻常？
科斯托格洛托夫此刻以递解过程中见面第一分钟就可以向任何人提任何问题的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从半倒悬的仰卧状况下问道：
“大叔，您倒是干什么工作的？”
舒卢宾不只是把眼睛，而是把整个头部都转向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又盯着他。一边盯着不放，一边又似乎用脖子奇怪地画了个圈，好像他觉得领口太紧，但事实上他的内衣领口很宽敞，根本不可能妨碍他。突然，他回答了问话，没有置之不理：
“图书馆管理员。”
“是在什么地方？”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迟疑，赶紧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在农业技术专科学校。”
不知为什么——想必由于他那目光的冷酷，由于他在角落里像鸿鸣一样保持沉默，鲁萨诺夫就是想羞辱他一下，教训教训他。也或许是伏特加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使他嗓门很高、态度很轻率地喊道：
“毫无疑问，不是党员峻？”
猫头鹰那淡褐色的眼睛转向了鲁萨诺夫。眼睛眨巴了一下，似乎以为听错了。又眨巴了一下。这时，他突然开口了：
“恰恰相反。”
说罢，就向房间的另一端走去。
他迈起步来似乎不太自然。大概有什么地方使他感到擦病或刺痛。他加快了步子，病号长衫的前襟向两边敞开，身体有点笨拙地前倾，样子像一只大鸟——翅膀被剪得参差不齐，为的是使它无法振翅高飞。
第二十四章 输血
科斯托格洛托夫坐在花园长椅下面的一块石头上晒太阳，两条穿靴子的腿笨拙地盘着，膝盖几乎碰到地。两只胳膊像鞭子似的垂到地上。没戴帽子的脑袋耷拉着。他就那么坐着晒太阳，身穿灰色的病号长衫，敞着衣襟——他一动不动、折弯腰似的样子就像这块灰色的石头。他的一头黑发和背部已被烤得发烫，可是他依然坐在那里，动也不动，接受阳春3月的温暖——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他可以这样莫名其妙地坐上很久，从阳光中补充他过去在面包和菜汤中所得不到的东西。
从旁边来看，甚至看不出他的肩膀还随着呼吸一起一伏。然而，他的身子也不向哪一边倾斜，似乎保持着平衡。
楼下的一个胖护理员，就是当初要把他从走廊里撵走以免破坏无菌状态的那个高大的女人，特别喜欢嗑葵花籽儿，此时在小径上悠闲自在地嗑了几颗，走到科斯托格洛托夫跟前，用市场上招待顾客似的热情声调招呼他：
“喂，他大叔！你听见了吗，他大叔！”
科斯托格洛托夫抬起头来，迎着阳光脸上堆起了皱纹，他带着扭曲了的眉头眯缝着眼睛打量着她。
“到换药室去，大夫叫你。”
他是那么习惯地坐在那里，像一块晒热了的化石，没有一点想动弹的愿望，实在不想站起来，仿佛是被叫去做他所痛恨的苦工。
“哪个大夫？”他嘟哝了一句。
“哪个要你去，哪个才叫你！”护理员抬高了声音。“我可没有义务在园子里到处找你。就是说，走吧。”
“我并不需要换什么药。肯定不是叫我，”科斯托格洛托夫还是赖着不走。
“是叫你，是叫你！”说话之间护理员嗑了几颗瓜籽儿。“像你这样的长脚仙鹤还能跟谁搞错了？这样的宝贝，我们这里就你一个。”
科斯托格洛托夫叹了口气，伸直了两腿，随后支撑着身子，一边呻吟一边站起来。
护理员不以为然地瞧着他：
“老是走来走去，不注意保养精神。得好好躺着才是。”
“哎哟，你可真是个阿姨，”科斯托格洛托夫叹了口气。
他沿着小径蹒跚地走去。腰上没束皮带，驼着个背，没有半点军人的仪表。
他朝换药室走去，准备迎接一件什么新的不愉快的事情，并把它顶回去，至于是什么事情，他自己也还不知道。
在换药室里等他的不是10天前就接替了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的埃拉·拉法伊洛夫娜，而是一个年轻的胖乎乎的女人。说这个女人面色红润还远远不够，她的面颊简直是火红的，显得那么健康。科斯托格洛托夫是第一次见到她。
“您姓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刚到门口，她就冲着他问。
虽然阳光已不直射眼睛，但科斯托格洛托夫还是那么眯缝着眼睛瞧人，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他急于了解和判断的是究竟要干什么，而不是忙着回答。有时候需要隐姓埋名，有时候还需要撒谎。他还不知道这会儿该采取什么对策。
“嗯？您姓什么？”胳膊圆鼓鼓的那个女医生又问了一遍。
“科斯托格洛托夫，”他勉强承认了。
“您跑到哪儿去了？快脱衣服！到这边来，躺到台子上！”
科斯托格洛托夫这会儿才一下子全想起、全看见、全明白了：原来是要给他输血！他忘了这是在换药室里进行的。但是，第一，他仍然坚持原则：别人的血不要，自己的血不给！第二，对这个精力充沛的小姐儿们他信不过，她本人就好像喝足了献血者的血。滚加走了。又是新医生，而新医生有另一套习惯，会出新的差错，谁会相信这种没有任何常规的、走马灯式的鬼名堂？
他绷着脸脱去病号长衫，想找个地方挂起来（护士指给他看挂到哪儿），其实心里在找借口拒绝输血。长衫挂好了。上衣也脱下来挂好了。靴子推到角落里（在楼下这里有时候也可以穿着鞋）。他光着脚在铺着干净漆布的地板上走过去，躺在一张高高的、铺得比较软的台子上。他还想不出借口来，但他知道马上就能想出来。
台子上方亮闪闪的不锈钢支架上挂着输血器械：橡皮管和玻璃管，其中一只玻璃管里有水。这个支架上有好几个可以用来插各种容量的玻璃瓶子的圈：有500毫升的，有250毫升的，有125毫升的。一只125毫升的瓶插在圈中，里面略带褐色的血浆一部分被写着血型、献血者姓名和献血日期的标签遮住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眼睛习惯于捕捉不该看的一切，他利用爬上台子的那一会儿工夫，已经把标签上写的什么都看清楚了。这时他并不把头靠到润头的地方，却马上就此做起文章来：
“畸——嘿！2月28号！是陈血。不能输。”
“您是怎么考虑的？”女医生恼怒了：“什么陈血新血的，您对于血液保藏懂得什么？血液可以保存一个月以上！”
她一生气，使本来就已很红的脸变成了紫红色。裸露到肘弯的胳膊丰腴而白里透红，但皮肤上有一些粉刺粒儿，不是由于寒冷引起的鸡皮疙瘩，而是天生就有的。不知为什么正是这些粉刺粒儿使科斯托格洛托夫拿定了主意，决心不让输血。
“把袖子卷上去，手臂放松！”女医生向他下令。
她已经干了一年多的输血工作，不记得还有哪个病人不是多疑的：每个人都摆出那种架式，仿佛他是伯爵血统，生怕被别人的血搞混。病人们必定会眼睛瞅着瓶子，声称颜色不正，血型不对，日期太久，是不是大凉或太热，是否凝结，而有的干脆说：“你们要给我输的是坏血吧？”——“为什么说是坏血？”——“那上面明明写着，‘切勿动用’。”——“那是因为原先已经指定给一个人输的，后来没有必要再输了。”即使病人勉强同意输血了，嘴里还在嘀咕：“反正这血的质量不好。”全凭坚强的毅力她才得以摧毁这些愚蠢的疑虑。何况，她总是得抓紧时间，因为一天要在好几个地方输血，给她规定的工作量相当大。
但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这所医院里已经看到过因输血而造成的胳膊血肿，也看到过输血之后造成的恶寒颤栗，因此，无论如何也不愿信赖这对不耐烦的、长着粉刺粒儿的淡红色的丰满手臂。对他来说，自己的血，纵使遭到爱克斯光的破坏变成滞缓的病血，也毕竟比补充进来的新血更宝贵。自己的血将来总会复元。如果由于血液情况不好，院方提前停止治疗，那就更好。
“不，”他阴郁地表示拒绝，既不把袖子卷起来，也不使手臂放松。“你们那是陈血，而我今天也不大舒服。”
他明明知道任何时候都不该一下子提出两条理由，而是只提一条，可他却两条理由同时脱口而出。
一现在就给您量血压，”医生没有被难倒，护士也已经把血压计给她拿来了。
这位女医生是新来的，护士则是这儿换药室的，不过奥列格跟她没打过交道。护土可说是个小姑娘，但个子挺高，肤色有点儿黑，眼睛的轮廓有点像日本人。她的头发梳成一种极其复杂的样式，护士帽也罢，甚至三角巾也罢，都无法将这发型遮住，因此，这座发塔上的每一道飞檐，每一终卷发都被耐心地用一条条绸带绷了起来，这就是说，她大约需要提前15分钟上班才来得及缠好。
这一切跟奥列格全不相干，但他颇有兴趣地端详她那白色冠冕，竭力想像这姑娘除去了绷缠的绸带发式是什么样儿。这里的主要人物就是这位女医生，必须跟她斗，毫不迟疑地提出异议，找借口推托，可他却在打量眼睛轮廓像日本人的姑娘，耽误时间。跟任何年轻女子一样，仅凭年轻这一点，她身上就包含着一个谜，每一走步都带有这个谜，每一回首都意识到这个谜。
其时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手臂已被一条黑蛇似的橡皮管扎紧，测量的结果表明，血压是适宜的。
他正欲开口说出不同意输血的下一个理由，忽然门口有人来叫女医生去接电话。
她愣了一下，走了出去。护士把黑色的橡皮管装进了匣子，而奥列格还是那么脸朝上躺着。
“这医生是从哪儿来的，嗯？”他问。
这姑娘声音的旋律也都跟她内涵的谜有关，她也感觉到这一点，所以一边倾听自己的声音一边说：
“从输血站来的。”
“可她为什么把陈血拿来？”奥列格想从这姑娘那里哪怕是探探口气。
“这不是陈血，”姑娘平稳地转过头去，顶着冠冕在室内走。
这姑娘完全有把握地认为，凡是她需要知道的她都知道。
也许，这的确是如此。
太阳已转到换药室这一边。虽然阳光并不直接射到这里来，但两扇窗子被照得十分明亮，还有一部分天花板被投上了不知由于什么东西而反射过来的一大片光影。屋子里很亮堂，而且整洁、安静。
呆在这屋子里倒是不错。
奥列格看不见的那扇门开了，但进来的是另一个人，不是刚才的那个女医生。
来者几乎没有发出囊囊的脚步声，没有用鞋跟跺地的轻重会显示自己的个性。
不过，奥列格却猜到了。
除她以外，没有别人这样走路。这屋子里就缺少她，只缺她一个人。
感加！
是的，是她。她进入了他的视野。她是那么自然地走了进来，仿佛刚从这里出去了一会儿。
“您这是到哪儿去了，感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奥列格露出了笑容。
他没有大声嚷嚷，而是轻轻地、高兴地问了这么一句。他也没有试图坐起来，虽然没有被缚在台子上。
屋子里变得彻底明亮、整洁、安静了。
薇加自有自己的问题要问，也是笑眯眯地说：
“您在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