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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又看，赞了又赞。他很有耐心，不好胜争强，随时准备听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对他讲什么，从来也不反驳。关于工作，可想而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是不能在这里多讲的，但是关于自己衷心喜爱、不久就会回到那里去的家，为什么不可以详详细细地谈呢？这方面没有什么机密，费德拉乌当然愿意听听别人是怎么舒舒服服生活的（将来大家都会有那样的生活）。一个人过了40岁，根据他的住房就完全可以判断出他的贡献。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分作几次娓娓道来，谈及他的住房的布局和陈设，第一间席二间、第三间如何如何，阳台是什么样的，有哪些设备。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记性很好，他清楚地记得每一个立柜、每一张沙发是在何时何地。花多少钱买的，都有什么优点。他尤其详细地向这位邻床的病人介绍了自己的洗澡间，用什么材料铺地面、什么材料贴墙壁，介绍瓷砖的踏脚板、放肥皂的小台、枕脑袋的圆凹口、热水龙头、淋浴装置、挂毛巾的装置。这一切可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这就是生活的组成和存在，而存在决定意识，应当使生活愉快。舒适，这样也就会有正确的意识。正如高尔基所说：健康的头脑寓于健康的体魄。
头发和眉睫谈得几乎没有颜色的费德拉乌，听着鲁萨诺夫动人的叙述，简直目瞪口呆，从来不顶嘴，甚至在缠着绷带的脖子允许的范围内连连点头。
这个沉静的人虽然是日耳曼血统，虽然是个流迁者，却可以说是个相当体面的人，跟他在病房里作邻居倒还可以。要知道，这个人形式上还是个共产党员呢。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曾以其直截了当的一贯作风当面对他这样讲：
“把你们流放，费德拉乌，乃是国家的需要。您懂吗？”
“我懂，我懂，”费德拉乌带着不能弯曲的脖子直哈腰。
“要知道，当时不这样做不行。”
“当然，当然。”
“对于国家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应当正确理解，其中也包括流放。无论怎样，您应当珍惜这一点：可说是还保留了您的党籍。”
“那还用说！当然……”
“而党内职务您过去不是也没担任过吗？”
“没有，没担任过。”
“一直是普通工人？”
“一直是机修工。”
“我也曾经是个普通工人，可是您瞧，后来怎样被提升了！”
他们还详细地谈到各自的子女，原来，费德拉乌的女儿亨里埃塔已在州立师范学院念二年级了。
“啄，您想想！”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惊讶地说，简直是感慨万千。“‘这可是应当珍惜的：您虽然被流放，女儿却照样上大学！在沙俄时代谁能做这样的梦想！没有任何阻碍，不受任何限制！”
这时亨里希·雅各博维奇第一次表示了不同意见：
“只是从今年起才取消了限制。过去必须监督处许可才行。大专院校曾多次把报考材料退了回来，说什么考试成绩不合格，可谁能到那里去查对！”
“毕竟您的女儿在上大学二年级！”
“您哪里知道，她篮球打得很好。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录取了她。”
“不管是由于什么而录取的，总得讲点公道话嘛，费德拉乌。何况从今年起限制已完全取消了。”
总的说来，费德拉乌是在农业部门工作，而鲁萨诺夫是在工业部门工作，他对费德拉乌进行辅导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现在，有了一月全会的决议，你们的工作一定会大有起色，”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善意地开导他。
“这毫无疑问。”
“因为在各拖拉机站的业务区建立指导小组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这一措施定能解决问题。”
“是的。”
但光说“是的”还不够，应当好好领会，于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又向这位容易说通的邻居仔细解释，为什么拖拉机站在建立了指导小组之后会变成坚强的堡垒。他还同费德拉乌讨论过共青团中央号召栽种玉米的问题，谈到青年们今年怎样大抓玉米，这也将使农业的整个面貌从根本上改观。从昨天的报纸他们读到关于改变农业计划制订办法的消息——现在他们又有许多话题可谈了！
总之，费德拉乌是个很好的邻居，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有时干脆读报给他听。有些消息，要不是在医院里闲得无聊，他自己是不会逐字阅读的。例如：关于为什么在没有同德国缔结和约之前不能同奥地利缔结和约的声明；拉科西在布达佩斯的讲话；反对可耻的巴黎协定的斗争怎样燃烧起来；在西德对那些曾参与集中营暴行的人的审判如何敷衍塞责、姑息纵容。有时他还把多得吃不了的自备食品请费德拉乌哈，也把医院的伙食分一部分给他。
然而，尽管他们交谈的声音很轻，却总觉得拘束，因为他们的谈话显然始终都被舒卢宾听到了，——这只猫头鹰就坐在费德拉乌的邻床上，默然不语，动也不动。自从这个人来到病房里，你任何时候都忘不了他的存在；他那沉得抬不起来的眼睛正在盯着什么，耳朵显然什么都听得见；如果他眨巴眼睛，说不定是表示反对。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来说，他呆在那儿就构成了一种经常性的压力。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曾试图引他开口，了解一下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或者让他说说自己得的什么病，但是舒卢宾只是回答寥寥几句丧气的话，甚至认为没有必要谈自己的肿瘤。
他要是坐着，也总是处于某种紧张的状态，不像一般人那样坐着休息，而是坐在那里练功，就连舒卢宾的这种紧张的坐相也使人感到他时刻怀有戒心。有时他坐得累了，就站起来，但他走路似乎也疼，一瘸一拐地走上几步就停下来站着，一站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动不动，这同样是异乎寻常、令人感到压抑的。况且舒卢宾还不能站在自己床前——那会把门挡住；在通道上也不能站——会妨碍别人走路。因此他看中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窗子和扎齐尔科的窗子之间的墙壁。他站在那里，居高临下，像敌人的哨兵似的临视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一切：看他吃了什么，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只要他的背靠到那边墙上，他就会在那里站很久很久。
今天巡诊后他就这样站着。他站在奥列格和瓦季姆视线的交接点上，像墙壁上凸出的～座浮雕。
奥列格与瓦季姆，虽然床位的安置方式使他们两人的目光经常相遇，但互相交谈不多。首先，两人都感到恶心，多余的话根本不想说。其次，瓦季姆早就向所有的人声明过：
“同志们，靠说话去使一杯水变热的话，声音不大，得两千年，而大喊大Pn，也得75年。这还必须以热量不从杯子里散发为前提，请各位想一想，东扯西拉的闲聊究竟有什么好处？”
更何况他们每人都向对方说过一些使其不快的话，也许并非故意。瓦季姆对奥列格说：“就该斗争！我不明白，你们在那边为什么不斗争。”（这话说得有道理。但奥列格还不敢开口讲他们是怎么进行斗争的。）奥列格则对瓦季姆说：‘她们那么舍不得金子是要留给谁？你父亲为祖国献出了生命，他们为什么不给你？”
这话说得也有道理。瓦季姆自己也愈来愈经常这样想，这样问。但是从旁人口中听到这个问题却不好受。一个月以前他还认为妈妈的奔波是多此一举，利用父亲的功劳要求照顾是难为情的。但现在，他带着一条好像被捕兽器夹住的腿，却渴望妈妈打来电报告诉他好消息，他一直在卜算，希望妈妈能如愿以偿！靠父亲的功劳而得救诚然受之有愧，但是凭本人的才华得救却完全理直气壮，只不过分配金子的人不可能知道他的才华。怀着尚未震世和难以抑制的才能是痛苦的，仿佛是欠下了债务，而未能使才能放出异彩、壮志未酬离开人世，简直比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比这间病房里其他任何人的死都悲惨得多。
一种孤独感在瓦季姆的血液里搏动和颤栗，倒不是因为妈妈或加利亚不在他身边，没有人来看望他，而是因为周围的人也罢，医务人员也罢，掌握着他的命脉的人也罢，都不知道活下去对他来说比对所有其他的人是多么更为重要！
这个想法像锤子似的在他头脑里敲个不停，从希望到绝望，以致他无法领会自己正在阅读的书的内容。他读了整整的一页，却猛然发现什么也没有读懂，脑袋发沉，再也无法像山羊跑坡一般顺着别人的思路驰骋。他对着书本发呆，旁人看来他在读书，其实并没在读。
腿被夹住了，整个生活也跟腿一起被拖住了。
他这样坐着，舒卢宾则站在他床旁的墙边，忍受着疼痛，默然不语。科斯托格洛托夫也默默地躺着，脑袋从床边往下耷拉。
就这样，他们像童话里的3只座董，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沉默。
奇怪的是，恰恰是他们3人中最能保持沉默的舒卢宾忽然问瓦季姆：
“您确信不是在自找苦吃吗？这一切对您有什么用？为什么非要这样呢？”
瓦季姆抬起了头。他那一双近乎乌黑的眼睛打量着老头，似乎不相信这长长一串问话是从他口中吐出来的，说不定问题本身也令人惊讶。
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奇怪的问题是他听错了或者不是这老头子提出来的。老头那圆鼓鼓的发红的眼睛好奇地斜瞅着瓦季姆。
瓦季姆是知道该怎样回答的，但不知为什么他感觉不到通常那种一触即发的冲动，不急于作出反应。他的回答似乎有气无力，声在不高，意味深长：
“这事儿有意思。我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思的。”
不管内心怎样焦躁不安，不管腿怎样疼痛难忍，不管那致命的8个月怎样流逝，瓦季姆还是在克制忍耐中找到快慰，只当任何人头上都没有笼罩愁苦，只当他们是在疗养所，而不是在癌症楼。
舒卢宾低着头凝视地板。后来，在躯干保持不动的情况下，他做了一套奇怪的动作：脑袋转圈儿，脖子则按螺旋形扭动，好像要把脑袋甩掉，可又办不到。他说：
“‘有意思’——这不成其为理由。做生意也有意思。赚钱。数钞票、置产业、盖房子、添家具——这一切也都有意思。按这种解释，科学并不比一系列唯利是图、极不道德的行径高尚。”
一种奇怪的观点。瓦季姆耸了耸肩膀：
“不过，要是我的确认为有意思呢？要是我的确认为没有比这更有意思的事情了呢？”
舒卢宾把一只手的手指伸展开——它们自己发出了咯吱声。
“如果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您永远也创造不出任何合乎道德的东西来。”
这倒真是彻头彻尾的奇谈怪论。
“而科学本来就没有义务创造精神财富，”瓦季姆解释说。“科学创造的是物质财富，为此人们才支持它。访问，您是把哪一种称为合乎道德的呢？，，
舒卢宾闭上了眼睛，好半天才睁开。之后又来一次。他侵吞吞地说：
“能使人的灵魂相映生辉的那种。”
“科学正是那样带来光明的，”瓦季姆微微一笑。
“但不是带给灵魂！……”舒卢宾伸出一个指头摇了摇。“既然您说‘有意思’，可您有没有走进集体农庄的养鸡场去待过5分钟？”
“没有。”
“那就请您想像一下：一个又长又矮的棚子。里面很暗，因为窗户就像几道缝隙，还带有铅丝网，防止鸡往外飞。一名女饲养员要管2，500只鸡。棚里是泥地，而鸡老是又啄又刨，空气里的灰尘之多，简直需要戴防毒面具。她还得从早到晚把极不新鲜的小鲜鱼放在没有盖的大锅里煮——不消说，散发的尽是臭味。没有人替她的班。夏天从凌晨3点直干到天黑。才对岁的她，看上去有50岁。您觉得这个饲养员的工作有意思吗？”
瓦季姆十分惊讶，皱了皱眉头：
“可我为什么要考虑这个问题？”
舒卢宾伸出一个指头指着瓦季姆：
“做买卖的人也是这样想的。”
“正是由于科学不发达，饲养员才吃这样的苦，”瓦季姆找到了有力的论据。“只要科学发达，所有的养鸡场都会非常漂亮。”
“在科学发达之前，您不是每天早晨都往煎锅里打3个鸡蛋吗？”舒卢宾闭上了一只眼睛，用睁着的另一只看人，这样就更使人感到不快。“在科学还没发达到那种程度之前，您是否愿意到养鸡场去工作一段时间？”
“这不会使他觉得有意思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处于倒悬状态发出粗鲁的声百。
鲁萨诺夫以前就发现舒卢宾在讨论农业问题时表现出十分自信，因为有一次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就谷物问题阐述什么道理，舒卢宾插进来对他作了纠正。现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来刺一下舒卢宾：
“您莫不是毕业于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
舒卢宾浑身一抖，向鲁萨诺夫转过头去。
“不错，是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毕业的，”他感到惊讶地加以确认。
刹那间，他趾高气扬，现出神气十足的样子，但接着就又驼着个背，犹如一只被剪去翅膀的鸟，飞又不像飞，还是和原来一样动作笨拙地一瘸一拐向自己的床铺那里走去。
“那您为什么去当图书管理员呢？”鲁萨诺夫得意洋洋地追问了一句。
但舒卢宾已不再搭话了。他缄默不语，像个树墩。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对那些在生活道路上不是向上、而是往下走的人，从来都不尊重。
第二十八章 处处是单数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刚回到医院里，科斯托格洛托夫就断定，这是个有实干精神的男子汉。由于无所事事，在巡诊时奥列格便细心观察他。显然，这项小帽子扣在头上时他是从来不照镜子的；这双手臂长得出奇，有时握成拳头插进前面不开襟的白大褂口袋；这嘴角的收缩，似乎想吹口哨；尽管他看上去力气很大而又十分威严，但在跟病人谈话时却很风趣——这一彻使科斯托格洛托夫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想跟他谈谈，向他提几个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此地的女医生当中谁也不能或不想回答的。
但是这些问题没有机会向他提出，因为巡诊的时候，列夫·列昂尼多维奇除了自己的手术病人谁也不理，经过照光病人的床位时只当那里空着；在楼梯上和走廊里任何人跟他打招呼，他都只是微微点个头，但脸上始终摆脱不了心事重重的表情，而且他总是来去匆匆。
有一次，在谈起一个干了什么事而先是抵赖、后来承认的病人时，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呵呵笑道：“到底改7宗！”这就更触动了奥列格。因为这个词儿的这层意思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也不是任何人都会用的。
近来，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医院里徘徊比过去少了，同外科主任相遇的机会就更少。但是有一回他亲眼看见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打开手术室隔壁一间小屋锁着的门走了进去，这意味着那里肯定没有别人。于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敲了敲涂了色的玻璃门，把它打开。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刚刚来得及在屋子中间推——一张桌子跟前的凳子上坐下，但已经在写着什么。他侧身而坐的姿势意味着他不打算在这里待得太久。
“是您？”他抬起头来，好像并不感到奇怪，其实脑子里还在考虑下面再写什么。
大家任何时候都没有空！性命攸关的问题需要在一分钟内做出决定。
“对不起，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科斯托格洛托夫倾尽自己所能，努力做到彬彬有礼，这种表情是他所独有的。“我知道您很忙。可是除了您，我实在没人可以请教……只占用您两分钟的时间，可以吗？”
外科医生点了点头。他还在考虑自己的事，这很明显。
“由于……对我正在采取激素疗法，肌肉注射合成雌酚，剂量为……”科斯托格洛托夫采用他引以为荣的做法：用医生的语言、学医生的一丝不苟同医生谈话，以此唤起对方对他的开诚布公。“我想了解的是：激素的作用是否有积聚性？”
接下来的时间已不由他掌握了，他默默地站在那里，俯视坐着的外科医生，由于自己身材细长而显得有点佝偻。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皱紧了额头，渐渐把注意力转过来。
“不，不会的，看来不应当有，”他回答说，但口气并不干脆。
“可我，不知怎么的，觉得有积聚性，”科斯托格洛托夫继续往下问，仿佛他希望有积聚性，再不然就是对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不怎么相信。
“不，不会的，不应当有，”外科医生还是那么回答，没有把话说绝，也许因为这不属于他的领域，也许因为他还没来得及使思想从别的事情上转过来。
“我迫切需要了解，”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眼神和口气似乎带有威胁的味道，“经过这种疗程，我是否会完全丧失……咯……这么说吧，涉及女人问题的那种机能？……还是仅仅在一定时期内如此？打过去的这些激素会不会离开我的身体？还是永远留在我体内…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也许可以采用注射同性激素的方法去消除……”
“不，我不主张这样做。不可以。”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望着这个头发黑而蓬乱的病人，但首先看到的是他那道引人注目的伤疤。他想像这道砍痕刚出现时的样子，想像如果这是刚刚送到外科的一例外伤该怎么办。“可您问这干什么？我不理解。”
“您怎么不理解呢？”倒是科斯托格洛托夫不理解这里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也许，这位忠于医生职守、有实干精神的人，只能劝病人从命？‘它不理解吗？”
这已经超过两分钟的时限，也超出医生同病人之间的关系了，但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却带着立刻为科斯托格洛托夫所注意到的那种谦虚态度，突然压低了声音，不打官腔，像对老朋友似地说：
“听我说，难道生活的花朵全在娘儿们身上？……要知道，这种事总会使人极其腻烦�